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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英，1932年生，山东省东平人。1983年、1987年、1992年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1997年9月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常委。2002年11月退休。
被定义成了“女包公”
作为一位奋战在纪检监察战线长达24年的“老纪检”，刘丽英一贯以查办“硬骨头”案件著称。她负责查办的慕绥新、马向东、李真、丛福奎和马德等特大腐败案件的风云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刘丽英，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沈阳市组织部干部处组长、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中纪委委员。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刘丽英已经65岁了，她曾坦陈自己“已经准备退下来”，结果仍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而且，她还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2002年1 1月，刘丽英从中纪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作息时间仍然安排得紧凑，对自己的要求依然严格。
过去，她每天都是6点50分就上班，晚上六七点才下班，真是忙个不停。退休后，她给自己制定的一张《作息时间表》，上面写着每天工作、阅读书报、写字和散步的时间，还在“备注”一栏中特别注明：严格遵守时间。雷打不动，风雨不误。
她，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了大半生，从来没有怨言。但她拒绝一切钢铁般坚硬的称呼，比如“女包公”、“铁娘子”。在黑龙江办案的时候，刘丽英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并不喜欢“女包公”这个称呼。但跟刘丽英一道办过案件，曾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刘殿学思索良久，在长途电话里告诉记者：“用女强人来形容倒未必妥当，黑龙江人都称她为‘女包公’。”
1985年，刘丽英率领工作组进驻山西运城，查办了一批违法乱纪案件后，运城人便开始叫她“女包公”。但工作组刚去时，有人在气愤与失望之下，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党法国法两法有法不依贪赃枉法”；下联——“贪官赃官狗官官官相护狼狈为奸”，横批是“和尚打伞”。
在运城前后办案时间长达8个月的刘丽英，也和了一副对联：上联——“党法国法两法有法必依奉公守法；下联——清官民官好官群众监督秉公办案”，横批则是“执法如山”。
这，既是她对当地执纪执法部门的殷切期望，也是给自己和其他办案人员共勉。
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
刘丽英真正被媒体广泛关注，是1995年查办邓斌案。邓斌非法集资达32亿元，这个老太太当时并不那么容易就范。
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处处长修晓波回忆说，刘丽英因此决定亲自提审邓斌，几个回合过后，邓斌开口。
“邓斌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这时刘丽英笑了。接下来，邓斌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审我，我也不会这么久拖着不说’。”
邓斌案的背景之深，即使邓斌本人也不知道最终会查到什么地步。邓斌的交代，首先牵扯出北京市厅级干部李敏；随后李敏供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周北方；然后是陈希同的秘书陈建；接着是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下海经商的胡某；最后追查到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条线索层层深入，挖到第七层，终于将陈希同送上审判台。
国内外多数媒体评价说，陈希同的被审判，证明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同样，更多媒体注意到，这一过程中间刘丽英“敢碰硬”，以及坚忍不拔的努力。 但此后的刘丽英却更加低调。“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成为她最著名的原则。中纪委办公楼大厅里，有两个照片宣传栏，几十张图片，即使在合影里也找不着刘丽英的形象。
记者向刘丽英的秘书提出采访要求，秘书回绝的理由是：“刘书记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采访。”当记者提醒说，刘丽英曾接受过黑龙江《明鉴》杂志采访时，这位从容、精干的女同志有点急了，她说，“他们是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不是采访”。
《明鉴》杂志的报道里，刘丽英则澄清，“我不是传说的刘伯承女儿”。
有学者统计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近百人，而后三年（1998-2000）即超过一半。2001年对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曾收集并研究中国共产党所有反腐败文件的任建明，对中国反腐败制度安排的描述是：“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这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体现。”
在这种制度架构里，中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作为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被认为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员干将。有趣的是，刘丽英与纪检系统办案人员的极度低调所形成的信息空白，与高官落马人数增多构成了一种对应，这层现实也颇具中国特色。结果是，但凡腐败的大案要案，多数人甚至媒体报道都会惯性地想到是“刘丽英办的案”，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案件都是刘丽英一个人查办。从某种层面看，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面对压力毫不退缩
1999年始发的沈阳“慕马”案震惊全国，刘丽英也因此再显锋芒。
