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赵树理的乡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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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从地域主义的文学视角出发,对赵树理作品在内容、思想、语言,以及文章构思形式方面表现出来的乡土风格进行分析,以彰显其表现的中国晋东南地域风格,从而使读者深化对赵树理作品地域主义风格的认识。
  关键词:赵树理;乡土作品;地域主义
  作者简介:程苑(1987.5-),女,汉,山东德州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02
  赵树理是我国少数真正熟悉乡村生活、酷爱人民群众的乡土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再现了我国晋东南建国前后的变化,体现出奇特的民族形态和民族品格,在发扬我国优异民族文艺、促进革命文艺的普通化方面,作出了贡献。赵树理一生都在竭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普通化,他注重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为中国老平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下面就从其作品的几个方面来探讨其作品的地域特色。
  一、拮取乡村事,刻画乡村人
  从小说到戏剧赵树理作品内容几乎没有一样脱离晋东南的风土人情。山西土窑的婚丧嫁娶、婆媳关系、干群矛盾、占卜迷信等都一一成为其作品的素材。几件典型的农村小事,不禁让人感叹赵先生对乡村生活的体味之深。在小说《锻炼锻炼》中,有这样一处不易被察觉的妙处。“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支书王镇海三个人都正端着碗开碰头会,研究整风与当前生产怎样配合的问题……”无论群众还是干部,话家常还是议正事,土窑的人们总爱在劳动后端着碗边吃边谈。这一行动是被现代文明所疏远的,也是主流城市文明所鄙弃的,而这却在赵的作品中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
  中共进入山西后,赵树理作品也引入新的地域元素。小说《李有才板话》里“模范村”阎家山的“农救会”反抗阎家恶霸又是一例。农救会从当时社会以及现在来看都是土改中不折不扣的农村事物。加之土皇帝阎锡山的封闭政策,农救会的组织在晋东南便更具地域特色。
  赵树理作品的内容素材是与晋东南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不仅“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化传入晋东南极少,就是殖民文化也很少吹到散布在山间的各县乡。老百姓除了开始少量使用“洋火”、“洋油”、“洋布”等外,几乎看不到什么新的文化现象,绝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山外——哪怕是省城长治发生的事情,见闻尚不如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阿Q”和“七斤”们。赵树理一生常驻山西,从不肯走出家乡的圈子。不写出去,但里面的一个都不放过。而同时期的鲁迅、郭沫若等作家大都接受了异域文化,入了新文化的“流”。城市里的骆驼祥子、酒馆里的孔乙己都是新思想作家笔下的产物。赵树理这种不肯对乡村风格的执拗也曾遭遇到批驳。陈思和先生言“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而赵树理不介意独立于主流文坛之外,与其创造出中西杂合的艰深作品,不如扎根一方土地,表现一块地域,感染一方乡亲。
  在当今这个充斥着现代文明的社会,赵先生笔下的晋东南事物已很难在生活中发现。重品其作难免有怀旧恋古之感。在地域主义文学复兴的浪潮中赵树理记载的人人事事当成为代表中国黄土区文化遗产的地标。
  二、戏谑小农意识,刻录思想进步
  谈及赵树理作品的思想意义,不能不提到其对小农意识的揭露和对封建思想与新思想冲突的展现。在作品《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正是一个受封建农村思想毒害的典型,俊俏的三仙姑,嫁给于福时,年方15岁。但在落伍愚蠢的迷信思维影响下,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作者活化出一个病态心境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交易婚姻带来的恶果。《李有才板话》中老秦在伺候下派到家里的干部老杨同志把汤面条“毕恭毕敬双手捧给老杨同志”。后来听到“老杨同志是个住长工出身,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墙根下……”再后来“老秦听说老杨同志敢跟村长说硬话,自然又恭敬起来……”赵树理匠心的戏谑了自己笔下小人物,讽刺了该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小农思想。
  在谈及其对小农思想表现时我们说他是“戏谑”,这与鲁迅的“鞭笞”和郭沫若诗歌里的“暗示”是不同的。在《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被传到区上解决他给儿子包办婚姻的事。这一来就有了小老百姓进官堂的笑料。区长问话,二诸葛都答“是!”区长取消他给儿子的包办婚姻时,他道“还是得请区长恩典恩典”,等被退出门外时一直在请区长“恩典恩典”。在封建中国农村百姓毫无权利可言,唯一的利益源泉就来自于朝廷官臣的“恩典”。更妙的地方在赵树理直接把“恩典恩典”作为小说第十章的题目。对小农思想的戏谑嘲乐生动有味。而最终二诸葛没有得到恩典,他想要的恩典還是服从了新的自由婚恋风俗。这种戏谑逗乐的流派风格来自于翻身农民的乐观,取决于他们在建设新生活的种种冲突中所感受到的幽默情趣。而以嘲讽戏谑的手法来刻录旧意识的退化、新思想的融入正是赵树理作品的教育意义之所在。
