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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
[关键词]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研究态势；
[中图分类号]I3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38-06
自1661年至今，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虽然国内学界的郑成功研究热潮此起彼伏，但对于日本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并不高，或者只局限于《国性爷合战》
迈松门左卫门及其后世的很多日本人将《国性爷合战》中的国姓爷郑成功写为“国性爷”，以突出他们的主观创作意图，但是我们在文章的叙述当中还是以“国姓爷”称之。等个别文学作品。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观照日本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梳理出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特点及其研究态势，从而实现在跨文化对话中对郑成功研究的推进。本文中的日本“郑成功文学”所指的文学作品，既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虚构性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人物传记、日记、见闻报道等写实性、纪实性的非纯文学作品。[1]（236）
一、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从“国姓爷文学”到“郑成功文学”
日本的“郑成功文学”，脱胎于“国姓爷文学”，其诞生于江户时期。1661年，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一年，日本就出现了第一部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清斗记》，这部作品可视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开端。继《明清斗记》之后，1701年日本又出现了净琉璃创作的《国仙野手柄日记》，这两部作品为后来风靡整个日本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1715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715年11月，《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初演，据记载，在该剧上演的三年内，创造了连续17个月上演的长盛记录，当时大阪人口约30万，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观看过此剧。之后，近松又创作了《国性爷后日合战》（1717年）、《唐船噺今国性爷》（1722年），并与《国性爷合战》一起被誉为“国姓爷三部曲”。《国性爷合战》的成功，掀起了日本“国姓爷文学”的热潮，致使日本文人至今仍然热衷于“国姓爷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大量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时，因为郑成功的“国际化”身份，使他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荷兰等西方国家的纽带，郑成功的影响已经波及整个东南亚、欧洲乃至世界。因此，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的“国姓爷文学”，而是在上述各国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郑亦邹的《白鹭藏书·郑成功传》（1706年）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以郑成功命名的郑成功传记。此外还有匪石的《郑成功传》、黄宗义的《郑成功传》、王锺麒的《郑成功》、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等。近年来，又有吴高飞的《郑成功传》、商金龙的《郑成功大传》等，都以传记形式对郑成功的史实进行了考证论述。另外，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杨英的《从征实录》、黄宗义的《赐姓始末》、鹭岛道人梦庵（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定本》、江日升的《台湾外记》等，这些作品成书年代较早，有些具体年份无法考证，是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另外，还出现了后人整理出版的郑成功、郑经的《延平二王遗集》，收录了郑成功、郑经所作诗文，非常珍贵。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戏剧主要有阿英的《海国英雄》、郭沫若的《郑成功》等。以小说形式创作的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曾德厚的《台湾逐寇记》、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张国立的《郑成功密码》等。除此之外，李汝和主编的《巴达维亚城日记》、江树生译注的《热兰遮城日记》的出版，也为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荷兰及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很多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一部分已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C.E.S（揆一）的《被遗误的台湾——荷郑台江决战始末记》，由林野文翻译并在台湾出版，本书为荷兰殖民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所著，记载了大量与郑成功较量的史实，是研究台湾历史以及郑成功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菲利普·梅以亲身经历所记录的郑成功渡海东征的日记《梅氏日记——荷兰土地测量师看郑成功》，由江树生译注并在台湾出版。意大利白蒂的《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是白蒂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著作，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由庄国土等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日本，近松的《国性爷合战》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等多种版本。其中，英译本由美国的日本文化学者唐纳德·金翻译，在伦敦出版。意译本由白蒂翻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另外，日本作家陈舜臣的《郑成功》，由卞立强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司马辽太郎的《大盗禅师——郑成功反清复明外一章》，经庄华翻译在台湾出版。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在台湾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延续了三百余年，并纵贯东西各国，作品类型涉及小说、戏剧、诗歌、传记、日记等多种样式，具有历史的延續性、时空的广泛性、作品类型的多样性等特点。同时，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译介，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文学现象。
