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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州经验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在市管县的体制下，理顺市和县的管理权限职能，探索建立统分协调、管放结合的有效机制；二是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发展路径，创造富有特色、彰显个性的发展优势；三是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发挥典型作用，营造敢于争先，率先发展的良好氛围。“苏州经验”集中体现了苏州人的创新创业创优的时代精神。发扬“三创精神”，实践科学发展，苏州县域经济发展必然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关键词：县域经济；苏州；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53-04
苏州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各县(市)经济发展呈现的虎虎生气和群星璀璨，造就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特有的“苏州现象”，创造了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苏州经验”。正确解读“苏州现象”，深入剖析“苏州经验”，无论对苏州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全国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苏州现象”的分析与解读
“苏州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苏州现象”是苏州县域经济发展群星璀璨、虎虎生气的形象概括。200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经济百强县的前10名中，苏州就占了5席，苏州市目前所辖的5个县级市全都进入了全国10强，其中昆山市名列第一，张家港市名列第三，常熟市列第五，太仓市和吴江市并列第九。2006年初，江苏省公布的全部完成省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共有4大类18项25个指标)的市县中，不仅苏州市总体达到，而且苏州市所辖的5个县级市也全部总体达到，苏州市成了江苏省全面达小康的第一市，目前，我国所有的中央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等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也都管辖着许多县、市，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城市像苏州这样，县域经济发展得如此群星璀璨，《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报道，题目就是“苏州跃起六只虎”(当时苏州管辖6个县级市，2001年吴县市撤市建区)，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苏州市的各县(市)发展的虎虎生气。
“苏州现象”又是苏州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集中概括。整体推进、协调发展成为了“苏州现象”的两个鲜明特点。
首先，从苏州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推进来看，尽管苏州所管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和吴江5市(县)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各市(县)的发展步调一致，共同创造了苏州县域经济的辉煌成就。1978年以前，苏州的县域经济具有农业经济形态的经济特点。从这一点上来讲，苏州各市(县)同其他地区的市(县)在发展的起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各市(县)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共同走过了五个发展阶段，实现了四大转变，达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农村改革为基础，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苏州各市(县)的乡镇企业以其起步早、速度快和规模大，而领先全省和全国，苏州也因此成为了“苏南模式”的发源地，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实现乡镇企业“三上一高”(即上规模、上技术、上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各市(县)大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大力建设小城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市域范围内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促使了全市的乡镇企业进入了辉煌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苏州各市(县)充分利用我国沿海开放特别是中央开发开放浦东的有利条件，以发展外贸为基础，以利用外资为重点，积极推进以“三外”(外贸、外资、外经)齐上为特点的开放型经济，苏州各市(县)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第四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失时机地推进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苏州各市(县)的企业改革，1995年从乡镇集体企业改革开始起步，到2002年乡镇集体企业和市(县)所属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改制后的企业普遍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苏州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苏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第五个阶段是新世纪初到现在，苏州各市(县)高举“两个率先”(即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旗帜，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用省定目标作为考量指标。到2005年，所有市(县)均总体达到江苏省确定的全面小康建设指标，实现了苏州的“第一个率先”的目标，在这五个发展阶段，苏州的县域经济实现了四大转变，即农转工、内转外、公转民和低转高，全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跃发展和整体提升，全市5个县级市携手走在了全省和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前列。
