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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４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很高兴地会见了红九军的领导人，当他得知红九军政委陈海松才２１岁时，禁不住紧紧握住陈海松的手，惊喜地说：“一方面军的干部都年轻，可还没有你这样年轻的军政委呀！”
在战火中成长的红军青年将领
陈海松，湖北省大悟县李陈洼（原属河南罗山县）人，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９日出生。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黄麻起义的枪声唤醒了大别山区世代贫困的农民。１９３０年７月上旬的一天，１６岁的陈海松丢下锄头，毅然加入了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陈海松先后任勤务员、通讯员、营宣传队长、特务连指导员。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四川军阀田颂尧立即纠集６万多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军发动进攻。
在反三路围攻作战中，陈海松任红二十五师副营长，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他充分利用杀牛坪的地形优势，以小部分兵力扼守要点，大部分兵力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抗击了敌５个团的轮番攻击，与敌人激战３昼夜，毙伤敌人１５００多人，阵地岿然不动。此战过后，陈海松任三十六团政委。
１９３４年６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扩编，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许世友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陈海松任二十五师政委。
此后，他和许世友一起，指挥红二十五师先后参加了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
在宣达战役中，陈海松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右大腿。他坚持不下火线，照常指挥部队，直到打下宣达城，才同意到医院接受救治。这时，他的右腿已经肿得很粗，把裤脚撑得紧绷绷的，医生剪开裤脚，才发现弹片还深深地嵌在陈海松的右大腿上。陈海松就是带着这块弹片，忍着疼痛，在阵地上坚持指挥了两昼夜。取弹片时，没有麻醉药，痛得他满脸大汗，但他始终不吭一声。手术过后，他还关切地向师医务主任汤正兴详细了解了医务处的情况，勉励他带头学习医疗技术，把医务处建设好。
１９３５年１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命令，准备向嘉陵江以西发展，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为迷惑和调动敌人，为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陕南战役。
战役初期，时任红九军政委的陈海松率领二十五师在转斗铺地区担任保障正面进攻部队左翼侧后安全的任务。他不惧三面临敌的危险，率领部队从侧翼直插到陕军背后的沔县，断了陕军的退路，使陕军军心大乱，很快就溃不成军。然后，他率部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陕军第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的一个团大部歼灭，连克新铺湾和沔县。接着，红二十五师直逼褒城。褒城和南郑同为陕南战略要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陈海松先派出一支小部队，袭扰守军一夜，次日拂晓，他指挥主力，一举攻占了城北的鸡头关。夜晚，红军又猛攻北关和馒头山，陕军拼死固守，敌人的飞机也多次前来轰炸，红二十五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数十次冲进陕军阵地，与陕军展开了肉搏战，经过８天激战，因陕南战役的目的已达到，方面军总部遂令红二十五师撤退。
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回师川北后，在嘉陵江中段发起了嘉陵江战役。
强渡嘉陵江前，陈海松到总部要求派二十五师担任主攻。但总部首长告诉他说，总部已决定由八十八师担任主攻，二十五师要不到主攻任务，也分不到渡江器材，而是要自己想办法，保证按时渡江。
当时，渡江船只全部被敌人控制在西岸。陈海松就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个四川战士提出用农民打谷用的绊桶渡江，可是江水湍急，单桶不行，两个绑在一起，很快又被冲散。面对江水，陈海松不禁想起了家乡的打鱼桶，就是在两个绊桶之间加一根杠子，这样，终于使桶在江水中平稳下来。３月２８日夜，渡江战役开始时，二十五师先遣队在阆北用绊桶偷渡成功后，缴获了对岸敌人的两只渡船，全师很快顺利过江。
４月４日，陈海松率二十五师又用绊桶渡过涪江，与二十七师会合，包围了江油。这一攻势使川军大为震惊，邓习侯亲率十八个团增援江油，陈海松又决定歼敌援兵。当红八十八师攻占塔子山主阵地时，他抛开当面之敌，挥师迅速向敌右侧包抄，川军顿时动摇，红军乘机全线反击，歼敌３０００余人，邓习侯也差点被红军生擒。
陈海松指挥作战有三个特点：一是对敌情判断准确，行动果断坚决；二是战斗一打响，就上前线指挥所，决不在二、三线指挥；三是对下级指挥员要求严格，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他还常常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下级指挥员研究出克敌办法，以坚定他们完成任务的信心。
