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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范范
怀表是装饰品，亦是复杂的工艺品。它们娇小的尺寸，优雅闪亮的银制外壳，玻璃反射表面，珐琅或者陶瓷针面，结合了很多18世纪首饰的元素。历史学家托马斯认为劳动人民因为工业化而拥有怀表，并以此显示身份。
1747年，英国诺丁汉24岁的编织工威廉，用35先令购买了一只银表。“自豪源于佩戴怀表，它是我生命中的骄傲”威廉在自传中回忆道：“虽然这块表最后坏掉了。”
勃勃雄心促使威廉在后来的人生中成为伯明翰非常成功的一位书商。历史学家一向将遗产清单作为证明个人财产的主要证据，但在此处却用处不大。因为遗产清单大多跟比较富裕的人有关，并且1740年后保存下来的很少。因此，分析这些清单对于找出工人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合适，反而他们被偷盗的东西通过犯罪法庭记录流传下来。
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威廉并不是特例。在18世纪晚期，普通民众——小农、短工、工匠、小摊贩组成的社会底层男性人口——构成了法庭受理的怀表偷盗案的主要受害人群。
偷盗案的起诉记录显示怀表一直是18世纪可以从工人那里偷盗来的最值钱的东西——比昂贵的衣物，像外套、背心、斗篷、礼服更有价值。这是因为当时怀表的机芯都是纯银打造，没有其他廉价的替代品。另外，怀表的花费并不是买来就结束了。怀表必须定期进行专业清理和上油，还有一些部件，比如弹簧，用久了之后必须更换。
昂贵的怀表是怎样在最不可能负担得起它的工人中被广泛拥有的呢？被不精准的银质怀表激怒的威廉，被迫选择比较便宜的黄铜外壳的怀表，但是威廉所在的工人阶级中很少有人参照他的例子选购便宜的怀表。英格兰北部犯罪法庭记录确认的银质怀表中，47块怀表中有42块偷盗自平民。在约克郡典当商乔治1777年至1778年18个月的典当抵押书中，176块典当的怀表中，168块是银质，其余是四块金表以及四块便宜的合金表。
在18世纪前半期，英格兰乡下的工人很少能够达成他们拥有一块怀表的梦想。巡回法庭留下来的具结书证明，伦敦之外的地方，经常审理怀表盗窃案。巡回法庭1640年至1800年之间在约克郡、诺森伯兰、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审理的117件案子中，仅有七件发生在1750年之前，只有一名受害者是工人——怀表在1749年被偷的一名水手，其他确认的失主都是绅士。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的怀表盗窃案发生在1770年之后，这些案件中有一半的失主是工人，比如小农、短工、工匠、小摊贩。这种趋势延续到英格兰北部地区。在伍斯特郡和牛津郡也是如此，有关怀表偷盗的起诉在1750年之后变得非常普遍，虽然现在很难确认失主的身份。
伦敦的情况不同。众多怀表盗窃案的纪录出现在18世纪初，显示怀表在首都的普及快于其他地方。18世纪初到18世纪70年代，涉及怀表的案件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审讯比例持续上升。到1756年，工人占怀表偷窃受害者的半数以上。他们直到1785年都是少量多数。
通过技术改进，怀表在17世纪后半叶达到了较为准确计时的目标。在伦敦，工人拥有怀表的数量在这一技术提高后的半个世纪里迅速增长。怀表在乡村流行的迟滞，可以解释为首都民众购买力大于乡下人。也有可能是由于伦敦的顾客靠近开设在首都的怀表工厂，怀表制造业最后的工序都在这里集中完成。超过三分之二的出现在法庭记录中的怀表都带有伦敦制作人的名字。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乔治的抵押书中。
计时还是收藏