1999年6月，一份关于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人豪赌的报告送到北京。一个月后，刘丽英负责的中纪委专案组决定对其实行“双规”。
作为专案组组长的刘丽英三次亲赴辽宁督办，随着对马向东案的深入调查，历时两年，令人震惊的“慕马”案才告终结：2001年因巨额受贿，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判处死缓，马向东被判处死刑。“慕马”案引发了沈阳甚至整个中国官场的震动，案件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涉及金额高达两亿余元。
纪检部门的一份资料也能说明此事：2000年11月13日，刘丽英再次来到沈阳。在查办案件的协调会上，她果断决定对马向东指定管辖的法院，将马向东一案交由江苏审理。这其中的背景就是马向东的老婆章亚非。由于她的活动能力，使马向东一案辗转数次，以致要将涉案的20余人浩浩荡荡地转到江苏开审。
这是一个让民心大快的案件，然而，“慕马”案背后的曲折复杂并不为人所知。 2002年，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刘丽英首次披露了其中的辛酸：“查处‘慕马’案时，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这些卑劣的手法，无非是想达到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记得尉健行（时任中纪委书记）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证，涉及到我与我儿子的文章都属于捏造、诬告和诽谤。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
与刘丽英一道查办“慕马”案的有关人员介绍说，“刘丽英心脏不好，在讨论案件时，有一次昏了过去，但一会儿醒了过来，跟没事一样，说‘接着说，后面情况是什么’。”多数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表现出来对刘丽英的敬重是由衷的。这显然是刘丽英能够成为民众选择认定她为英雄的基础因素。
与这种由衷的敬意一样，多数人对刘丽英共同的记忆是她的“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的说法。针对个别人“（刘丽英办案）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指责，刘丽英说：“我说这叫永世不得翻案。”
巨贪闻风丧胆
丛福奎案是刘丽英2001年查处的重要案件之一。与刘丽英过去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有所不同，新华社报道说：“（丛福奎）思想上颓废，政治上堕落，经济上贪婪”，是一起“罕见”的案件。
从沈阳轻工学院毕业后，用10年时间，丛福奎从黑龙江鸡东县制酒厂技术员上升到党支部书记位置，此后由副县长而市长、书记，1990年任黑龙江副省长。1995年，丛福奎调任河北省政府任副省长，随后升任常务副省长。有内部知情人透露，当时的丛福奎，“雄心勃勃，极想坐上省长位置”。当然，即使刚到河北的丛福奎，也不是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但未能如愿。4年后，丛福奎又有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多数人认为丛福奎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但结果尚未出来之前，他被“双规”了。
丛福奎案被暴露，非常偶然。在厦门远华案的查处过程中，与远华案有涉的香港某公司董事长丛某向有关方面提出见面的要求，“希望讲清自己的问题”。不过，他要求，“在香港与办案人员会面”。
这个要求让办案人员很觉头痛，因为丛某的这种要求并非第一次，而上一次遵约去香港与他会面的办案人员并未得回有价值的材料。不过，后来远华案的有关办案人员还是去了香港。在接待这一次的办案人员之前，丛某发现自己的赴港单程证被吊销。与办案人员交锋几个回合，丛某终于开口。收受并索要过丛某50万元人民币、25万美元与5万港币财物的丛福奎，浮出水面。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说：“（2000年）6月27日，正在医院住院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拔掉针头，直接从医院出发，率专案组赶赴石家庄。当天下午，在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专案组顺利地对丛福奎及其秘书采取了‘双规’措施。”
被民众选择的英雄
或许，了解刘丽英的过去，就会更加懂得她的坚韧和刚强。
刘丽英生长在哈尔滨市一个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家庭生活非常拮据。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
1949年前后，刘丽英与丈夫李文彬在哈尔滨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沈阳公安局。
刘丽英在沈阳市公安局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她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敬业，对局内干部的情况非常熟悉，有“活字典”之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刘丽英的一生，或许就是一位优秀公安人事干部的一生。
一直到1977年，这段历史，刘丽英绝少向人提及。
在“十年动乱”那段不正常的岁月中，刘丽英在3年之内接连失去了3位亲人：父亲、丈夫和母亲；她本人还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降级等处分，并被下放农村。尽管如此，她自始至终没有在造反派捏造事实的结论上签字。
《明鉴》杂志记者张卓桥说：“刘丽英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到自己的丈夫（原沈阳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刑警处处长李文彬于1969年被迫害而死），非常动情，流下了眼泪。”
对于这段伤心的往事，刘丽英的语气十分凝重：“‘文革’时无法无天，大搞群众运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群众，多少人被迫害折磨而死。总结一下，其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我们不讲法制，法也没有应有威力，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所以，我恢复工作后的一个强烈信念就是，必须树立党纪国法的极大权威，必须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才能保持党的荣誉，才能取信于民！”