基于此，笔者在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将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定义为“郑成功文学”。相对于日本文学中产生的“国姓爷文学”热潮而言，将“国姓爷文学”的外延扩大，它包含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荷兰等所有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定义为“郑成功文学”，是因为中日两国对郑成功这一人物的认知不同。2001年，中日合作的一部关于郑成功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名为《英雄·郑成功传》，而在日本上映时则为《英雄·国性爷合战》。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中国人对郑成功的认知是“郑成功”而非“国姓爷”。而日本人受到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影响，对郑成功的认知是“国姓爷”，而非“郑成功”。“国姓爷”与“郑成功”，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认知，体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学术研究自然存在差异。因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于日本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就是对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能够在中国“郑成功文学”的参照系下，透视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变容，而在分析这种变容产生原因的同时，可以实现从“国姓爷文学”到“郑成功文学”的跨越。 肇始于江户时期的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在三百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形成、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创作群体和文学文本，同时，基于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也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并且，日本“郑成功文学”的译介也不断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荷兰等西方国家展开，成为了一种国际化的文学现象，这标志着日本“郑成功文学”已经形成，并且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二、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流变
对于“国姓爷文学”，日本学者认为，“可称之为国姓爷热潮的时代，在日本至今曾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以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为开端，出现在享保期（日本年号，1716年至1735年）前后；第二次出现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第三次则出现在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之后。”[2]（2）因此，笔者根据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将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分别为江户时期（1661-1867）的先声期；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的發展期；“战后”（1945年后）以降的繁荣期。并且，日本“郑成功文学”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江户时期（1661-1867）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在《国性爷合战》出现之前，1661年的《明清斗记》拉开了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帷幕。《明清斗记》由前园仁左卫门撰稿，鹈饲信之（鹈饲石斋）撰写序文并校阅，全书共十卷。《明清斗记》所叙述的是郑成功抗清失败后收复台湾的故事，其情节与历史事实具有一致性，近松虽然借鉴了《明清斗记》，但却并未按照《明清斗记》的套路进行叙事，而是在故事情节上作了诸多改动。除了《明清斗记》，元禄十四年正月（1701年）草子作家锦文流的净琉璃剧本《国仙野手柄日记》的问世，也为《国性爷合战》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国仙野手柄日记》是为太夫出羽信浓掾量身打造，在出羽座上演。在日语中，“国仙野”与“国性爷”的发音、意义皆相同。锦文流是出羽座的座附作者，而同时期竹本座近松创作的《国性爷合战》受其影响也理所当然。从这一点来看，《国仙野手柄日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真正将“国姓爷文学”推向高潮的，却是近松的《国性爷合战》。具有异国情趣的《国性爷合战》，其故事情节与《明清斗记》最大的不同是和藤内驱逐了鞑靼王，攻陷了南京城。在故事中近松极力表现和藤内是受日本神灵保佑的具有日本武士精神的日本人，是拯救大明朝于危难的英雄。总之，《国性爷合战》故事情节的设计，极大满足了当时日本人内心深处潜伏着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加之净琉璃剧表现手法的极致运用，使之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直至今日，日本的国立剧场还会定期上演此剧。因此，从学术意义来讲，《国性爷合战》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真正意义的开端。
以《国性爷合战》为开端，日本文人创作了大量《国性爷合战》翻案剧。西泽一风《国性爷御前军谈》（1716年），纪海音的《倾城国性爷（1717年），江岛其碛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1717年），《郑森伟伝·明清军谈国性爷忠义伝》（作者不详，1717年），藤原家孝的《落栗物语》（1792年以后），市山卜平、竹田治藏、姉川新三的《仮名草纸国性爷实录》（1759年），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1797年），钝亭鲁文的《父汉土·母和朝：国姓爷一代记》（1855年）等都是江户时期“郑成功文学”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部分为近松《国性爷合战》的翻案之作，尤其是纪海音的《倾城国性爷》和江岛其碛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因模仿成分过多，后世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但是在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