时钟和怀表的普及，在历史学家托马斯看来是文化变迁的证据，亦是文化变迁的推动力。他坚持认为时钟和怀表的大面积普及只有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需要大量时间上校准的劳动力的时候。
拥有怀表对工人的吸引力是源自确定时间的需要吗？这就需要了解怀表是否真的在工人的工作中起到计时的作用。发生在1749年至1799年间的53起北部法庭审理的平民私有的怀表盗窃起诉案中，超过半数罪犯从事和贸易有关的工作，有些是单纯的雇员，其他人是为了买表在帐户上做小范围的改动。其中最大的一组是海员（9人），接着是纺织工人（5人），然后是从事各种贸易的人，从矿工、园艺工人，到裁缝、鞋匠。其他的工种包括佣人、农夫和士兵。
这些工人之中没有一位是在1780年后激增的新棉布或者毛纺厂里工作。早期工厂中大多数工人是妇女和儿童。仅有五十三分之一的怀表所有人是妇女或者未婚雇员。妇女的财产所有权在18世纪的犯罪记录中被她们丈夫或者父亲的所有权所遮蔽。妇女的怀表被盗在北部起诉案中所占的比例，和其他被盗物品相比较，是非常小的。乔治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妇女典当物品占了他那些年收到的典当品的四分之三，但是他的抵押书里记录的197块怀表中，仅有11位是女性典当的。这表明妇女很少有能力购买怀表或者以自己的名义拥有一块表。
拥有银质怀表在挣钱较多的从事手工行业的男人中是最高档的，是事业有成的标志。18世纪末，编织业、采煤业、海运业雇用的年轻男人可以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负担起一块怀表。很难想象这些男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怀表来计时。水手在海上根据船主摆放的四小时钟辛勤劳动，织工根据每周的收入产出系统工作，矿工轮流采煤按产出配额计算工钱，甚至那些城市里面的熟练工人的工作时间也是根据那个时候用教区里的报时钟声计算出的，不同产品在夏天和冬天的日产量都是规定好的。
极少数怀表在主人工作的时候被盗。部分原因是因为主人在非工作状态下更适合偷盗，特别是夜间的卧室，混乱繁忙的旅馆，醉酒时的性爱幽会，无人看管的保管箱，和单独一条的大路。然而，犯罪法庭审理的案件清晰地显示拥有者在工作时并不时常佩戴怀表。约克郡的矿工布鲁克的银质怀表，在1789年6月的一个周五早晨，他离开家去工作之后，于家中被盗。纽卡斯尔附近的佣人詹姆斯，在1751年12月工作的时候丢失了他的银质怀表，怀表当时悬挂在他床底下的钉子上。
然而，有一类工人除外。从事运输业的工人依赖准确的计时——他们也是工作时间怀表被盗的受害者，特别是四轮大马车或者马车的司机。司机工作时无人监督，并且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实际上，1784年建立起新的信件马车运送系统之后，邮局保护邮递马车的守卫都配备了校准伦敦时间的怀表。他们被要求记录一路上马车的抵达和离开时间。北部犯罪法庭起诉案中的怀表被盗受害者包括一名邮递马车司机和一名受雇于旅馆主人的轻便马车司机，均在路上遇劫。
对于大多数不需要佩戴怀表上班的拥有者来说，他们挂在床架或者壁炉上的怀表在工作日叫醒人们去上班，代替家用时钟的功能。然而，怀表的设计首先是为了佩戴。怀表被盗更经常地发生在在主人不在家，在旅馆里娱乐或者在赛马场的时候。显然这些时候是佩戴或者展示怀表的最佳时机。一块带有陶瓷表带的银质怀表于1765年11月当所有者站在赛马场起跑线附近的时候被盗。1775年一名工人放在胸口表袋里的一块陶瓷表面的银质怀表在公共议院被盗。
身份的象征
虽然怀表本身被放在胸口的表袋里，但用来拉取它的装饰带或者链条，一般挂着印章和搭配的开表的钥匙，通常悬吊在背心下方，好让大家都看见。大部分用明亮的金属做成的表链，和二十起北部起诉案相关。另外三块怀表带有彩色丝绸缎带。十五块表被盗时，链条或者表带上缀有印章。大多数是便宜的钢印，价值一到两便士，很少的几块是银质或铜质的，还有用半宝石，像红玉髓或者水晶制成的。