作为军政委，每逢大的战斗，他总要在战前向部队作政治动员。他的动员，针对性强，富于鼓动性。战斗过后，他的头等大事就是慰问伤员，检查伤员的治疗和安置情况。
陈海松以他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在红九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干部战士都愿意亲近他，有话都愿意向他说。只要他在阵地上，部队的情绪就特别高。接受过他指挥的红四军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对他也有着很高的评价。红九军中除有一个主力师外，其他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但它的战斗力却始终与主力军齐名，这与长期担任军政委的陈海松是分不开的。
顾全大局 珍视团结
红二十五师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后，陈海松立即召集军政治部的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做好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次日清晨，部队集合完毕后，他兴奋地走到队前，挥动着双手，向部队宣布了这一喜讯。他说：“从今以后，党中央跟我们在一起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革命胜利就会来得更快，红军有总司令部，我们要听总司令部指挥，跟一方面军老大哥紧密团结，并肩作战。”
早在会师前，陈海松就动员部队准备了不少慰问品。会师后，九军与五军团的驻地挨着，他看到五军团由于长期转战，补给困难，衣服破而杂，有些战士甚至没有帽子、鞋子。陈海松就动员部队凑集了几百套灰布军衣和一批草鞋、毛巾、帽子、针线包、酥油、炒面等，送给了五军团，五军团也回赠了一批枪支弹药。
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远不如红四方面军，野心迅速膨胀，他无视遵义会议决议，故意把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和长征中的损失，归咎于中央和中央军委。他采取阴谋手段，抵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作战的方针，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妄图借机篡夺最高领导权。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人，也由于张国焘实行“愚民政策”，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产生了轻视一方面军的情绪。
陈海松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天下红军是一家，所以，他感到保持红军内部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策动一批高级干部，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要陈海松在会上带头发言。陈海松推脱说：“一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大知识分子，我这个土包子见不了众。你找文化水平高的人吧，我实在不行”。
黄超说：“这是张主席的意思，你怕讲不好，我帮你准备。”
黄超让陈海松讲的，一是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二是拥戴张国焘当中央军委主席。陈海松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在会上就没有按照黄超的意思去讲，坐在他旁边的黄超就不时地用胳膊肘拐他，陈海松只是假装不知道。
对于这次发言，陈海松一直心存不安。直到一年多后，他还对一方面军的同志说：“那次反中央的会是一场皮影戏。我是皮影子，黄超就是提我这个皮影子的人。我真是干了天大的蠢事，一想起来就脸红。”
会师初期，陈海松见朱德总司令的坐骑又瘦又矮，就把自己的一匹大青马送给了总司令。后来几个军级干部知道了，辱骂他是朱德的走狗。陈海松感到很为难，就让交通队设法偷回了大青马。不久，朱德见到陈海松，就说：“海松同志，你送给我的那匹马确实是好马，可惜我还没骑熟，就被人偷走了”。
陈海松听了，脸一红说：“总司令，实在对不起。马是我们军交通队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牵回来的，我马上派人还给你。”
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他指使红三十一军交通队，把朱德的那匹大青马又偷偷地杀吃了。陈海松知道后，非常气愤，马上派人给总司令送去了两匹好马。
这时，红九军和五军团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争吵、互骂现象接连发生。九军收容队还把五军团的２０多名掉队人员抓了起来，五军团保卫局局长欧阳毅来交涉时，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竟要连他一起抓起来，当作“反革命”处理。陈海松对破坏两军团结的行为很痛心，他对红九军的一些干部说：“一方面军跑了那么远的路，打了那么多恶仗，吃了那么多苦，能跟我们会合就很不简单了。我们从鄂豫皖出来，一路跑，一路打，没有吃的只好杀马吃，不也搞得跟叫花子军一样吗？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一点，就欺负人家，红军跟红军分家，像什么话呀！”
