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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胡乔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晚年敢于批评那些“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突破文艺与政治的一些理论禁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困扰文艺界几十年的神圣法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诸如提出了文艺与政治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要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文艺批评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性等观点，为促进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词〕 胡乔木；文艺；政治；关系；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63-06
政治化地理解文艺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一个深厚而久远的历史传统。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一直是作家、艺术家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以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不管是专题讨论，还是高层领导讲话，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都强调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文艺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违背了文艺规律，文艺创作图解政策的政治化倾向异常突出，概念化、公式化十分严重，最终走进了死胡同。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为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强大支持。作为当年《讲话》的整理者、支持者和宣传者，在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胡乔木适应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要求，重新审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纠正了文艺极端政治化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为发展新时期文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一、政治对文艺产生有影响，但是，如果“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
文艺与政治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1]文艺与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范畴内互相影响的关系。政治属于制度的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属于靠近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主要指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文艺虽然也属于观念上层建筑，但是它距离经济基础相对较远，它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文艺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反作用于生活，它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目的，按照艺术创作规律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进行情感评价和审美判断。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艺术不但受政治的影响，也受宗教、哲学、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艺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2]文艺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和其他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等，不管距离经济基础有多远，他们的地位是平等。正如苏联阿·布罗夫所说，抽象的纯粹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3]可见，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基础，其地位是平等的，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文艺政策却扭曲了这种关系，过分强调政治对文艺的决定作用，认为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文艺是政治的一种形式，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文艺要反映政治斗争，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讲话》之后，文艺政治化倾向更加突出，强调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要 “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建国后十七年，在执行文艺政策过程中，要求文艺以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无条件地服务政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执拗地捆绑着文学，侵凌着、改变它作为艺术门类的品格”，[4]给文艺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文革”结束后，文艺理论界针对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要不要为政治服务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胡乔木的反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79年，在讨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时，胡乔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讲话》中关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等提法，是当时时代的产物，过去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在和平时期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的时候，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5]这是《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 在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荒煤等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工作情况的谈话中，胡乔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艺与政治的属性做了这样的阐释，他说，“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学是手段，政治是目的……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6]（125-126）
针对过去不尊重上层建筑各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忽视文艺独立性，完全把文艺看成是政治的依附和附庸的做法，胡乔木批评了那些热衷于发号施令的人，认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当然会因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这并不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或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不起作用，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如此。这种影响有其客观的局限，决非随心所欲。”[6]（126）意识形态是具体的，它存在于具体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形态中，没有一种能够超越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形态。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都有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但又互相独立。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有远近之别，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父子、主仆之分。当然，各种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个特殊时期，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讲话》提出文艺“武器”论、“军队”论、文艺为政治服务论，是在非常时期特殊的理论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常态时期，各种意识形态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二、“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这种说法，
