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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日，课堂内外杂志社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来自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的王嗣俊教授。作为美籍华人，她有一个心愿，就是将她研究多年的“文化商”（Cultural Intelligence，CQ）概念引入中国。因为一直心系祖国，所以想用更特别的机会与祖国紧密拥抱。来到课堂内外杂志社，王嗣俊教授了解到《课堂内外》一直是青少年最信赖的杂志，而课堂内外杂志社发起的各项大赛，如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等，也深受青少年青睐，上千万中小学生参与其中。因此，王嗣俊教授表示，要与课堂内外一起，将“文化商”（简称CQ）引入中国，用“文化商”影响和改变中国青少年。
教育初衷
来自“世界工厂之问”
我大学毕业时并没有想到从事教育工作，我当时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大学毕业就去了深圳学习做生意。在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的同时，我发现一个让我痛心的事实：我们当时的服装加工厂7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劳动一个月创造的价值（货币价值），相当于当时给我们来料加工订单的一个香港老板一个星期赚的利润。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的工厂能够自己设计产品、拥有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工厂之问”。
带着问题，我回到当时我国最早的工业外贸研究生项目——武汉理工大学（原名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去攻读硕士。可惜的是，几年时间，我似乎也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答案。硕士毕业后，我没有去外贸公司重复“中间商”的角色，尽管当时外贸公司非常吃香。我选择了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并继续寻找“解药”来回答年少痴狂的“世界工厂之问”。
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时正值中国入世问题牵动全国人心之时。由于我先后担任过不少汽车工业有关的研究课题，有幸加入了中国WTO谈判汽车关税问题研究小组。那时，我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最激动人心的年代。当我的大女儿出生不久，在家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余，不知不觉又想起了那个“世界工厂之问”。当时的中国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领域的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不少差距，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于是我决定前往美国攻读市场营销博士学位，师从消费行为领域的大师之一Dr .Sharon Beatty。
我当时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传统零售商如何保持品牌形象的线上线下一致性问题。随后开展了多个品牌管理以及跨文化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从2004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发表了30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被引用1200多次，参与著述10多本学术专著和教材。去年，受邀于美国畅销书《文化商引领未来》的作者David Livermore，将这本对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的书（第二版）编译成中文，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初识“文化商”
跨文化交流的尴尬与魅力
2000年8月，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拜访当时任印第安纳一所私立大学副校长的韦伯博士以及和我十分投缘的韦伯夫人。他们特意安排我先到他们家访问，做好今后在美国学习的准备。欣然接受邀请后，我只是觉得能见到在北京结缘的这对慈祥夫妇当然很好，并没有觉得这次旅行还会帮助我学习如何在美国顺利读博。除了教我如何使用美式洗衣机、烘干机等生活常识外，韦伯夫妇其实开启了我CQ的提升模式，只是我当时不知道CQ概念而已。第一天晚上，他们带我去了小镇上的一家餐厅，其间韦伯校长的几个熟人、同事正好也在那家餐厅，陆续过来向我这个“稀客”打招呼。可能是出于礼貌，好几个美国朋友竟然纷纷夸赞我带着浓厚湖北味道的英语。出于中国式的礼貌以及我真心觉得自己的英语太差，我马上说：“您过奖！我的英语真的很差！”这几个美国朋友还很坚持，他们再次指出我如何发音准确、用词到位等等，当我第二次重申自己英语很差后，韦伯夫人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接受吧！说谢谢就好了。”我照办后，几个如释重负的美国朋友自己去进餐了。我将目光投向韦伯夫人，她耐心地讲解了接受夸赞的正确礼仪，让我颇感尴尬。当天晚上，我从他们书架上找到一本美国文化方面的书开始读起来。现在想来， 那是我CQ动力的启蒙。在他们家“预习”美国文化一个星期后，我踏上了求学之路。我想，这就是我最初结识到“文化商”这一概念。
