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黄光裕接受调查，给金光灿灿的财富榜涂上了一层破败的色彩。从牟其中到黄光裕，这些中国富豪的行走路线，显示他们并未修成正果，在市场与权力的争斗，合法创富与非法创富两方面全面溃败。
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全部被掺上“三聚氰胺”，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洞察到这一点，并予以及时的救助，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异变为与权力结合的产物。
任何一个从行政支配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的经济体，权力都会成为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润滑剂，但权力一旦成为企业家手中拥有的唯一权杖，总有反噬企业家精神的一天，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目前所显示的异兆，市场模式该有的创新、民主被企业管理中的军阀模式所代替，对于财富的追求与权力的追求密不可分、难分彼此，中国式的新教伦理迟迟未能开花结果，反而被宫廷阴谋与口号教导所代替。
权力支配资源
不可否认，我国的资源分配方式日渐增加，以金融资源而论，就有直接信贷、资本市场间接融资、不同市场发行的公司债、政府给予的中小企业创新等特定补贴等等方式。这本应使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更加开阔，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国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有两大特点
一是所有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是国企改革过程的伴生物而生，最重要的目的从最初的为国企脱贫解困，到目前的为国企建立市场化管理体制服务，这使得大部分资源不可避免地向国企倾斜，而民企所赢得的资源成为市场化分配资源的花瓶式点缀。
二是所有的资源分配方式背后都有强有力的行政之手加以控制，如银行的贷款通过窗口指导、国企大项目政府隐性信用担保、各个时期的重点项目政策等，向大国企、大项目倾斜，目前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下，银行的贷款一窝蜂追逐“铁（路）、公（路）、基（建）而去，面对中小企业的困境，银行因为风险居高不下始终严控贷款门槛，惜贷成为常态。
即便是貌似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如股票市场，企业上市的审核，新股发行流通与非流通的方式，保荐人与董秘等的资格考核，全都与权力息息相关，我国企业上市表面成本比美国低，但隐性成本之高不遑多让。因此，天然不属于国计民生重要行业的民企，要想上市的话，不与权力结盟、不以特殊手段让自己成为地方政府的眼中之宝，不要急剧扩张的非常手段让自己做大做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获得资源，尤其是巨大的资源，必须与权力密切结盟。让人悲哀的是，那些上市的民企在扭曲体制与贪婪之心、机制性风险的刺激下，往往以急功近利之心，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在最短期的时间内在资本市场无所不用其极获取暴利，近有黄光裕在中关村、三联商社的表现，远有江苏阳光，这导致投资者对民企的形象急转直下，不仅使民企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渠道更加逼窄，使权力对民企的管制有了民意的盾牌，更加堂而皇之。
很明显，在权力与落马民企所代表的市场之间，存在稳定的非均衡，部分企业通过权力获得财富，有了财富与权力结合得更紧密，导致市场权贵阶层大量诞生，这既激发民间对市场的反弹，更使真正的市场力量受到压制，难以抬头。我们看到的是非驴非马市场化，与非驴非马的计划经济。
只要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改，总有富豪为追求权力暴利铤而走险。黄光裕如果不倒下，那么，他们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在毒化市场的环境；当黄光裕等企业家一一倒下后，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将面临市场的无垠荒漠，剩下的是自称能走向市场的国企。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危险的三岔路口，面对最危险的挑战。
文化清淤工程
中国的企业家除了现代管理高手外，大多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政治领袖等两类人物的传记。
前者是目前企业家的先祖，让他们感同身受。这些企业家生存于农业文明为主的环境中，面对的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样的朝廷与商人共同出钱、管理权尽归官员的资源配置与组织管理模式，这些企业家各傍一路政治力量，甚至成为张之洞、李鸿章等维新派官员的理财专家、维新顾问。后者则让很多企业家赞不绝口，认为一卷在手可以尽知中国国情，关键在于，还指明了管理公司、应对政商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那样的英豪，是中国许多企业家心向往之的生存状态。
最典型的是任正非，他率领的华为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与国际国内竞争者的肉搏战成就赫赫战功。华为时时爆出的员工自杀、重签合同等大新闻，揭开了华为成功背后后发就业取得优势的一角，人工成本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用血汗工厂向全球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难道高科技企业能够例外吗？如果说任正非率领企业用人海战术、用血汗战术取得了优势，那么，其他企业又如何呢？
任正非并非将政治兵法、历史权谋、商业丛林战相结合的第一人，只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任正非是如此神秘，如此吸引大众眼球，因此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如果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以三大法宝接合而成的大拼盘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丛林、商道与权谋之间徘徊，如果他们不能刮骨疗毒，继续用潜规则图谋他人，那么，就将为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挖下巨大的坟墓。
企业家面对的外部文化环境绝不宽容，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最容易诱发民意，民意从一个个倒下的企业家案例中找到了最好的宣泄口。从民意的角度出发，权力介入市场不仅拥有了更合理的借口，还使市场文化成为最大的替罪羊。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化，还是石油行业的民营禁入，市场失灵都成为最佳的挡箭牌。这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权力资本大举扩张恶化了商业生态，这一根本问题被悄然化解，市场因此遭到消解。
中国富豪大败局：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中国富豪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排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从国企数量下降而体量更为庞大这一触目的现象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体制、社会、文化，酿就了一杯苦酒，需要靠有诚信的企业家慢慢稀释、消解，最后建立中国本土的诚信、尊重产权、尊重公平竞争规则的商道。
