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即將來臨的中共十九大，海內外最關切的莫過於人事安排了，尤其是最高層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人事安排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猜測。
　　可以想像，類似的猜測距離十九大的召開日期越近就越頻繁，直到十九大常委們出來亮相才會結束。各種人事猜測顯然也關聯著各方對中國政治的無限想像，諸如權力鬥爭、“派系”和接班人等等。
　　無論哪一個國家，人事安排問題是頂層政治的關鍵問題。在西方國家，一旦總統（或者元首）選舉年來臨，在整整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整個國家的事情都是圍繞著新總統會是誰這個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年似乎簡單多了。
　　中國實行的不是西方那樣的選舉制度來產生領導人，而是先選拔、後選舉的制度，就是先通過一套很複雜的機制和程式來選拔一批優秀幹部，然後交由黨中央委員投票選舉選出領導集體。就是這個選拔制度，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所最看不懂的地方。
　　但正是這個看不明白的地方，是中共作為執政黨成熟的體現。其實，西方人看不懂中國政治，倒不是中國政治本身的緣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不簡單地用西方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對中國政治做一判斷，要不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前者導致這些人只能對中國政治表達一個極其主觀的偏好，後者則導致這些人對中國政治的膚淺，甚至是錯誤的認識。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後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執政黨的高層人事選拔，早就呈現出其客觀規律來。概括地說，中共不僅僅是一個執政黨，更是一個使命黨。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一個政黨如果沒有使命，為了權力而掌握權力，就必然走向衰落。就是說，中共是通過實現其使命來獲取其政治合法性而執政的。
　　中共總是把這種使命置於生存和發展的首要位置，在這個使命的背景下才考量形成怎樣的領導集體。也就是說，只有在這個“使命”構架內，才能理解中國的選拔制度。很顯然，在這個“使命”驅動下，中共形成了“以事設人”的選拔制度原則。這裡的“事”便是使命，“人”就是領導班子。
　　這和西方的政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今天的西方政黨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具有進取精神了，失去了使命感，執政黨為了執政而執政，正如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因此，西方制度更多地表現出“以人設事”。各政黨之間、各屆政府之間，政策往往沒有連續性，一個政黨上臺了，不僅人事大變動，而且跟著人事變化的更是劇烈的政策變動，新政府可以完全否定前任的政策。
　　實際上，在進入大眾民主政治以來，西方統治階層也就是精英之間，就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沒有共識，多黨制儼然已經成為互相否決制。這給政治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對社會經濟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近年來的美國政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奧巴馬執政八年，儘管社會支持度相當高，但高民眾支持率（或者學術一點說，“高合法性”）轉化不了有效的政策，僅僅是一項只覆蓋3000多萬人口的醫療保障改革，就遇到了極大的阻力。特朗普上臺之後情況更為糟糕。特朗普完全否定和斷裂了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無論在內部事務還是國際事務，包括廢除奧巴馬醫保、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等。今天，無論是美國的精英還是普通民眾，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各種形式的社會暴力也隨之爆發出來。
　　中國剛好相反，表現出“以事設人”，通過人事安排去實現執政黨的使命。經過了1949年前長期的戰爭和革命鬥爭，也經過了改革開放以來將近40年的國內建設，執政黨不僅促成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更實現了自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無論在理論還是制度實踐層面，較之世界上其他的政黨，中共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執政黨，沒有人會懷疑其作為中國政治主體的地位。
　　中共不同時代的使命
　　如何評估中共的成熟性？人們可以從不同時期中共新使命的確立和使命的實現兩個相關方面來討論。歷史地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是有使命的。不管毛澤東時代執政黨犯了多少錯誤，但沒有人會懷疑那個時代的使命或者理想。鄧小平時代是有使命的，正是這種使命促成了改革開放將近40年的成功。十八大以來，中共高層強調“中國夢”“民族復興”“四個全面”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執政黨在新的時代賦予自己的新使命。
　　就人事來說，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現在，中共歷來強調政治路線，在政治路線之後才去強調人事。每一階段的“政治路線”和那個階段的“使命”是密切相關的，甚至可以說是“使命”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在80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改革派被起用，是因為他們都被視為有能力領導執政黨實現其“使命”。90年代之後，新的不同領導層被確立，也是因為執政黨階段性“使命”的變化。