其次，从苏州的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来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均处于同类城市的领先水平，在市(县)域范围内，各项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两个文明建设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在张家港市首创国家卫生城市的带动下，其他市(县)普遍加大投资强度和创建力度，先后都建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形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在苏州的“满堂红”。二是城乡协调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苏州各市(县)率先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乡镇工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践中，实现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大大缩小了城乡差距，2006年苏州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278元，城乡收入比约为1.9:1，低于全省(2.23:1)，更低于全国(3.22:1)。这一数据表明，苏州各市(县)的城乡收入比进入了一个合理的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状况和较高水平。目前，苏州5个市(县)都建立了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民失地保障以及农民生活最低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初步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城乡协调，三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就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开展了以整治环境为重点的国家卫生城市以及卫生集镇和卫生村镇的创建活动；在太湖治理的零点行动中，从市委到县(市)委到乡镇基层思想高度统一，主动积极地实行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所有新建企业环保设施必须同步建设，验收合格才能领到生产许可证，小城镇建设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纳入规划，大大减少了污水的排放。进入新世纪以来，苏州各市(县)都把“环保优先”作为发展新理念，先后都制定了生态市建设和创建规划，强化了 环保责任制，积极探索从“环境换取增长”转变为“环境优化增长”的新路子。正因为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苏州全市的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苏州市环保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十五”期末与“九五”期末相比，全市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了60％，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下降了51％，工业烟尘排放强度下降了57％，工业粉尘排放强度下降了43％，工业氨氮排放强度下降了30％；2006年与2005年相比，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又分别下降了20.4％和21.39％。2006年我国命名的首批6个“国家生态市”，苏州市的张家港市、常熟市和昆山市名列其中，占了全国的“国家生态市”的一半，占了江苏省的3/4。有文章认为，这是又一个“苏州现象”。
综上所述，县域经济发展的“苏州现象”，是苏州县域经济整体强势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代表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生动写照，也是社会对苏州县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肯定和赞赏。
二、造就“苏州现象”的苏州经验
人们关注“苏州现象”的同时，更加重视苏州是怎样造就“苏州现象”的，更加重视苏州促使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经验。可以说，“苏州现象”的造就，是苏州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改革开放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天时”，良好的区位优势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地利”。如果说“天时”、“地利”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外因的话，那么“人和”即苏州市干部群众努力奋斗则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内因”。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那么，苏州的干部群众是如何造就“苏州现象”的?深入研究苏州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发现，“苏州经验”最重要的有以下三条：
第一，在市管县体制下，理顺市和县的管理权限职能，建立统分协调、管放结合的有效机制。
我国1983年开始实行的市管县的体制，是适应我国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城市带动农村的一种体制创新。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市管县的体制成了“市卡县”的体制，这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的体制原因，因此提出要强县扩权。实行省管县，作者认为，如果把“管”理解或演变为“卡”，那么省管县同样会导致“省卡县”，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不在于是“市管”还是“省管”，关键是要解决如何管，即具体运行的机制，“苏州现象”充分说明了市管县的管理体制是适合我国国情、适应目前执政能力状况的，也是能够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而苏州做的，就是在市管县的体制下积极探索有效的运行机制，较好地解决了统与分、管与放以及领导与服务的关系，在县(市)班子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规划)以及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上，发挥市的领导作用，强化了统和管的职能，从而来保证县域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顺利地实现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转轨和转型。与此同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凡是县(市)自己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更多地实行分权，放手放权，市委市政府和市级管理机关重点是做好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例如上世纪80年代，市委市政府坚持让市(县)和基层放手发展乡镇企业，极大地调动了县(市)和基层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在发展外贸和外资经济的过程中，市委和市政府尽可能扩大市(县)一级的自主权，把外贸进出口经营自主权放到市(县)，把外资项目的审批权也下放到了市(县)，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激发了市(县)发展经济的创造性和责任感。“放”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放中有管，而这种管主要是做参谋，帮助基础解决实际的困难，鼓励市属企业同县(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经济协作和联合经营，所有这些，充分体现“市带县”的体制的积极作用。在苏州，建立统分协调、管放结合的有效机制，成了造就“苏州现象”的重要保证。
第二，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发展路径，创造富有特色、张扬个性的发展优势。