海员史多克的印章上，一面是天使和锚，另一面是人头；另一名水手的印章上浮雕出燃烧的心。船锚可能是海员协会的标记，但是也可能代表希望，这是18世纪首饰上常用的寓意标志，就像燃烧的心代表热情一样。海员的想象力与水手不同。简，氢氧化镁铝鞍架电镀工，拥有两个印章。其中一个“一半黄铜，一半钢，一面是轮船，另一面是人头”。他的另一个印章是钢做的，“图案是公鸡追啄母鸡”。约克郡佣人伊丽莎白的印章简单的刻着字母E。平民怀表主的印章主题都不一样。他们有可能购买那些已经刻好的。完全相同的图案也出现在有钱人的印章上。
这些印章对它们的平民所有者来说有什么实际用途已经很难探查。法庭起诉案的记录显示，十五个怀表印章所有者里面只有四个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显然印章并不是文盲用来代替签名的。毋庸置疑，怀表印章和表链为平民所有者提供了显摆的机会。表链和印章可以不用悬吊在表袋外面，但是通常它们都被露出口袋。居住在约克郡的小贩本杰明那块带有钢表链和镶嵌红石的银质印章的银质怀表在1778年被盗，他一路追踪小偷到六十英里之外的纽卡斯特。就是小偷将表链和印章露在口袋外面的时候，引起了本杰明的怀疑。
怀表是装饰品，亦是复杂的工艺品。它们娇小的尺寸，优雅闪亮的银制外壳，玻璃反射表面，珐琅或者陶瓷针面，结合了很多18世纪首饰的元素。除了普通的收藏，展示自己的怀表需要在表被取出口袋的时候配有一定的夸耀说辞，这种表演增强了怀表值得展示的感觉。伦敦工人约翰逊在1789年第一次穿昂贵西服的时候，他“坚持佩戴他的怀表和阅读眼镜；他说，我是风度翩翩的绅士”。
人们不能低估怀表作为实用计时器的功用。然而，除了从事运输业的工人，怀表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计时必需品。此外，像托马斯主张的，怀表是快速变现的价值贮存，和展示声望的男性首饰，特别重要的展示功能被怀表靓丽的美术设计突出，表上带着的附属品将怀表私人化了。银质怀表标志着富足以及适当的男性对于技术的掌控，就像富有的人喜欢购买科学仪器一样。对像威廉这样注重衣着的年轻熟练工人，佩戴怀表，哪怕是二手货，也是他生命中的骄傲。
怀表是装饰品，亦是复杂的工艺品。它们娇小的尺寸，优雅闪亮的银制外壳，玻璃反射表面，珐琅或者陶瓷针面，结合了很多18世纪首饰的元素。历史学家托马斯认为劳动人民因为工业化而拥有怀表，并以此显示身份。
1747年，英国诺丁汉24岁的编织工威廉，用35先令购买了一只银表。“自豪源于佩戴怀表，它是我生命中的骄傲”威廉在自传中回忆道：“虽然这块表最后坏掉了。”
勃勃雄心促使威廉在后来的人生中成为伯明翰非常成功的一位书商。历史学家一向将遗产清单作为证明个人财产的主要证据，但在此处却用处不大。因为遗产清单大多跟比较富裕的人有关，并且1740年后保存下来的很少。因此，分析这些清单对于找出工人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合适，反而他们被偷盗的东西通过犯罪法庭记录流传下来。
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威廉并不是特例。在18世纪晚期，普通民众——小农、短工、工匠、小摊贩组成的社会底层男性人口——构成了法庭受理的怀表偷盗案的主要受害人群。
偷盗案的起诉记录显示怀表一直是18世纪可以从工人那里偷盗来的最值钱的东西——比昂贵的衣物，像外套、背心、斗篷、礼服更有价值。这是因为当时怀表的机芯都是纯银打造，没有其他廉价的替代品。另外，怀表的花费并不是买来就结束了。怀表必须定期进行专业清理和上油，还有一些部件，比如弹簧，用久了之后必须更换。
昂贵的怀表是怎样在最不可能负担得起它的工人中被广泛拥有的呢？被不精准的银质怀表激怒的威廉，被迫选择比较便宜的黄铜外壳的怀表，但是威廉所在的工人阶级中很少有人参照他的例子选购便宜的怀表。英格兰北部犯罪法庭记录确认的银质怀表中，47块怀表中有42块偷盗自平民。在约克郡典当商乔治1777年至1778年18个月的典当抵押书中，176块典当的怀表中，168块是银质，其余是四块金表以及四块便宜的合金表。
