在民政部门的离婚登记处，前来登记离婚的老年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他们有不同于年轻人离婚的原由：赌气、性格不合、闪婚闪离，甚至买房。更多的是，自己年龄大了，子女成年了，真的不想将就了。

　　“姐姐我想你了”。“快来给我点个红心。”
　　前段时间，“假靳东”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骗子利用“换脸术”伪装成靳东，引得六旬女子闹离婚嫁靳东。乍看，这是一起单一网络诈骗事件，背后却隐藏着一条运作许久的假“明星号”产业链。假靳东只是其一，还有假马云、假刘恺威等，他们只需输入一段酷似明星声音的语音，便能引得五六十歲的阿姨们为他们“一掷千金”。
　　按理说，像这样经不起推敲、难以站稳脚跟的低级骗术，不该有如此多的受害者。上当受骗本质上瞄准的是当下社会老年人情感缺口的真实现状，击中的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心理痛点：缺少温暖，缺少关爱，情感无所依托。
　　上海作为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截至2019年，上海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18.12万人，其中，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较往年增加12.46万人，占比提升至15.0%。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黄浦区心理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做志愿者期间，分享了一个特殊现象：在民政部门的离婚登记处，前来登记离婚的老年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他们不同于年轻人离婚的多数原由：赌气、性格不合、闪婚闪离，甚至买房。更多的是，自己年龄大了，子女成年了，真的不想将就了。

　　孤独、总被忽视、自由、不想将就、难以启齿、被人误解.....成为他们口中提到最多的字眼。
　　《新民周刊》走访了沪上相亲角、街道社区、心理站点，采访了十几位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他们当中，有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社区志愿者、心理专家，试图通过不同的切面，倾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隐秘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宜家相亲角里的秘密

　　11月的上海，天气有些微凉，徐汇宜家米白色的桌椅上，坐满了人。别以为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冲着宜家的产品而来，二楼餐厅还有另外一个特殊功能——相亲角。没错，周二，是大家约定俗成的相亲日。相亲活动，没人组织，没人牵头，自发自愿，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每周二周四，来自上海各个小区、街道、弄堂的老人闲暇时汇聚到这里，有人聚会、有人约会，有人只是路过围观。
　　穿行在人群中，有阿姨正两手举着蛋筒，笑盈盈地走来;有的喝完一杯咖啡，又起身续杯，接着继续桌前谈笑风生;有的不想凑热闹，靠着人少的窗边高脚椅坐下，和同行闺蜜默默聊天。乍一看，阿姨爷叔没什么特别，但仔细端详，穿着打扮上是暗自用力了的。60岁出头的阿姨李淑芬（化名），今天的装扮是高脚靴搭配小香风外套。
　　大家的“dresscode”（着装标准）参照的是上海请客吃饭的重要场合，在这方面我完全不输别人。倒不是说硬要做什么比较，父母从小教育的理念是，出门精致打扮，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我也一直这样做的。今早出门，女儿帮我挑选了小香风的黑白格外套加短裙，绑带高脚靴我从没穿过，但没想到穿上后特别有气质。
　　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几年前，老伴突发意外离世，我白天参加社团、跳舞，但到了晚上，心理防线就彻底崩了，任由悲伤一点点把我吞噬。女儿陪了我大半年，但她有工作，有家庭孩子，我想，我总不能一直这样拖累她们。去年，小区里的老姐妹告诉我，这里有个相亲角，我本能地拒绝了。相亲这档子事，对我来说，还挺难以启齿的。
　　第一次来是女儿做我的思想工作，和小区四个单身老姐妹坐了五站地铁，权当聚会找人聊天，叹叹苦经。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并不抱什么希望。旁边的空位置上，一直有爷叔来打招呼，但我三言两语就能把这个人判断个七七八八。品行很重要，人一定要规规矩矩，谈吐嘛，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总之在择偶这件事上，我挺“爱憎分明”的。
　　有位身高1米8个头的爷叔看上去文质彬彬，性格也不错，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换到窗边的高脚椅坐下。他赶忙一路小跑，到点餐窗口，端来了意大利面、菠萝包、咖啡给我吃。我们聊得比较开心，他也有女儿，我俩的退休工资都在四五千块，够养活自己。你问我是否能成，做决定这件事，对我来说，有点难。
　　再结婚是大事，不是谈谈就能成的。一方面，我要顾及街坊邻居的看法，很多人对老年人追求情感这事，有偏见，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受不了。另一方面，两个家庭，总归还是要征求下儿女的意见。我嘛，不强求，随遇而安，找到一个排解孤独的出口，就算达到目的了。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相亲角在宜家？交通便利，不间断的空调，还是干净的共享空间，有人撰文评论似乎道出了原由：这里模糊了消费者和“白相人”的身份认知，又混杂在年轻顾客中，降低了老年婚姻中的年龄因素。
　　这种相互认识但不深交的弱关系网络，并不牢靠，但我们又无法将它忽视，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相亲，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选项，在人生孤独的晚年，当你走出家门，结识了一大批群体，这件事本身，就足够精神上的莫大支持。
　　70岁独居上海“老克勒”王新谷（化名），四年来几乎每周都去宜家。 　　吃完午饭，我站在镜子面前，穿上棕色皮夹克，梳了梳满头银发，出门了。四年来，去宜家几乎成为了我每周的固定活动，离家走路10分钟，遛个弯就到。我不喜热闹，到地儿之后，找个人少的位置坐着，点一杯咖啡，用搅拌勺慢慢搅动，顺带刷手机，也算晚年美好生活了。