降低了文学的地位，缩小了文学的范围
文学艺术是一审美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性在于它关注的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在于它一方面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富于审美特性的种类。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表现在它以感人的形象世界包孕着作者的理性认识，并渗透着其他意识形态的因子。《巴黎圣母院》的形象世界可以抽象化为雨果的如下认识：“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7]艺术作品中，形象与情感、理性是复杂地熔铸在一起的，其“思想不是以教条方式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构成充溢在作品里的作品灵魂。”[8]文艺是反映整体人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它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思想相融合，是人的一种情感评价，也是一种感性体验。如果违背审美特性，在文艺作品中过分强调直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文艺无疑就会变成政治的单纯传声筒。
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淹没文艺审美属性的现状，胡乔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我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缺少明确的界定，没有分清文艺和政治作为一项事业与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区别，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忽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忽视文艺的特征及其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将文艺降为政治的附庸，要求文艺无一例外地服从临时的、具体的和直接的政治任务，淹没了文艺丰富多彩的特性，消解了文艺的审美功能，由此导致了文艺题材、内容的单一化、刻板化和艺术表现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提法被被人歪曲利用，成为开展政治运动和斗争的挡箭牌，大批作家为此惨遭厄运，大批作品被封杀。在1981年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胡乔木说，“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6]（195-196）在胡乔木看来，“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缩小了文艺的范围，显然是“不确切的”。
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中，胡乔木以具体的文艺作品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文学艺术的一些形式，如长篇叙事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可以带有倾向性，而另外一些形式，如建筑艺术、音乐艺术（不是指歌词），虽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色彩，却一般很难直接说出它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来，某些绘画、诗歌和散文也有这种情况”。[6]（247） “有一部分艺术作品（文学也有，姑且不说），是很难指出它的政治内容，很难说它是为哪个政治服务的。比方说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或者江南丝竹（春江花月夜），能够说它们是为政治服务的吗？我们能够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服务的，就不让这些节目演出吗？我们的文艺作品，它主要倾向是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这是我们提倡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文学艺术的惟一主题。”[6]（252）在去世的前两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又说：“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这种说法，“一方面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 [9] 当时，周扬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不能穷尽文艺的范围，减少了审美、娱乐等其他作用。这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在思想解放之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形成的一种共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交叉关系，不是一种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文艺反映生活有自己的规律，既可以反映政治生活，也可以不反映政治生活，它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社会政治的，也可以是审美的、娱乐的、休闲的。总之，文艺可以与政治有关，也可以与政治无关。
三、文艺不是作家、艺术家“纯粹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自我表现”，
也不是“同社会政治没有任何关联”
胡乔木虽然强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他强调文艺不能完全脱离政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党派政治，理解为一个政党与另一个政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党派政治的含义比社会政治要窄得多。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凡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必然存在政治。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当然无所谓政治问题，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存在就必然存在权力关系，从而也就必然存在政治。文学既然是人学，既然必定描写社会世界与生活世界中的人，那么，它就不可能不涉及（不管多么隐蔽）人际间的权力关系问题。[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丁玲才说：“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军》，而不写别的？……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1]孙犁虽然说写东西要离“政治”远一点，不在作品里写政策，但他也坦诚其作品没有脱离政治。因此，脱离社会生活、不受其他意识形态影响、纯粹的、无杂质的文艺是不存在的。
针对一些人不问政治，远离政治，与政治彻底分家等主张，胡乔木指出：“有些同志把文艺看作是纯粹个人的事业，把作品看成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表现，同社会政治没有任何关联；认为作家可以不顾社会责任，作品可以不问社会效果”[6]（179）等文艺现象，他尖锐批评道：文艺创作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6]（175）文学离不开人的社会性，也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社会政治具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在其全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着他的整个意识系统，包括审美意识。个体审美意识的形成，除受到个人性格、气质、艺术修养等因素的影响外，更要受到以世界观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文学是时代的产儿，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自然也包括反映人们的政治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活动它所反映的客体对象——人及其社会关系有其历史的规定性，而且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也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即使有些文艺作品并不直接表现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斗争，但作家、艺术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也会或隐或显地渗透到作品中去。总之，文学实践证明，文学“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12]那种以为文艺离政治越远，甚至脱离政治，审美属性才越强的观点不符合不符合美学原理。 