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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忠恕之道的思想基础
“忠”、“恕”二字常连在一起出现儒家经典之中。“忠”于谁？忠于君，忠于己。然而，无论是忠于君或是忠于己，都是忠于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恕”便紧随其后。对于儒家忠恕之道的解释，学者们一直都见仁见智。
儒家认为，人心各有差异，好恶、秉赋也各不相同，但人之为人的本性是基于善意的仁心、爱欲、良知，这既是一个自然人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人所必须具备的本质，也是社会交往生活关系赖以正常维持和进行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从善意、善欲，也就是“仁”这个基本点出发去“推己”，去“及人”，进而提出忠恕之道。何为“仁”？冯友兰先生在讲到此处时曾说：“我认为孔子讲仁的意义，是首先发现别人是‘人’；用‘人意’去对待人；这就叫做‘仁’。”冯友兰先生解释说这可能只是在作为自然人的意义上，能把别人看成是跟自己一样的人。然而，对此冯先生竟也感叹道：“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善意与同理心这一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社会的存在与未来发展将不可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忠恕之道就是儒家从人性共通的善意、仁爱与同理中去解释生而为人应有的处世准则。
二、儒家文化与泰国文化的历史渊源
泰国是一个处处充满人文关怀的国度。身处泰国这一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的“黄袍佛国”，人们从向佛中求得对己心的解脱与关照，默默体会之中，也能感觉到其中回荡的儒家文化因子。无论是朱熹在解释儒家忠恕之道的“尽己”“推己”之说，还是冯友兰先生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人己关系，儒家忠恕之道以“仁”为基，从“己”出发，似乎都与泰国的佛教信仰享有相通的出发点。
哲学的三大永恒命题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和“将往哪里去”。欲谈儒家忠恕之道对泰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得不回过头看儒家文化是如何传入泰国的，而欲谈儒家文化与泰国的历史渊源则绕不开形成泰国文化最重要的“黄金时代”——素可泰王朝时期。素可泰，这个寓意“幸福黎明”的帝国曾极尽辉煌，历经十位国王，共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精彩。其中，在第三个国王兰甘亨大帝统治时期，素可泰王朝达到全盛。
如果说人类文化就是概念的堆积，则文字就是记录、传播与革新这些概念之最重要也是最有力的工具。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大帝开创了泰国文字，引进南传上座部佛教并发扬光大，建立了诸多艺术、法规，许多文化传统延续保留至今，对泰国文化体系的建立与影响巨大。就泰国历史而言，素可泰王朝不算是由泰族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而它的建立却是泰国由部落联盟走向封建国家的过渡，是泰国文化真正成型的时期，是奠定现代泰国的立国之基。素可泰王朝由最初的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到后来稳定的政治统治、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多种文化的广泛交融为孕育形成兼容并包又独具特色的泰国文化提供了最为肥沃而神奇的土壤。
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正值我国的元朝。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大帝在位数十年，多次御驾亲征，将素可泰王朝的版图向南扩展至马来半岛、向西扩展至缅甸的丹那沙林地区、向北扩展至老挝琅勃拉邦、向东扩展至今老挝万象地区，东南达到南海，成为当时中南半岛上的一大强盛帝国。据《元史》记载，1927年—1323年间，素可泰王朝共派遣使者前往中国朝贡14次，元朝也曾4度遣使素可泰。素可泰与元朝之间互派使节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以及知识、技艺等文化的学习传授。中国史书上的暹国“地产苏木、花锡、大风子、象牙、翠羽”指的就是素可泰王朝。对此，撰于元朝大德8年（1304年）的《大德南海志》已明确记载“暹国管上水速孤底”，“速孤底”正是素可泰（Sukhothai）的音译。日本学者山木直治郎也花费大量精力考证并得到同样结论。由此，可见当时的素可泰王朝与我国元朝关系之亲密，元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势必对素可泰王朝产生重要影响。
马背上得天下的元朝统治者也深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道理，元朝文化兼容并包、不尚虚文，成为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儒学因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理念，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思想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大加推崇。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里，有歷朝皇帝追封孔子的碑文。其中元朝的一篇碑文最为简明扼要。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研究元朝的这篇碑文时称：“从阶级观点看，元朝是用儒家为统治思想，以巩固元朝的统治。从民族观点看，也可以认为是蒙古族和汉族融合的象征。”