可以说，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第一阶段。从此，日本的“郑成功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以《国性爷合战》为原典，大部分为《国性爷合战》的翻案之作。但是，就故事情节而言，并未超越近松对国姓爷故事的布局，即故事都以国姓爷攻取南京城为结尾，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这种背离体现了江户时期社会盛行的日本国家主义意识。联系1894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侵华战争，可以清楚看出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国家主义意识已经开始膨胀。因此，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的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所反映出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正是江户时期日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写照。
其次，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染崎延房[3]（1～3）在《台湾外记： 一名·国性爷》（1874年）中认为郑成功具有“大和魂”，郑氏三代颇具“楠氏”（楠木正成）遗风。依田学海[4]（1）在《国姓爷讨清记》（1894年）中指出国姓爷具有“日本人的气象”，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因此能够与满清征战并夺取台湾。加藤紫芳 （瓢乎）的《台湾阵》（1895年），丸山正彦的《台湾开创郑成功》（1895年）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郑成功的“大和魂”。田中善立的《台湾と南方支那》（1913年）作为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及郑成功的著作，发表于“日据台湾”时期的1913年，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日本的台湾统治提供了学术支持。稲垣孙兵卫的《郑成功》（1929年）以大量详实的史料作支撑，论述了自郑芝龙开始，郑氏对台湾的统治。小山内熏的《国性爷合战》（1929年）是迈松《国性爷合战》的翻案剧，在东京筑地小剧场上演，受到好评。井川洗厓、下村悦夫的《国性爷合战：和唐内物语》（1939年），以精美绘本的形式对国姓爷的故事进行了叙述。石原道博的《郑成功》（1942年）对郑成功的生涯、日本请援、南京攻略、粮饷问题、以及郑成功杂考进行了论述。
这一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第二阶段，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取得了台湾的统治权，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具有“大和魂”的国姓爷郑成功，成为了日本进行台湾殖民统治正当化的工具。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不断强调郑成功的“大和魂”，郑成功被塑造成日本人的英雄。日本“郑成功文学”所体现出的这一特点，是日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日本殖民统治者试图通过郑成功来同化台湾民众，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郑成功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再次，“戰后”（1945年后）以降，日本“郑成功文学”进入繁荣期，这一时期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海洋”因素融入其中。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久保栄的《史剧国姓爷新说》（1949年），石原道博的《国姓爷》（1959年），正延哲士的《新·国姓爷伝说》（1984年），寺尾善雄的《明末的风云儿郑成功》（1986年），福住信邦的《郑成功の母》（1987年）、《新国性爷合战物语り》（共三卷），白石一郎《郑成功》（1990年），和田武久《海寇：国姓爷一族の镇魂歌》（1991年），伴野朗的《南海の风云児·郑成功》（1991年），高桥和岛的《朱帆》（1993年），荒俣宏的《海覇王》（1993年），芦辺拓的《梦·郑成功战绩：明清疾风录》（共三卷），陈舜臣的《郑成功：旋风に告げよ》（1999年），高桥和岛的《怒帆——郑成功疾风录》（1999年），林田芳雄的《郑氏台湾史——郑成功三代の兴亡实纪》（2003年），宫崎滔天的《宫崎滔天アジア革命奇谭集：明治国姓爷/狂人谭》（2006年），佐原进的《的父の国と母の国：国姓爷物语》（2009年），河村哲夫的《龙王の海：国姓爷·郑成功》（2010年），内藤史朗的《东天红の龙：郑成功评传》（2010年），齐藤孝治的《秘话郑成功异闻》（2013年），森本繁的《台湾の开祖国姓爷郑成功》（2014年），奈良修一的《郑成功：南海を支配した一族》（2016年）等。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福住信邦是郑成功的同母弟弟田川七左卫门的子孙，原名郑邦夫。在福住信邦之后，日本作家的“郑成功文学”多以福住信邦所叙述的郑成功故事为原型进行再创作。
这一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繁荣期，也是其形成、流变的第三阶段。虽然“二战”后日本以战败告终，但是从作品数量上看，这一时期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创作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呈现繁荣景象。从创作特点来看，这一时期日本“郑成功文学”摆脱了“战前”的政治束缚，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对郑成功这一历史人物的定位发生了转变。如这一时期作品的书名“海寇”、“疾风”、“旋风”、“海霸王”、“南海”等所示，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增加了“海洋”因素，日本文人转向从“海洋”视角去评价郑成功，呈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特征。同时，日本“郑成功文学”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学者群体和研究成果，而了解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是开展郑成功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 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态势
日本学界对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学者群体和研究成果，并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态势。
首先，《国性爷合战》的文学文本研究态势。日本学者关于《国性爷合战》的研究，肇始于大正时代。坪内逍遥的《近松之研究》（春阳堂，1900年）是较早、较全面研究戏剧家近松的著作，其中包括对《国性爷合战》的研究。进入昭和时代，相关研究以学术论文为主，野间光辰的《<国姓爷御前军谈>と<国性爷合战>の原拠について》（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会编：《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会二十五周年记念论文集》，星野书店，1934年）、丰竹古靱太夫的《国性爷合战と日本の母》（《净琉璃杂志》424，1940年）、野原光辰的《<明清厨记>と近松の<国性爷合战>》（《国语国文》，1940年1月）等对《国性爷合战》的文学文本与《明清斗记》、《国姓爷御前军谈》进行了比较研究。