朱德很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陈海松也非常敬重总司令。每次见到朱德，他都像小孩子见到大人似的，老远就一边跑，一边喊：“总司令呀，又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可好哇。”有一次，朱德路过九军驻地，顺便到军部看看，九军有的领导对朱德不理不睬。陈海松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总司令。
在甘孜整训部队时，朱德多次到高级干部短训班讲课，他讲革命形势时，有些人就在下面议论说：“别听他瞎吹牛。”陈海松却每次都认真听讲，仔细思考，并提出一些问题。为此，朱德专门表扬他学习认真，肯动脑筋，领会问题快。
陈海松对一方面军派来的干部十分信赖，在工作上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曾日三和方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他非常倚重他们。他在方强那里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党的建设》，便借去看了几遍。他还让他们给全军的政治干部讲党的理论和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以提高全军的政治工作水平。
喋血梨园口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渡过黄河。后因战局变化，宁夏战役计划未能实现，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陈海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１１月初，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统一指挥甘肃、青海两省的地方军阀部队继续围剿红军。
过河初期，红军兵力集中，马家军兵力比较分散。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同时也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马家军也不过如此。在正式西进时，西路军指挥部就采取了分兵的部署，把总数２１８００余人的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向河西走廊进发，右翼部队从一条山地区出发，进占永昌和甘州；左翼部队由九军和总部直属队组成，进占古浪和凉州，由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马家军共有兵力１１．５万人。在西路军分兵时，马家军兵力已开始集中。
九军进至干柴洼后，遭到敌骑兵主力和飞机的袭击。陈海松和军长孙玉清各指挥一个师与敌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击毙敌第一旅副旅长苗雨青，但九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向古浪进军的途中，马家军骑兵或在后面追踪，或在两侧与九军并行，从望远镜中即可辨别马家军马队的颜色。九军只好夜行晓宿，并由一路纵队改为两路纵队，缩短行军距离，防止敌人袭击。马家军的骑兵部队行动迅速，九军步行一夜，敌人骑兵几个小时就能赶上来，陈海松就率领后卫部队利用横梁山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尾追之敌。军长孙玉清则率先头部队疾进，于１１月１３日袭占了古浪县城。九军攻占了古浪使马家军一片惊慌。马步芳严令其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不惜代价，夺回古浪。
古浪为凉州的门户，地处险要，是两军必争之地。县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川道中，城垣也因早年地震而坍塌。距城最近的南山，居高临下，鸟瞰全城。这种地形，易攻不易守。九军过黄河时，尚有７０００余人，经过一路的战斗消耗，到古浪时，只剩下５０００余人。军长孙玉清又采取了分兵把口的防御部署。陈海松不赞成消极防御，主张积极防御，但军长孙玉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１６日拂晓，九军的工事尚未修好，马家军就集中了３个骑兵旅和４个民团的兵力，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猛攻古浪，九军奋起反击，与敌激战一天，歼敌近千人。
次日，马家军改变了战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骑兵迂回穿插，切断了九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正面则集中兵力猛攻南山。坚守南山的一个团，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经过几小时激战，大部壮烈牺牲。
敌人占领南山后，即突入了城内。陈海松、孙玉清率领城内部队与敌奋勇拼杀。在红二十七师的接应下，一举冲出城外，击溃了城外的民团。城内的敌人以为红军已溃逃，又追杀了出来。陈海松、孙玉清又率领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击毙敌人６００余人，再一次攻占古浪城，使战局稳定了下来。
第三天，敌人先以飞机轰炸，接着又用炮轰击。马元海集中兵力，猛攻古浪城，在战斗中，陈海松左手负伤，仍然率部与敌人展开巷战。经过一天的苦战，把突入城内的敌人又赶了出去。
经过３天激战，九军毙伤敌２０００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过半，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青、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都壮烈牺牲，部队元气大伤。
在此情况下，西路军总部命令九军连夜突围，向在永昌的三十军靠拢。
