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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的时候，张同禄会坐上36路公交车，一直到终点站，下车，往回走一站地，就到了北京市潘家园古玩市场。
66岁的张同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传承人。在古玩市场上，他关注的主要品种正是景泰蓝。和其他淘宝者不一样，赝品才是他的主要揣摩对象。有一个问题困扰这位大师已经很久了：为什么珍品少人问津，赝品反而有人趋之若鹜？
民族绝品命运跌宕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工艺品，因为其釉色主调发蓝且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故得名。对于景泰蓝的美，仅存于世的两位景泰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钱美华描述称：“完美，绝妙，无法言传。”
张同禄告诉记者，景泰蓝在明朝宣德年间工艺趋于成熟，此后在明清两朝一直是皇宫御用贡品，只有皇室才有权使用和收藏景泰蓝制品。清朝后期，珐琅工艺开始衰落，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景泰蓝受到西方的欢迎，此后民间景泰蓝生产快速发展起来，并且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
民国初年，景泰蓝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都获得了金奖，这进一步增加了海外需求。民国年间，仅当时较有名气的“老天利”一家制作工厂，雇工就达350人，全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
在解放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乱和经济衰退，景泰蓝的发展也到了最低谷。当时北京有大小景泰蓝作坊200余家，大的不过二三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人，从业人员不足千人，整个行业处于萎缩状态。政府采取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发放贷款、订货、收购，使行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景泰蓝在1975～1980年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当时由于大量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一方面需要向频繁来访的各国代表团赠送礼品，另外也需要能够换取外汇的货物。这个时候，包括景泰蓝在内的整个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
但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工艺美术品的海外订单急剧下滑。到了1998年，北京工艺美术厂已经由鼎盛时期的4000人下降到不足300人。
2004年12月，北京工艺美术厂由于资不抵债(债务4000万元)，被北京西城区法院裁定破产，走完了46年的历程。由于北京工艺美术厂是工艺美术“四大名旦”——景泰蓝、玉器、雕漆和牙雕的集大成者，这个企业的倒闭，也标志着一个行业的危机的来临。
“原先北京工艺美术厂有1500多名职工，其中有四五百人是从事景泰蓝生产的，厂子破产后，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十几个人，剩下的只有另谋出路，去扫马路或者卖白菜，也有的远赴外地‘打工’。”张同禄说。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现存的工美大师和制作大师，已经由解放初的1600人减少到不足100人，曾经以“燕京八绝”为骄傲的北京工艺美术行业正在快速萎缩，其中濒临失传的宫廷艺术门类有17个，已经失传的有15个。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正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一位专家痛心地表示。
市场化：工美行业的挽歌？
对于景泰蓝、北京工艺美术厂乃至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衰落原因，业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对景泰蓝的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竞争对手通过参观和“挖人”，将大部分的工序工艺甚至各种必须用到的独特原材料的选取，都学过去了，由此掌握了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并且通过价格战将中国的海外客户拉走。
但是张同禄对此种看法并不认同。在他和茅子芳等大师看来，将多年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殊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一下子置于市场化的环境，是导致景泰蓝乃至整个北京工艺美术厂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
张同禄从1958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厂，曾经担任副厂长兼总工艺师，一直到2004年工厂破产，整整待了46年。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景泰蓝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北京工艺美术厂这样的大厂接下来的订单做不过来，加上当时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扶持政策，大量的订单被转给加工点。所谓的“加工点”，是指在北京郊区乡镇设立的工艺美术小厂。
最初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太大的问题。一方面，为了保证质量，当时北京工艺美术厂这样的大厂会派出技术人员到加工点进行指导监督；另外一方面，由于当时对外出口贸易的权限并没有放开，这些加工点和大厂是合作的关系，加工点生产的景泰蓝必须销售给北京工艺美术进出口公司。
张同禄回忆说，由于出口渠道单一，当时对出口产品的质量检查也比较严格，但是随着对外贸易渠道的放开，这些加工点与大厂直接形成了竞争关系，开始以价格战来争取订单，由此也拉低了产品质量。“就是这些加工点把我们毁了，也把中国景泰蓝的名声毁了。”张同禄表示。