“战后”以来，研究成果显著增多。日本学者首先从影响关系的角度对《国性爷合战》进行了研究，主要学术论文有长谷川强的《浮世草子の通俗军谈利用と<国性爷合战>》（《国语国文学研究》（2），1966年12月）、信多纯一的《<国性爷合战>の竜虎》（《语文》49， 1987年9月）、神谷勝広的《近松と<绘本宝监>》（《日本文学》46，1997年12月）、松田存的《近松〈国性爷合战〉着想攷》（《二松学舍大学论集》43，2000年3月）。在这些论文中，日本学者指出《国性爷合战》受到了《三国志》、《太平记》等军记物语的影响，《绘本宝鉴》、谣曲《唐船》也对其产生了影响。另外，和藤内“猎虎”等场面受到了谣曲《龙虎》的影响，《国性爷合战》创作之前的能、狂言对近松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该剧的五段式构造也受到了世阿弥能乐理论的影响。其次，日本学者对《国性爷合战》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论述，主要论文有松井静夫的《近松晩年の时代净琉璃——<国性爷合战>论の前提》（《语文》26，1967年4月）、佐藤彰的《<国性爷合战>の评価（作品论の新视角·近松）》（《日本文学》21，1972年6月）、藤井康生的《映像の中の芸能40国性爷合战》（《上方芸能》185，2012年9月）、松岡纯子的《长崎·平户と“郑成功”の物语：海域·地域·境界を越えて》（《东アジア评租赁经营》8，2016年3月）等。
其次，《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大正时代后期，三田村鸢鱼的《国性爷合战》（《史实より观た歌舞伎芝居》，蒿文宫，1923年）是继坪内逍遥的《近松之研究》之后从戏剧角度研究《国性爷合战》的学术论文。昭和前期，土方与志的《<国性爷合战>上演に际して》（《筑地小剧场》，1928年10号）、小山内薫的《<国性爷合战>改作追记》（《筑地小剧场》，1928年10号）、久保栄的《郑芝龙と郑成功》（《筑地小剧场》，1928年10号）等论文在小山内熏改作的《国性爷合战》上演之际刊发，围绕改编剧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进入“战后”时期，从戏剧角度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河竹繁俊的《<国性爷合战>の味》（《文学》10，1952年10月），田中喜一的《日本の新剧と演剧伝硫：小山内薫<国性爷合战>をめぐって》（《日本文学》6，1957年4月），森修的《作品构造の分析——<国性爷合战> 》（《国文学：解释と教材の研究》（15）， 1970年7月），朝田祥次郎的《人形剧の创作技法 VI ： <国性爷合战>の场合（1）》（《神户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录》，1973年3月）、《人形剧の创作技法 VII （最终回）：<国性爷合战>の场合（2）》（《神户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录》50，1973年10月），曽田秀彦的《“国民演剧”と小山内薫——古剧研究会から<国性爷合战>まで》（《文芸研究》41，1979年3月），千叶笃的《<国性爷合战>について》（《文学研究》53，1981年6月），鸟居フミ子的《<国性爷合战>——からくり·手妻の“国性爷”》（《国文学：解释と教材の研究》30，1985年2月），犬丸治的《12月の歌舞伎：力业·“国性爷”》（《テアトロ》678，1999年2月），朴丽玉的《<国性爷合战>における“変化”と“统一”の方法をめぐって》（《京都大学国文学论丛》8，2002年6月），高桥则子的《江户における<国性爷合战>の受容——净琉璃抄录物草双纸の视点から》（《近松研究所纪要》（13），2002年12月），藤井康生的《<国性爷合战>のバロック性》（《表现文化1》，2006年3月）等。这些论文从戏剧构成法、人形剧的创作方法、《国性爷合战》成功的原因等角度对《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进行了论述。 再次，日本“鄭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这种研究开始于“战后”，山本治夫的《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Ⅰ）（《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75年3月）、《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3-》（《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75年09月）、《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3-（2）》（《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75年12月）等论文论述了国姓爷这一研究课题的比较文学轮廓，并从国际性、海洋性、机略和节义四个方面指出了“郑成功文学”伟大成就得以实现的四大要素。山本治夫指出，郑成功是儒教伦理节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他从海洋文学的角度阐述了东西方文学的典型，论述了“达伽马文学”（以达伽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国姓爷文学”的异同，并指出在幕府施行的儒教化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文学传统整体缺乏或否定了海洋机遇。
另外，《国性爷合战》的翻案剧研究态势。这一研究开始于“战后”时期，尾崎宏次的《正反批判——<法隆寺><国性爷>》（《悲剧喜剧》12，1958年7月）从作品、演出、演技三方面评论了矢代静一的翻案剧《国姓爷》。横山正的《国性爷合战座敷军谈》（《文学研究》57，1983年6月）论述了《国性爷合战座敷军谈》与《国性爷合战》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异同。仓员正江的《<国姓爷明朝太平记>の方法 ： 近松と其碛との间》（《京都语文》7，2001年5月）以《翁草》所载日本俳人神泽杜口对江岛其碛及近松的评价为切入点，比较了其碛的《国姓爷明朝太平记》与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关联与不同。佐藤MIKA的《己の皮肤を覆う他者——<虎 野田秀树の国性爷合战>试论》（《ユリイカ》33， 2001年6月）从戏剧构成、登场人物、现实世界与剧世界的差异等角度论述了野田秀树的翻案剧《国性爷合战》。
从以上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态势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对近松《国性爷合战》关注度之高，一部文学作品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的确堪比西人对莎翁《哈姆莱特》之研究。这也揭示出近松所塑造的郑成功之“国姓爷”形象对日本社会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同时，形成了如坪内逍遥、小山内熏、久保荣、山本治夫、犬丸治、仓员正江等一大批具有实力的学者群体，这标志着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从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可以看出，江户时期（1661-1867）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为中心，反映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进入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得到了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正当化的工具；“战后”（1945年后）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呈现繁荣景象，文学作品的创作摆脱了“战前”的意识形态，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对郑成功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视角发生了变化，“海洋”因素融入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而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然而，尽管日本学者对“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但是研究领域仅局限在近松的《国性爷合战》或《国性爷合战》翻案剧上，近代以来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尚未系统展开，出现了学术繁荣背后的“贫瘠”现象，这也为今后的郑成功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2][日]油屋亮太郎：《新国性爷合战物语り 序》，《新国性爷合战物语り》（上），东京：讲谈社，1988年。