古浪之战，九军付出的代价略大于占绝对优势的马家军。在那样的地形和敌我态势下，若不是九军能征惯战，干部指挥有方，恐怕早就招致了全军覆没的命运。也正是因为九军的奋勇作战，才吸引了马家军的主要兵力，使右翼部队得以长驱西进。
然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对此却十分恼火，下令追查九军失利的原因。他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孙玉清和陈海松的头上，在永昌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他狠狠地批评了九军的主要负责人，撤了他们的职务，以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九军军长和政委。
对于古浪的失利，陈海松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说；“原来屡战屡胜的九军，为什么在南下后连遭挫折，把近两万人的部队拖成残军？究竟是指战员突然变得无能，还是我们的路线有问题？”他历数了九军的损失和大批战友的牺牲，说着说着，不禁痛哭流涕。
陈海松被撤职十天后，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提出陈海松是九军的核心，九军离不开他，又让他回到了九军，继续担任军政委。
继任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是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同志，因主持过古浪失利原因的调查，担心在陈海松手下很难工作。陈海松却不计前嫌，明确地对他说：“张国焘是错误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张国焘有野心，四方面军受了他的害！”
１２月底，西路军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西进到甘州以西的临泽、高台一带。时值严冬，部队忍受着衣不暖身、食不果腹、水难解渴的艰苦，端着缺少子弹的钢枪，与７万多敌人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五军在高台拼杀殆尽，西路军集中在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与敌苦战之后，部队突围至西洞堡，击退尾追的敌骑兵旅，全歼一个宪兵团。陈昌浩又命令陈海松率九军两个团和妇女独立团，逼近甘州南关，掩护全军东返。陈海松把部队带到指定地带，连夜抢修工事。他以必死的决心安排了干部接替指挥的事宜，他对机要参谋李明说：“要是我牺牲，你就代替我指挥，要是都能打到最后，我负伤了，你就先打死我，再自杀，决不能让敌人抓活的！”
西路军回到倪家营子后，又陷入敌人的重围。苦战７天，突围至西北方向的三道流沟，又被包围，经过了５天苦战后，只剩下３０００余人的西路军，被迫改向东南方向的梨园口突围。
梨园口在临泽的南边，是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交接线上的一个山口，山口南侧是梨园河谷，向西通往祁连山腹地。梨园堡则位于山口南侧的梨园河边。
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太阳初升。三十军和西路军总部已进入梨园堡一带宿营。担任后卫的九军也到达了梨园口，陈海松到达后，立即命令部队上山警戒。几乎与此同时，马家军也追了上来。陈海松当即命令部队抢占附近的寺汪山和山口两侧的山梁。
不一会，另一路敌军从梨园河口直逼梨园堡，三十军一部在尚未解冻的梨园河上顽强地阻击着敌人，总部和三十军大部立即向祁连山深处仓促撤退。
此时的九军已不足千人。除军部交通队还有些子弹外，战斗部队大多数已弹尽粮绝。交通队跟随陈海松的一个警卫排，也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海松命令军部保卫局局长陈宜贵赶快组织机关的同志撤退，自己留下来掩护。
陈宜贵明白，这个时候留下来，就很难活着出去，所以他要求将自己留下，陈海松脸色一变，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不要婆婆妈妈的！”
这是陈海松第一次对陈宜贵发火，陈宜贵感到，此时一别，恐怕再也见不到军政委了，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陈海松一见，赶紧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谁也出不去了。机关的同志战斗力弱，留下来无益，能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都留下来死强”。
前沿部队消灭了几批冲出沟口的敌人，但他们仅有的一些子弹也打完了。敌人便狂叫着：“共军没有子弹了，冲呀！”从各沟口冲了出来。陈海松大吼一声，命令警卫排跟随自己向前冲去。
陈昌浩带着孙玉清在西边的一个土包上见此情况，急忙喊道：“不能冲，太危险”。并派出两个警卫员去追陈海松，却没有追上。
警卫排冲上去后，用清一色的快慢机盒子枪向敌人猛扫，敌人丢下一片尸体，溃退了下去，陈海松和警卫排坚守在阵地上，迫使敌人不敢冲锋。
上午１０时许，陈海松急于观察战场情况，乘敌机枪间歇之机，向土包顶爬去，被李明一把拉住，陈海松火了，向李明吼道：“干什么！”李明说：“上不得。”李明一松手，陈海松又迅速向上爬，爬到包顶，他刚一抬身，敌人的机枪一齐向他扫射，他身中八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李明把他拖下来后，交通队程指导员抱着他急切地呼喊着，他苏醒过来后，要求程指导员赶快补他一枪，程指导员哭着说：“政委，你……不要说了。我们人在阵地在，要死就和你死在一起！”
当孙玉清率三十军一部前来救援被围的九军时，九军只有少数人员得以突围西去。陈海松和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黄思彦以及绝大部分战士一起英勇牺牲。