虽然胡乔木放弃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但他并没有忽视文艺的鲜明意识形态性和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社会生活具有主导性和层次性，决定了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学，其社会属性必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其主导方面不可能放弃、淡化其政治功利性。胡乔木指出，文艺在特定时期内“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传画和讽刺画是需要的，但是毕竟不能用来包括整个的绘画。”[6]（195）他要求社会主义作家、艺术家，要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生活联系起来，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现实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历史的发展趋势，反映出时代精神。当然，胡乔木也强调，对于文学、电影、戏剧等具体的文艺门类“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方面和性质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对它们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6]（195）我们不能要求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都达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但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导部分和主导方面，则应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惟其如此，我们的整个文学事业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起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
四、党领导文艺“只能在科学和艺术所
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
为艺术家提供“某种帮助和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3]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全面领导着物质生产建设，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领导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接受党的领导。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家、艺术家可以脱离当代先进思想和前进运动的指导和影响，脱离党在文艺发展方向上的正确领导”[6]（179）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胡乔木在中共中央思想文化宣传工作一系列讲话中的一贯坚定立场。党对文艺工作不是要不要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的问题。
在1982年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闭幕会的招待会上，胡乔木发表讲话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艺事业需要党的领导，但不能因为需要党的领导就认为文艺就是属于党的。“我们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正如同对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不能这样做一样。比方说，我们党领导教育工作，但是不能说，整个国民教育是党的教育。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6]（245）他认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直领导到共产主义”，但是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可以对文艺为所欲为。党领导文艺事业主要是把握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的权利，不要“事无大小”都要干预，管不该管的事情。党领导科学和艺术，只能在科学和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超出科学、艺术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去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就会造成错误，就会造成损失。如果粗暴地任意地主观地去干涉他所不应该干涉的学术和文化活动，比如，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如果领导横加干涉。那么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他要去领导，只能按科学、艺术的规律去领导。科学和文化就好像是一所花园，不能允许任何人摘，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践踏，无论他穿什么样的鞋。他要负责把花养好，要负责灌溉、育种、除虫，等等”。[14]在给胡耀邦的信中，胡乔木提出，党对文艺的领导实质就是为文艺家开展创造性的劳动提供条件和服务。文艺作品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5]他尖锐地指出，当代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种不幸。”[6]（127）这是客观事实。
鉴于历史教训，他特别提醒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领导是在好多方面跟一定权力相联系的，所以掌握了这种权力的同志，在使用他的权力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他要知道权力作用的界限，什么情况下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6] （258）他坚决主张领导“不能靠指挥棒去生产作品，不能靠指挥棒去解释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来衡量文学的成就。”[6]（127）晚年和赵丹交流时，胡乔木非常赞同他的意见，认为如果党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什么希望。党的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管，何况管的太具体，这样很难充分发挥每一个演员的艺术才能。胡乔木虽然主张尊重作家的权利，反对任意干涉文艺，但同时也强调“不要横加干涉当然不等于不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正确的合理的批评，一切听之任之。否则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了。”[6]（174）
五、不能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
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
恩格斯曾经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指出，“我们并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人’的尺度来衡量他”。[15]这段话意味着文艺批评标准具有多种可能性，既可以从政治、党派、道德方面，也可以从美学、历史等立场来评价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由于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苏联文艺政策影响以及抗战特殊需要等多重因素，我们的文艺批评一直过分地强调作品的政治倾向性，甚至以政治标准代替了艺术标准，这是文艺理论亟待澄清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文艺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文艺通过写实的或浪漫的手法对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描写，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性，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文艺家要不要表现某种政治倾向，完全取决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绝不应该按照谁的命令去按图索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反对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但主张政治倾向性必须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文学倾向脱离了文学主体与审美自律，就会变成政治宣传口号或标语。《讲话》也阐述了上述观点：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是，鉴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毛泽东更倾向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把它作为判定文艺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在一定时期和某种范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建国后，继续用这种标准去衡量文艺利少弊多。