与中国元朝类似，“象上得天下”的素可泰王朝，也没有选择“象上治之”。素可泰时期泰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外族优秀文化的广泛吸收，并与本族文化特点相结合形成具有泰国本土特色的泰式文化。作为当时泰国的文化中心，素可泰吸纳的最主要的两大文化就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而当时元朝的统治思想，也作为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泰国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三、儒家忠恕之道对泰国社会政治信仰的影响
素可泰是美好的，作为泰国文化的发源地，素可泰古城遗址建筑，历经岁月侵蚀，仍可感受到其洋溢着的从容淡定。佛像微醺闭目，手掌轻捶，自然优雅。就像那个首次使用泰文刻制、著名的兰甘亨石碑所记录的那样，素可泰“水中有鱼，田中有米；子民交易大象也可，交易马匹也可，交易金银也可，国王不向子民征税，人民的面孔闪耀着神采”，似乎生动地向后人描述着那个静谧、圆满、和谐与发展的过往。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片幸福从容、淡然有序、默守陈规的土地难以养育出骁勇善战的子民。自兰甘亨大帝去世后，素可泰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最终被收归为阿育塔雅王朝的行政省。18世纪，泰族人后裔夺回政权，拉玛一世执政，建都曼谷，即当下的曼谷王朝。
就政治信仰而言，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与泰国政治信仰天然契合。儒家文化本就是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相关联，自古就是维护尊卑有序的皇权与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武器。儒家文化倡导“忠君重礼”，这在泰国威权政治中有着重要体现。虽然泰国在1932年革命转成君主立宪制，然而，自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登基后，其爱将，由泰国本土培养的沙立·他那叻军人总理全面恢复了早已废除的见皇室成员行匍匐跪拜礼等多种规则礼仪并延续至今，泰国皇室的地位由此大幅度提升。通过礼制提升皇权的做法与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提出“绘事后素”的命题吻合。除去合作利益的原因，皇室与军政府此后的关系也是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军政府中最为得势的枢密院主席，也是两任军政府总理，现年97岁的炳·廷素拉暖上将也正是因为忠君而成为已故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生前最信赖的亲信。在拉玛九世时代，泰国政局能在频繁的军人专制和民选政府之间保持大局稳定也与泰国整体大一统的忠君思想密不可分。
泰国吸纳了印度佛教成就了“黄袍佛国”，吸纳了中国文化成就了礼仪之邦，吸纳了西方文明成就色又生机勃勃、兼容并包的泰国文明。儒释西三种文化资源在泰国不断相互作用、融合与发展，共同构成了现在充满特特色又生机勃勃、兼容并包的泰国文明。历经岁月与变迁，泰国整体呈现给世界的微笑与平和，精致妆容的泰国女人，干净摩登的城市与恬淡静谧的乡村，其高度的包容与开放，吸引全世界的人们亲身前去一睹风姿，然而，或许支撑其背后兼容并包的文化哲学值得我们慢慢探究。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
“忠”、“恕”二字常连在一起出现儒家经典之中。“忠”于谁？忠于君，忠于己。然而，无论是忠于君或是忠于己，都是忠于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恕”便紧随其后。对于儒家忠恕之道的解释，学者们一直都见仁见智。
儒家认为，人心各有差异，好恶、秉赋也各不相同，但人之为人的本性是基于善意的仁心、爱欲、良知，这既是一个自然人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人所必须具备的本质，也是社会交往生活关系赖以正常维持和进行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从善意、善欲，也就是“仁”这个基本点出发去“推己”，去“及人”，进而提出忠恕之道。何为“仁”？冯友兰先生在讲到此处时曾说：“我认为孔子讲仁的意义，是首先发现别人是‘人’；用‘人意’去对待人；这就叫做‘仁’。”冯友兰先生解释说这可能只是在作为自然人的意义上，能把别人看成是跟自己一样的人。然而，对此冯先生竟也感叹道：“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善意与同理心这一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社会的存在与未来发展将不可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忠恕之道就是儒家从人性共通的善意、仁爱与同理中去解释生而为人应有的处世准则。
二、儒家文化与泰国文化的历史渊源
泰国是一个处处充满人文关怀的国度。身处泰国这一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的“黄袍佛国”，人们从向佛中求得对己心的解脱与关照，默默体会之中，也能感觉到其中回荡的儒家文化因子。无论是朱熹在解释儒家忠恕之道的“尽己”“推己”之说，还是冯友兰先生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人己关系，儒家忠恕之道以“仁”为基，从“己”出发，似乎都与泰国的佛教信仰享有相通的出发点。
哲学的三大永恒命题是“我是谁”“从哪里来”和“将往哪里去”。欲谈儒家忠恕之道对泰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得不回过头看儒家文化是如何传入泰国的，而欲谈儒家文化与泰国的历史渊源则绕不开形成泰国文化最重要的“黄金时代”——素可泰王朝时期。素可泰，这个寓意“幸福黎明”的帝国曾极尽辉煌，历经十位国王，共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精彩。其中，在第三个国王兰甘亨大帝统治时期，素可泰王朝达到全盛。