　　相亲不是我的目的，在这里相亲，成功几率非常非常低。两个陌生人从不认识到熟悉再到进一步并发展，都需要时间，没有基础很难的。

　　我没有同行的朋友，挑选双人空位置坐，是我的习惯。如果想聊，可以对面坐下，不想聊，大可起身走开。相亲不是我的目的，在这里相亲，成功几率非常非常低。两个陌生人从不认识到熟悉再到进一步并发展，都需要时间，没有基础很难的。而且现在相亲角名声越来越大，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捣糨糊、坏心眼、爱吹牛的人，也会混进来。

　　如果摸不清楚底细，很容易上当受骗。四年前，患病多年的老伴撒手人寰，临终前她告诉我说：“我很开明的，既然不能陪你了，等我走了，你再去找一个吧。”来这里，一半是尊重她的遗愿，一半是长时间的独居生活，会令人诅丧、不安甚至抑郁。虽说，我有两个孩子，女儿在国外，儿子在国内，但他们要么常年不回家，要么看望我的次数很有限。
　　我不怪儿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排解还得靠自己。下午1点钟，一个打扮入时的同龄人端着保温杯，步履蹒跚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我眼里刷着养生小视频，用余光瞟了一眼，衣着干净得体，蛮有礼貌，算是默认了她的到来。
　　聊着聊着，这位女士开始就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发问，你有多少退休金呀，房子在哪里，是你的名字吗？儿女每月会给你零花钱吗？我觉着苗头不对，便回了一句：我退休金只有1000块钱，养活自己都难。言外之意，就是回绝你了，别白费工夫了。聊了几个人，房子、票子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当然我不认为这样的想法有错，但确实有些变味了。
　　如果携手走下未完的余生，确实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界限要划分清楚。比如，我的房子是我的，你的房子是你的，以后都给各自的孩子，住在我家可以，但是房子不能要。退休金我们各花各的，你接受，我们就继续。有人说，房子、票子是魔咒，一谈就崩，纯粹的情感，并不好找，倒不如我在这样一个休闲空间里，刷刷小视频，学几招养生知识来得实在。