1977年，因为成立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刘丽英被抽调到了北京。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蒙古坠机后，党中央随即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第二阶段是“四人帮”倒台后，林彪案与“四人帮”案合并成立新的专案组。这时，刘丽英从沈阳调到了北京，任专案组办公室副主任。第三阶段是成立林彪“四人帮”审判小组。
这一专案组里的成员，多数是老红军老革命出身，年纪偏大，而刘丽英当时只有40多岁，在一年多的工作接触里，人们对刘丽英的评价：“优秀”、“正直”。“（刘丽英）搞案子很有水平，特点是大胆，而且敢作敢为”。
审判林彪“四人帮”时，刘丽英留下来，后来担任审判员。1979年，重新组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
后来在查办各类腐败大案中与刘丽英共过事的官员，对她的能力都有大大超过一般的评价。刘殿学向记者介绍说：“当年黑龙江的几起案件向中央汇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什么进展，案子差不多就要‘办黄了’，这时刘丽英介入了。结果很快找到了案件全局的突破点。”其实，就是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邓斌交代完自己的问题后，相当一部分人也认为案件可以结束了，但刘丽英没有决定“结案”，而是更深入地查下去，一直追到陈希同。
专门研究“廉政”课题的清华大学副教授任建明说：“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的这种中国反腐败的制度安排，从现实的角度看，最大的好处是效率很高。”当然，任建明也坦陈，“这种办法是中国所独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民众反腐要求极其强烈的背景下，这种选择，因其效率最高，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在中纪委办案一线干了24年，这个几乎反了一辈子腐败的老党员，面对日渐复杂的人心变故，难免伤感。刘丽英曾讲起一件对她思想触动极大的事情：“一个与我相识已有40年的老同志，因接受了好处，想通过我替马向东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后来没有达到目的，他竟恼羞成怒向上级诬告我。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竟然会扭曲成这样！”
显然，纪检系统的工作未必那么容易让人理解。但刘丽英经常对办案的同志讲，当一个纪检监察干部容易，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则难。前者要求的是职业道德，后者需要的是事业精神。黄克诚同志曾经要求纪检干部做到“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多年来，我铭记着这一教诲，内心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决心。
生活中的刘丽英，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作为母亲，她感到这些年来欠孩子们的太多了！身居显要部门又处于查案第一线的她，平日间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里的事情，但她对孩子却要求极严，规定不准自己的家里人过问案件，更不准为谁说情。
（据《作家文摘》《廉政瞭望》《中国合作时报》）
被定义成了“女包公”
作为一位奋战在纪检监察战线长达24年的“老纪检”，刘丽英一贯以查办“硬骨头”案件著称。她负责查办的慕绥新、马向东、李真、丛福奎和马德等特大腐败案件的风云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刘丽英，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沈阳市组织部干部处组长、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中纪委委员。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刘丽英已经65岁了，她曾坦陈自己“已经准备退下来”，结果仍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而且，她还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2002年1 1月，刘丽英从中纪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作息时间仍然安排得紧凑，对自己的要求依然严格。
过去，她每天都是6点50分就上班，晚上六七点才下班，真是忙个不停。退休后，她给自己制定的一张《作息时间表》，上面写着每天工作、阅读书报、写字和散步的时间，还在“备注”一栏中特别注明：严格遵守时间。雷打不动，风雨不误。
她，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了大半生，从来没有怨言。但她拒绝一切钢铁般坚硬的称呼，比如“女包公”、“铁娘子”。在黑龙江办案的时候，刘丽英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并不喜欢“女包公”这个称呼。但跟刘丽英一道办过案件，曾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刘殿学思索良久，在长途电话里告诉记者：“用女强人来形容倒未必妥当，黑龙江人都称她为‘女包公’。”
1985年，刘丽英率领工作组进驻山西运城，查办了一批违法乱纪案件后，运城人便开始叫她“女包公”。但工作组刚去时，有人在气愤与失望之下，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党法国法两法有法不依贪赃枉法”；下联——“贪官赃官狗官官官相护狼狈为奸”，横批是“和尚打伞”。
在运城前后办案时间长达8个月的刘丽英，也和了一副对联：上联——“党法国法两法有法必依奉公守法；下联——清官民官好官群众监督秉公办案”，横批则是“执法如山”。
这，既是她对当地执纪执法部门的殷切期望，也是给自己和其他办案人员共勉。
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
刘丽英真正被媒体广泛关注，是1995年查办邓斌案。邓斌非法集资达32亿元，这个老太太当时并不那么容易就范。
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处处长修晓波回忆说，刘丽英因此决定亲自提审邓斌，几个回合过后，邓斌开口。
“邓斌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这时刘丽英笑了。接下来，邓斌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审我，我也不会这么久拖着不说’。”
