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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30年甚至40年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该怎样起步？
8月26日下午，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数部法律。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
《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996年经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意义非同寻常，仅新增条款就有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有24条。这部法律原来总共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
就在这次会议开幕前，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最高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水，意味着生命。
然而，转眼之间，我们身边奔流的水不再清澈，甚至不再能哺育生命。虽然我们听不到江河的叹息或者呜咽，但在那些受到伤害的肌体和灵魂深处，你能体会到这种躁动与愤怒。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对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中警告说，中国 “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此次会议上所做的修订说明中强调，中国的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面对这场全局性的水污染危机，《财经》没有理由不作出回应。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之前，从今年7月底至今，《财经》先后派出四路记者，去探寻太湖之殇、黄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
——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
——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无处不在。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
——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
环顾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今，“贫水”遭遇到来势凶猛的水污染，双重危机下，将会怎样影响转型中国的命运和未来？
水污染“黑洞”
“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问题了”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参见“地表水六类划分”），基本丧失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字。在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北方地区，污染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有河皆枯，有水皆污”并非虚言。
从水利部的统计数字来看，海河和辽河两大流域劣Ⅴ类水质所占的河流长度，都超过了半数；而在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大清河以及海河干流，这个比例甚至接近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城市饮用水的安全自然失去保障。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城市已如此，农村更何以堪？据估计，中国目前存在饮用水不安全的农村人口，应在3亿人以上。即使这个数字，仍然被很多人认为被大大低估了。
地表水遭到污染后，污染物会向地层深处逐步渗透，目前中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也污染严重。在城市之外，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淮河流域，50米以内的80％浅层地下水都已经变成Ⅴ类水质，丧失了水功能；50米至300米的中层地下水，也已出现局部污染。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仅仅依据现有数字，仍不足以真切反映中国水污染的真实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易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发布的各种水环境质量检测报告，由于受布点数量和布点区域的限制，“并不能充分、真实地反映国内水污染现状”。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王毅也持类似的看法。国家环保总局设置的水质监测断面，基本上分布在水量相对充沛、监管相对严格的大江大河或主要水系的干流，对于支流的监测几乎属于空白领域。在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实际的污水排放量以及支流、内河的受污染程度，很可能“要比目前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COD（化学需氧量）的浓度几乎被看成水体污染程度的惟一指标。的确，水体中能被氧化的物质在被氧化时消耗的氧气量，可以很好地反映水中的有机物污染程度。COD浓度越高，说明消耗的氧越多，污染程度也越深。
然而，COD指标实际上只能反映水污染的“冰山一角”。即使加上其他“主要污染指标”，比如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等，也难以真实地还原水污染的各个侧面。
事实上，大量工业污水的成分，远比现有的常规检测项目所能涵盖的内容复杂得多。其中的多种化学成分，都可能对人体产生致畸、致癌、致突变效应。
要穷尽水污染中各种可能的危险因素，不仅面临技术的挑战，也有着财政、人员上的现实困难。
另外一个因素也会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私下里对《财经》记者抱怨说，不少环保数据监测机构，由于主管领导是地方政府任命的，其上报给总局的很多数据，往往已经根据当地的经济或者政治需要进行了取舍，甚至修改。限于人手问题，总局又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数据逐一进行核实，只能以抽查应对，失真的可能性很难排除。
“水污染是个黑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承认，在中国很多地方，水污染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临界点”。即使从整体上而言，也已经达到或者相当接近这个“临界点”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中国水问题、并具体参与过除辽河流域其他所有重要江河湖泊治理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警告说：“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了。”
污染和缺水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就高达189亿元
不断加剧的水污染，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
《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但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数据资料支持，要进行任何具体和定量的估计，并不容易。
由世界银行、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卫生部等机构于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这份报告只是一个供讨论的草稿，最终的版本直到今天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世界银行报告根据2003年的数字，估算出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
这些看得见的危害，还只是水污染恶果的次要部分。
由于中国人均水资源量非常贫乏，加之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短缺在北方地区更为严重。水污染不但加剧了缺水地区的水短缺，更令一些原本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城市形成污染型缺水，从而诱发了污染和缺水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因水污染而导致的缺水损失，就高达189亿元。
恶性循环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则是地下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越来越多地依赖地下水时，将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城市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两至三米。