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鲁迅研究会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撰稿座谈会上，胡乔木指出：“我们曾经把毛泽东所有的话当成禁区，不能去动它，这样的结果，就妨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自己把自己封锁了起来。”[6]（147）1981年，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他又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政治、社会、哲学、历史、道德、艺术等多种观点，如果只着眼于政治倾向，就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即使是政治倾向十分强烈的文艺作品，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倾向。我们 “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倾向性，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 准。 [6]（195-196）应该说，这段话是国家意识形态第一次对过去文艺批评标准提出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意味着政治内容只是思想内容的其中一部分，是思想性的一个侧面，政治标准包含于思想标准之中，而不是相反。这种宽泛的理解给新时期文艺批评理论松了绑，被很多人所接受。时至今日，高校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就采用了这个说法。应该说，胡乔木把政治标准置换为思想标准，放宽了文艺批评的标准，淡化过去僵化和教条的文艺政策，把文艺从“左”倾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从基本内容来看，胡乔木的阐释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客观解读，并没有为学界提供新的东西。
如何正确客观认识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呢？胡乔木认为：“文学艺术的一些形式，如长篇叙事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可以带有倾向性，而另外一些形式，如建筑艺术、音乐艺术（不是指歌词），虽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色彩，却一般很难直接说出它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来，某些绘画、诗歌和散文也有这种情况。过去时代，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倾向性的要求，并没有达到绝对化的地步。我们鼓励支持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政治倾向性文艺作品，但对于那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要允许存在和发展。 [6]（247）由此可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乔木并不否定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不仅重视文艺的政治性，更重视艺术原则，要求具有政治倾向的文艺作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作家对于生活的把握要“艺术的掌握”，“艺术方式加工”，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 ，作家对于生活的评论是“诗意的裁判”，对作品的批评应该掌握“美学的历史的”尺度等等。如果文艺创作违背生活、违背艺术的规律，强行把政治倾向、思想观点塞给读者，这样的作品就会变成政治概念的图解，失去文学自身的特性。
综上所述，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设，但两者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只能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正确的文艺批判不能只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这些观点是新时期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高层突破《讲话》的某些理论禁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补正、完善与发展，对于当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当下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文艺远离政治、脱离政治，艺术至上，文艺过度市场化、低俗化、文艺批评丧失明辨方向的能力和独立品格、缺乏“说真话”的操守和定力，需要文艺批评拿出大丈夫的“浩然正气”，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人的精神意义与价值追求等“形而上” 的主题，需要彰显文艺联系时代、反映时代、关心民族、公平正义和历史责任担当的进步政治、真实政治，更需要政治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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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胡乔木；文艺；政治；关系；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63-06
政治化地理解文艺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一个深厚而久远的历史传统。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一直是作家、艺术家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以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不管是专题讨论，还是高层领导讲话，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都强调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文艺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违背了文艺规律，文艺创作图解政策的政治化倾向异常突出，概念化、公式化十分严重，最终走进了死胡同。1978年，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为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强大支持。作为当年《讲话》的整理者、支持者和宣传者，在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胡乔木适应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要求，重新审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纠正了文艺极端政治化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为发展新时期文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一、政治对文艺产生有影响，但是，如果“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
文艺与政治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1]文艺与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范畴内互相影响的关系。政治属于制度的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属于靠近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主要指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文艺虽然也属于观念上层建筑，但是它距离经济基础相对较远，它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文艺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反作用于生活，它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目的，按照艺术创作规律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进行情感评价和审美判断。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艺术不但受政治的影响，也受宗教、哲学、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艺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2]文艺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和其他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等，不管距离经济基础有多远，他们的地位是平等。