[3][日]染崎延房：《台湾外记 ：一名·国性爷》，东京：永保堂，1874年。
[4][日]依田学海：《国姓爷讨清记》，东京：六合馆弦巻书店，1894年。
[关键词]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研究态势；
[中图分类号]I3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38-06
自1661年至今，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虽然国内学界的郑成功研究热潮此起彼伏，但对于日本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并不高，或者只局限于《国性爷合战》
迈松门左卫门及其后世的很多日本人将《国性爷合战》中的国姓爷郑成功写为“国性爷”，以突出他们的主观创作意图，但是我们在文章的叙述当中还是以“国姓爷”称之。等个别文学作品。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观照日本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梳理出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特点及其研究态势，从而实现在跨文化对话中对郑成功研究的推进。本文中的日本“郑成功文学”所指的文学作品，既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虚构性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人物传记、日记、见闻报道等写实性、纪实性的非纯文学作品。[1]（236）
一、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从“国姓爷文学”到“郑成功文学”
日本的“郑成功文学”，脱胎于“国姓爷文学”，其诞生于江户时期。1661年，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一年，日本就出现了第一部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清斗记》，这部作品可视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开端。继《明清斗记》之后，1701年日本又出现了净琉璃创作的《国仙野手柄日记》，这两部作品为后来风靡整个日本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1715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715年11月，《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初演，据记载，在该剧上演的三年内，创造了连续17个月上演的长盛记录，当时大阪人口约30万，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观看过此剧。之后，近松又创作了《国性爷后日合战》（1717年）、《唐船噺今国性爷》（1722年），并与《国性爷合战》一起被誉为“国姓爷三部曲”。《国性爷合战》的成功，掀起了日本“国姓爷文学”的热潮，致使日本文人至今仍然热衷于“国姓爷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大量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时，因为郑成功的“国际化”身份，使他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荷兰等西方国家的纽带，郑成功的影响已经波及整个东南亚、欧洲乃至世界。因此，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的“国姓爷文学”，而是在上述各国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郑亦邹的《白鹭藏书·郑成功传》（1706年）是中国第一本专门以郑成功命名的郑成功传记。此外还有匪石的《郑成功传》、黄宗义的《郑成功传》、王锺麒的《郑成功》、陈三井的《郑成功全传》等。近年来，又有吴高飞的《郑成功传》、商金龙的《郑成功大传》等，都以传记形式对郑成功的史实进行了考证论述。另外，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杨英的《从征实录》、黄宗义的《赐姓始末》、鹭岛道人梦庵（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定本》、江日升的《台湾外记》等，这些作品成书年代较早，有些具体年份无法考证，是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另外，还出现了后人整理出版的郑成功、郑经的《延平二王遗集》，收录了郑成功、郑经所作诗文，非常珍贵。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戏剧主要有阿英的《海国英雄》、郭沫若的《郑成功》等。以小说形式创作的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曾德厚的《台湾逐寇记》、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张国立的《郑成功密码》等。除此之外，李汝和主编的《巴达维亚城日记》、江树生译注的《热兰遮城日记》的出版，也为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荷兰及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很多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一部分已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C.E.S（揆一）的《被遗误的台湾——荷郑台江决战始末记》，由林野文翻译并在台湾出版，本书为荷兰殖民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所著，记载了大量与郑成功较量的史实，是研究台湾历史以及郑成功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菲利普·梅以亲身经历所记录的郑成功渡海东征的日记《梅氏日记——荷兰土地测量师看郑成功》，由江树生译注并在台湾出版。意大利白蒂的《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是白蒂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著作，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史料价值，由庄国土等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日本，近松的《国性爷合战》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等多种版本。其中，英译本由美国的日本文化学者唐纳德·金翻译，在伦敦出版。意译本由白蒂翻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另外，日本作家陈舜臣的《郑成功》，由卞立强翻译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司马辽太郎的《大盗禅师——郑成功反清复明外一章》，经庄华翻译在台湾出版。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在台湾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延续了三百余年，并纵贯东西各国，作品类型涉及小说、戏剧、诗歌、传记、日记等多种样式，具有历史的延續性、时空的广泛性、作品类型的多样性等特点。同时，郑成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译介，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文学现象。