邓斌案的背景之深，即使邓斌本人也不知道最终会查到什么地步。邓斌的交代，首先牵扯出北京市厅级干部李敏；随后李敏供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周北方；然后是陈希同的秘书陈建；接着是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下海经商的胡某；最后追查到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条线索层层深入，挖到第七层，终于将陈希同送上审判台。
国内外多数媒体评价说，陈希同的被审判，证明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同样，更多媒体注意到，这一过程中间刘丽英“敢碰硬”，以及坚忍不拔的努力。 但此后的刘丽英却更加低调。“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成为她最著名的原则。中纪委办公楼大厅里，有两个照片宣传栏，几十张图片，即使在合影里也找不着刘丽英的形象。
记者向刘丽英的秘书提出采访要求，秘书回绝的理由是：“刘书记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采访。”当记者提醒说，刘丽英曾接受过黑龙江《明鉴》杂志采访时，这位从容、精干的女同志有点急了，她说，“他们是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不是采访”。
《明鉴》杂志的报道里，刘丽英则澄清，“我不是传说的刘伯承女儿”。
有学者统计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近百人，而后三年（1998-2000）即超过一半。2001年对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曾收集并研究中国共产党所有反腐败文件的任建明，对中国反腐败制度安排的描述是：“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这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体现。”
在这种制度架构里，中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作为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被认为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员干将。有趣的是，刘丽英与纪检系统办案人员的极度低调所形成的信息空白，与高官落马人数增多构成了一种对应，这层现实也颇具中国特色。结果是，但凡腐败的大案要案，多数人甚至媒体报道都会惯性地想到是“刘丽英办的案”，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案件都是刘丽英一个人查办。从某种层面看，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面对压力毫不退缩
1999年始发的沈阳“慕马”案震惊全国，刘丽英也因此再显锋芒。
1999年6月，一份关于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人豪赌的报告送到北京。一个月后，刘丽英负责的中纪委专案组决定对其实行“双规”。
作为专案组组长的刘丽英三次亲赴辽宁督办，随着对马向东案的深入调查，历时两年，令人震惊的“慕马”案才告终结：2001年因巨额受贿，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判处死缓，马向东被判处死刑。“慕马”案引发了沈阳甚至整个中国官场的震动，案件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涉及金额高达两亿余元。
纪检部门的一份资料也能说明此事：2000年11月13日，刘丽英再次来到沈阳。在查办案件的协调会上，她果断决定对马向东指定管辖的法院，将马向东一案交由江苏审理。这其中的背景就是马向东的老婆章亚非。由于她的活动能力，使马向东一案辗转数次，以致要将涉案的20余人浩浩荡荡地转到江苏开审。
这是一个让民心大快的案件，然而，“慕马”案背后的曲折复杂并不为人所知。 2002年，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刘丽英首次披露了其中的辛酸：“查处‘慕马’案时，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这些卑劣的手法，无非是想达到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记得尉健行（时任中纪委书记）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证，涉及到我与我儿子的文章都属于捏造、诬告和诽谤。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
与刘丽英一道查办“慕马”案的有关人员介绍说，“刘丽英心脏不好，在讨论案件时，有一次昏了过去，但一会儿醒了过来，跟没事一样，说‘接着说，后面情况是什么’。”多数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表现出来对刘丽英的敬重是由衷的。这显然是刘丽英能够成为民众选择认定她为英雄的基础因素。
与这种由衷的敬意一样，多数人对刘丽英共同的记忆是她的“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的说法。针对个别人“（刘丽英办案）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指责，刘丽英说：“我说这叫永世不得翻案。”
巨贪闻风丧胆
丛福奎案是刘丽英2001年查处的重要案件之一。与刘丽英过去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有所不同，新华社报道说：“（丛福奎）思想上颓废，政治上堕落，经济上贪婪”，是一起“罕见”的案件。
从沈阳轻工学院毕业后，用10年时间，丛福奎从黑龙江鸡东县制酒厂技术员上升到党支部书记位置，此后由副县长而市长、书记，1990年任黑龙江副省长。1995年，丛福奎调任河北省政府任副省长，随后升任常务副省长。有内部知情人透露，当时的丛福奎，“雄心勃勃，极想坐上省长位置”。当然，即使刚到河北的丛福奎，也不是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但未能如愿。4年后，丛福奎又有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多数人认为丛福奎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但结果尚未出来之前，他被“双规”了。
丛福奎案被暴露，非常偶然。在厦门远华案的查处过程中，与远华案有涉的香港某公司董事长丛某向有关方面提出见面的要求，“希望讲清自己的问题”。不过，他要求，“在香港与办案人员会面”。