如果说人类文化就是概念的堆积，则文字就是记录、传播与革新这些概念之最重要也是最有力的工具。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大帝开创了泰国文字，引进南传上座部佛教并发扬光大，建立了诸多艺术、法规，许多文化传统延续保留至今，对泰国文化体系的建立与影响巨大。就泰国历史而言，素可泰王朝不算是由泰族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而它的建立却是泰国由部落联盟走向封建国家的过渡，是泰国文化真正成型的时期，是奠定现代泰国的立国之基。素可泰王朝由最初的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到后来稳定的政治统治、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多种文化的广泛交融为孕育形成兼容并包又独具特色的泰国文化提供了最为肥沃而神奇的土壤。
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正值我国的元朝。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大帝在位数十年，多次御驾亲征，将素可泰王朝的版图向南扩展至马来半岛、向西扩展至缅甸的丹那沙林地区、向北扩展至老挝琅勃拉邦、向东扩展至今老挝万象地区，东南达到南海，成为当时中南半岛上的一大强盛帝国。据《元史》记载，1927年—1323年间，素可泰王朝共派遣使者前往中国朝贡14次，元朝也曾4度遣使素可泰。素可泰与元朝之间互派使节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以及知识、技艺等文化的学习传授。中国史书上的暹国“地产苏木、花锡、大风子、象牙、翠羽”指的就是素可泰王朝。对此，撰于元朝大德8年（1304年）的《大德南海志》已明确记载“暹国管上水速孤底”，“速孤底”正是素可泰（Sukhothai）的音译。日本学者山木直治郎也花费大量精力考证并得到同样结论。由此，可见当时的素可泰王朝与我国元朝关系之亲密，元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势必对素可泰王朝产生重要影响。
马背上得天下的元朝统治者也深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道理，元朝文化兼容并包、不尚虚文，成为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儒学因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理念，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思想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大加推崇。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里，有歷朝皇帝追封孔子的碑文。其中元朝的一篇碑文最为简明扼要。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研究元朝的这篇碑文时称：“从阶级观点看，元朝是用儒家为统治思想，以巩固元朝的统治。从民族观点看，也可以认为是蒙古族和汉族融合的象征。”
与中国元朝类似，“象上得天下”的素可泰王朝，也没有选择“象上治之”。素可泰时期泰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外族优秀文化的广泛吸收，并与本族文化特点相结合形成具有泰国本土特色的泰式文化。作为当时泰国的文化中心，素可泰吸纳的最主要的两大文化就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而当时元朝的统治思想，也作为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泰国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三、儒家忠恕之道对泰国社会政治信仰的影响
素可泰是美好的，作为泰国文化的发源地，素可泰古城遗址建筑，历经岁月侵蚀，仍可感受到其洋溢着的从容淡定。佛像微醺闭目，手掌轻捶，自然优雅。就像那个首次使用泰文刻制、著名的兰甘亨石碑所记录的那样，素可泰“水中有鱼，田中有米；子民交易大象也可，交易马匹也可，交易金银也可，国王不向子民征税，人民的面孔闪耀着神采”，似乎生动地向后人描述着那个静谧、圆满、和谐与发展的过往。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片幸福从容、淡然有序、默守陈规的土地难以养育出骁勇善战的子民。自兰甘亨大帝去世后，素可泰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最终被收归为阿育塔雅王朝的行政省。18世纪，泰族人后裔夺回政权，拉玛一世执政，建都曼谷，即当下的曼谷王朝。
就政治信仰而言，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与泰国政治信仰天然契合。儒家文化本就是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相关联，自古就是维护尊卑有序的皇权与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武器。儒家文化倡导“忠君重礼”，这在泰国威权政治中有着重要体现。虽然泰国在1932年革命转成君主立宪制，然而，自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登基后，其爱将，由泰国本土培养的沙立·他那叻军人总理全面恢复了早已废除的见皇室成员行匍匐跪拜礼等多种规则礼仪并延续至今，泰国皇室的地位由此大幅度提升。通过礼制提升皇权的做法与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提出“绘事后素”的命题吻合。除去合作利益的原因，皇室与军政府此后的关系也是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军政府中最为得势的枢密院主席，也是两任军政府总理，现年97岁的炳·廷素拉暖上将也正是因为忠君而成为已故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生前最信赖的亲信。在拉玛九世时代，泰国政局能在频繁的军人专制和民选政府之间保持大局稳定也与泰国整体大一统的忠君思想密不可分。
泰国吸纳了印度佛教成就了“黄袍佛国”，吸纳了中国文化成就了礼仪之邦，吸纳了西方文明成就色又生机勃勃、兼容并包的泰国文明。儒释西三种文化资源在泰国不断相互作用、融合与发展，共同构成了现在充满特特色又生机勃勃、兼容并包的泰国文明。历经岁月与变迁，泰国整体呈现给世界的微笑与平和，精致妆容的泰国女人，干净摩登的城市与恬淡静谧的乡村，其高度的包容与开放，吸引全世界的人们亲身前去一睹风姿，然而，或许支撑其背后兼容并包的文化哲学值得我们慢慢探究。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