1989年，张同禄随团访问德国，德国代理商抱怨，中国景泰蓝在温度不是很高的灯光下也会出现“流水”的现象。张同禄一开始不信，拿过来一看，原来加工点生产的景泰蓝，在点蓝工序因为工艺水平低而导致釉面开裂，然后又用蜡抹平了裂痕。温度一高，蜡就化了。
北京工艺美术厂这样的国有大厂，为什么打不赢价格战？张同禄解释，“因为加工点不交税，没有场地租金成本，工人工资也低。”这样一来，在传统一般竞争性领域内，市场化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上升而价格下降的现象，在景泰蓝这个行业完全失效了。
“艺术品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产品质量的好坏普通客户无法分辨。”张同禄说，景泰蓝之所以珍贵，首先与其生产制作工艺极度奢靡、繁复有关。可以说，像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这样的东西，之所以在中国成就了百年风光，和中国人对手艺极尽精致、不厌其烦，非要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可的心态有关。加工点不管这一套，自然能以低成本、低价格打开市场。
保护国宝刻不容缓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衰落，还被归咎为管理的混乱和政策的失误。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提倡“船小好掉头”，北京工艺美术厂被一分为六；后来又提倡“船大抗风浪”，又被合六为一，“由一个厂变成6个厂容易，因为加官容易；由6个厂變成一个厂难，因为减官不容易。”张同禄说。
1999年，在“让民间艺术回到民间去”的提法下，北京大大小小的工艺美术厂纷纷划拨至各区进行属地管理。而这些都有五六十年历史的“世纪老厂”，位置都处于二环之内及二环三环之间的黄金(195.00,-3.08,-1.55%,吧)地段，“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小工艺美术厂无奈纷纷破产，厂址地皮被卖掉，用来发展房地产。
对于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泰蓝工艺，张同禄很担心后继无人。景泰蓝的全部工序加起来有上百道，光学下来就要花上数年时间。而在目前这样一种不景气情况下，没有年轻人愿意学。眼下北京整个景泰蓝行业的从业人员年龄都已有50多岁，总人数不过数十人而已。
“关键还是要政府的支持。”张同禄认为，景泰蓝在解放后能够迅速恢复，与当时国家将老艺人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进而成立工厂，对这些传统工艺美术技艺进行保护有关。
张同禄还认为，日本的例子可以借鉴。日本具备一种与景泰蓝相似的工艺美术品种——七宝烧，烧是日语中陶瓷的意思。对待七宝烧的特级工艺大师，日本政府给予“国宝”待遇，他们的作品由国家收藏，家人也由国家供养。
对传统工艺美术，日本形成了3个层次的保护系统。第一层次是“人间国宝”，即已经不再生产但技艺很精到的传统工艺与艺人。获这类荣誉的艺人数量全日本也就40几个，享受政府终身津贴，评审条件苛刻、体系严格，死一补一；第二个层次，是“传统工艺士”，也就是现在还能够生产、进行供应的传统手工艺产品与从业艺人；第三个层次是在日用品、礼品等领域具有艺术性但达不到传统技艺要求的品种，政府用“传”字商标进行管理，享受税收、原材料购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后，张同禄带着原来的几十位同行成立了“禄颖蓝釉艺工艺品公司”。目前公司运转还算不错，但忆起老厂破产的往事，老人还是感到痛心，“很多优秀的人才流失了，可惜啊。”
66岁的张同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传承人。在古玩市场上，他关注的主要品种正是景泰蓝。和其他淘宝者不一样，赝品才是他的主要揣摩对象。有一个问题困扰这位大师已经很久了：为什么珍品少人问津，赝品反而有人趋之若鹜？
民族绝品命运跌宕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工艺品，因为其釉色主调发蓝且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故得名。对于景泰蓝的美，仅存于世的两位景泰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钱美华描述称：“完美，绝妙，无法言传。”
张同禄告诉记者，景泰蓝在明朝宣德年间工艺趋于成熟，此后在明清两朝一直是皇宫御用贡品，只有皇室才有权使用和收藏景泰蓝制品。清朝后期，珐琅工艺开始衰落，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景泰蓝受到西方的欢迎，此后民间景泰蓝生产快速发展起来，并且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
民国初年，景泰蓝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都获得了金奖，这进一步增加了海外需求。民国年间，仅当时较有名气的“老天利”一家制作工厂，雇工就达350人，全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
在解放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乱和经济衰退，景泰蓝的发展也到了最低谷。当时北京有大小景泰蓝作坊200余家，大的不过二三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人，从业人员不足千人，整个行业处于萎缩状态。政府采取了抢救、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发放贷款、订货、收购，使行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景泰蓝在1975～1980年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当时由于大量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一方面需要向频繁来访的各国代表团赠送礼品，另外也需要能够换取外汇的货物。这个时候，包括景泰蓝在内的整个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
但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工艺美术品的海外订单急剧下滑。到了1998年，北京工艺美术厂已经由鼎盛时期的4000人下降到不足300人。
2004年12月，北京工艺美术厂由于资不抵债(债务4000万元)，被北京西城区法院裁定破产，走完了46年的历程。由于北京工艺美术厂是工艺美术“四大名旦”——景泰蓝、玉器、雕漆和牙雕的集大成者，这个企业的倒闭，也标志着一个行业的危机的来临。