这个要求让办案人员很觉头痛，因为丛某的这种要求并非第一次，而上一次遵约去香港与他会面的办案人员并未得回有价值的材料。不过，后来远华案的有关办案人员还是去了香港。在接待这一次的办案人员之前，丛某发现自己的赴港单程证被吊销。与办案人员交锋几个回合，丛某终于开口。收受并索要过丛某50万元人民币、25万美元与5万港币财物的丛福奎，浮出水面。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说：“（2000年）6月27日，正在医院住院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拔掉针头，直接从医院出发，率专案组赶赴石家庄。当天下午，在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专案组顺利地对丛福奎及其秘书采取了‘双规’措施。”
被民众选择的英雄
或许，了解刘丽英的过去，就会更加懂得她的坚韧和刚强。
刘丽英生长在哈尔滨市一个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家庭生活非常拮据。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
1949年前后，刘丽英与丈夫李文彬在哈尔滨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沈阳公安局。
刘丽英在沈阳市公安局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她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敬业，对局内干部的情况非常熟悉，有“活字典”之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刘丽英的一生，或许就是一位优秀公安人事干部的一生。
一直到1977年，这段历史，刘丽英绝少向人提及。
在“十年动乱”那段不正常的岁月中，刘丽英在3年之内接连失去了3位亲人：父亲、丈夫和母亲；她本人还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降级等处分，并被下放农村。尽管如此，她自始至终没有在造反派捏造事实的结论上签字。
《明鉴》杂志记者张卓桥说：“刘丽英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到自己的丈夫（原沈阳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刑警处处长李文彬于1969年被迫害而死），非常动情，流下了眼泪。”
对于这段伤心的往事，刘丽英的语气十分凝重：“‘文革’时无法无天，大搞群众运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群众，多少人被迫害折磨而死。总结一下，其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我们不讲法制，法也没有应有威力，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所以，我恢复工作后的一个强烈信念就是，必须树立党纪国法的极大权威，必须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才能保持党的荣誉，才能取信于民！”
1977年，因为成立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刘丽英被抽调到了北京。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蒙古坠机后，党中央随即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第二阶段是“四人帮”倒台后，林彪案与“四人帮”案合并成立新的专案组。这时，刘丽英从沈阳调到了北京，任专案组办公室副主任。第三阶段是成立林彪“四人帮”审判小组。
这一专案组里的成员，多数是老红军老革命出身，年纪偏大，而刘丽英当时只有40多岁，在一年多的工作接触里，人们对刘丽英的评价：“优秀”、“正直”。“（刘丽英）搞案子很有水平，特点是大胆，而且敢作敢为”。
审判林彪“四人帮”时，刘丽英留下来，后来担任审判员。1979年，重新组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
后来在查办各类腐败大案中与刘丽英共过事的官员，对她的能力都有大大超过一般的评价。刘殿学向记者介绍说：“当年黑龙江的几起案件向中央汇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什么进展，案子差不多就要‘办黄了’，这时刘丽英介入了。结果很快找到了案件全局的突破点。”其实，就是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邓斌交代完自己的问题后，相当一部分人也认为案件可以结束了，但刘丽英没有决定“结案”，而是更深入地查下去，一直追到陈希同。
专门研究“廉政”课题的清华大学副教授任建明说：“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的这种中国反腐败的制度安排，从现实的角度看，最大的好处是效率很高。”当然，任建明也坦陈，“这种办法是中国所独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民众反腐要求极其强烈的背景下，这种选择，因其效率最高，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在中纪委办案一线干了24年，这个几乎反了一辈子腐败的老党员，面对日渐复杂的人心变故，难免伤感。刘丽英曾讲起一件对她思想触动极大的事情：“一个与我相识已有40年的老同志，因接受了好处，想通过我替马向东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后来没有达到目的，他竟恼羞成怒向上级诬告我。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竟然会扭曲成这样！”
显然，纪检系统的工作未必那么容易让人理解。但刘丽英经常对办案的同志讲，当一个纪检监察干部容易，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则难。前者要求的是职业道德，后者需要的是事业精神。黄克诚同志曾经要求纪检干部做到“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多年来，我铭记着这一教诲，内心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决心。
生活中的刘丽英，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作为母亲，她感到这些年来欠孩子们的太多了！身居显要部门又处于查案第一线的她，平日间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里的事情，但她对孩子却要求极严，规定不准自己的家里人过问案件，更不准为谁说情。
（据《作家文摘》《廉政瞭望》《中国合作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