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为董振堂、陈海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
后来，朱德还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战火中成长的红军青年将领
陈海松，湖北省大悟县李陈洼（原属河南罗山县）人，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９日出生。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黄麻起义的枪声唤醒了大别山区世代贫困的农民。１９３０年７月上旬的一天，１６岁的陈海松丢下锄头，毅然加入了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陈海松先后任勤务员、通讯员、营宣传队长、特务连指导员。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四川军阀田颂尧立即纠集６万多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军发动进攻。
在反三路围攻作战中，陈海松任红二十五师副营长，率两个连扼守杀牛坪。他充分利用杀牛坪的地形优势，以小部分兵力扼守要点，大部分兵力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抗击了敌５个团的轮番攻击，与敌人激战３昼夜，毙伤敌人１５００多人，阵地岿然不动。此战过后，陈海松任三十六团政委。
１９３４年６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扩编，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许世友任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陈海松任二十五师政委。
此后，他和许世友一起，指挥红二十五师先后参加了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
在宣达战役中，陈海松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右大腿。他坚持不下火线，照常指挥部队，直到打下宣达城，才同意到医院接受救治。这时，他的右腿已经肿得很粗，把裤脚撑得紧绷绷的，医生剪开裤脚，才发现弹片还深深地嵌在陈海松的右大腿上。陈海松就是带着这块弹片，忍着疼痛，在阵地上坚持指挥了两昼夜。取弹片时，没有麻醉药，痛得他满脸大汗，但他始终不吭一声。手术过后，他还关切地向师医务主任汤正兴详细了解了医务处的情况，勉励他带头学习医疗技术，把医务处建设好。
１９３５年１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命令，准备向嘉陵江以西发展，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为迷惑和调动敌人，为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陕南战役。
战役初期，时任红九军政委的陈海松率领二十五师在转斗铺地区担任保障正面进攻部队左翼侧后安全的任务。他不惧三面临敌的危险，率领部队从侧翼直插到陕军背后的沔县，断了陕军的退路，使陕军军心大乱，很快就溃不成军。然后，他率部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将陕军第四十九旅和独立旅的一个团大部歼灭，连克新铺湾和沔县。接着，红二十五师直逼褒城。褒城和南郑同为陕南战略要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陈海松先派出一支小部队，袭扰守军一夜，次日拂晓，他指挥主力，一举攻占了城北的鸡头关。夜晚，红军又猛攻北关和馒头山，陕军拼死固守，敌人的飞机也多次前来轰炸，红二十五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数十次冲进陕军阵地，与陕军展开了肉搏战，经过８天激战，因陕南战役的目的已达到，方面军总部遂令红二十五师撤退。
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回师川北后，在嘉陵江中段发起了嘉陵江战役。
强渡嘉陵江前，陈海松到总部要求派二十五师担任主攻。但总部首长告诉他说，总部已决定由八十八师担任主攻，二十五师要不到主攻任务，也分不到渡江器材，而是要自己想办法，保证按时渡江。
当时，渡江船只全部被敌人控制在西岸。陈海松就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个四川战士提出用农民打谷用的绊桶渡江，可是江水湍急，单桶不行，两个绑在一起，很快又被冲散。面对江水，陈海松不禁想起了家乡的打鱼桶，就是在两个绊桶之间加一根杠子，这样，终于使桶在江水中平稳下来。３月２８日夜，渡江战役开始时，二十五师先遣队在阆北用绊桶偷渡成功后，缴获了对岸敌人的两只渡船，全师很快顺利过江。
４月４日，陈海松率二十五师又用绊桶渡过涪江，与二十七师会合，包围了江油。这一攻势使川军大为震惊，邓习侯亲率十八个团增援江油，陈海松又决定歼敌援兵。当红八十八师攻占塔子山主阵地时，他抛开当面之敌，挥师迅速向敌右侧包抄，川军顿时动摇，红军乘机全线反击，歼敌３０００余人，邓习侯也差点被红军生擒。
陈海松指挥作战有三个特点：一是对敌情判断准确，行动果断坚决；二是战斗一打响，就上前线指挥所，决不在二、三线指挥；三是对下级指挥员要求严格，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他还常常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下级指挥员研究出克敌办法，以坚定他们完成任务的信心。
作为军政委，每逢大的战斗，他总要在战前向部队作政治动员。他的动员，针对性强，富于鼓动性。战斗过后，他的头等大事就是慰问伤员，检查伤员的治疗和安置情况。