文化商，也叫做文化智力，主要指跨文化能力。在全球化社会，我们需要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因为不仅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而且不同的社团也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例如商业圈、学术圈等等都拥有独特的社团文化，所以这需要我们能在不同的文化圈子之间自由地出入。因此，具备跨文化能力，能够跟不同的序列打交道是非常重要的。
标新立异与“文化商”
CQ错误也曾让我吃到苦头
后来，逐渐积累的美国文化知识（也就是CQ知识）确实让我对美国生活更有信心了，我决定仔细研读《圣经》以便适应美国南部文化。但是，应了一句老话——“纸上得来终归浅。”我在第一学期的博士研讨课时，就将当时学术界红极一时的教授狠狠地得罪了，而且在随后的几年后仍然为之付出不小的代价。根据我读到的资料显示，美国人喜欢你直截了当、欢迎批评。开学第三周，教授让我们读八篇晦涩的学术论文并写出综合评价， 其中有三篇是他本人的得意之作。在字典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猜出了那些文章大意，我大胆地写下了一篇综合评论，题为“××教授理论之十大漏洞”，文章大有“移民美国的鲁迅先生”之风范。文章直截了当（我理解的美国文化）、言辞激烈。
等我得意地交上文章之后， 才知道上课遭遇的冷遇以及我平生第一个“C”可能都是拜我那篇檄文所赐。如果当时知道CQ概念，我大约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现在想来，我至少犯了两个CQ错误：首先，CQ知识到CQ行动必须经历CQ策略，而我简单地根据书本上的建议不加思索地应用到对教授的理论进行批评上。如果我能夠多方求证、观察该教授对待其他批评的反应，并且将文章送给其他美国朋友看看，可能就不会犯下当时的无心之过。第二，本书中多次引用“文化冰山”的比喻，我当时可能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冰山底部的“普世”价值，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普世”需求，我的教授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即使是美国人，他们也需要看到批评者对他们起码的尊重（忘了告诉诸君：我以为越不给他的理论留情面，就越会让他对我刮目相看），更何况是一个刚入学的博士生。最后，我没有及时审视自己犯的错误，而是简单地觉得教授不宽宏大量。直到我的论文老师在两年后感觉到我和这位教授之间有点不对劲后，教我如何弥补并从中斡旋，才得以让事情并没有变得太糟糕。现在想来，除了我犯了CQ错误外，我的教授何尝不是在如何对待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方面也犯了CQ错误。 如果他不急于根据我的“檄文”就简单判断我的本意和能力，而是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情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CQ预备课
创造出一个CQ神话
有了上次被“误解”的个人体验后，我时刻提醒自己，尽量避免对学生们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接触CQ概念和大卫的《文化商成就未来领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秋季开学之初，我被罗耀拉大学EMBA的项目负责人叫过去，分享了一个让我思考良久的问题：前一年我们EMBA学员到中国做毕业课题的实地考察，不少学生抱怨“吃了太多中餐”。我当时就想，吃中餐不正是绝佳的体味中国文化和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机会吗？为什么要抱怨呢？我随后建议在这些学员去访其他国家或市场之前，给他们先预备好。至于如何预备，我和当时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我参考了大量传统的学术研究，发现过于流于抽象理论和静态的文化差异。
后来又看了不少网上的“大神”评论之类，发现不少观点过于狭隘或者缺乏依据。直到我读到《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关于文化商（CQ）的文章，并顺藤摸瓜找到大卫的《文化商引领未来》（当时只有第一版）后，真的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决定在2013年的EMBA学员中开设一门课介绍并实践CQ概念。为了确定这个以CQ体系为基础的培训是否有效果，我在2013年亲自陪同学员们到中国参访。令人欣慰的是，我发现不少学员到中国后主动要求去尝尝油炸蚂蚱、和街上的大妈大爷比划着感受这些从未有过交集的群体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化意味、和中国高管会谈时用双手接名片等。不仅如此，他们的毕业课题也充分展现了CQ给他们带来的智慧。我和其他EMBA教授开玩笑说，我花了12个小时（教学课时是三个上午，共12小时）创作出了一个CQ神话。
在2013年成功运行CQ预备课后，我接着在我们的本科“亚洲商务研习班”中推广，同样效果绝佳！于是，在大卫带着大女儿到洛杉矶参观我们学校之时，和他进行了有关推广CQ到中国的讨论。我记得是在好莱坞的MR CHOW 的晚餐之际，我们共同畅想了CQ对于一个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当时大卫已经在超过50个国家进行过CQ的讲座和培训项目，唯独没有到中国。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大国的本能敬畏。
行走
文化商引领未来
在与大卫接触越来越多后，我们决定将他的《文化商引领未来》的第二版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我担任了编译该书的工作并继续在我的学校以及多个大学、国际会议上推广CQ概念。CQ的模型和训练方法成为我们商学院本科、MBA 和EMBA 学员离开美国前的必修内容。除了将CQ观念融合到大学的课堂，我还会担任学生的“义务”CQ 辅导员。比如说，最近有个两年前毕业的EMBA学员，在接受中国一家大企业高管对她的面试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业务需要请她成为重要管理团队的一员），专门打电话和我一起温习CQ相关知识和策略。她成功面试后深有体会地告诉我，CQ就像是一款护身符，让她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整个面试过程。