“原先北京工艺美术厂有1500多名职工，其中有四五百人是从事景泰蓝生产的，厂子破产后，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十几个人，剩下的只有另谋出路，去扫马路或者卖白菜，也有的远赴外地‘打工’。”张同禄说。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现存的工美大师和制作大师，已经由解放初的1600人减少到不足100人，曾经以“燕京八绝”为骄傲的北京工艺美术行业正在快速萎缩，其中濒临失传的宫廷艺术门类有17个，已经失传的有15个。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正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一位专家痛心地表示。
市场化：工美行业的挽歌？
对于景泰蓝、北京工艺美术厂乃至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衰落原因，业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对景泰蓝的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竞争对手通过参观和“挖人”，将大部分的工序工艺甚至各种必须用到的独特原材料的选取，都学过去了，由此掌握了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并且通过价格战将中国的海外客户拉走。
但是张同禄对此种看法并不认同。在他和茅子芳等大师看来，将多年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殊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一下子置于市场化的环境，是导致景泰蓝乃至整个北京工艺美术厂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
张同禄从1958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厂，曾经担任副厂长兼总工艺师，一直到2004年工厂破产，整整待了46年。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景泰蓝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北京工艺美术厂这样的大厂接下来的订单做不过来，加上当时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扶持政策，大量的订单被转给加工点。所谓的“加工点”，是指在北京郊区乡镇设立的工艺美术小厂。
最初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太大的问题。一方面，为了保证质量，当时北京工艺美术厂这样的大厂会派出技术人员到加工点进行指导监督；另外一方面，由于当时对外出口贸易的权限并没有放开，这些加工点和大厂是合作的关系，加工点生产的景泰蓝必须销售给北京工艺美术进出口公司。
张同禄回忆说，由于出口渠道单一，当时对出口产品的质量检查也比较严格，但是随着对外贸易渠道的放开，这些加工点与大厂直接形成了竞争关系，开始以价格战来争取订单，由此也拉低了产品质量。“就是这些加工点把我们毁了，也把中国景泰蓝的名声毁了。”张同禄表示。
1989年，张同禄随团访问德国，德国代理商抱怨，中国景泰蓝在温度不是很高的灯光下也会出现“流水”的现象。张同禄一开始不信，拿过来一看，原来加工点生产的景泰蓝，在点蓝工序因为工艺水平低而导致釉面开裂，然后又用蜡抹平了裂痕。温度一高，蜡就化了。
北京工艺美术厂这样的国有大厂，为什么打不赢价格战？张同禄解释，“因为加工点不交税，没有场地租金成本，工人工资也低。”这样一来，在传统一般竞争性领域内，市场化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上升而价格下降的现象，在景泰蓝这个行业完全失效了。
“艺术品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产品质量的好坏普通客户无法分辨。”张同禄说，景泰蓝之所以珍贵，首先与其生产制作工艺极度奢靡、繁复有关。可以说，像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这样的东西，之所以在中国成就了百年风光，和中国人对手艺极尽精致、不厌其烦，非要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可的心态有关。加工点不管这一套，自然能以低成本、低价格打开市场。
保护国宝刻不容缓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衰落，还被归咎为管理的混乱和政策的失误。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提倡“船小好掉头”，北京工艺美术厂被一分为六；后来又提倡“船大抗风浪”，又被合六为一，“由一个厂变成6个厂容易，因为加官容易；由6个厂變成一个厂难，因为减官不容易。”张同禄说。
1999年，在“让民间艺术回到民间去”的提法下，北京大大小小的工艺美术厂纷纷划拨至各区进行属地管理。而这些都有五六十年历史的“世纪老厂”，位置都处于二环之内及二环三环之间的黄金(195.00,-3.08,-1.55%,吧)地段，“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小工艺美术厂无奈纷纷破产，厂址地皮被卖掉，用来发展房地产。
对于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泰蓝工艺，张同禄很担心后继无人。景泰蓝的全部工序加起来有上百道，光学下来就要花上数年时间。而在目前这样一种不景气情况下，没有年轻人愿意学。眼下北京整个景泰蓝行业的从业人员年龄都已有50多岁，总人数不过数十人而已。
“关键还是要政府的支持。”张同禄认为，景泰蓝在解放后能够迅速恢复，与当时国家将老艺人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进而成立工厂，对这些传统工艺美术技艺进行保护有关。
张同禄还认为，日本的例子可以借鉴。日本具备一种与景泰蓝相似的工艺美术品种——七宝烧，烧是日语中陶瓷的意思。对待七宝烧的特级工艺大师，日本政府给予“国宝”待遇，他们的作品由国家收藏，家人也由国家供养。
对传统工艺美术，日本形成了3个层次的保护系统。第一层次是“人间国宝”，即已经不再生产但技艺很精到的传统工艺与艺人。获这类荣誉的艺人数量全日本也就40几个，享受政府终身津贴，评审条件苛刻、体系严格，死一补一；第二个层次，是“传统工艺士”，也就是现在还能够生产、进行供应的传统手工艺产品与从业艺人；第三个层次是在日用品、礼品等领域具有艺术性但达不到传统技艺要求的品种，政府用“传”字商标进行管理，享受税收、原材料购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后，张同禄带着原来的几十位同行成立了“禄颖蓝釉艺工艺品公司”。目前公司运转还算不错，但忆起老厂破产的往事，老人还是感到痛心，“很多优秀的人才流失了，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