陈海松以他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在红九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干部战士都愿意亲近他，有话都愿意向他说。只要他在阵地上，部队的情绪就特别高。接受过他指挥的红四军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对他也有着很高的评价。红九军中除有一个主力师外，其他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但它的战斗力却始终与主力军齐名，这与长期担任军政委的陈海松是分不开的。
顾全大局 珍视团结
红二十五师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后，陈海松立即召集军政治部的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做好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次日清晨，部队集合完毕后，他兴奋地走到队前，挥动着双手，向部队宣布了这一喜讯。他说：“从今以后，党中央跟我们在一起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革命胜利就会来得更快，红军有总司令部，我们要听总司令部指挥，跟一方面军老大哥紧密团结，并肩作战。”
早在会师前，陈海松就动员部队准备了不少慰问品。会师后，九军与五军团的驻地挨着，他看到五军团由于长期转战，补给困难，衣服破而杂，有些战士甚至没有帽子、鞋子。陈海松就动员部队凑集了几百套灰布军衣和一批草鞋、毛巾、帽子、针线包、酥油、炒面等，送给了五军团，五军团也回赠了一批枪支弹药。
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远不如红四方面军，野心迅速膨胀，他无视遵义会议决议，故意把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和长征中的损失，归咎于中央和中央军委。他采取阴谋手段，抵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作战的方针，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妄图借机篡夺最高领导权。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人，也由于张国焘实行“愚民政策”，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产生了轻视一方面军的情绪。
陈海松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天下红军是一家，所以，他感到保持红军内部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策动一批高级干部，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要陈海松在会上带头发言。陈海松推脱说：“一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大知识分子，我这个土包子见不了众。你找文化水平高的人吧，我实在不行”。
黄超说：“这是张主席的意思，你怕讲不好，我帮你准备。”
黄超让陈海松讲的，一是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二是拥戴张国焘当中央军委主席。陈海松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在会上就没有按照黄超的意思去讲，坐在他旁边的黄超就不时地用胳膊肘拐他，陈海松只是假装不知道。
对于这次发言，陈海松一直心存不安。直到一年多后，他还对一方面军的同志说：“那次反中央的会是一场皮影戏。我是皮影子，黄超就是提我这个皮影子的人。我真是干了天大的蠢事，一想起来就脸红。”
会师初期，陈海松见朱德总司令的坐骑又瘦又矮，就把自己的一匹大青马送给了总司令。后来几个军级干部知道了，辱骂他是朱德的走狗。陈海松感到很为难，就让交通队设法偷回了大青马。不久，朱德见到陈海松，就说：“海松同志，你送给我的那匹马确实是好马，可惜我还没骑熟，就被人偷走了”。
陈海松听了，脸一红说：“总司令，实在对不起。马是我们军交通队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牵回来的，我马上派人还给你。”
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他指使红三十一军交通队，把朱德的那匹大青马又偷偷地杀吃了。陈海松知道后，非常气愤，马上派人给总司令送去了两匹好马。
这时，红九军和五军团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争吵、互骂现象接连发生。九军收容队还把五军团的２０多名掉队人员抓了起来，五军团保卫局局长欧阳毅来交涉时，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竟要连他一起抓起来，当作“反革命”处理。陈海松对破坏两军团结的行为很痛心，他对红九军的一些干部说：“一方面军跑了那么远的路，打了那么多恶仗，吃了那么多苦，能跟我们会合就很不简单了。我们从鄂豫皖出来，一路跑，一路打，没有吃的只好杀马吃，不也搞得跟叫花子军一样吗？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一点，就欺负人家，红军跟红军分家，像什么话呀！”
朱德很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陈海松也非常敬重总司令。每次见到朱德，他都像小孩子见到大人似的，老远就一边跑，一边喊：“总司令呀，又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可好哇。”有一次，朱德路过九军驻地，顺便到军部看看，九军有的领导对朱德不理不睬。陈海松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总司令。