这些年，我一直带着CQ辗转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本土，我受邀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授CQ相关知识，指导国际学生如何适应美国课堂文化、如何适应美国职场。在中国，我也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江汉大学、湖南财经学院等高校举行CQ专题讲座。
本刊记者：目前中国对于文化商的概念认知还比较浅，据说您准备将其引入中国，您准备如何来推进这一工作呢？
王嗣俊：目前，中国的CQ推广才刚刚开始。CQ的推广工作相比于其他国家，算是非常晚的。但是，恰逢中国“一带一路”需要大量跨文化人才的时机，我相信CQ概念会为我国“走出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储备。我希望先从急迫需要CQ知识和训练的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大学生开始推广，并积极组织CQ在中国的本土研究和适合中国特色的CQ测试、培训体系，最终让企业将CQ纳入人才考核和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刊记者：您认为培养学生的文化商，提高文化商指数对学生的成长有哪些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嗣俊：培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商具有至少四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让学生深刻认识文化和人类发展的规律，丰富学生的认知水平；2、增加学生在跨文化交流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和收获；3、减少学生在跨文化交流学习过程中的负面情绪体验和片面认知；4、为学生将来成就事业做好更广的认知、情感和策略上的跨文化准备。
本刊记者：据说您正在筹备全球中学生文化商大赛，能否介绍下这个大赛的设想呢？
王嗣俊：大卫和我正在设计全球中学生CQ大赛。具体内容正在热烈讨论中。预计最终的CQ大赛每年将在斯坦福大学举行，时间在8月初。
本刊记者：在您的子女教育方面，是否很好地引入了文化商的培养呢？他们由此得到了怎样的改变？
王嗣俊：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长大，为了提高她们的CQ水平，我几乎每年都会送她们回中国，住在有同龄孩子的中国朋友家里，深刻感受中国文化。同时，她们都认真读过《文化商引领未来》一书。我也时常会分析跨文化场景中相关现象的解析。当然，我们全球旅行时也会让她们先做好足够的文化商准备，每次她们的收获都比一般游客要大得多。我一般都尽量争取和当地人民直接近距离地接触。比如说，我带我小女儿到危地马拉访问时，专门请导游一家的孩子和丈夫共进晚餐，靠有限的共同语言讨论各种话题（有时候真的感慨人类的交流无需多少语言）。我自己认为这样的培養让她们都具有较高的CQ水平。
本刊记者：能说说您未来的规划吗？
王嗣俊：我的最高理想是为早年的“世界工厂之问”继续贡献自己微薄力量。不仅希望通过更多的跨国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还希望通过推广CQ理念来为中国走出“世界工厂”培养更多的人才。
教育初衷
来自“世界工厂之问”
我大学毕业时并没有想到从事教育工作，我当时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大学毕业就去了深圳学习做生意。在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的同时，我发现一个让我痛心的事实：我们当时的服装加工厂7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劳动一个月创造的价值（货币价值），相当于当时给我们来料加工订单的一个香港老板一个星期赚的利润。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的工厂能够自己设计产品、拥有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我当时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工厂之问”。
带着问题，我回到当时我国最早的工业外贸研究生项目——武汉理工大学（原名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去攻读硕士。可惜的是，几年时间，我似乎也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答案。硕士毕业后，我没有去外贸公司重复“中间商”的角色，尽管当时外贸公司非常吃香。我选择了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并继续寻找“解药”来回答年少痴狂的“世界工厂之问”。
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时正值中国入世问题牵动全国人心之时。由于我先后担任过不少汽车工业有关的研究课题，有幸加入了中国WTO谈判汽车关税问题研究小组。那时，我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最激动人心的年代。当我的大女儿出生不久，在家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余，不知不觉又想起了那个“世界工厂之问”。当时的中国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领域的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不少差距，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于是我决定前往美国攻读市场营销博士学位，师从消费行为领域的大师之一Dr .Sharon Beatty。