原因很简单，地下水的生成周期，相对地表水来说要漫长得多；前者为大约300年，后者却不到30天。这样缓慢的自我补充速度，显然难以跟得上人类大规模消耗的步伐。
“河北不少城市都快被抽成‘空中楼阁’了。”一位专家不无忧虑地对《财经》记者表示。
死亡阴影笼罩
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对这一点注定充满争议。在国际上，弄清特定疾病和各种污染物成分的对应关系，仍处在探索和研究阶段。更何况在中国，无论环保部门还是卫生部门，都缺乏良好的统计数据可资利用。
世界银行的上述报告，仍然尝试着给出自己的估计：依据2003年中国健康调查，由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用水，由此带来的健康损失将达到农村地区GDP的1.9％。
随着淮河、太湖等重污染地区一些“癌症村”陆续出现，水污染这种环境因素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无法在两者之间简单地画上一个等号，但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水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随着淮河流域众多“癌症村”不断在国内外媒体上曝光，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卫生部、环保总局、水利部、发改委以及沿淮各地方政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真正弄清情况，找出问题。
之后，2005年7月，由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牵头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癌症）相关性研究，也正式启动。
不过，这份研究到底进展如何，以及最终的结果是否会向学术界以及公众公布，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困局求解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下，任何“劣币驱逐良币”的空间，都可能被各个利益主体加以利用。制度上的“篱笆”没有扎紧之前，即使行政性、运动性的治理措施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仍然不可能指望水污染状况奇迹般地出现好转。
而今，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水污染危机的严峻性。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这一版本的修订草案，针对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罚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损失的20％到30％来计算。与之前相比，的确是一个进步。
然而，水污染事故仅仅是非常态下的监管。对于日常性的超标排放行为，此次修订仍然保留着100万元的上限。
美国的《清洁水法案》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进制，不设上限，视情节轻重，罚款额度从2500美元直至25万美元不等。在罚款的同时，往往还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狱之灾。上述两类处罚，一旦重犯，都加倍处理。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纳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法机构和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公众可以获知的此类判例甚至不足两位数。
很显然，仅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条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领导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变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都是不够的。
中国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在美国，这种变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且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监管理念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1970年，美国建立了环境保护署（EPA）。此前美国联邦政府只对铁路、民航、电力以及电信等自然垄断性行业，或者对于银行业这样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行业进行监管，且监管范畴几乎完全限于经济领域。此后，美国整个政治理念为之一变，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竞争并解除管制进程加快，而类似环境、公共健康以及危险化学品等社会性质的监管，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很难想像在30多年后，EPA会成为一个拥有1.7万多名员工、年预算超百亿美元的庞大机构。作为对比，目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公务员编制仅200多人。
这种转变给美国普通人带来的福利也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水域都被污染，哈得逊河的大肠杆菌含量一度超过健康上限170倍。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上游也污染严重，很多靠近城市的河流和湖泊都无法供人们游泳、垂钓或者嬉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一岁到五岁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超过100微克/升）的比重，一度接近九成。
而今，美国已有接近九成的人，可以在自己社区里获得符合各种健康指标的清洁水供应。大量的水域重新恢复了饮用、渔业功能，大城市周边的河湖又成为众多家庭的乐园。到2002年，美国儿童血铅超标比重也下降到了1.6％。
与美国类似，随着公众压力的增长，欧盟在1975年前后，开始寻求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饮用水安全，并最终于1980年第一次设立了约束性污染指标。
中国是否应该在短期实现这种转折？目前仍有不小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完成之前，地方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虽然有损环境、健康等公共福利，但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成长仍“利大于弊”。毕竟，在欧美或者日本，环境意识的觉醒都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一个相对平台期之后，才真正融入到决策中间去的。
赞成者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被大大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每隔十年左右才会次第出现的很多现象或者矛盾，很可能会在中国交错在一起，以更复杂的面貌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越及早转变，就越能抓住潜在的主要矛盾，在时间之轴上寻求主动。
或许，只有把切实转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健全环保法制、技术创新以及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等各种因素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水污染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即便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也绝无坦途。在美国，即使在《清洁水法案》出台20年后，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水体处于受污染的状况。在日本，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后，东京湾的COD达标排放率，也只有63％左右，湖泊等封闭水体的达标率就更低了。而在欧盟，即使到今天，水污染问题仍然是公众最为关注或者说忧虑的环境话题。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对《财经》记者说。
地表水水质划分
I类水 源头水等
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
I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
I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一般工业用和人体非直接接触娱乐用
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农业和一般景观用途
劣V类水 不适合饮用，基本丧失其功能性
从I类到III类水，人都可以直接饮用，但水质从好到坏不等。
资料来源：国家环保总局
水污染分类
生物污染：主要是细菌、寄生虫等，可引发传染性肝炎、痢疾、伤寒、霍乱以及腹泻等。
