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时间，谁是36个伤病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百名伤病员为何36人留名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下简称“江抗”）名义东进苏南，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5个月部队由700人猛增至5000人。同年10月初，“江抗”奉命北进苏中，在雾霭笼罩的阳澄湖畔留下一批伤病员。
　　 “江抗”伤病员刚进阳澄湖后方医院，有人夜间就被湖水吞没。事发翌日，伤病员中职务最高者“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指示因病入院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召集伤病员开会，登记姓名、党团员并建立组织，明确当前斗争任务。后经统计，前后进出阳澄湖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有上百人之多，还有30多名从上海等地来的医护人员。而参加夏光主持的首次芦荡会议并进行登记的有36人，这就是36个伤病员的由来。
　　 上世纪60年代，原20军为编纂军史，曾多次派员访问刘飞、夏光等人，他们对1939年10月间在阳澄湖芦荡开会登记的36个伤病员反复回忆和核对，取得共识的是23人。根据刘飞回忆，36个伤病员中能回忆起姓名的有23个，他们是：刘飞、夏光、黄烽、童袭予、吴立夏、袁阿缪、梁玉贵、叶诚忠、张世万、谢钧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褚学潜、王佑才、陶祖全、杨弟二、章斗、赵阿山、尹桂宝、陈新一、彭海清、高桥（日本人）。
　　芦荡英雄人生旅程各不相同
　　 36个伤病员在战争与和平的嬗变中人生旅程各不相同，从中走出了两名共和国将军。胸部中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1955年授衔成为开国中将，后任安徽军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等职，1984年10月，80岁的刘飞病逝于南京。新四军6团政治部副主任黄烽，因会说普通话又懂闽东方言，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刘飞在后方医院工作须臾不可离开的“拐杖”，新中國成立后任过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2001年9月，85岁的黄烽病逝于福州。
　　 当年召集36个伤病员举行首次芦荡会议的“江抗”5路参谋长夏光，病愈后出任新“江抗”首任司令员。夏光因大革命时与组织失去过联系，1955年未予授衔转地方工作，任江苏省党史办副主任。2012年，夏光以104岁高龄病逝于南京。
　　 伤病员中的王佑才等人，则在南北转战中下落不明。
　　伤病员中有日军战俘
　　 根据刘飞回忆和20集团军军史记载，第23个伤病员是日军战俘高桥。高桥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因病住进阳澄湖新四军后方医院，后受感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26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院突遇日寇水上偷袭，20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
　　 高桥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首长指示，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在党组织和红十字会及各方努力下，高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有10多人被成功营救。
　　 高桥于抗战胜利后随遣返日军俘虏回到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以商人身份访问中国，特意来到南京寻访当年在阳澄湖养伤的异国战友。
　　 （摘自《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