我当时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传统零售商如何保持品牌形象的线上线下一致性问题。随后开展了多个品牌管理以及跨文化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从2004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发表了30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被引用1200多次，参与著述10多本学术专著和教材。去年，受邀于美国畅销书《文化商引领未来》的作者David Livermore，将这本对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的书（第二版）编译成中文，于2016年10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初识“文化商”
跨文化交流的尴尬与魅力
2000年8月，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拜访当时任印第安纳一所私立大学副校长的韦伯博士以及和我十分投缘的韦伯夫人。他们特意安排我先到他们家访问，做好今后在美国学习的准备。欣然接受邀请后，我只是觉得能见到在北京结缘的这对慈祥夫妇当然很好，并没有觉得这次旅行还会帮助我学习如何在美国顺利读博。除了教我如何使用美式洗衣机、烘干机等生活常识外，韦伯夫妇其实开启了我CQ的提升模式，只是我当时不知道CQ概念而已。第一天晚上，他们带我去了小镇上的一家餐厅，其间韦伯校长的几个熟人、同事正好也在那家餐厅，陆续过来向我这个“稀客”打招呼。可能是出于礼貌，好几个美国朋友竟然纷纷夸赞我带着浓厚湖北味道的英语。出于中国式的礼貌以及我真心觉得自己的英语太差，我马上说：“您过奖！我的英语真的很差！”这几个美国朋友还很坚持，他们再次指出我如何发音准确、用词到位等等，当我第二次重申自己英语很差后，韦伯夫人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接受吧！说谢谢就好了。”我照办后，几个如释重负的美国朋友自己去进餐了。我将目光投向韦伯夫人，她耐心地讲解了接受夸赞的正确礼仪，让我颇感尴尬。当天晚上，我从他们书架上找到一本美国文化方面的书开始读起来。现在想来， 那是我CQ动力的启蒙。在他们家“预习”美国文化一个星期后，我踏上了求学之路。我想，这就是我最初结识到“文化商”这一概念。
文化商，也叫做文化智力，主要指跨文化能力。在全球化社会，我们需要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因为不仅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而且不同的社团也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例如商业圈、学术圈等等都拥有独特的社团文化，所以这需要我们能在不同的文化圈子之间自由地出入。因此，具备跨文化能力，能够跟不同的序列打交道是非常重要的。
标新立异与“文化商”
CQ错误也曾让我吃到苦头
后来，逐渐积累的美国文化知识（也就是CQ知识）确实让我对美国生活更有信心了，我决定仔细研读《圣经》以便适应美国南部文化。但是，应了一句老话——“纸上得来终归浅。”我在第一学期的博士研讨课时，就将当时学术界红极一时的教授狠狠地得罪了，而且在随后的几年后仍然为之付出不小的代价。根据我读到的资料显示，美国人喜欢你直截了当、欢迎批评。开学第三周，教授让我们读八篇晦涩的学术论文并写出综合评价， 其中有三篇是他本人的得意之作。在字典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猜出了那些文章大意，我大胆地写下了一篇综合评论，题为“××教授理论之十大漏洞”，文章大有“移民美国的鲁迅先生”之风范。文章直截了当（我理解的美国文化）、言辞激烈。
等我得意地交上文章之后， 才知道上课遭遇的冷遇以及我平生第一个“C”可能都是拜我那篇檄文所赐。如果当时知道CQ概念，我大约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现在想来，我至少犯了两个CQ错误：首先，CQ知识到CQ行动必须经历CQ策略，而我简单地根据书本上的建议不加思索地应用到对教授的理论进行批评上。如果我能夠多方求证、观察该教授对待其他批评的反应，并且将文章送给其他美国朋友看看，可能就不会犯下当时的无心之过。第二，本书中多次引用“文化冰山”的比喻，我当时可能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冰山底部的“普世”价值，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普世”需求，我的教授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即使是美国人，他们也需要看到批评者对他们起码的尊重（忘了告诉诸君：我以为越不给他的理论留情面，就越会让他对我刮目相看），更何况是一个刚入学的博士生。最后，我没有及时审视自己犯的错误，而是简单地觉得教授不宽宏大量。直到我的论文老师在两年后感觉到我和这位教授之间有点不对劲后，教我如何弥补并从中斡旋，才得以让事情并没有变得太糟糕。现在想来，除了我犯了CQ错误外，我的教授何尝不是在如何对待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方面也犯了CQ错误。 如果他不急于根据我的“檄文”就简单判断我的本意和能力，而是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情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CQ预备课
创造出一个CQ神话
有了上次被“误解”的个人体验后，我时刻提醒自己，尽量避免对学生们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接触CQ概念和大卫的《文化商成就未来领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秋季开学之初，我被罗耀拉大学EMBA的项目负责人叫过去，分享了一个让我思考良久的问题：前一年我们EMBA学员到中国做毕业课题的实地考察，不少学生抱怨“吃了太多中餐”。我当时就想，吃中餐不正是绝佳的体味中国文化和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机会吗？为什么要抱怨呢？我随后建议在这些学员去访其他国家或市场之前，给他们先预备好。至于如何预备，我和当时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我参考了大量传统的学术研究，发现过于流于抽象理论和静态的文化差异。