基于此，笔者在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将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定义为“郑成功文学”。相对于日本文学中产生的“国姓爷文学”热潮而言，将“国姓爷文学”的外延扩大，它包含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荷兰等所有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定义为“郑成功文学”，是因为中日两国对郑成功这一人物的认知不同。2001年，中日合作的一部关于郑成功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名为《英雄·郑成功传》，而在日本上映时则为《英雄·国性爷合战》。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中国人对郑成功的认知是“郑成功”而非“国姓爷”。而日本人受到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影响，对郑成功的认知是“国姓爷”，而非“郑成功”。“国姓爷”与“郑成功”，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认知，体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基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学术研究自然存在差异。因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于日本郑成功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就是对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能够在中国“郑成功文学”的参照系下，透视出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变容，而在分析这种变容产生原因的同时，可以实现从“国姓爷文学”到“郑成功文学”的跨越。 肇始于江户时期的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在三百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形成、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创作群体和文学文本，同时，基于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也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并且，日本“郑成功文学”的译介也不断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荷兰等西方国家展开，成为了一种国际化的文学现象，这标志着日本“郑成功文学”已经形成，并且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二、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流变
对于“国姓爷文学”，日本学者认为，“可称之为国姓爷热潮的时代，在日本至今曾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以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为开端，出现在享保期（日本年号，1716年至1735年）前后；第二次出现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第三次则出现在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之后。”[2]（2）因此，笔者根据日本“国姓爷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将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分别为江户时期（1661-1867）的先声期；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的發展期；“战后”（1945年后）以降的繁荣期。并且，日本“郑成功文学”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江户时期（1661-1867）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在《国性爷合战》出现之前，1661年的《明清斗记》拉开了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帷幕。《明清斗记》由前园仁左卫门撰稿，鹈饲信之（鹈饲石斋）撰写序文并校阅，全书共十卷。《明清斗记》所叙述的是郑成功抗清失败后收复台湾的故事，其情节与历史事实具有一致性，近松虽然借鉴了《明清斗记》，但却并未按照《明清斗记》的套路进行叙事，而是在故事情节上作了诸多改动。除了《明清斗记》，元禄十四年正月（1701年）草子作家锦文流的净琉璃剧本《国仙野手柄日记》的问世，也为《国性爷合战》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国仙野手柄日记》是为太夫出羽信浓掾量身打造，在出羽座上演。在日语中，“国仙野”与“国性爷”的发音、意义皆相同。锦文流是出羽座的座附作者，而同时期竹本座近松创作的《国性爷合战》受其影响也理所当然。从这一点来看，《国仙野手柄日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真正将“国姓爷文学”推向高潮的，却是近松的《国性爷合战》。具有异国情趣的《国性爷合战》，其故事情节与《明清斗记》最大的不同是和藤内驱逐了鞑靼王，攻陷了南京城。在故事中近松极力表现和藤内是受日本神灵保佑的具有日本武士精神的日本人，是拯救大明朝于危难的英雄。总之，《国性爷合战》故事情节的设计，极大满足了当时日本人内心深处潜伏着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加之净琉璃剧表现手法的极致运用，使之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直至今日，日本的国立剧场还会定期上演此剧。因此，从学术意义来讲，《国性爷合战》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真正意义的开端。
以《国性爷合战》为开端，日本文人创作了大量《国性爷合战》翻案剧。西泽一风《国性爷御前军谈》（1716年），纪海音的《倾城国性爷（1717年），江岛其碛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1717年），《郑森伟伝·明清军谈国性爷忠义伝》（作者不详，1717年），藤原家孝的《落栗物语》（1792年以后），市山卜平、竹田治藏、姉川新三的《仮名草纸国性爷实录》（1759年），朝川善庵的《郑将军成功传碑》（1797年），钝亭鲁文的《父汉土·母和朝：国姓爷一代记》（1855年）等都是江户时期“郑成功文学”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部分为近松《国性爷合战》的翻案之作，尤其是纪海音的《倾城国性爷》和江岛其碛的《国性爷明朝太平记》因模仿成分过多，后世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但是在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