正如苏联阿·布罗夫所说，抽象的纯粹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3]可见，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两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基础，其地位是平等的，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文艺政策却扭曲了这种关系，过分强调政治对文艺的决定作用，认为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文艺是政治的一种形式，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文艺要反映政治斗争，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讲话》之后，文艺政治化倾向更加突出，强调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要 “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建国后十七年，在执行文艺政策过程中，要求文艺以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无条件地服务政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执拗地捆绑着文学，侵凌着、改变它作为艺术门类的品格”，[4]给文艺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文革”结束后，文艺理论界针对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要不要为政治服务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胡乔木的反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79年，在讨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时，胡乔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讲话》中关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等提法，是当时时代的产物，过去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在和平时期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的时候，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5]这是《讲话》以来，党内专家第一次提出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 在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荒煤等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工作情况的谈话中，胡乔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艺与政治的属性做了这样的阐释，他说，“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学是手段，政治是目的……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6]（125-126）
针对过去不尊重上层建筑各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忽视文艺独立性，完全把文艺看成是政治的依附和附庸的做法，胡乔木批评了那些热衷于发号施令的人，认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当然会因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这并不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或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不起作用，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如此。这种影响有其客观的局限，决非随心所欲。”[6]（126）意识形态是具体的，它存在于具体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形态中，没有一种能够超越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形态。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都有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但又互相独立。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有远近之别，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父子、主仆之分。当然，各种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也不是绝对的。在某个特殊时期，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讲话》提出文艺“武器”论、“军队”论、文艺为政治服务论，是在非常时期特殊的理论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常态时期，各种意识形态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二、“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这种说法，
降低了文学的地位，缩小了文学的范围
文学艺术是一审美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性在于它关注的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在于它一方面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富于审美特性的种类。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表现在它以感人的形象世界包孕着作者的理性认识，并渗透着其他意识形态的因子。《巴黎圣母院》的形象世界可以抽象化为雨果的如下认识：“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7]艺术作品中，形象与情感、理性是复杂地熔铸在一起的，其“思想不是以教条方式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构成充溢在作品里的作品灵魂。”[8]文艺是反映整体人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它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思想相融合，是人的一种情感评价，也是一种感性体验。如果违背审美特性，在文艺作品中过分强调直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文艺无疑就会变成政治的单纯传声筒。
针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淹没文艺审美属性的现状，胡乔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我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缺少明确的界定，没有分清文艺和政治作为一项事业与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区别，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忽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忽视文艺的特征及其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将文艺降为政治的附庸，要求文艺无一例外地服从临时的、具体的和直接的政治任务，淹没了文艺丰富多彩的特性，消解了文艺的审美功能，由此导致了文艺题材、内容的单一化、刻板化和艺术表现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提法被被人歪曲利用，成为开展政治运动和斗争的挡箭牌，大批作家为此惨遭厄运，大批作品被封杀。在1981年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胡乔木说，“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6]（195-196）在胡乔木看来，“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缩小了文艺的范围，显然是“不确切的”。
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中，胡乔木以具体的文艺作品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文学艺术的一些形式，如长篇叙事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可以带有倾向性，而另外一些形式，如建筑艺术、音乐艺术（不是指歌词），虽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色彩，却一般很难直接说出它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来，某些绘画、诗歌和散文也有这种情况”。[6]（247） “有一部分艺术作品（文学也有，姑且不说），是很难指出它的政治内容，很难说它是为哪个政治服务的。比方说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或者江南丝竹（春江花月夜），能够说它们是为政治服务的吗？我们能够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服务的，就不让这些节目演出吗？我们的文艺作品，它主要倾向是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这是我们提倡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文学艺术的惟一主题。”[6]（252）在去世的前两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又说：“文学艺术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这种说法，“一方面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 [9] 当时，周扬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不能穷尽文艺的范围，减少了审美、娱乐等其他作用。这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在思想解放之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形成的一种共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交叉关系，不是一种包含于被包含的关系，文艺反映生活有自己的规律，既可以反映政治生活，也可以不反映政治生活，它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社会政治的，也可以是审美的、娱乐的、休闲的。总之，文艺可以与政治有关，也可以与政治无关。
