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大草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国几大美丽的藏区之一。这里山青水美，民风淳朴，民族艺术底蕴深厚，出过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我自小喜欢歌舞，跟随着老一辈草原艺人学艺，在甘、青许多藏区演出过，并曾两次进京献艺，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虽然我现在已经59岁了，但我还在草原上奔忙着教歌传艺，参加各种演出。草原歌舞陪伴了我一生，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进京献艺受到毛主席接见
　　
　　我于1948年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藏民家庭里，家族里没有什么艺术传承，我与歌舞的结缘，完全出于自身的活泼天性和艰苦努力。夏河县是甘南很有灵气的地方，出拉卜楞宗教神话，也出民间艺人。我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和熏陶，早在学校时就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小演员了。后来，省艺术学校来甘南挑小演员，我被选中了。我在省艺校学习了一年，又转到西北民院学了一个学期。因为赶上1960年大饥馑，我在汉族地区生活不习惯，父母对我也十分牵挂和担心，于是我就在放寒假回夏河后，没有再回到兰州的学校里去。之后，我参加了夏河县的业余宣传队，常年在草原上为牧民演节目。
　　1964年，我们宣传队编排了一个叫《三个女民兵》的舞蹈节目，被省上选中，代表甘肃去参加当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个节目是根据3个女民兵智擒盗马贼的真实故事编创的，我在这个节目里担任主角。意想不到的这次进京机会，让我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
　　在北京演出时，高原藏族音乐的特殊魅力、优美的舞蹈设计和感人的故事情节，感动了台下数千观众，掌声此起彼伏，以至于节目又重演了一遍，谢幕谢了3遍我们才退了场。这个舞蹈成为甘肃十多个进京节目中唯一的获奖节目，而且获得的是整个汇演中唯一的最高奖：一等奖。
　　随后，获奖节目又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了一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宋庆龄等领导人都来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当时，我们的节目一上场，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中央领导也在鼓掌，毛主席还对身边的人说着什么，又向我们轻轻招了招手。在我印象里毛主席的手特别大，脸庞儿也特别显眼。我们一边演着一边激动地流着泪……演出结束后，谢了3次幕还不能下场，就又演了一遍。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上台接见所有参加演出的演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演员们大都激动得在流泪。我站在头排中间，毛主席走过来同我握手，并和蔼地对我说：“女民兵们演得好，演得好哇！”刘少奇主席过来时也夸赞我们的演技。周恩来总理握着我的手，乐呵呵地说：“很好很好，你们3个女民兵很勇敢很机智，演得很好，祝贺你们！”如今，我回忆起当年在北京演出的那些难忘时刻，心里仍感到很幸福很激动。
　　我们的《三个女民兵》，随后应邀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纪录片，两个月后在全国上映了。当时我陪着阿爸阿妈去县电影院看，阿妈感到很奇怪：“人在我身边，怎么又在那上面跳舞呢？”我阿妈是第一次看电影，她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但她看到了女儿的成功，很为我骄傲。
　　
　　遭遇厄运却难改我的歌舞梦
　　
　　人生路上常有风云变幻。正当我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不幸落到了我的头上。
　　父亲因为做了点小生意而被社教团定为“商业资本家”；加上我进京演出与中央领导的合影里，有“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贺龙、邓小平、陈毅等“黑线大人物”，我被开除了，离开县剧团回了家。
　　父亲被批斗，我们全家3口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挤在一个堆柴禾的小草棚里艰难度日。那时候，家里的东西全被抄走了，连烧火的牛粪和柴都没留给我们。后来父亲被带走，集中在一个地方强制劳动。我和母亲也在民兵的看守和监督下单独干活。演民兵出名受到毛主席接见，今天又被民兵押着劳动改造，人生的无常和戏剧性，让我困惑迷茫和尴尬无奈。我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后来，我们连饭也吃不饱了，实在饿得不行，为了挣一点粮食和酥油糊口，我又到玛曲给人做了4年保姆。一家人流落三地，受尽了身心的双重磨难。