可以说，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第一阶段。从此，日本的“郑成功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以《国性爷合战》为原典，大部分为《国性爷合战》的翻案之作。但是，就故事情节而言，并未超越近松对国姓爷故事的布局，即故事都以国姓爷攻取南京城为结尾，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这种背离体现了江户时期社会盛行的日本国家主义意识。联系1894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侵华战争，可以清楚看出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国家主义意识已经开始膨胀。因此，以《国性爷合战》为中心的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所反映出的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正是江户时期日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写照。
其次，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染崎延房[3]（1～3）在《台湾外记： 一名·国性爷》（1874年）中认为郑成功具有“大和魂”，郑氏三代颇具“楠氏”（楠木正成）遗风。依田学海[4]（1）在《国姓爷讨清记》（1894年）中指出国姓爷具有“日本人的气象”，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因此能够与满清征战并夺取台湾。加藤紫芳 （瓢乎）的《台湾阵》（1895年），丸山正彦的《台湾开创郑成功》（1895年）也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郑成功的“大和魂”。田中善立的《台湾と南方支那》（1913年）作为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及郑成功的著作，发表于“日据台湾”时期的1913年，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日本的台湾统治提供了学术支持。稲垣孙兵卫的《郑成功》（1929年）以大量详实的史料作支撑，论述了自郑芝龙开始，郑氏对台湾的统治。小山内熏的《国性爷合战》（1929年）是迈松《国性爷合战》的翻案剧，在东京筑地小剧场上演，受到好评。井川洗厓、下村悦夫的《国性爷合战：和唐内物语》（1939年），以精美绘本的形式对国姓爷的故事进行了叙述。石原道博的《郑成功》（1942年）对郑成功的生涯、日本请援、南京攻略、粮饷问题、以及郑成功杂考进行了论述。
这一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第二阶段，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取得了台湾的统治权，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具有“大和魂”的国姓爷郑成功，成为了日本进行台湾殖民统治正当化的工具。日本的“郑成功文学”不断强调郑成功的“大和魂”，郑成功被塑造成日本人的英雄。日本“郑成功文学”所体现出的这一特点，是日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日本殖民统治者试图通过郑成功来同化台湾民众，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郑成功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再次，“戰后”（1945年后）以降，日本“郑成功文学”进入繁荣期，这一时期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海洋”因素融入其中。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久保栄的《史剧国姓爷新说》（1949年），石原道博的《国姓爷》（1959年），正延哲士的《新·国姓爷伝说》（1984年），寺尾善雄的《明末的风云儿郑成功》（1986年），福住信邦的《郑成功の母》（1987年）、《新国性爷合战物语り》（共三卷），白石一郎《郑成功》（1990年），和田武久《海寇：国姓爷一族の镇魂歌》（1991年），伴野朗的《南海の风云児·郑成功》（1991年），高桥和岛的《朱帆》（1993年），荒俣宏的《海覇王》（1993年），芦辺拓的《梦·郑成功战绩：明清疾风录》（共三卷），陈舜臣的《郑成功：旋风に告げよ》（1999年），高桥和岛的《怒帆——郑成功疾风录》（1999年），林田芳雄的《郑氏台湾史——郑成功三代の兴亡实纪》（2003年），宫崎滔天的《宫崎滔天アジア革命奇谭集：明治国姓爷/狂人谭》（2006年），佐原进的《的父の国と母の国：国姓爷物语》（2009年），河村哲夫的《龙王の海：国姓爷·郑成功》（2010年），内藤史朗的《东天红の龙：郑成功评传》（2010年），齐藤孝治的《秘话郑成功异闻》（2013年），森本繁的《台湾の开祖国姓爷郑成功》（2014年），奈良修一的《郑成功：南海を支配した一族》（2016年）等。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福住信邦是郑成功的同母弟弟田川七左卫门的子孙，原名郑邦夫。在福住信邦之后，日本作家的“郑成功文学”多以福住信邦所叙述的郑成功故事为原型进行再创作。
这一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繁荣期，也是其形成、流变的第三阶段。虽然“二战”后日本以战败告终，但是从作品数量上看，这一时期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创作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呈现繁荣景象。从创作特点来看，这一时期日本“郑成功文学”摆脱了“战前”的政治束缚，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对郑成功这一历史人物的定位发生了转变。如这一时期作品的书名“海寇”、“疾风”、“旋风”、“海霸王”、“南海”等所示，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增加了“海洋”因素，日本文人转向从“海洋”视角去评价郑成功，呈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特征。同时，日本“郑成功文学”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学者群体和研究成果，而了解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是开展郑成功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 日本“郑成功文学”研究态势
日本学界对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学者群体和研究成果，并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态势。
首先，《国性爷合战》的文学文本研究态势。日本学者关于《国性爷合战》的研究，肇始于大正时代。坪内逍遥的《近松之研究》（春阳堂，1900年）是较早、较全面研究戏剧家近松的著作，其中包括对《国性爷合战》的研究。进入昭和时代，相关研究以学术论文为主，野间光辰的《<国姓爷御前军谈>と<国性爷合战>の原拠について》（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会编：《京都帝国大学国文学会二十五周年记念论文集》，星野书店，1934年）、丰竹古靱太夫的《国性爷合战と日本の母》（《净琉璃杂志》424，1940年）、野原光辰的《<明清厨记>と近松の<国性爷合战>》（《国语国文》，1940年1月）等对《国性爷合战》的文学文本与《明清斗记》、《国姓爷御前军谈》进行了比较研究。
“战后”以来，研究成果显著增多。日本学者首先从影响关系的角度对《国性爷合战》进行了研究，主要学术论文有长谷川强的《浮世草子の通俗军谈利用と<国性爷合战>》（《国语国文学研究》（2），1966年12月）、信多纯一的《<国性爷合战>の竜虎》（《语文》49， 1987年9月）、神谷勝広的《近松と<绘本宝监>》（《日本文学》46，1997年12月）、松田存的《近松〈国性爷合战〉着想攷》（《二松学舍大学论集》43，2000年3月）。在这些论文中，日本学者指出《国性爷合战》受到了《三国志》、《太平记》等军记物语的影响，《绘本宝鉴》、谣曲《唐船》也对其产生了影响。另外，和藤内“猎虎”等场面受到了谣曲《龙虎》的影响，《国性爷合战》创作之前的能、狂言对近松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该剧的五段式构造也受到了世阿弥能乐理论的影响。其次，日本学者对《国性爷合战》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论述，主要论文有松井静夫的《近松晩年の时代净琉璃——<国性爷合战>论の前提》（《语文》26，1967年4月）、佐藤彰的《<国性爷合战>の评価（作品论の新视角·近松）》（《日本文学》21，1972年6月）、藤井康生的《映像の中の芸能40国性爷合战》（《上方芸能》185，2012年9月）、松岡纯子的《长崎·平户と“郑成功”の物语：海域·地域·境界を越えて》（《东アジア评租赁经营》8，2016年3月）等。