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全部被掺上“三聚氰胺”，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洞察到这一点，并予以及时的救助，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异变为与权力结合的产物。
任何一个从行政支配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的经济体，权力都会成为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润滑剂，但权力一旦成为企业家手中拥有的唯一权杖，总有反噬企业家精神的一天，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目前所显示的异兆，市场模式该有的创新、民主被企业管理中的军阀模式所代替，对于财富的追求与权力的追求密不可分、难分彼此，中国式的新教伦理迟迟未能开花结果，反而被宫廷阴谋与口号教导所代替。
权力支配资源
不可否认，我国的资源分配方式日渐增加，以金融资源而论，就有直接信贷、资本市场间接融资、不同市场发行的公司债、政府给予的中小企业创新等特定补贴等等方式。这本应使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更加开阔，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国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有两大特点
一是所有的资源配置方式都是国企改革过程的伴生物而生，最重要的目的从最初的为国企脱贫解困，到目前的为国企建立市场化管理体制服务，这使得大部分资源不可避免地向国企倾斜，而民企所赢得的资源成为市场化分配资源的花瓶式点缀。
二是所有的资源分配方式背后都有强有力的行政之手加以控制，如银行的贷款通过窗口指导、国企大项目政府隐性信用担保、各个时期的重点项目政策等，向大国企、大项目倾斜，目前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下，银行的贷款一窝蜂追逐“铁（路）、公（路）、基（建）而去，面对中小企业的困境，银行因为风险居高不下始终严控贷款门槛，惜贷成为常态。
即便是貌似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如股票市场，企业上市的审核，新股发行流通与非流通的方式，保荐人与董秘等的资格考核，全都与权力息息相关，我国企业上市表面成本比美国低，但隐性成本之高不遑多让。因此，天然不属于国计民生重要行业的民企，要想上市的话，不与权力结盟、不以特殊手段让自己成为地方政府的眼中之宝，不要急剧扩张的非常手段让自己做大做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获得资源，尤其是巨大的资源，必须与权力密切结盟。让人悲哀的是，那些上市的民企在扭曲体制与贪婪之心、机制性风险的刺激下，往往以急功近利之心，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在最短期的时间内在资本市场无所不用其极获取暴利，近有黄光裕在中关村、三联商社的表现，远有江苏阳光，这导致投资者对民企的形象急转直下，不仅使民企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渠道更加逼窄，使权力对民企的管制有了民意的盾牌，更加堂而皇之。
很明显，在权力与落马民企所代表的市场之间，存在稳定的非均衡，部分企业通过权力获得财富，有了财富与权力结合得更紧密，导致市场权贵阶层大量诞生，这既激发民间对市场的反弹，更使真正的市场力量受到压制，难以抬头。我们看到的是非驴非马市场化，与非驴非马的计划经济。
只要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改，总有富豪为追求权力暴利铤而走险。黄光裕如果不倒下，那么，他们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在毒化市场的环境；当黄光裕等企业家一一倒下后，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将面临市场的无垠荒漠，剩下的是自称能走向市场的国企。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危险的三岔路口，面对最危险的挑战。
文化清淤工程
中国的企业家除了现代管理高手外，大多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政治领袖等两类人物的传记。
前者是目前企业家的先祖，让他们感同身受。这些企业家生存于农业文明为主的环境中，面对的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样的朝廷与商人共同出钱、管理权尽归官员的资源配置与组织管理模式，这些企业家各傍一路政治力量，甚至成为张之洞、李鸿章等维新派官员的理财专家、维新顾问。后者则让很多企业家赞不绝口，认为一卷在手可以尽知中国国情，关键在于，还指明了管理公司、应对政商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那样的英豪，是中国许多企业家心向往之的生存状态。
最典型的是任正非，他率领的华为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与国际国内竞争者的肉搏战成就赫赫战功。华为时时爆出的员工自杀、重签合同等大新闻，揭开了华为成功背后后发就业取得优势的一角，人工成本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用血汗工厂向全球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难道高科技企业能够例外吗？如果说任正非率领企业用人海战术、用血汗战术取得了优势，那么，其他企业又如何呢？
任正非并非将政治兵法、历史权谋、商业丛林战相结合的第一人，只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任正非是如此神秘，如此吸引大众眼球，因此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如果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以三大法宝接合而成的大拼盘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丛林、商道与权谋之间徘徊，如果他们不能刮骨疗毒，继续用潜规则图谋他人，那么，就将为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挖下巨大的坟墓。
企业家面对的外部文化环境绝不宽容，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最容易诱发民意，民意从一个个倒下的企业家案例中找到了最好的宣泄口。从民意的角度出发，权力介入市场不仅拥有了更合理的借口，还使市场文化成为最大的替罪羊。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化，还是石油行业的民营禁入，市场失灵都成为最佳的挡箭牌。这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权力资本大举扩张恶化了商业生态，这一根本问题被悄然化解，市场因此遭到消解。
中国富豪大败局：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中国富豪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排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从国企数量下降而体量更为庞大这一触目的现象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体制、社会、文化，酿就了一杯苦酒，需要靠有诚信的企业家慢慢稀释、消解，最后建立中国本土的诚信、尊重产权、尊重公平竞争规则的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