在18世纪前半期，英格兰乡下的工人很少能够达成他们拥有一块怀表的梦想。巡回法庭留下来的具结书证明，伦敦之外的地方，经常审理怀表盗窃案。巡回法庭1640年至1800年之间在约克郡、诺森伯兰、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审理的117件案子中，仅有七件发生在1750年之前，只有一名受害者是工人——怀表在1749年被偷的一名水手，其他确认的失主都是绅士。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的怀表盗窃案发生在1770年之后，这些案件中有一半的失主是工人，比如小农、短工、工匠、小摊贩。这种趋势延续到英格兰北部地区。在伍斯特郡和牛津郡也是如此，有关怀表偷盗的起诉在1750年之后变得非常普遍，虽然现在很难确认失主的身份。
伦敦的情况不同。众多怀表盗窃案的纪录出现在18世纪初，显示怀表在首都的普及快于其他地方。18世纪初到18世纪70年代，涉及怀表的案件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审讯比例持续上升。到1756年，工人占怀表偷窃受害者的半数以上。他们直到1785年都是少量多数。
通过技术改进，怀表在17世纪后半叶达到了较为准确计时的目标。在伦敦，工人拥有怀表的数量在这一技术提高后的半个世纪里迅速增长。怀表在乡村流行的迟滞，可以解释为首都民众购买力大于乡下人。也有可能是由于伦敦的顾客靠近开设在首都的怀表工厂，怀表制造业最后的工序都在这里集中完成。超过三分之二的出现在法庭记录中的怀表都带有伦敦制作人的名字。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乔治的抵押书中。
计时还是收藏
时钟和怀表的普及，在历史学家托马斯看来是文化变迁的证据，亦是文化变迁的推动力。他坚持认为时钟和怀表的大面积普及只有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需要大量时间上校准的劳动力的时候。
拥有怀表对工人的吸引力是源自确定时间的需要吗？这就需要了解怀表是否真的在工人的工作中起到计时的作用。发生在1749年至1799年间的53起北部法庭审理的平民私有的怀表盗窃起诉案中，超过半数罪犯从事和贸易有关的工作，有些是单纯的雇员，其他人是为了买表在帐户上做小范围的改动。其中最大的一组是海员（9人），接着是纺织工人（5人），然后是从事各种贸易的人，从矿工、园艺工人，到裁缝、鞋匠。其他的工种包括佣人、农夫和士兵。
这些工人之中没有一位是在1780年后激增的新棉布或者毛纺厂里工作。早期工厂中大多数工人是妇女和儿童。仅有五十三分之一的怀表所有人是妇女或者未婚雇员。妇女的财产所有权在18世纪的犯罪记录中被她们丈夫或者父亲的所有权所遮蔽。妇女的怀表被盗在北部起诉案中所占的比例，和其他被盗物品相比较，是非常小的。乔治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妇女典当物品占了他那些年收到的典当品的四分之三，但是他的抵押书里记录的197块怀表中，仅有11位是女性典当的。这表明妇女很少有能力购买怀表或者以自己的名义拥有一块表。
拥有银质怀表在挣钱较多的从事手工行业的男人中是最高档的，是事业有成的标志。18世纪末，编织业、采煤业、海运业雇用的年轻男人可以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负担起一块怀表。很难想象这些男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怀表来计时。水手在海上根据船主摆放的四小时钟辛勤劳动，织工根据每周的收入产出系统工作，矿工轮流采煤按产出配额计算工钱，甚至那些城市里面的熟练工人的工作时间也是根据那个时候用教区里的报时钟声计算出的，不同产品在夏天和冬天的日产量都是规定好的。
