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白银，造圣约翰交谊楼

　　坐落在上海万航渡路绿荫环绕的华东政法大学，前身是闻名遐迩的圣约翰大学，有人誉为“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它直接引进了西方近代大学教育模式，尤其是实行全英语教学和科学医学教育，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活跃在我国政界、商界和教育外交界，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鸿生17岁进圣约翰大学读书，由于品学兼优，学校美籍校长卜舫济准备推荐他到美国深造，回来后当牧师，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家人不同意，刘鸿生没有服从而离校。
　　十几年后，刘鸿生办实业成功，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企业大王。1919年圣约翰大学举行建校40周年纪念会时，该校同学会和校友们发起为母校建造一栋宏伟的交谊楼。交谊楼的建筑费共计需白银6.5万两，刘鸿生为捐银最多者，捐献了4.5万两。
　　1929年交谊楼落成，绿色琉璃瓦顶和大红立柱，内部装饰采用汉白玉和高档柚木。该楼共有两层，上层分大、小交谊厅各一间。大交谊厅除了用以交谊、会议、文娱活动以外，还可进行篮球比赛，厅的四周上端筑有看台，东、西、北面有数排长木板座位，约能容300人就座，南面还设有放映间。下层有大小会议室11间，供学生文体社团和教职员工等使用。至今，学校的学术交流、重要集会等大型活动仍然在里面举行，近百年历史的交谊楼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928年圣约翰大学成立校董会，众望所归，刘鸿生被推选为第一届校董会主席。学校还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筹巨资，建定海公学

　　90年前，刘鸿生在上海商界声誉卓著。受新学思潮影响，他深知教育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至关重要，家乡定海地处舟山群岛，由于交通阻隔地理封闭，较之大陆各地，文化教育的落后，是海岛人才匮缺、经济落后的根源。他以山水无法割断的浓浓故乡情义，凝聚成报效家乡的桑梓意愿，决心为舟山建一所中等学校。
　　1921年，刘鸿生倡议并慷慨宣布捐助上海闸北的“天来”、“大来”两家丝厂全部房产计23.25万银元，以他捐款为主，在舟山定海城关镇创办定海公学（1962年定名舟山中学），学校占地33亩，这是海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新式中等学校。
　　办学就要办像样的学校，刘鸿生觉得在这方面自己是外行，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聘请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为办校顾问，共同商议学校的发展大计。在三位顾问的推荐下，聘请上海著名的沪江大学副校长董景安先生担任首任校长。在课程设置上，吸取国外教育长处，紧跟时代注重实学，除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基础课外，还有商业、珠算、劳作、书法等职业教育课程。黄炎培对定海公学如此重视职业教育，甚为赞赏。
　　然而，刘鸿生发现故乡的女孩上学比较艰难，于是他又捐款，并邀集热心教育的人士筹集经费，创办定海鸿贞女子中学，后并入定海公学，实现男女都能读书。从此，教师谆谆教导，学生孜孜苦学，舟山诸岛教育落后的状况一去不复返。1922年，当时国民政府以大总统名义，特向刘鸿生颁发“乐育菁莪”匾额，嘉奖他热心教育的壮举。如今，舟山中学桃李芬芳，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仅博士学位就有百名之多。人们还在学校建起了“思刘堂”，绿荫丛中屹立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向一代又一代学子昭示刘氏先辈热心助学的功绩。

用薪金，助周浦医院

　　上海浦东周浦早先是上海郊县一个古镇，当时周浦属于农村地区，医疗条件差，村民生病缺医少药。1930年，由上海著名慈善家、画家王一亭先生发起，由地方慈善团体募捐和各界赞助，在周浦悦和桥西南，筹建周浦辅善医院。当时医院引进西医治疗，初建时有医师四人，助产士两人，药剂师一人。医院设内科和外科，备有手术台和手术器械，共有病床33张。医院建成后，当地村民闻讯纷纷前往求诊治疗，大量病人得到医治。随着医院名声扩大，求医者增多，由于医院院舍狭小，病床一下子捉襟见肘，收治病人住院遇到困难。于是地方慈善团体又发起募捐造住院部，但是募集善款有限。
　　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下属有个周浦火柴厂，厂长胡簋铭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他创办的周浦中华火柴厂原是上海一家著名火柴厂，由于敬仰刘鸿生的经营才华，于1929年合并成为刘鸿生的大中华公司分厂。胡簋铭亲眼目睹地方人士慈善义举，在1931年11月20日提笔给刘鸿生写信求援。
　　刘鸿生深为地方人士关爱民生的行为所感染，于1931年11月23日，用铅笔在来信上亲笔批示：“捐洋三百元，由月薪内支付。”短短十来个字，细细分析，字字透露出火柴大王公私分明、慈善为怀的宽阔胸襟。因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是股份制公司，刘鸿生身为总经理，批个三百元的慈善款项是完全可以的，但他考虑到公司利益和股东意愿，不强人所难，决定不从公司财务出账，而用自己的薪金支付捐款。
　　新中国成立后，辅善医院改名为周浦人民医院，2006年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周浦分院，成为周浦地区的主要医疗中心。这封刘鸿生亲笔批语的信函，历经80年的风雨保存至今，字字清晰，实属珍贵。如今它陈列在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的商标火花收藏馆内。

关爱民生，呵护员工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为达到经济侵略和掠夺的目的，日军对我国民族企业实行高压政策，以利日资企业乘虚而入。

　　1938年，日军蛮横地将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各火柴分厂定为“敌产”嫌疑，经常派军大肆骚扰，最后又施威宣布“军管理”，以此进行打击。日方狂妄放言，要解除“敌产”嫌疑和取消“军管理”，中方必须和日方合作是先决条件，以此达到他们经济侵略的目标。
　　在日军大肆骚扰和威胁下，刘鸿生只能忍痛决定将大中华公司下属的上海荧昌、周浦中华、九江裕生等火柴厂暂时停工。但作为公司老总，他又十分关心远在干旱的九江员工的民生，1938年6月21日提笔专门给九江裕生火柴厂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九江裕生厂于本月十七日停工，该厂职员薪水应支至七月底止，惟念各职员在战事期间维持厂方生产，不无劳绩，八、九、十三个月仍予照支原薪以示奖励。十一月份起改支津贴。”
　　在国难当头、企业停工的非常时刻，刘鸿生首先考虑的不是自身利益受损，而是想到自己的员工，惦记在抗战时期艰难维持厂方生产，做出劳绩的普普通通员工的家庭生计。于是，在工厂停工之时毅然作出决定，慷慨宣布对每个员工奖励三个月工资。

严于律己，慈善为怀

　　刘鸿生在慈善捐助上一掷千金，义无反顾，但对自己来说，生活上非常俭朴。同样，对自己子女，对自己的亲友，都要求他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生活上做到勤俭持家。
　　刘鸿生晚年时曾对人说起，自己一生中有两个最得意的投资，一是办工矿企业，二是子女教育。在子女教育上，他将四个孩子送到美国，四个孩子送到英国，两个孩子送到日本分别留学。留学回国后，安排他们下矿井上码头，从基层开始工作锻炼。他要求子女放下留学生架子，和工人交朋友，千万不可以摆少爷架子，要勤俭节约。
　　1956年10月刘鸿生临终前，对他的四儿子刘念智说：“告诉你的兄弟妹子，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这最后的嘱咐，是他一生经历所摸索总结的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真理。
　　编辑：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