老年婚恋，依旧充满障碍

　　近年来，老年人离婚似乎不再是个新鲜的话题，10月23日，上海静安法院发布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数据显示，离婚案件是这五年来排名第二的案由，整体上，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今年受疫情影响，也有95件。这份白皮书也从一个侧面呈现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
　　数据显示，约2/3涉老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在60-70周岁，多为退休不久的低龄老人。主要是部分老年人在退休的最初数年内难以适应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变化，夫妻双方朝夕相处时间变长，双方极易不满彼此生活习惯与处事方式，导致产生家庭摩擦与矛盾。
　　静安区法院白云法官在接受采访时曾分享了一个案例，五年来，他们受理的年龄最大的离婚案件，原告方当时93岁，被告女方当时76岁，双方系再婚，后经过调解离婚。
　　上海某社区的志愿者杨阿姨，从工作中了解到老人们婚恋的不易。
　　我是上海中心区域的社区的一名普通志愿者，在社区老人都爱推心置腹地找我解决困惑，离婚案件也有。有一天，听街坊邻居说，年逾89岁的李叔叔离婚了，我挺震惊的，原因我问过李叔叔，是老伴的责任。李叔叔是个讲求原则的人，不想将就了，铁了心地要离婚，谁也拦不住。作为志愿者，我尊重他的选择，子女就不一样了，隔三岔五劝老人复婚，都被他一口回绝：别的事情好说，这个事情不好原谅。
　　过了小半年，李叔叔在附近公园找了一个伴儿，就是聊聊天，找人倾诉。每天定时定点，准时见面。李叔叔因此也变得开朗了不少，好像一下子有了活力，有了事儿做。但邻里知道后，开始议论纷纷，“不正经”“太离谱”这些刺耳的闲话，一下子冒出来好多。
　　为什么我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老年人的情感，我认为，“找老伴”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情愫，老年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像李叔叔一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大多不敢告诉子女，背着邻里，害怕造成不好的影响。面对一个有着正常情感需求的老年人，如果公众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空间，情况会不会有所改观？
　　黄浦区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浦骏，在社区与各种类型的老年人打过交道，他认为，与其说老年人追求情感，不如说情感恰恰代表了老年人心理的某些状态。他曾亲身经历让人心酸的一对老年夫妻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上班，看到玻璃门外，一名80岁左右的女性不断踱步徘徊，好像有什么事情，仔细打量下，老人每一次打扮都非常整齐，而每一次来的一个重要原因，都离不开两个字：离婚。
　　别看老太太上了年纪，但记忆力非常好，从小时候到少女时期的恋爱，再到如何认识现在的老公，什么时候结婚，她都能讲得非常完整。但讲完之后，就要求离婚，而且态度很坚决。我很纳闷，询问原由，她说自己的老公，以前挺好的，但现在越活越不靠谱了，花头越来越大，不仅把她最喜欢的东西偷掉，还怀疑其在外面有了新欢。
　　老太太说的言之凿凿，她的项链、发卡、金表、耳环，经常一下子集体消失不见，老公偷掉后，藏在家里的其他地方，准备送给新欢，过几天没送掉，就又出现了。最近大半年，她经常生活在一个不断寻物的过程中，来来回回好几次，自己已经受够了。 　　我并没有完全相信她的话，只是很奇怪，一个屋子就那么大，为什么东西能凭空消失，又自己回来了呢，会不会另有隐情？后来，老太太来了几次后，才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我发现每次她来的时候，门口总站着一个老头，默默地等待，一问，就是她的爱人。
　　我说人家要和你离婚了，你为什么站在门口，老头回答：“没办法啊，我爱人出来以后，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在门口等她的话，她就会走丢，有时候她会很长时间也不回家，但我只要跟着她，就能领她回家。”我听了一下子特别心酸，心里又很温暖。原来，老太太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说到底不是东西被爱人偷掉了，而是自己藏起来，就忘了;等找到了，再藏起来，再忘记。老太太每天的状态，就是在这种反复消失、反复出现的循环中担心。
　　老头说，自己每天为爱人烧饭、按摩、打理起居、陪她散步，以前经常拌嘴、闹不开心，后来发现是这个病，就什么都依着她。你对她不好，她记得一清二楚，对你的好，全都忘记了。即便现在这样，还是有感情，愿意过一辈子，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后来，我们带老太太做了几次认知预防的训练，好转了许多，也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

