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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剧烈变革，使得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和时代挑战。文化管理部门作为我国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造成这种挑战的部分因素，也是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主体。为此，我国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对其角色和能力结构进行重塑，从以往的单纯管理控制者转变为宏观调控者、服务者以及参与式知识管理者。而为了扮演好这些新角色，文化管理部门在未来更应重视理解、倾听、谈判、说理以及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在掌握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准确把握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以及领导能力的培育。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管理部门；角色；能力；重塑
引言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特别强调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方针和政策部署。这充分表明在当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我国执政党的一项重大议题。然而，文化体制改革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深、时间之持久，使得要加以顺利推进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党、国家、社会乃至作为个体的公民等多个主体的努力。文化管理部门作为我国文化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中承担重要职责，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中的作用仍不突出，效果仍不明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在其角色定位和能力结构上还存在较多不足。因而，文化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中有必要进行角色和能力的重塑。
一、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及其挑战
作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派生物，文化体制反映了一国各利益主体间的文化权利关系以及文化利益的分配关系。[1]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此相适应，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政府掌控文化的生产和分配，文化领域被视为国家的思想阵地和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应该服务于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逐步瓦解，这种文化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管理权过于集中，过于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管理部门过于行政化，党政不分，职责不清，机构臃肿和效率低下，加上所有制和生产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大大束缚了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和活力。
这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使得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紧迫性。自二十世纪80年代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就进入了党的议事日程当中，并且多次被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当中。经过几个阶段的努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化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和地位逐渐得到承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逐步明确，文化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共存局面得以形成，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进一步理顺，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得以出台，文化管理部门的宏观管理职能逐步强化，在文化管理体制当中的角色进一步规范。
不过，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不难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指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2]我国文化领域正面临着快速变化并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首先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文化领域中原先那种以频繁的政治动员和狂热意识形态维系的那种一统化的价值道德体系正日益解体；其次，我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国与国之间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交流交融也更加频繁，国外各种主义话语理论以及社会思潮能够便利地进入国内，对我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最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网民队伍的快速壮大，微博客等新兴媒介的出现和繁荣，也在很大层面上型塑了我国文化领域的新特征和新面貌。简单而言，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逐步成型，公民个体间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也日益分化，文化领域原本那种拥有共同思想价值基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引领和规范，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近来小悦悦事件引发的全国性讨论就是一个集中体现。
然而，面对文化领域的新局面和新问题，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并未做到与时俱进。“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2]，一方面文化管理体制原有的那种弊端仍存在惯性作用，文化管理部门仍试图使用原有那种以行政命令和强制为主导的行事方式进行文化管理，导致其行政成本巨大而收效却甚微；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其对公民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反应迟钝，引发民众不满情绪日增。而要改变这种局面，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角色和能力重塑势在必行。
二、新时期文化管理部门的角色重塑