后来又看了不少网上的“大神”评论之类，发现不少观点过于狭隘或者缺乏依据。直到我读到《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关于文化商（CQ）的文章，并顺藤摸瓜找到大卫的《文化商引领未来》（当时只有第一版）后，真的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决定在2013年的EMBA学员中开设一门课介绍并实践CQ概念。为了确定这个以CQ体系为基础的培训是否有效果，我在2013年亲自陪同学员们到中国参访。令人欣慰的是，我发现不少学员到中国后主动要求去尝尝油炸蚂蚱、和街上的大妈大爷比划着感受这些从未有过交集的群体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化意味、和中国高管会谈时用双手接名片等。不仅如此，他们的毕业课题也充分展现了CQ给他们带来的智慧。我和其他EMBA教授开玩笑说，我花了12个小时（教学课时是三个上午，共12小时）创作出了一个CQ神话。
在2013年成功运行CQ预备课后，我接着在我们的本科“亚洲商务研习班”中推广，同样效果绝佳！于是，在大卫带着大女儿到洛杉矶参观我们学校之时，和他进行了有关推广CQ到中国的讨论。我记得是在好莱坞的MR CHOW 的晚餐之际，我们共同畅想了CQ对于一个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当时大卫已经在超过50个国家进行过CQ的讲座和培训项目，唯独没有到中国。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大国的本能敬畏。
行走
文化商引领未来
在与大卫接触越来越多后，我们决定将他的《文化商引领未来》的第二版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我担任了编译该书的工作并继续在我的学校以及多个大学、国际会议上推广CQ概念。CQ的模型和训练方法成为我们商学院本科、MBA 和EMBA 学员离开美国前的必修内容。除了将CQ观念融合到大学的课堂，我还会担任学生的“义务”CQ 辅导员。比如说，最近有个两年前毕业的EMBA学员，在接受中国一家大企业高管对她的面试前（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业务需要请她成为重要管理团队的一员），专门打电话和我一起温习CQ相关知识和策略。她成功面试后深有体会地告诉我，CQ就像是一款护身符，让她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整个面试过程。
这些年，我一直带着CQ辗转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本土，我受邀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授CQ相关知识，指导国际学生如何适应美国课堂文化、如何适应美国职场。在中国，我也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江汉大学、湖南财经学院等高校举行CQ专题讲座。
本刊记者：目前中国对于文化商的概念认知还比较浅，据说您准备将其引入中国，您准备如何来推进这一工作呢？
王嗣俊：目前，中国的CQ推广才刚刚开始。CQ的推广工作相比于其他国家，算是非常晚的。但是，恰逢中国“一带一路”需要大量跨文化人才的时机，我相信CQ概念会为我国“走出去”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储备。我希望先从急迫需要CQ知识和训练的出国留学的中学生、大学生开始推广，并积极组织CQ在中国的本土研究和适合中国特色的CQ测试、培训体系，最终让企业将CQ纳入人才考核和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刊记者：您认为培养学生的文化商，提高文化商指数对学生的成长有哪些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王嗣俊：培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商具有至少四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让学生深刻认识文化和人类发展的规律，丰富学生的认知水平；2、增加学生在跨文化交流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和收获；3、减少学生在跨文化交流学习过程中的负面情绪体验和片面认知；4、为学生将来成就事业做好更广的认知、情感和策略上的跨文化准备。
本刊记者：据说您正在筹备全球中学生文化商大赛，能否介绍下这个大赛的设想呢？
王嗣俊：大卫和我正在设计全球中学生CQ大赛。具体内容正在热烈讨论中。预计最终的CQ大赛每年将在斯坦福大学举行，时间在8月初。
本刊记者：在您的子女教育方面，是否很好地引入了文化商的培养呢？他们由此得到了怎样的改变？
王嗣俊：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长大，为了提高她们的CQ水平，我几乎每年都会送她们回中国，住在有同龄孩子的中国朋友家里，深刻感受中国文化。同时，她们都认真读过《文化商引领未来》一书。我也时常会分析跨文化场景中相关现象的解析。当然，我们全球旅行时也会让她们先做好足够的文化商准备，每次她们的收获都比一般游客要大得多。我一般都尽量争取和当地人民直接近距离地接触。比如说，我带我小女儿到危地马拉访问时，专门请导游一家的孩子和丈夫共进晚餐，靠有限的共同语言讨论各种话题（有时候真的感慨人类的交流无需多少语言）。我自己认为这样的培養让她们都具有较高的CQ水平。
本刊记者：能说说您未来的规划吗？
王嗣俊：我的最高理想是为早年的“世界工厂之问”继续贡献自己微薄力量。不仅希望通过更多的跨国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还希望通过推广CQ理念来为中国走出“世界工厂”培养更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