　　“四人帮”垮台后，父亲的冤案在1978年得到平反。我10年没见过父亲一面，全家重聚，悲喜交集，3人抱着哭成了一团。
　　从那时起，荒废了整整12年艺术青春的我，又像草原上久旱而喜逢甘霖的小草，逐渐伸枝展叶，承接新生活的阳光，我开始唱歌了，跳舞了。乡亲们高兴地说：“我们的草原百灵又回来了！”
　　我被县剧团开除前，已是团里的台柱子，甘南草原上的藏族乡亲们不知有多少人看过我的节目。我藏舞跳得好，藏戏也演得好，还会弹唱，特别受群众欢迎。我的音域比较宽，音色也好，小时候又听了很多《格萨尔王》的弹唱曲目，对弹唱有特别的领悟能力。阿热扎尼这种民族弹拨乐器的轻柔和富于感情色彩，激发了我的灵感，于是我顺应这种旋律，对传统藏族弹唱乐曲进行了通俗化的改编尝试，使之听起来更加易懂和柔美，这种改造过的弹唱备受欢迎，很快便在草原上流行开来。我找到了新的支点，在弹唱中歌颂重见天日的美丽草原，抒发人生感悟，表达孝顺父母的女儿情……自编自创了一批优秀弹唱作品，如《美丽的拉卜楞》、《蜜蜂》、《天鹅神鸟》等等。甘南州和青海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常背着机器跑来找我录歌；四川和青海的民间青年艺人和演员们，也都纷纷来夏河找我学习弹唱；一些专业词作者闻讯后则主动寄来歌词，让我为其配曲配唱，我又焕发了艺术青春。
　　1980年，北京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我再一次代表甘肃进京献艺。我带着自己的二人藏族齐唱《阿乡老老》（歌唱婚姻自由的内容，意思是劝求舅舅不要拆散恋爱中的一对青年男女），唱热了大会堂观众们的心，并荣获二等奖。华国锋和胡耀邦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前来观看演出并接见演员、一起合影留念。虽然1964年我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合影被“文革”抄家的人毁掉了，但这一次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我将其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并视为自己艺术人生最珍贵的见证。
　　
　　我要永远为草原上的藏民歌唱
　　
　　1981年，一直是“民间艺人”身份的我，被选调到甘南州藏剧团做了正式演员，继续我的弹唱艺术，演藏戏兼做教练和导演。后来，我又调任夏河县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干事18年，直到退休。这期间，我带着演员们去草原上演出，到各单位和各乡搞文艺辅导，帮助排练节目，教艺术健身操、组织各种文艺活动……把自己的全部艺术才智奉献给了家乡的群众文化事业，为夏河县赢得了许多文化艺术方面的奖项，如藏族中学的舞蹈获省大赛二等奖、藏医院节目获省三等奖、夏河县获省级全民健身“优秀组织奖”等等，我因此而感到欣慰。
　　在退休后的这几年里，我一如既往地热心于群众文艺事业，为剧团当顾问出主意，为各种大型庆祝活动编排节目，去州里、省里演出……忙得不亦乐乎。我搁不下我的艺术事业，也没有“退休”的概念，弘扬藏族民间艺术，培养新人，是我永远的工作。不久前，甘肃省音像出版社和省广播电台又专门为我制作了弹唱CD。
　　我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我又是幸运的，遇到一位朴实、勤劳且能接受我的苦难并十分支持我艺术事业的好人，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桑吉塔。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旦增加，在县藏医院当医生，女儿贡曲乎卓玛，在西藏做服装生意。
　　我的孙女南吉卓玛，特别聪明活泼，爱跳爱唱。我发现她就是第二个我，所以我除了演出和外面的编排活动，最重要的事就是培养我的小卓玛。小卓玛是我的梦，她承载着我艺术梦的延续。我把自己更多的没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这个聪明伶俐、极富艺术感悟力的小孙女身上。从她一两岁时起，我就手把手地开始教她，十几年从没中断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卓玛12岁时便考入甘南州藏戏团。头一年去四川学习结业时，60多名学员中小卓玛的成绩最好。现在，小卓玛的软功、技巧和唱腔都很好，成绩非常优异。我打算让小卓玛继续深造，考中央民族歌舞团，将来做一名出色的民族歌舞表演家，为我们藏民族争光。
　　对藏族民间艺术，我有一种执著，一种责任。出于对自己民族艺术的虔诚，这种感情绝不是我个人的理想，而是整个藏民族民间艺术传承的需要。
　　我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也是忙碌的。我现在仍在全身心地工作，跳舞，唱歌，演戏，东奔西走，有滋有味地继续演绎着我无悔的艺术人生。我的生命是充满热情和活力的，我这样的藏族女人，就是要终生为自己的民族鲜活和生动下去。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