三、文艺不是作家、艺术家“纯粹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自我表现”，
也不是“同社会政治没有任何关联”
胡乔木虽然强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他强调文艺不能完全脱离政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政治狭义地理解为党派政治，理解为一个政党与另一个政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党派政治的含义比社会政治要窄得多。社会政治关注的核心是人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凡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必然存在政治。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当然无所谓政治问题，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存在就必然存在权力关系，从而也就必然存在政治。文学既然是人学，既然必定描写社会世界与生活世界中的人，那么，它就不可能不涉及（不管多么隐蔽）人际间的权力关系问题。[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丁玲才说：“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军》，而不写别的？……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1]孙犁虽然说写东西要离“政治”远一点，不在作品里写政策，但他也坦诚其作品没有脱离政治。因此，脱离社会生活、不受其他意识形态影响、纯粹的、无杂质的文艺是不存在的。
针对一些人不问政治，远离政治，与政治彻底分家等主张，胡乔木指出：“有些同志把文艺看作是纯粹个人的事业，把作品看成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表现，同社会政治没有任何关联；认为作家可以不顾社会责任，作品可以不问社会效果”[6]（179）等文艺现象，他尖锐批评道：文艺创作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6]（175）文学离不开人的社会性，也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社会政治具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在其全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着他的整个意识系统，包括审美意识。个体审美意识的形成，除受到个人性格、气质、艺术修养等因素的影响外，更要受到以世界观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文学是时代的产儿，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自然也包括反映人们的政治生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活动它所反映的客体对象——人及其社会关系有其历史的规定性，而且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也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即使有些文艺作品并不直接表现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斗争，但作家、艺术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也会或隐或显地渗透到作品中去。总之，文学实践证明，文学“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12]那种以为文艺离政治越远，甚至脱离政治，审美属性才越强的观点不符合不符合美学原理。 虽然胡乔木放弃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但他并没有忽视文艺的鲜明意识形态性和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社会生活具有主导性和层次性，决定了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学，其社会属性必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其主导方面不可能放弃、淡化其政治功利性。胡乔木指出，文艺在特定时期内“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传画和讽刺画是需要的，但是毕竟不能用来包括整个的绘画。”[6]（195）他要求社会主义作家、艺术家，要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生活联系起来，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现实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历史的发展趋势，反映出时代精神。当然，胡乔木也强调，对于文学、电影、戏剧等具体的文艺门类“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方面和性质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对它们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6]（195）我们不能要求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都达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但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导部分和主导方面，则应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惟其如此，我们的整个文学事业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起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
四、党领导文艺“只能在科学和艺术所
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
为艺术家提供“某种帮助和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3]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全面领导着物质生产建设，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领导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接受党的领导。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家、艺术家可以脱离当代先进思想和前进运动的指导和影响，脱离党在文艺发展方向上的正确领导”[6]（179）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胡乔木在中共中央思想文化宣传工作一系列讲话中的一贯坚定立场。党对文艺工作不是要不要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的问题。
在1982年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闭幕会的招待会上，胡乔木发表讲话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艺事业需要党的领导，但不能因为需要党的领导就认为文艺就是属于党的。“我们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正如同对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不能这样做一样。比方说，我们党领导教育工作，但是不能说，整个国民教育是党的教育。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6]（245）他认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一直领导到共产主义”，但是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可以对文艺为所欲为。党领导文艺事业主要是把握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的权利，不要“事无大小”都要干预，管不该管的事情。党领导科学和艺术，只能在科学和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如果超出科学、艺术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去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就会造成错误，就会造成损失。如果粗暴地任意地主观地去干涉他所不应该干涉的学术和文化活动，比如，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如果领导横加干涉。那么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他要去领导，只能按科学、艺术的规律去领导。科学和文化就好像是一所花园，不能允许任何人摘，也不允许任何人去践踏，无论他穿什么样的鞋。他要负责把花养好，要负责灌溉、育种、除虫，等等”。[14]在给胡耀邦的信中，胡乔木提出，党对文艺的领导实质就是为文艺家开展创造性的劳动提供条件和服务。文艺作品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党的领导是通过建立一种更适宜于科学、哲学、文艺发展的条件而实现的，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5]他尖锐地指出，当代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种不幸。”[6]（127）这是客观事实。