化学污染：主要是硝酸盐、磷酸盐、汞、砷、铬、氟、铅等无机物，以及苯酚、苯等其它芳香烃有机物、石油等。大剂量的化学污染物会导致急性中毒，低剂量的长期接触会导致癌症以及婴儿出生缺陷等多种慢性疾病。
资料来源：记者整理
8月26日下午，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数部法律。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
《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996年经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意义非同寻常，仅新增条款就有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有24条。这部法律原来总共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
就在这次会议开幕前，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最高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水，意味着生命。
然而，转眼之间，我们身边奔流的水不再清澈，甚至不再能哺育生命。虽然我们听不到江河的叹息或者呜咽，但在那些受到伤害的肌体和灵魂深处，你能体会到这种躁动与愤怒。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对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中警告说，中国 “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此次会议上所做的修订说明中强调，中国的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面对这场全局性的水污染危机，《财经》没有理由不作出回应。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之前，从今年7月底至今，《财经》先后派出四路记者，去探寻太湖之殇、黄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
——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
——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无处不在。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
——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
环顾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今，“贫水”遭遇到来势凶猛的水污染，双重危机下，将会怎样影响转型中国的命运和未来？
水污染“黑洞”
“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问题了”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参见“地表水六类划分”），基本丧失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字。在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北方地区，污染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有河皆枯，有水皆污”并非虚言。
从水利部的统计数字来看，海河和辽河两大流域劣Ⅴ类水质所占的河流长度，都超过了半数；而在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大清河以及海河干流，这个比例甚至接近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城市饮用水的安全自然失去保障。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城市已如此，农村更何以堪？据估计，中国目前存在饮用水不安全的农村人口，应在3亿人以上。即使这个数字，仍然被很多人认为被大大低估了。
地表水遭到污染后，污染物会向地层深处逐步渗透，目前中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也污染严重。在城市之外，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淮河流域，50米以内的80％浅层地下水都已经变成Ⅴ类水质，丧失了水功能；50米至300米的中层地下水，也已出现局部污染。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仅仅依据现有数字，仍不足以真切反映中国水污染的真实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易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发布的各种水环境质量检测报告，由于受布点数量和布点区域的限制，“并不能充分、真实地反映国内水污染现状”。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王毅也持类似的看法。国家环保总局设置的水质监测断面，基本上分布在水量相对充沛、监管相对严格的大江大河或主要水系的干流，对于支流的监测几乎属于空白领域。在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实际的污水排放量以及支流、内河的受污染程度，很可能“要比目前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COD（化学需氧量）的浓度几乎被看成水体污染程度的惟一指标。的确，水体中能被氧化的物质在被氧化时消耗的氧气量，可以很好地反映水中的有机物污染程度。COD浓度越高，说明消耗的氧越多，污染程度也越深。
然而，COD指标实际上只能反映水污染的“冰山一角”。即使加上其他“主要污染指标”，比如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等，也难以真实地还原水污染的各个侧面。
事实上，大量工业污水的成分，远比现有的常规检测项目所能涵盖的内容复杂得多。其中的多种化学成分，都可能对人体产生致畸、致癌、致突变效应。
要穷尽水污染中各种可能的危险因素，不仅面临技术的挑战，也有着财政、人员上的现实困难。
另外一个因素也会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私下里对《财经》记者抱怨说，不少环保数据监测机构，由于主管领导是地方政府任命的，其上报给总局的很多数据，往往已经根据当地的经济或者政治需要进行了取舍，甚至修改。限于人手问题，总局又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数据逐一进行核实，只能以抽查应对，失真的可能性很难排除。
“水污染是个黑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承认，在中国很多地方，水污染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临界点”。即使从整体上而言，也已经达到或者相当接近这个“临界点”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中国水问题、并具体参与过除辽河流域其他所有重要江河湖泊治理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警告说：“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了。”
污染和缺水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就高达189亿元
不断加剧的水污染，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
《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但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数据资料支持，要进行任何具体和定量的估计，并不容易。
由世界银行、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卫生部等机构于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这份报告只是一个供讨论的草稿，最终的版本直到今天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世界银行报告根据2003年的数字，估算出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
这些看得见的危害，还只是水污染恶果的次要部分。
由于中国人均水资源量非常贫乏，加之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短缺在北方地区更为严重。水污染不但加剧了缺水地区的水短缺，更令一些原本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城市形成污染型缺水，从而诱发了污染和缺水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因水污染而导致的缺水损失，就高达189亿元。
恶性循环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则是地下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越来越多地依赖地下水时，将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城市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两至三米。
原因很简单，地下水的生成周期，相对地表水来说要漫长得多；前者为大约300年，后者却不到30天。这样缓慢的自我补充速度，显然难以跟得上人类大规模消耗的步伐。
“河北不少城市都快被抽成‘空中楼阁’了。”一位专家不无忧虑地对《财经》记者表示。
死亡阴影笼罩