在甘孜整训部队时，朱德多次到高级干部短训班讲课，他讲革命形势时，有些人就在下面议论说：“别听他瞎吹牛。”陈海松却每次都认真听讲，仔细思考，并提出一些问题。为此，朱德专门表扬他学习认真，肯动脑筋，领会问题快。
陈海松对一方面军派来的干部十分信赖，在工作上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曾日三和方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他非常倚重他们。他在方强那里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党的建设》，便借去看了几遍。他还让他们给全军的政治干部讲党的理论和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以提高全军的政治工作水平。
喋血梨园口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渡过黄河。后因战局变化，宁夏战役计划未能实现，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陈海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１１月初，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统一指挥甘肃、青海两省的地方军阀部队继续围剿红军。
过河初期，红军兵力集中，马家军兵力比较分散。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同时也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马家军也不过如此。在正式西进时，西路军指挥部就采取了分兵的部署，把总数２１８００余人的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向河西走廊进发，右翼部队从一条山地区出发，进占永昌和甘州；左翼部队由九军和总部直属队组成，进占古浪和凉州，由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马家军共有兵力１１．５万人。在西路军分兵时，马家军兵力已开始集中。
九军进至干柴洼后，遭到敌骑兵主力和飞机的袭击。陈海松和军长孙玉清各指挥一个师与敌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击毙敌第一旅副旅长苗雨青，但九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向古浪进军的途中，马家军骑兵或在后面追踪，或在两侧与九军并行，从望远镜中即可辨别马家军马队的颜色。九军只好夜行晓宿，并由一路纵队改为两路纵队，缩短行军距离，防止敌人袭击。马家军的骑兵部队行动迅速，九军步行一夜，敌人骑兵几个小时就能赶上来，陈海松就率领后卫部队利用横梁山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尾追之敌。军长孙玉清则率先头部队疾进，于１１月１３日袭占了古浪县城。九军攻占了古浪使马家军一片惊慌。马步芳严令其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不惜代价，夺回古浪。
古浪为凉州的门户，地处险要，是两军必争之地。县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川道中，城垣也因早年地震而坍塌。距城最近的南山，居高临下，鸟瞰全城。这种地形，易攻不易守。九军过黄河时，尚有７０００余人，经过一路的战斗消耗，到古浪时，只剩下５０００余人。军长孙玉清又采取了分兵把口的防御部署。陈海松不赞成消极防御，主张积极防御，但军长孙玉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１６日拂晓，九军的工事尚未修好，马家军就集中了３个骑兵旅和４个民团的兵力，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猛攻古浪，九军奋起反击，与敌激战一天，歼敌近千人。
次日，马家军改变了战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骑兵迂回穿插，切断了九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正面则集中兵力猛攻南山。坚守南山的一个团，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经过几小时激战，大部壮烈牺牲。
敌人占领南山后，即突入了城内。陈海松、孙玉清率领城内部队与敌奋勇拼杀。在红二十七师的接应下，一举冲出城外，击溃了城外的民团。城内的敌人以为红军已溃逃，又追杀了出来。陈海松、孙玉清又率领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击毙敌人６００余人，再一次攻占古浪城，使战局稳定了下来。
第三天，敌人先以飞机轰炸，接着又用炮轰击。马元海集中兵力，猛攻古浪城，在战斗中，陈海松左手负伤，仍然率部与敌人展开巷战。经过一天的苦战，把突入城内的敌人又赶了出去。
经过３天激战，九军毙伤敌２０００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过半，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青、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都壮烈牺牲，部队元气大伤。
在此情况下，西路军总部命令九军连夜突围，向在永昌的三十军靠拢。
古浪之战，九军付出的代价略大于占绝对优势的马家军。在那样的地形和敌我态势下，若不是九军能征惯战，干部指挥有方，恐怕早就招致了全军覆没的命运。也正是因为九军的奋勇作战，才吸引了马家军的主要兵力，使右翼部队得以长驱西进。