　　浦骏在调研中发现，瑞金二街道有3500多户老人当中，有90%都是健康的，剩下10%里面，真正有心理问题的不到1%，而这些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后期造成的，而是负面情绪没有出口，不懂得如何排解。找另一半只是其中一种。
　　对此，心理工作者进行过统一的筛查，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通过一言一行，帮助老年人建立起解决困惑的能力、利用周边资源的能力、社会融入的能力、促进美好的能力等六大能力。一方面做小组活动，用心理力量扭转现状;另一方面著重解决情绪问题，帮助老人走出焦虑状态。

　　上海市瑞金二街道某社区志愿者朱阿姨，十几年来陪伴了六七位老人走完了最后一程，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感受到温暖与爱。

　　社区志愿者许阿姨，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赶上疫情的影响，结对帮扶的老年人让她感触颇深。这是一位78岁的独居老人黄梅芳，几年前，她的丈夫和孩子相继离世，只剩下一个孙子，被妈妈带走。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长期孤独，黄梅芳不知不觉就忧郁了。老想轻生、活着没意思，虽然吃了药物进行控制，但一到晚上，看着黑乎乎的房间，就想轻生。我知道后，就用心理话术，站在她的角度沟通，生活上，你只要睁开眼睛就有工资，不用问别人要钱;心理上，孤独了有电视机、机器人，想说话可以喊他们对话。
　　黄梅芳那一段时间走出来了。后来，我带她去社区交谊舞团，结识了同行的医生，居委会招募志愿者，她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确，在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不能像医生一样冲锋在前线，但对老人的心理关爱，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居家隔离的时间里，我会每周三、周四拨打结对老人的电话，80岁的独居老人，天天等我的电话，有时候哼哼歌、讲讲电影，没有代沟。有一天老人的座机电话突然没人接了，我前后打了300多个，后来才知道他四月份心脏不好住院了。
　　还有一位88岁的老太太，患了黄斑变性，等于失明了。没有光明的世界，等我的电话成为了她每天的期待，她喜欢和我聊天，但有时候也会问：“多讲一会不会占用你时间吧”“浪费你电话费吗？”有一次我打电话，她说，我给你唱两首歌吧，谢谢你给我的关爱。当时我听了特别激动，眼泪扑簌簌就下来了，最后是我俩一起哼唱的。
　　以前不理解老来难，现在自己年龄大了，才理解老来难、老来难的真正含义。我的生活非常精彩、充实，每天做志愿者也非常忙碌，能发挥余热，分享幸福，分享快乐。我就很知足，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失智老人、临终关怀，最难的工作谁来做

　　一般人不太愿意做临终关怀这件事，这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要能设身处地为老人着想。
　　上海市瑞金二街道某社区志愿者朱阿姨，十几年来陪伴了六七位老人走完了最后一程，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感受到温暖与爱。临终关怀，与各大社区医院里的疗护病房不太一样。多数依靠志愿者的结对力量。
　　在社区里，我结对了一位孤寡老人，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拒绝别人的关心。她没有任何亲人，只有一个妹妹，生活都愿意分享给妹妹听。直到有一天，老人的妹妹突然离世，老人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开始寻死：不吃饭，不洗澡，不看病。
　　居委会和志愿者们去过几次，整个房间里都是臭的，完全没有下脚的地方，吃的东西乱扔，喝的东西过期，三天两头寻死，再恢复到正常。老人很固执，不接受任何帮助。我登门了几次，老人开始慢慢打开心扉：“朱阿姨啊，我有思想准备的，你不用管我。”
　　我说我理解，但你走也要走的开心，不然活着的人心里会很难受的。这样一来二去，老人开始把朱阿姨当成了“闺蜜”，听她的话，把自己收拾了一番，关于身后事，她信任我，钱、房子、医保卡，家庭生活也一一做了交代。去世前的最后两天，她对我有放心和重托，而我也把她的想法，交代给了家属。最起码没有大的痛苦，能走得顺心一点。
　　一组数据显示，预计到205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超过2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晚期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与社区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结对了七八年。每次他去复兴公园散步，家里人怎么叫都不肯回来，我去了之后，他就很听话;吃饭也是，总说我不吃，我不饿，保姆给她洗澡，也不配合，钟点工解决不了的，都会打电话给我。“我不叫你朱阿姨，我叫你好阿姨。”她认为你好，所以这样叫你，这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我们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