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对这一点注定充满争议。在国际上，弄清特定疾病和各种污染物成分的对应关系，仍处在探索和研究阶段。更何况在中国，无论环保部门还是卫生部门，都缺乏良好的统计数据可资利用。
世界银行的上述报告，仍然尝试着给出自己的估计：依据2003年中国健康调查，由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用水，由此带来的健康损失将达到农村地区GDP的1.9％。
随着淮河、太湖等重污染地区一些“癌症村”陆续出现，水污染这种环境因素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无法在两者之间简单地画上一个等号，但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水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随着淮河流域众多“癌症村”不断在国内外媒体上曝光，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卫生部、环保总局、水利部、发改委以及沿淮各地方政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真正弄清情况，找出问题。
之后，2005年7月，由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牵头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癌症）相关性研究，也正式启动。
不过，这份研究到底进展如何，以及最终的结果是否会向学术界以及公众公布，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困局求解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下，任何“劣币驱逐良币”的空间，都可能被各个利益主体加以利用。制度上的“篱笆”没有扎紧之前，即使行政性、运动性的治理措施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仍然不可能指望水污染状况奇迹般地出现好转。
而今，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水污染危机的严峻性。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这一版本的修订草案，针对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罚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损失的20％到30％来计算。与之前相比，的确是一个进步。
然而，水污染事故仅仅是非常态下的监管。对于日常性的超标排放行为，此次修订仍然保留着100万元的上限。
美国的《清洁水法案》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进制，不设上限，视情节轻重，罚款额度从2500美元直至25万美元不等。在罚款的同时，往往还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狱之灾。上述两类处罚，一旦重犯，都加倍处理。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纳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法机构和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公众可以获知的此类判例甚至不足两位数。
很显然，仅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条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领导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变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都是不够的。
中国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在美国，这种变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且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监管理念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1970年，美国建立了环境保护署（EPA）。此前美国联邦政府只对铁路、民航、电力以及电信等自然垄断性行业，或者对于银行业这样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行业进行监管，且监管范畴几乎完全限于经济领域。此后，美国整个政治理念为之一变，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竞争并解除管制进程加快，而类似环境、公共健康以及危险化学品等社会性质的监管，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很难想像在30多年后，EPA会成为一个拥有1.7万多名员工、年预算超百亿美元的庞大机构。作为对比，目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公务员编制仅200多人。
这种转变给美国普通人带来的福利也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水域都被污染，哈得逊河的大肠杆菌含量一度超过健康上限170倍。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上游也污染严重，很多靠近城市的河流和湖泊都无法供人们游泳、垂钓或者嬉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一岁到五岁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超过100微克/升）的比重，一度接近九成。
而今，美国已有接近九成的人，可以在自己社区里获得符合各种健康指标的清洁水供应。大量的水域重新恢复了饮用、渔业功能，大城市周边的河湖又成为众多家庭的乐园。到2002年，美国儿童血铅超标比重也下降到了1.6％。
与美国类似，随着公众压力的增长，欧盟在1975年前后，开始寻求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饮用水安全，并最终于1980年第一次设立了约束性污染指标。
中国是否应该在短期实现这种转折？目前仍有不小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完成之前，地方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虽然有损环境、健康等公共福利，但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成长仍“利大于弊”。毕竟，在欧美或者日本，环境意识的觉醒都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一个相对平台期之后，才真正融入到决策中间去的。
赞成者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被大大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每隔十年左右才会次第出现的很多现象或者矛盾，很可能会在中国交错在一起，以更复杂的面貌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越及早转变，就越能抓住潜在的主要矛盾，在时间之轴上寻求主动。
或许，只有把切实转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健全环保法制、技术创新以及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等各种因素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水污染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即便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也绝无坦途。在美国，即使在《清洁水法案》出台20年后，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水体处于受污染的状况。在日本，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后，东京湾的COD达标排放率，也只有63％左右，湖泊等封闭水体的达标率就更低了。而在欧盟，即使到今天，水污染问题仍然是公众最为关注或者说忧虑的环境话题。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对《财经》记者说。
地表水水质划分
I类水 源头水等
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
I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
I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一般工业用和人体非直接接触娱乐用
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农业和一般景观用途
劣V类水 不适合饮用，基本丧失其功能性
从I类到III类水，人都可以直接饮用，但水质从好到坏不等。
资料来源：国家环保总局
水污染分类
生物污染：主要是细菌、寄生虫等，可引发传染性肝炎、痢疾、伤寒、霍乱以及腹泻等。
化学污染：主要是硝酸盐、磷酸盐、汞、砷、铬、氟、铅等无机物，以及苯酚、苯等其它芳香烃有机物、石油等。大剂量的化学污染物会导致急性中毒，低剂量的长期接触会导致癌症以及婴儿出生缺陷等多种慢性疾病。
资料来源：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