  赵树理作品在反封建的深刻性上曾被质疑。比如男女主角一开始不想包办婚姻而自由恋爱,结果找到的刚好就是包办婚姻的对象,于是皆大欢喜。作者试图用这个小概率的巧合来解决思想矛盾冲突,以取悦某些社会阶层,这是一种过于理想的思维方式,有误导群众的侵向。赵树理与鲁迅、矛盾等是有差距的。后者都较早地接受了异域文化,到30年代已基本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特别是在“五四”前后都开始对封建礼教作出猛烈批判,而赵当时尚未完全补上这一课。也正是这一机缘,赵树理与大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五四”新文学的根本目标,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新的、同现实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赵的作品也顺应了新文学的要求。只是赵先生又赋予其作品一定的审美品格和娱乐情调,描写农民挣脱旧观念中的艰难,在建设新生活中的欢乐,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烈情怀,他一改诸如鲁迅“故乡”中对“农村衰败”的“悲叹”和其他乡村文学中隐现的“乡愁”,而变为明朗、清丽的乡土区域叙事风格。   地域主义文学需要表现民风民思。正如赵树理记录改革之风对晋东南的思想影响,我们也需要真正体现地域风格的作品来记录中国地方风格在现代西方文化洪流中的蜕变和成长。
  三、不拒地方语言,文笔雅俗共赏
  语言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另一地方重要的标记。赵树理正是用家乡通俗化、群众化的语言描写了该区域的人人事事。他写成一篇小说,通常先念给周围的农人或底下的干部听,群众听不惯的就想法修改,最终要使群众听起来顺利,读起来习气。他不以为这是殉难艺术去将就群众,而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阔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并没有将就、迎合某些落伍、窄小阶层的兴趣,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根基上提炼加工,从而做到雅俗共赏,把普通化和艺术化团结起来。
  首先,其语言不避讳方言的利用。小说《锻炼锻炼》中有这样一句“本来他瞧着孙孙做住饭媳妇是可以……”听惯了普通话的人初读也疑惑什么叫“瞧着孙孙做住饭”。赵树理的答案是乡亲们就是这么讲的,再读,乡土味就油然而生了。这便是利用口语化方言所产生的效果。其次,俚语的使用也是一大风格。小说《传家宝》第三章李成娘当着女儿数落儿媳,正巧儿媳进门,赵书里描写道“李成娘……觉着‘真他娘的不凑巧’”。反常的一句俚语来修饰动词,一个农村婆婆的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赵树理常根据作品人物性格赋予其绰号,如“小腿疼”、“吃不饱”、“二诸葛”,以农村人的思维和语言贴切的突出了人物特点,嘲讽之意也表现出来。再次,赵树理并非死板记录土窑区的风土语言,而是善于将语言以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艺术加工。《小二黑结婚》中便有这么精彩一句。三仙姑年老爱俏,皱纹多脸色黑缺爱涂脂抹粉,“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巧妙之所在,毋庸多言。
  地域风格是与作者所描写当地方言和群众语言密不可分的。文化的交流造成世界多种语言流失。如果方言被普通话和英语完全替代,那将是所有地域主义学者扼腕叹息的事。
  四、传统的文学形式,匠心的文章构思
  趙树理重视民族的古板艺术技能,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并接收古典小说的所长,实现了古板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他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色,讲究情节的连贯和完整,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
  他在构思上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传统艺术方法,做到流利而又曲折有味;适合我国民族格外是广阔农村区域读者的欣赏习气。《李有才板话》便是通过作品人物说唱快板来对故事情节进行揭示、促进,以及总结,使情节曲折而连贯。赵树理在人物描摹上采纳中国古典的白描方法,考究用几句话、几个典型的行动,简略地勾画人物形象;在叙事与写景的方法上,把描摹情形融化在叙述故事中,善用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在《小二黑结婚》中,三组人物描绘均运用古典白描方法和注重细节、行动的描摹,几个简单的外号,如二诸葛、三仙姑等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文章以小二黑结婚为主线,讲述不同人物的婚恋状态;在这方面,赵树理胜利地采用中国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方法,以故事套故事,精巧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完整连贯,又流动灵活。
  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赵树理所代表的文学特色是整个中国区域的传统文学形式和经典构思方法。新文化运动提倡摒弃了古典文学形式的格式,而赵树理依然保留了这一宝贵的传统,从地域主义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浓厚的中国文学风是值得肯定的。
  总结:
  赵树理作品无论是内容撷取,思想表现,语言表达,还是构思形式都体现了晋东南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赵树理作品在“五四”运动时期独立于新文化运动主流文学之外而偏居一隅,也曾因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小农意识的理想性而受到主流文学家的批评。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大背景下,趋同性、现代化的主流文学占据着开放的世界。然而有同必求异,地域主义文学界已再次发出呼声以彰显区域及个体的魅力,地域风格愈来愈成为学术以及文艺工作者的追求。赵树理作品无疑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地域主义文学银幕上的一大亮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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