极少数怀表在主人工作的时候被盗。部分原因是因为主人在非工作状态下更适合偷盗，特别是夜间的卧室，混乱繁忙的旅馆，醉酒时的性爱幽会，无人看管的保管箱，和单独一条的大路。然而，犯罪法庭审理的案件清晰地显示拥有者在工作时并不时常佩戴怀表。约克郡的矿工布鲁克的银质怀表，在1789年6月的一个周五早晨，他离开家去工作之后，于家中被盗。纽卡斯尔附近的佣人詹姆斯，在1751年12月工作的时候丢失了他的银质怀表，怀表当时悬挂在他床底下的钉子上。
然而，有一类工人除外。从事运输业的工人依赖准确的计时——他们也是工作时间怀表被盗的受害者，特别是四轮大马车或者马车的司机。司机工作时无人监督，并且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实际上，1784年建立起新的信件马车运送系统之后，邮局保护邮递马车的守卫都配备了校准伦敦时间的怀表。他们被要求记录一路上马车的抵达和离开时间。北部犯罪法庭起诉案中的怀表被盗受害者包括一名邮递马车司机和一名受雇于旅馆主人的轻便马车司机，均在路上遇劫。
对于大多数不需要佩戴怀表上班的拥有者来说，他们挂在床架或者壁炉上的怀表在工作日叫醒人们去上班，代替家用时钟的功能。然而，怀表的设计首先是为了佩戴。怀表被盗更经常地发生在在主人不在家，在旅馆里娱乐或者在赛马场的时候。显然这些时候是佩戴或者展示怀表的最佳时机。一块带有陶瓷表带的银质怀表于1765年11月当所有者站在赛马场起跑线附近的时候被盗。1775年一名工人放在胸口表袋里的一块陶瓷表面的银质怀表在公共议院被盗。
身份的象征
虽然怀表本身被放在胸口的表袋里，但用来拉取它的装饰带或者链条，一般挂着印章和搭配的开表的钥匙，通常悬吊在背心下方，好让大家都看见。大部分用明亮的金属做成的表链，和二十起北部起诉案相关。另外三块怀表带有彩色丝绸缎带。十五块表被盗时，链条或者表带上缀有印章。大多数是便宜的钢印，价值一到两便士，很少的几块是银质或铜质的，还有用半宝石，像红玉髓或者水晶制成的。
海员史多克的印章上，一面是天使和锚，另一面是人头；另一名水手的印章上浮雕出燃烧的心。船锚可能是海员协会的标记，但是也可能代表希望，这是18世纪首饰上常用的寓意标志，就像燃烧的心代表热情一样。海员的想象力与水手不同。简，氢氧化镁铝鞍架电镀工，拥有两个印章。其中一个“一半黄铜，一半钢，一面是轮船，另一面是人头”。他的另一个印章是钢做的，“图案是公鸡追啄母鸡”。约克郡佣人伊丽莎白的印章简单的刻着字母E。平民怀表主的印章主题都不一样。他们有可能购买那些已经刻好的。完全相同的图案也出现在有钱人的印章上。
这些印章对它们的平民所有者来说有什么实际用途已经很难探查。法庭起诉案的记录显示，十五个怀表印章所有者里面只有四个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显然印章并不是文盲用来代替签名的。毋庸置疑，怀表印章和表链为平民所有者提供了显摆的机会。表链和印章可以不用悬吊在表袋外面，但是通常它们都被露出口袋。居住在约克郡的小贩本杰明那块带有钢表链和镶嵌红石的银质印章的银质怀表在1778年被盗，他一路追踪小偷到六十英里之外的纽卡斯特。就是小偷将表链和印章露在口袋外面的时候，引起了本杰明的怀疑。
怀表是装饰品，亦是复杂的工艺品。它们娇小的尺寸，优雅闪亮的银制外壳，玻璃反射表面，珐琅或者陶瓷针面，结合了很多18世纪首饰的元素。除了普通的收藏，展示自己的怀表需要在表被取出口袋的时候配有一定的夸耀说辞，这种表演增强了怀表值得展示的感觉。伦敦工人约翰逊在1789年第一次穿昂贵西服的时候，他“坚持佩戴他的怀表和阅读眼镜；他说，我是风度翩翩的绅士”。
人们不能低估怀表作为实用计时器的功用。然而，除了从事运输业的工人，怀表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计时必需品。此外，像托马斯主张的，怀表是快速变现的价值贮存，和展示声望的男性首饰，特别重要的展示功能被怀表靓丽的美术设计突出，表上带着的附属品将怀表私人化了。银质怀表标志着富足以及适当的男性对于技术的掌控，就像富有的人喜欢购买科学仪器一样。对像威廉这样注重衣着的年轻熟练工人，佩戴怀表，哪怕是二手货，也是他生命中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