其次，《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大正时代后期，三田村鸢鱼的《国性爷合战》（《史实より观た歌舞伎芝居》，蒿文宫，1923年）是继坪内逍遥的《近松之研究》之后从戏剧角度研究《国性爷合战》的学术论文。昭和前期，土方与志的《<国性爷合战>上演に际して》（《筑地小剧场》，1928年10号）、小山内薫的《<国性爷合战>改作追记》（《筑地小剧场》，1928年10号）、久保栄的《郑芝龙と郑成功》（《筑地小剧场》，1928年10号）等论文在小山内熏改作的《国性爷合战》上演之际刊发，围绕改编剧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进入“战后”时期，从戏剧角度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河竹繁俊的《<国性爷合战>の味》（《文学》10，1952年10月），田中喜一的《日本の新剧と演剧伝硫：小山内薫<国性爷合战>をめぐって》（《日本文学》6，1957年4月），森修的《作品构造の分析——<国性爷合战> 》（《国文学：解释と教材の研究》（15）， 1970年7月），朝田祥次郎的《人形剧の创作技法 VI ： <国性爷合战>の场合（1）》（《神户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录》，1973年3月）、《人形剧の创作技法 VII （最终回）：<国性爷合战>の场合（2）》（《神户大学教育学部研究集录》50，1973年10月），曽田秀彦的《“国民演剧”と小山内薫——古剧研究会から<国性爷合战>まで》（《文芸研究》41，1979年3月），千叶笃的《<国性爷合战>について》（《文学研究》53，1981年6月），鸟居フミ子的《<国性爷合战>——からくり·手妻の“国性爷”》（《国文学：解释と教材の研究》30，1985年2月），犬丸治的《12月の歌舞伎：力业·“国性爷”》（《テアトロ》678，1999年2月），朴丽玉的《<国性爷合战>における“変化”と“统一”の方法をめぐって》（《京都大学国文学论丛》8，2002年6月），高桥则子的《江户における<国性爷合战>の受容——净琉璃抄录物草双纸の视点から》（《近松研究所纪要》（13），2002年12月），藤井康生的《<国性爷合战>のバロック性》（《表现文化1》，2006年3月）等。这些论文从戏剧构成法、人形剧的创作方法、《国性爷合战》成功的原因等角度对《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进行了论述。 再次，日本“鄭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这种研究开始于“战后”，山本治夫的《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Ⅰ）（《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75年3月）、《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3-》（《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75年09月）、《国姓爷（郑成功）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3-（2）》（《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75年12月）等论文论述了国姓爷这一研究课题的比较文学轮廓，并从国际性、海洋性、机略和节义四个方面指出了“郑成功文学”伟大成就得以实现的四大要素。山本治夫指出，郑成功是儒教伦理节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他从海洋文学的角度阐述了东西方文学的典型，论述了“达伽马文学”（以达伽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国姓爷文学”的异同，并指出在幕府施行的儒教化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文学传统整体缺乏或否定了海洋机遇。
另外，《国性爷合战》的翻案剧研究态势。这一研究开始于“战后”时期，尾崎宏次的《正反批判——<法隆寺><国性爷>》（《悲剧喜剧》12，1958年7月）从作品、演出、演技三方面评论了矢代静一的翻案剧《国姓爷》。横山正的《国性爷合战座敷军谈》（《文学研究》57，1983年6月）论述了《国性爷合战座敷军谈》与《国性爷合战》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异同。仓员正江的《<国姓爷明朝太平记>の方法 ： 近松と其碛との间》（《京都语文》7，2001年5月）以《翁草》所载日本俳人神泽杜口对江岛其碛及近松的评价为切入点，比较了其碛的《国姓爷明朝太平记》与近松《国性爷合战》的关联与不同。佐藤MIKA的《己の皮肤を覆う他者——<虎 野田秀树の国性爷合战>试论》（《ユリイカ》33， 2001年6月）从戏剧构成、登场人物、现实世界与剧世界的差异等角度论述了野田秀树的翻案剧《国性爷合战》。
从以上日本学者的“郑成功文学”研究态势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对近松《国性爷合战》关注度之高，一部文学作品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的确堪比西人对莎翁《哈姆莱特》之研究。这也揭示出近松所塑造的郑成功之“国姓爷”形象对日本社会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同时，形成了如坪内逍遥、小山内熏、久保荣、山本治夫、犬丸治、仓员正江等一大批具有实力的学者群体，这标志着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从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可以看出，江户时期（1661-1867）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国性爷合战》及其翻案剧为中心，反映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进入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868-1945），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得到了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正当化的工具；“战后”（1945年后）以降，日本的“郑成功文学”呈现繁荣景象，文学作品的创作摆脱了“战前”的意识形态，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对郑成功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视角发生了变化，“海洋”因素融入这一时期日本的“郑成功文学”。而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然而，尽管日本学者对“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但是研究领域仅局限在近松的《国性爷合战》或《国性爷合战》翻案剧上，近代以来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尚未系统展开，出现了学术繁荣背后的“贫瘠”现象，这也为今后的郑成功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2][日]油屋亮太郎：《新国性爷合战物语り 序》，《新国性爷合战物语り》（上），东京：讲谈社，1988年。
[3][日]染崎延房：《台湾外记 ：一名·国性爷》，东京：永保堂，1874年。
[4][日]依田学海：《国姓爷讨清记》，东京：六合馆弦巻书店，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