那么，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管理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当下文化领域的现实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的生产和经营几乎都被纳入到党政系统当中，其所有制和产品形式都非常单一，文化管理部门在其中的角色是单纯计划管理的控制者角色，其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生产、审核和传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观，宣传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防止乃至杜绝有违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出现和扩散。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这种角色定位是与我国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部门的这种角色担当在巩固和维系社会主义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后，原先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瓦解，中央放权于地方，政府放权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以确立。伴随着这种变化，我国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剧烈变革，有学者就把当前文化管理领域的变革概括为“全球化”、“区域化”、“产业化”和“网络化”[3]，这种概括可谓非常精准。另外，除了这种宏观环境的转变，我国文化领域的微观层面也产生了巨变，首先是公民个体间的“三观”日益分化，国家再也无法将之一统化；其次是由于观念的多元化，不同公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或者个性化，这就需要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形式也需要日益多元化，文化管理部门也需要具备更强的回应性；最后，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也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民众和组织有着参与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产品生产和经营的强烈意愿。 因而，面对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变化，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进行角色重塑。首先，文化管理部门需要摆脱原先那种对文化领域事无巨细的干预角色，转变为文化政策规划和制定的宏观调控者，通过宏观政策来引导文化领域的发展。其次，鉴于公民文化需求的多元化趋势，文化管理部门需要从一个管理控制者转变为服务者，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增强对公民个性文化需求的回应性。最后，鉴于公民日益增强的参与意识，文化管理部门还应该扮演参与式知识管理者的角色，为公民和组织参与政策制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种环境首先体现在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为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提供相关资料和知识指导，而非自身对政策制定的大包大揽。
三、新时期文化管理部门的能力结构
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文化管理部门进行角色重塑，然而，这种角色转变却并非易事，也非一日之功。必须承认，按照原本的角色定位——管理控制者，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能力不能说不强，其权力不可谓不大，其能整合和调动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不过，在正处于新时期、新环境的当下中国，这些能力的实际效用却日益减弱。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文化管理部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文化发展和管理上，而其能收到的效果却往往并不如意。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能力结构、权力的行使方式已无法适应现实需求了。因而，文化管理部门需要对其能力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对其权力行使方式进行必要的改善。那么，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文化管理部门需要哪些能力呢？在笔者看来，这些能力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一）基本技术能力
为了有效开展管理工作，文化管理部门首先仍然需要培育基本的技术能力。这种技术能力又体现为三个小能力上：一是战略规划能力，涉及文化管理政策的战略层面，这种文化领域的元政策，对其他文化管理政策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因而这种能力特别强调文化管理部门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二是项目管理能力，体现为如何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政策上，因而更加强调对政策对象和环境的细微考察能力以及政策执行的效果；三是资源整合能力，它不仅表现为调配文化管理部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上，还要求其擅于将民间和市场的资源整合到其文化政策中来，通过引入和利用多来源的资源，以同时达到政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领导能力
毫无疑问，不管环境如何变换，文化管理部门仍然会在我国文化领域起到领导作用。然而，这种领导作用的表现形式却需要发生必要的转变。简单而言，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以命令、权力威慑的领导形式，转而通过培育和增强自身的评估、协商以及管理变革的能力来实现对文化领域的领导，命令和权力威慑则成为实现领导方式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在非正常状态才加以使用。这种领导能力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3C知能”：一为协调（coordination），为各部门各组织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扫清不必要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通过积极引入和整合来自政府和民间乃至公民个体的资源，为文化发展提供必要支撑；二为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在参与主体间出现冲突时能够为双方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充当冲突的仲裁者以及中间调停者，以及时并有效化解和疏导；三为沟通（communication），即与公民以及各类文化组织保持好必要沟通，及时了解和吸纳民情民意，从而保证文化管理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伦理品质能力
为了能够有效开展工作，作为文化领域的管理者和服务者的文化管理部门往往被赋予了较大的行政权力以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然而这种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就容易出现越界。这种约束既包括诸如法律法规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外部约束，也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内部约束。因而，文化管理部门还需要培育伦理品质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管理者对伦理的自我理解和认知上，也表现为自身对这些伦理的遵循程度上，表现为能否在这些伦理的约束下做出审慎的决策上。
四、结语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而当下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文化管理部门作为我国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造成这种挑战的部分因素，也是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主体。在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都发生剧烈变革的现实情况下，我国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对其角色和能力结构进行重塑。这样的角色和能力重塑，既是对文化管理部门的现实要求，也是时代要求。文化管理部门唯有顺应现实和时代的潮流，才能真正在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当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大体而言，文化管理部门应该从以往的单纯管理控制者转变为宏观调控者、服务者以及参与式知识管理者，而为了扮演好这些新角色，文化管理部门在未来更应重视理解、倾听、谈判、说理以及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在掌握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准确把握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以及领导能力的培育。这种角色和能力的重塑既需要文化管理部门转变管理理念，也需要其在一些具体制度安排上加以细化，如对文化管理者的甄选标准、培训课程的设计以及考核指标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谢武军.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和面临的问题[J].理论视野，2009（11）.