然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对此却十分恼火，下令追查九军失利的原因。他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孙玉清和陈海松的头上，在永昌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他狠狠地批评了九军的主要负责人，撤了他们的职务，以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九军军长和政委。
对于古浪的失利，陈海松勇敢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说；“原来屡战屡胜的九军，为什么在南下后连遭挫折，把近两万人的部队拖成残军？究竟是指战员突然变得无能，还是我们的路线有问题？”他历数了九军的损失和大批战友的牺牲，说着说着，不禁痛哭流涕。
陈海松被撤职十天后，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提出陈海松是九军的核心，九军离不开他，又让他回到了九军，继续担任军政委。
继任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是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同志，因主持过古浪失利原因的调查，担心在陈海松手下很难工作。陈海松却不计前嫌，明确地对他说：“张国焘是错误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张国焘有野心，四方面军受了他的害！”
１２月底，西路军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西进到甘州以西的临泽、高台一带。时值严冬，部队忍受着衣不暖身、食不果腹、水难解渴的艰苦，端着缺少子弹的钢枪，与７万多敌人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战。五军在高台拼杀殆尽，西路军集中在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与敌苦战之后，部队突围至西洞堡，击退尾追的敌骑兵旅，全歼一个宪兵团。陈昌浩又命令陈海松率九军两个团和妇女独立团，逼近甘州南关，掩护全军东返。陈海松把部队带到指定地带，连夜抢修工事。他以必死的决心安排了干部接替指挥的事宜，他对机要参谋李明说：“要是我牺牲，你就代替我指挥，要是都能打到最后，我负伤了，你就先打死我，再自杀，决不能让敌人抓活的！”
西路军回到倪家营子后，又陷入敌人的重围。苦战７天，突围至西北方向的三道流沟，又被包围，经过了５天苦战后，只剩下３０００余人的西路军，被迫改向东南方向的梨园口突围。
梨园口在临泽的南边，是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交接线上的一个山口，山口南侧是梨园河谷，向西通往祁连山腹地。梨园堡则位于山口南侧的梨园河边。
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太阳初升。三十军和西路军总部已进入梨园堡一带宿营。担任后卫的九军也到达了梨园口，陈海松到达后，立即命令部队上山警戒。几乎与此同时，马家军也追了上来。陈海松当即命令部队抢占附近的寺汪山和山口两侧的山梁。
不一会，另一路敌军从梨园河口直逼梨园堡，三十军一部在尚未解冻的梨园河上顽强地阻击着敌人，总部和三十军大部立即向祁连山深处仓促撤退。
此时的九军已不足千人。除军部交通队还有些子弹外，战斗部队大多数已弹尽粮绝。交通队跟随陈海松的一个警卫排，也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海松命令军部保卫局局长陈宜贵赶快组织机关的同志撤退，自己留下来掩护。
陈宜贵明白，这个时候留下来，就很难活着出去，所以他要求将自己留下，陈海松脸色一变，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不要婆婆妈妈的！”
这是陈海松第一次对陈宜贵发火，陈宜贵感到，此时一别，恐怕再也见不到军政委了，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陈海松一见，赶紧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谁也出不去了。机关的同志战斗力弱，留下来无益，能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都留下来死强”。
前沿部队消灭了几批冲出沟口的敌人，但他们仅有的一些子弹也打完了。敌人便狂叫着：“共军没有子弹了，冲呀！”从各沟口冲了出来。陈海松大吼一声，命令警卫排跟随自己向前冲去。
陈昌浩带着孙玉清在西边的一个土包上见此情况，急忙喊道：“不能冲，太危险”。并派出两个警卫员去追陈海松，却没有追上。
警卫排冲上去后，用清一色的快慢机盒子枪向敌人猛扫，敌人丢下一片尸体，溃退了下去，陈海松和警卫排坚守在阵地上，迫使敌人不敢冲锋。
上午１０时许，陈海松急于观察战场情况，乘敌机枪间歇之机，向土包顶爬去，被李明一把拉住，陈海松火了，向李明吼道：“干什么！”李明说：“上不得。”李明一松手，陈海松又迅速向上爬，爬到包顶，他刚一抬身，敌人的机枪一齐向他扫射，他身中八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李明把他拖下来后，交通队程指导员抱着他急切地呼喊着，他苏醒过来后，要求程指导员赶快补他一枪，程指导员哭着说：“政委，你……不要说了。我们人在阵地在，要死就和你死在一起！”
当孙玉清率三十军一部前来救援被围的九军时，九军只有少数人员得以突围西去。陈海松和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黄思彦以及绝大部分战士一起英勇牺牲。
同年，在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为董振堂、陈海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
后来，朱德还多次对一些老同志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