　　討論到高層人事變化，就很難回避西方所說的“派系”問題。“派系”可能是西方分析中國高層政治最主要的概念，在這方面也產生了諸多“理論”"。十八大之前，人們討論最多的就是所謂“團派”和“太子党”。因為現在既沒有出現“團派”，也無“太子党”，這些人就開始尋找其他的“派別”。
　　“派別”的看法在西方根深蒂固，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因為就起源來說，西方政黨就是從派別而來的。不過，這也是西方錯判中國政治的“有效”方法。
　　即使在西方，派別的起源和一個社會的利益多元性分不開。要理解中國為什麼不存在西方式的派別，就要理解執政黨是如何包容和消化產生派別的“利益”的。的確，改革開放的過程也迅速促成了中國社會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化過程，這種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化也必然反映到黨內。同時，執政黨包容不同利益的能力也越來越強。
　　當今天世界各個地區的政府面臨諸多重大內部發展問題而缺乏共識，黨派之間互相反對而不能掌控局勢的時候，中國是少數幾個能夠維持黨內團結，保持良好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家，為很多國家所不理解，也為很多國家所羡慕。儘管社會多元利益不可避免反映到黨內，但執政黨仍然是一股“集體”的力量。
　　這裡主要因素有幾個。首先就是前面所討論過的執政黨對其使命的認識。“使命感”就是一個政黨的“共識”。一旦這個共識得到確立，黨內其他的利益就必須服從於這個“使命”。如果哪一利益或者觀點不符合這一“使命”，就會被邊緣化。如果哪一利益和觀點和這一“使命”背道而馳，就會被淘汰掉。 　　其次是黨內存在合理的鬥爭。在日常政治中，說“鬥爭”可能太過了一些，因為在很多問題上，這類“鬥爭”往往表現為對一些政策和問題的爭論和協商，在爭論和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這裡“鬥爭”的目的是為了“團結”。如果沒有“團結”精神，只有“鬥爭”精神，領導集體就很難有效；同時，如果只有“團結”精神，而沒有“鬥爭”精神，領導集體往往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或者官僚集團。
　　也同樣重要的是傷筋動骨的“鬥爭”，即反腐敗。執政黨歷來把黨內腐敗與黨和國家本身的生死存亡聯繫起來。十八大以來，中共經歷了多年的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這個運動儘管是全方位的，但很顯然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反擊黨內形成的“團團夥夥”，也就是政治學上的“政治寡頭”。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裡，“團團夥夥”或者傳統意義上的“朋黨”，沒有任何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一旦形成，就必然遭到打擊，數千年如此。不過，即使自近代以來，從很多國家的政治發展經驗來看，政治寡頭的形成對一個執政黨乃至整個國家的影響會是致命的。
　　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說，反腐敗運動對中共的人事制度，甚至是接班人制度正在產生著重大影響。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所涉及的大部分都是已經退休的高級官員，包括政治局常委。但最近以來，諸多被調查的高級幹部則是現任官員，包括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等。這也使得人們相信，一種新的關乎接班人的制度也在形成。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腐敗的整治，即使是被視為接班人的人選；也沒有人可以安穩地“等待著”做接班人。
　　從這些正在發生的趨勢來看，十九大的人事原則也已經非常明顯，那就是要把最有能力履行黨的使命的幹部選拔出來和提拔上來。
　　在西方，也並非沒有人注意到中國所進行的這些政治變化。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也肯定中國所發生的這一切。不過，還是有些人對中國政治不放心，因為他們看不懂中國的體制，不放心中國的體制。
　　就中國的體制，這些年在中國很有名氣的美國學者福山就說過，中國體制雖好，但就是避免不了出現“壞皇帝”。這也是一般西方人的看法。不過，即使是西方的民主制，也並沒有解決出現“壞皇帝”的情況。歷史地看，西方選舉制度既不能保證把最優秀的人才選舉出來（最優秀的人往往選擇不從政），也沒有避免了產生類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樣的獨裁。
　　當然，提出“壞皇帝”的問題並非毫無道理。中國傳統數千年不僅出了很多好皇帝，但的確也出了很多“壞皇帝”，並且一出現“壞皇帝”，過去好皇帝所打下的江山、所積累的建設，就會被摧毀。不過，西方的一些人還是用看傳統皇帝的方法來看今天中共領導人。中共的“黨權”儘管在一些方面類似皇權，但兩者之間具有本質的不同，“黨權”是集體權力，而皇權則是個人和家庭權力。
　　如果把“黨權”視為一種集體權力，就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是如何解決出現“壞皇帝”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的。簡單地說，中國絕對出現不了像特朗普那樣的人物，毫無行政經驗就掌握了國家政權。
　　如前面所討論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幹部選拔制度，無論是最高層的接班人還是普通幹部，所選拔和重用的都是具有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人。即使不同時代領導層的“品質”是不同的，但和其他國家的領導層比較而言，中國並沒有產生很多國家，包括民主國家所經常發生的“低品質”領導層的情況。
　　在後強人政治時代，即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並沒有出現過犯“顛覆性錯誤”的情況；相反，一旦發現有可能出現顛覆性錯誤，執政黨領導層必糾正之，例如近年來的反腐敗運動。從這個意義上，中共領導層才強調說，今天的中國也在探討一種更好的政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