[2]方彦富.文化管理变革探析[J].东岳论丛，2010（7）.
（作者简介：马 兰，女，本科，南京晓庄学院，副研究馆员。）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管理部门；角色；能力；重塑
引言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特别强调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方针和政策部署。这充分表明在当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我国执政党的一项重大议题。然而，文化体制改革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深、时间之持久，使得要加以顺利推进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党、国家、社会乃至作为个体的公民等多个主体的努力。文化管理部门作为我国文化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中承担重要职责，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当前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中的作用仍不突出，效果仍不明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在其角色定位和能力结构上还存在较多不足。因而，文化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当中有必要进行角色和能力的重塑。
一、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及其挑战
作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派生物，文化体制反映了一国各利益主体间的文化权利关系以及文化利益的分配关系。[1]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此相适应，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政府掌控文化的生产和分配，文化领域被视为国家的思想阵地和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应该服务于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逐步瓦解，这种文化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管理权过于集中，过于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管理部门过于行政化，党政不分，职责不清，机构臃肿和效率低下，加上所有制和生产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大大束缚了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和活力。
这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使得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紧迫性。自二十世纪80年代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就进入了党的议事日程当中，并且多次被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当中。经过几个阶段的努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化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和地位逐渐得到承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逐步明确，文化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共存局面得以形成，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进一步理顺，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得以出台，文化管理部门的宏观管理职能逐步强化，在文化管理体制当中的角色进一步规范。
不过，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不难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指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2]我国文化领域正面临着快速变化并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首先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文化领域中原先那种以频繁的政治动员和狂热意识形态维系的那种一统化的价值道德体系正日益解体；其次，我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国与国之间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交流交融也更加频繁，国外各种主义话语理论以及社会思潮能够便利地进入国内，对我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最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网民队伍的快速壮大，微博客等新兴媒介的出现和繁荣，也在很大层面上型塑了我国文化领域的新特征和新面貌。简单而言，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逐步成型，公民个体间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也日益分化，文化领域原本那种拥有共同思想价值基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引领和规范，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近来小悦悦事件引发的全国性讨论就是一个集中体现。
然而，面对文化领域的新局面和新问题，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并未做到与时俱进。“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2]，一方面文化管理体制原有的那种弊端仍存在惯性作用，文化管理部门仍试图使用原有那种以行政命令和强制为主导的行事方式进行文化管理，导致其行政成本巨大而收效却甚微；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其对公民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反应迟钝，引发民众不满情绪日增。而要改变这种局面，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角色和能力重塑势在必行。
二、新时期文化管理部门的角色重塑
那么，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管理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当下文化领域的现实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的生产和经营几乎都被纳入到党政系统当中，其所有制和产品形式都非常单一，文化管理部门在其中的角色是单纯计划管理的控制者角色，其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生产、审核和传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观，宣传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防止乃至杜绝有违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出现和扩散。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这种角色定位是与我国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部门的这种角色担当在巩固和维系社会主义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改革开放后，原先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瓦解，中央放权于地方，政府放权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以确立。伴随着这种变化，我国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剧烈变革，有学者就把当前文化管理领域的变革概括为“全球化”、“区域化”、“产业化”和“网络化”[3]，这种概括可谓非常精准。