思路决定出路。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发展少走弯路，而且可以创造出发展的优势，提升综合的竞争能力。苏州市委市政府鼓励各市(县)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大胆实践，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各市(县)则在正确分析自身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在发展路径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优势。作为我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市，以开发带动开放，以开发区的开放带动周边乡镇的开放，以开放型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成功实现了率先发展和争先进位。昆山市也成了外资尤其是台资的密集投资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成了昆山经济的最大优势和亮点。张家港市则同昆山市有所不同，他们依托张家港港口和张家港保税区，在开放和发展中，积极发展规模经济，着力培育集团企业，沙钢、永钢、牡丹集团、华纺集团以及东海粮油等一大批中外企业，以其生产和经营规模化在同行业中处在了全国乃至亚洲的领先位置。张家港市选择规模集团经济的发展路径，是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综合竞争能力提升的正确抉择，也使得张家港市的经济具有了独特的优势。常熟市在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的外资和民资企业的过程中，坚持走自主创新、品牌经济之路，重视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产品、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在苏州，品牌经济在常熟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目前苏州具有的全国知名品牌和名牌产品，绝大多数在常熟市。太仓市充分发挥了沿长江和沿上海的“双沿”优势，走“以港兴市”之路。吴江市则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性，走“集群经济”之路，目前，这两个市也都形成了自身发展的新优势。苏州县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这是各地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发展的实现路径的结果，这也使得苏州县域经济发展形式丰富多彩，到处充满活力，
第三，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营造敢于争先、率先发展的良好氛围。
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充满活力，就在于市场的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会像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你死我活，但可以造就你追我赶的发展氛围。苏州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遵循竞争法则，用发展的典型所产生的“鲶鱼效应’’来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张家港市是苏州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条“鲶鱼”。张家港市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建县到1978年，这段时间是苏州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改革开放后，张家港人穷则思变，率先发展乡镇企业，加快步伐改变张家港市的落后面貌。上世纪90年代初，张家港市在市委书记秦振华同志的带领下，以“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为精神动力，提出了在苏州样样要争第一的目标，“经济总量超常熟、外贸出口超吴江、城建开发要超昆山”，显示了秦振华和张家港人的豪迈气魄，苏州其他各市(县)则不甘落后，不愿掉队，在张家港市“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下，加快发展，敢于竞争， 这样，在苏州全市形成了各市(县)之间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苏州县域经济之所以能整体推进，张家港市在区域竞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进入新世纪以后，昆山市厚积薄发，率先发展，后来居上，成了苏州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条“鲶鱼”。昆山市因为在苏州人均耕地面积最多，成为了苏州的“粮仓”，乡镇企业相对于张家港、常熟等市起步要晚一些。经济总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苏州的排位相对靠后。但是尽管如此，昆山市提出了乡镇企业“起步晚、起点高”的发展思路，制定了自费建开发区、以开发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和开放实践，积累了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进入新世纪以来，昆山市发挥开放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乡协调发展为主线，以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根本目的，走出了一条率先发展的小康建设之路。昆山市不仅成了全国百强之首，而且成了苏州乃至江苏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示范区。昆山市也成了苏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标杆，苏州其他市(县)一方面以昆山发展为榜样，把率先科学发展、率先和谐发展作为新的发展坐标，在巩固和发展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则跃跃欲试，争做新一轮发展的排头兵。张家港市在文明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创建领先全市；常熟市在自主创新、品牌经济发展上领跑苏州；太仓市沿江沿沪大开发大发展步伐加快、增速超常；吴江市集群经济的集聚效益快速提升，群众得到的实惠最多。苏州各市(县)各领风骚，竞相争雄，成为了苏州县域经济继续保持活力新的源泉。
县域经济发展的苏州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集中体现了苏州干部群众创新、创业和创优的“三创精神”。实现经济发展的成功转型靠的是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推进经济上新的台阶，靠的是苏州人的勤奋创业；始终保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靠的是敢于争先、率先发展的创优精神。“三创精神”是苏州经验的灵魂，也成为苏州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当前苏州的县域经济发展正处于从全面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在为苏州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苏州县域经济在自身发展中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资源的制约、环境的压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再创新，以及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等等，都是摆在苏州面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把过去的发展成绩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把过去创造的经验当作精神财富而不是发展包袱，勇敢地面对现实，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跨越，创造新的经验，这同样是摆在苏州面前的新课题，也是“苏州现象”能否持续辉煌、苏州经验能否不断丰富的新考验。