鉴于历史教训，他特别提醒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领导是在好多方面跟一定权力相联系的，所以掌握了这种权力的同志，在使用他的权力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他要知道权力作用的界限，什么情况下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6] （258）他坚决主张领导“不能靠指挥棒去生产作品，不能靠指挥棒去解释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来衡量文学的成就。”[6]（127）晚年和赵丹交流时，胡乔木非常赞同他的意见，认为如果党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什么希望。党的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管，何况管的太具体，这样很难充分发挥每一个演员的艺术才能。胡乔木虽然主张尊重作家的权利，反对任意干涉文艺，但同时也强调“不要横加干涉当然不等于不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正确的合理的批评，一切听之任之。否则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了。”[6]（174）
五、不能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
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
恩格斯曾经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指出，“我们并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人’的尺度来衡量他”。[15]这段话意味着文艺批评标准具有多种可能性，既可以从政治、党派、道德方面，也可以从美学、历史等立场来评价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由于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苏联文艺政策影响以及抗战特殊需要等多重因素，我们的文艺批评一直过分地强调作品的政治倾向性，甚至以政治标准代替了艺术标准，这是文艺理论亟待澄清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文艺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文艺通过写实的或浪漫的手法对现实关系进行真实描写，反映社会的发展规律性，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文艺家要不要表现某种政治倾向，完全取决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绝不应该按照谁的命令去按图索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反对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但主张政治倾向性必须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文学倾向脱离了文学主体与审美自律，就会变成政治宣传口号或标语。《讲话》也阐述了上述观点：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是，鉴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毛泽东更倾向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把它作为判定文艺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在一定时期和某种范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建国后，继续用这种标准去衡量文艺利少弊多。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鲁迅研究会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撰稿座谈会上，胡乔木指出：“我们曾经把毛泽东所有的话当成禁区，不能去动它，这样的结果，就妨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自己把自己封锁了起来。”[6]（147）1981年，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他又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政治、社会、哲学、历史、道德、艺术等多种观点，如果只着眼于政治倾向，就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即使是政治倾向十分强烈的文艺作品，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倾向。我们 “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倾向性，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 准。 [6]（195-196）应该说，这段话是国家意识形态第一次对过去文艺批评标准提出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意味着政治内容只是思想内容的其中一部分，是思想性的一个侧面，政治标准包含于思想标准之中，而不是相反。这种宽泛的理解给新时期文艺批评理论松了绑，被很多人所接受。时至今日，高校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就采用了这个说法。应该说，胡乔木把政治标准置换为思想标准，放宽了文艺批评的标准，淡化过去僵化和教条的文艺政策，把文艺从“左”倾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从基本内容来看，胡乔木的阐释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客观解读，并没有为学界提供新的东西。
如何正确客观认识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呢？胡乔木认为：“文学艺术的一些形式，如长篇叙事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可以带有倾向性，而另外一些形式，如建筑艺术、音乐艺术（不是指歌词），虽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色彩，却一般很难直接说出它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来，某些绘画、诗歌和散文也有这种情况。过去时代，人们对文学艺术作品倾向性的要求，并没有达到绝对化的地步。我们鼓励支持具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政治倾向性文艺作品，但对于那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学艺术作品也要允许存在和发展。 [6]（247）由此可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乔木并不否定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不仅重视文艺的政治性，更重视艺术原则，要求具有政治倾向的文艺作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作家对于生活的把握要“艺术的掌握”，“艺术方式加工”，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式” ，作家对于生活的评论是“诗意的裁判”，对作品的批评应该掌握“美学的历史的”尺度等等。如果文艺创作违背生活、违背艺术的规律，强行把政治倾向、思想观点塞给读者，这样的作品就会变成政治概念的图解，失去文学自身的特性。
综上所述，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设，但两者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只能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正确的文艺批判不能只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这些观点是新时期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高层突破《讲话》的某些理论禁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补正、完善与发展，对于当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当下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文艺远离政治、脱离政治，艺术至上，文艺过度市场化、低俗化、文艺批评丧失明辨方向的能力和独立品格、缺乏“说真话”的操守和定力，需要文艺批评拿出大丈夫的“浩然正气”，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人的精神意义与价值追求等“形而上” 的主题，需要彰显文艺联系时代、反映时代、关心民族、公平正义和历史责任担当的进步政治、真实政治，更需要政治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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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