另外，除了这种宏观环境的转变，我国文化领域的微观层面也产生了巨变，首先是公民个体间的“三观”日益分化，国家再也无法将之一统化；其次是由于观念的多元化，不同公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或者个性化，这就需要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形式也需要日益多元化，文化管理部门也需要具备更强的回应性；最后，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也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民众和组织有着参与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产品生产和经营的强烈意愿。 因而，面对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变化，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进行角色重塑。首先，文化管理部门需要摆脱原先那种对文化领域事无巨细的干预角色，转变为文化政策规划和制定的宏观调控者，通过宏观政策来引导文化领域的发展。其次，鉴于公民文化需求的多元化趋势，文化管理部门需要从一个管理控制者转变为服务者，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增强对公民个性文化需求的回应性。最后，鉴于公民日益增强的参与意识，文化管理部门还应该扮演参与式知识管理者的角色，为公民和组织参与政策制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种环境首先体现在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为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提供相关资料和知识指导，而非自身对政策制定的大包大揽。
三、新时期文化管理部门的能力结构
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文化管理部门进行角色重塑，然而，这种角色转变却并非易事，也非一日之功。必须承认，按照原本的角色定位——管理控制者，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能力不能说不强，其权力不可谓不大，其能整合和调动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不过，在正处于新时期、新环境的当下中国，这些能力的实际效用却日益减弱。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文化管理部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文化发展和管理上，而其能收到的效果却往往并不如意。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管理对象和管理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能力结构、权力的行使方式已无法适应现实需求了。因而，文化管理部门需要对其能力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对其权力行使方式进行必要的改善。那么，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文化管理部门需要哪些能力呢？在笔者看来，这些能力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一）基本技术能力
为了有效开展管理工作，文化管理部门首先仍然需要培育基本的技术能力。这种技术能力又体现为三个小能力上：一是战略规划能力，涉及文化管理政策的战略层面，这种文化领域的元政策，对其他文化管理政策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因而这种能力特别强调文化管理部门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二是项目管理能力，体现为如何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政策上，因而更加强调对政策对象和环境的细微考察能力以及政策执行的效果；三是资源整合能力，它不仅表现为调配文化管理部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上，还要求其擅于将民间和市场的资源整合到其文化政策中来，通过引入和利用多来源的资源，以同时达到政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领导能力
毫无疑问，不管环境如何变换，文化管理部门仍然会在我国文化领域起到领导作用。然而，这种领导作用的表现形式却需要发生必要的转变。简单而言，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以命令、权力威慑的领导形式，转而通过培育和增强自身的评估、协商以及管理变革的能力来实现对文化领域的领导，命令和权力威慑则成为实现领导方式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在非正常状态才加以使用。这种领导能力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3C知能”：一为协调（coordination），为各部门各组织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扫清不必要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通过积极引入和整合来自政府和民间乃至公民个体的资源，为文化发展提供必要支撑；二为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在参与主体间出现冲突时能够为双方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充当冲突的仲裁者以及中间调停者，以及时并有效化解和疏导；三为沟通（communication），即与公民以及各类文化组织保持好必要沟通，及时了解和吸纳民情民意，从而保证文化管理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伦理品质能力
为了能够有效开展工作，作为文化领域的管理者和服务者的文化管理部门往往被赋予了较大的行政权力以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然而这种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就容易出现越界。这种约束既包括诸如法律法规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外部约束，也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内部约束。因而，文化管理部门还需要培育伦理品质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管理者对伦理的自我理解和认知上，也表现为自身对这些伦理的遵循程度上，表现为能否在这些伦理的约束下做出审慎的决策上。
四、结语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而当下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文化管理部门作为我国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造成这种挑战的部分因素，也是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主体。在国内外宏观和微观环境都发生剧烈变革的现实情况下，我国文化管理部门有必要对其角色和能力结构进行重塑。这样的角色和能力重塑，既是对文化管理部门的现实要求，也是时代要求。文化管理部门唯有顺应现实和时代的潮流，才能真正在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当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大体而言，文化管理部门应该从以往的单纯管理控制者转变为宏观调控者、服务者以及参与式知识管理者，而为了扮演好这些新角色，文化管理部门在未来更应重视理解、倾听、谈判、说理以及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在掌握基本技术能力以及准确把握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以及领导能力的培育。这种角色和能力的重塑既需要文化管理部门转变管理理念，也需要其在一些具体制度安排上加以细化，如对文化管理者的甄选标准、培训课程的设计以及考核指标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谢武军.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和面临的问题[J].理论视野，2009（11）.
[2]方彦富.文化管理变革探析[J].东岳论丛，2010（7）.
（作者简介：马 兰，女，本科，南京晓庄学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