责任编辑：浩 宇
关键词：县域经济；苏州；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1-0053-04
苏州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各县(市)经济发展呈现的虎虎生气和群星璀璨，造就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特有的“苏州现象”，创造了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苏州经验”。正确解读“苏州现象”，深入剖析“苏州经验”，无论对苏州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全国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苏州现象”的分析与解读
“苏州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苏州现象”是苏州县域经济发展群星璀璨、虎虎生气的形象概括。200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经济百强县的前10名中，苏州就占了5席，苏州市目前所辖的5个县级市全都进入了全国10强，其中昆山市名列第一，张家港市名列第三，常熟市列第五，太仓市和吴江市并列第九。2006年初，江苏省公布的全部完成省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共有4大类18项25个指标)的市县中，不仅苏州市总体达到，而且苏州市所辖的5个县级市也全部总体达到，苏州市成了江苏省全面达小康的第一市，目前，我国所有的中央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等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也都管辖着许多县、市，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城市像苏州这样，县域经济发展得如此群星璀璨，《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报道，题目就是“苏州跃起六只虎”(当时苏州管辖6个县级市，2001年吴县市撤市建区)，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苏州市的各县(市)发展的虎虎生气。
“苏州现象”又是苏州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集中概括。整体推进、协调发展成为了“苏州现象”的两个鲜明特点。
首先，从苏州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推进来看，尽管苏州所管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和吴江5市(县)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各市(县)的发展步调一致，共同创造了苏州县域经济的辉煌成就。1978年以前，苏州的县域经济具有农业经济形态的经济特点。从这一点上来讲，苏州各市(县)同其他地区的市(县)在发展的起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各市(县)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共同走过了五个发展阶段，实现了四大转变，达到了全面小康的目标。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农村改革为基础，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苏州各市(县)的乡镇企业以其起步早、速度快和规模大，而领先全省和全国，苏州也因此成为了“苏南模式”的发源地，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实现乡镇企业“三上一高”(即上规模、上技术、上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各市(县)大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大力建设小城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市域范围内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促使了全市的乡镇企业进入了辉煌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苏州各市(县)充分利用我国沿海开放特别是中央开发开放浦东的有利条件，以发展外贸为基础，以利用外资为重点，积极推进以“三外”(外贸、外资、外经)齐上为特点的开放型经济，苏州各市(县)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第四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失时机地推进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苏州各市(县)的企业改革，1995年从乡镇集体企业改革开始起步，到2002年乡镇集体企业和市(县)所属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改制后的企业普遍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苏州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苏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第五个阶段是新世纪初到现在，苏州各市(县)高举“两个率先”(即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旗帜，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用省定目标作为考量指标。到2005年，所有市(县)均总体达到江苏省确定的全面小康建设指标，实现了苏州的“第一个率先”的目标，在这五个发展阶段，苏州的县域经济实现了四大转变，即农转工、内转外、公转民和低转高，全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了飞跃发展和整体提升，全市5个县级市携手走在了全省和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前列。
其次，从苏州的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来看，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均处于同类城市的领先水平，在市(县)域范围内，各项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两个文明建设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在张家港市首创国家卫生城市的带动下，其他市(县)普遍加大投资强度和创建力度，先后都建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形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在苏州的“满堂红”。二是城乡协调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苏州各市(县)率先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乡镇工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践中，实现了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大大缩小了城乡差距，2006年苏州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278元，城乡收入比约为1.9:1，低于全省(2.23:1)，更低于全国(3.22:1)。这一数据表明，苏州各市(县)的城乡收入比进入了一个合理的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状况和较高水平。目前，苏州5个市(县)都建立了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农民失地保障以及农民生活最低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初步实现了社会进步的城乡协调，三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就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开展了以整治环境为重点的国家卫生城市以及卫生集镇和卫生村镇的创建活动；在太湖治理的零点行动中，从市委到县(市)委到乡镇基层思想高度统一，主动积极地实行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所有新建企业环保设施必须同步建设，验收合格才能领到生产许可证，小城镇建设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纳入规划，大大减少了污水的排放。进入新世纪以来，苏州各市(县)都把“环保优先”作为发展新理念，先后都制定了生态市建设和创建规划，强化了 环保责任制，积极探索从“环境换取增长”转变为“环境优化增长”的新路子。正因为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苏州全市的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苏州市环保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十五”期末与“九五”期末相比，全市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了60％，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下降了51％，工业烟尘排放强度下降了57％，工业粉尘排放强度下降了43％，工业氨氮排放强度下降了30％；2006年与2005年相比，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又分别下降了20.4％和21.39％。2006年我国命名的首批6个“国家生态市”，苏州市的张家港市、常熟市和昆山市名列其中，占了全国的“国家生态市”的一半，占了江苏省的3/4。有文章认为，这是又一个“苏州现象”。
综上所述，县域经济发展的“苏州现象”，是苏州县域经济整体强势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代表我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生动写照，也是社会对苏州县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肯定和赞赏。
二、造就“苏州现象”的苏州经验
人们关注“苏州现象”的同时，更加重视苏州是怎样造就“苏州现象”的，更加重视苏州促使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经验。可以说，“苏州现象”的造就，是苏州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改革开放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天时”，良好的区位优势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地利”。如果说“天时”、“地利”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外因的话，那么“人和”即苏州市干部群众努力奋斗则是造就“苏州现象”的“内因”。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那么，苏州的干部群众是如何造就“苏州现象”的?深入研究苏州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发现，“苏州经验”最重要的有以下三条：
第一，在市管县体制下，理顺市和县的管理权限职能，建立统分协调、管放结合的有效机制。
我国1983年开始实行的市管县的体制，是适应我国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城市带动农村的一种体制创新。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市管县的体制成了“市卡县”的体制，这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的体制原因，因此提出要强县扩权。实行省管县，作者认为，如果把“管”理解或演变为“卡”，那么省管县同样会导致“省卡县”，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不在于是“市管”还是“省管”，关键是要解决如何管，即具体运行的机制，“苏州现象”充分说明了市管县的管理体制是适合我国国情、适应目前执政能力状况的，也是能够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而苏州做的，就是在市管县的体制下积极探索有效的运行机制，较好地解决了统与分、管与放以及领导与服务的关系，在县(市)班子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规划)以及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上，发挥市的领导作用，强化了统和管的职能，从而来保证县域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顺利地实现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转轨和转型。与此同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凡是县(市)自己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更多地实行分权，放手放权，市委市政府和市级管理机关重点是做好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例如上世纪80年代，市委市政府坚持让市(县)和基层放手发展乡镇企业，极大地调动了县(市)和基层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在发展外贸和外资经济的过程中，市委和市政府尽可能扩大市(县)一级的自主权，把外贸进出口经营自主权放到市(县)，把外资项目的审批权也下放到了市(县)，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激发了市(县)发展经济的创造性和责任感。“放”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放中有管，而这种管主要是做参谋，帮助基础解决实际的困难，鼓励市属企业同县(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开展经济协作和联合经营，所有这些，充分体现“市带县”的体制的积极作用。在苏州，建立统分协调、管放结合的有效机制，成了造就“苏州现象”的重要保证。
第二，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发展路径，创造富有特色、张扬个性的发展优势。
思路决定出路。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发展少走弯路，而且可以创造出发展的优势，提升综合的竞争能力。苏州市委市政府鼓励各市(县)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大胆实践，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各市(县)则在正确分析自身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在发展路径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优势。作为我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市，以开发带动开放，以开发区的开放带动周边乡镇的开放，以开放型经济发展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成功实现了率先发展和争先进位。昆山市也成了外资尤其是台资的密集投资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成了昆山经济的最大优势和亮点。张家港市则同昆山市有所不同，他们依托张家港港口和张家港保税区，在开放和发展中，积极发展规模经济，着力培育集团企业，沙钢、永钢、牡丹集团、华纺集团以及东海粮油等一大批中外企业，以其生产和经营规模化在同行业中处在了全国乃至亚洲的领先位置。张家港市选择规模集团经济的发展路径，是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综合竞争能力提升的正确抉择，也使得张家港市的经济具有了独特的优势。常熟市在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后来的外资和民资企业的过程中，坚持走自主创新、品牌经济之路，重视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产品、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在苏州，品牌经济在常熟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目前苏州具有的全国知名品牌和名牌产品，绝大多数在常熟市。太仓市充分发挥了沿长江和沿上海的“双沿”优势，走“以港兴市”之路。吴江市则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性，走“集群经济”之路，目前，这两个市也都形成了自身发展的新优势。苏州县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这是各地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发展的实现路径的结果，这也使得苏州县域经济发展形式丰富多彩，到处充满活力，
第三，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营造敢于争先、率先发展的良好氛围。
市场经济之所以会充满活力，就在于市场的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会像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你死我活，但可以造就你追我赶的发展氛围。苏州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遵循竞争法则，用发展的典型所产生的“鲶鱼效应’’来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张家港市是苏州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条“鲶鱼”。张家港市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建县到1978年，这段时间是苏州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改革开放后，张家港人穷则思变，率先发展乡镇企业，加快步伐改变张家港市的落后面貌。上世纪90年代初，张家港市在市委书记秦振华同志的带领下，以“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为精神动力，提出了在苏州样样要争第一的目标，“经济总量超常熟、外贸出口超吴江、城建开发要超昆山”，显示了秦振华和张家港人的豪迈气魄，苏州其他各市(县)则不甘落后，不愿掉队，在张家港市“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下，加快发展，敢于竞争， 这样，在苏州全市形成了各市(县)之间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苏州县域经济之所以能整体推进，张家港市在区域竞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进入新世纪以后，昆山市厚积薄发，率先发展，后来居上，成了苏州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条“鲶鱼”。昆山市因为在苏州人均耕地面积最多，成为了苏州的“粮仓”，乡镇企业相对于张家港、常熟等市起步要晚一些。经济总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苏州的排位相对靠后。但是尽管如此，昆山市提出了乡镇企业“起步晚、起点高”的发展思路，制定了自费建开发区、以开发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和开放实践，积累了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进入新世纪以来，昆山市发挥开放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乡协调发展为主线，以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根本目的，走出了一条率先发展的小康建设之路。昆山市不仅成了全国百强之首，而且成了苏州乃至江苏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示范区。昆山市也成了苏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标杆，苏州其他市(县)一方面以昆山发展为榜样，把率先科学发展、率先和谐发展作为新的发展坐标，在巩固和发展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则跃跃欲试，争做新一轮发展的排头兵。张家港市在文明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创建领先全市；常熟市在自主创新、品牌经济发展上领跑苏州；太仓市沿江沿沪大开发大发展步伐加快、增速超常；吴江市集群经济的集聚效益快速提升，群众得到的实惠最多。苏州各市(县)各领风骚，竞相争雄，成为了苏州县域经济继续保持活力新的源泉。
县域经济发展的苏州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集中体现了苏州干部群众创新、创业和创优的“三创精神”。实现经济发展的成功转型靠的是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推进经济上新的台阶，靠的是苏州人的勤奋创业；始终保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靠的是敢于争先、率先发展的创优精神。“三创精神”是苏州经验的灵魂，也成为苏州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当前苏州的县域经济发展正处于从全面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在为苏州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苏州县域经济在自身发展中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资源的制约、环境的压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再创新，以及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等等，都是摆在苏州面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把过去的发展成绩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把过去创造的经验当作精神财富而不是发展包袱，勇敢地面对现实，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跨越，创造新的经验，这同样是摆在苏州面前的新课题，也是“苏州现象”能否持续辉煌、苏州经验能否不断丰富的新考验。
责任编辑：浩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