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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步尘,著名家电产业观察家,企业新闻传播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注企业品牌策划、推广、管理,新闻传播、营销培训研究十余年。现任甲春秋传媒机构策略总监。历任夸父企业管理咨询机构首席顾问、广州上兵伐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策略总监、TCL集团彩电新闻发言人。
6月7日,富士康宣布再次加薪,两次加薪累计幅度达66%。就这,富士康员工工资也不过2000元,在深圳仍属中等偏下。所以,郭台铭的仁慈绝对是有限度的仁慈,那就是:永远不要高于深圳平均工资!但不管怎么说,那12条生命的血没有白流。
富士康加薪,是中国工人走向尊严的开始!有望带来全国性加薪潮!一个公民低薪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强国的,中国必须进入高薪时代,公民必须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是旁观者。
“富士康的自杀速度,已经大大超过我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当5月27日富士康今年第12起员工坠楼消息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我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地惊呼“不可思议”。
一个问题让我们再也无法回避,那就是:为什么一连串的自杀发生在了富士康而不是别的企业?
显然,我们需要从富士康自身寻找原因。那么,富士康的问题在哪里?
首先,富士康模式是一种被发达国家抛弃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企业缺乏品牌独立性,只能依赖低廉的代工费挣钱。目前,这种模式仅存于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
举例: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提供数据显示,富士康给苹果加工一台iPad,费用仅为11.2美元,而平均成本为260美元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499美元,附加值高达成本的90%以上。这高出来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苹果的品牌溢价。相反,富士康的代工费,仅占售价的2%,少得可怜。
这就是富士康的尴尬。因此,纯粹的代工企业又被戏称为“搬运工”,挣的都是血汗钱。综观国际上真正挣钱的公司,往往是那些拥有名牌及专利技术的企业。
从上游品牌商那里挣不到太多的钱,只有把手伸向员工的口袋。据悉,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员工基本工资刚好踩在红线(深圳规定最低工资1200元)上,也就不足为奇了。1200元在深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能活命。因此,几乎所有准备进入富士康的打工者,都希望多加班,为什么?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无法实现期望的收入,唯有通过加班来实现。
这实际上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大多数私有企业“低底薪”工资结构存在极大弊端,客观上在逼迫员工加班加点。而国际企业通行的做法是“高底薪”,换言之,员工靠基本工资即可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因此,不从企业发展模式及薪酬体系上变革,富士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要富士康改变其发展模式难度是很大的。在富士康看来,代工模式正是其差异化优势所在。一个靠代工生存的企业,要它改变低底薪工资体系,同样不可思议。
实际上,代工模式并非富士康所独有,著名的格兰仕微波炉和奥马冰箱,此前都是靠代工起家的,如今,这些企业均已实现战略调整,实行“两条腿走路”,在自有品牌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为什么这些企业选择了转型?很显然,他们认为纯粹的代工没有前途。
大家可以想象,长期在一个低收入、高劳动强度的环境里工作,员工将承受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加之企业内部管理方法简单,员工焦虑情绪无处排遣,很容易走向极端。
但是,富士康的问题又是复杂的,同样是富士康,我们并没有看到它在我国台湾、越南等地的工厂发生类似事件,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地方政府需要反省:我们尽到监管责任了吗?
因此,富士康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富士康自身。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富士康发生多起跳楼事件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及当地政府采取断然措施,甚至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当地政府做出明确表态。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另外一个联想:4年前,富士康状告某财经媒体,虽然最后双方妥协,但是,人们更倾向认为是富士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此后,富士康一直被视为媒体报道的禁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权力的不作为,纵容了富士康的自大与傲慢。(编辑/张本科)
刘步尘,著名家电产业观察家,企业新闻传播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注企业品牌策划、推广、管理,新闻传播、营销培训研究十余年。现任甲春秋传媒机构策略总监。历任夸父企业管理咨询机构首席顾问、广州上兵伐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策略总监、TCL集团彩电新闻发言人。
6月7日,富士康宣布再次加薪,两次加薪累计幅度达66%。就这,富士康员工工资也不过2000元,在深圳仍属中等偏下。所以,郭台铭的仁慈绝对是有限度的仁慈,那就是:永远不要高于深圳平均工资!但不管怎么说,那12条生命的血没有白流。
富士康加薪,是中国工人走向尊严的开始!有望带来全国性加薪潮!一个公民低薪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强国的,中国必须进入高薪时代,公民必须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而不是旁观者。
“富士康的自杀速度,已经大大超过我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当5月27日富士康今年第12起员工坠楼消息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我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地惊呼“不可思议”。
一个问题让我们再也无法回避,那就是:为什么一连串的自杀发生在了富士康而不是别的企业?
显然,我们需要从富士康自身寻找原因。那么,富士康的问题在哪里?
首先,富士康模式是一种被发达国家抛弃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企业缺乏品牌独立性,只能依赖低廉的代工费挣钱。目前,这种模式仅存于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
举例: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提供数据显示,富士康给苹果加工一台iPad,费用仅为11.2美元,而平均成本为260美元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499美元,附加值高达成本的90%以上。这高出来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苹果的品牌溢价。相反,富士康的代工费,仅占售价的2%,少得可怜。
这就是富士康的尴尬。因此,纯粹的代工企业又被戏称为“搬运工”,挣的都是血汗钱。综观国际上真正挣钱的公司,往往是那些拥有名牌及专利技术的企业。
从上游品牌商那里挣不到太多的钱,只有把手伸向员工的口袋。据悉,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员工基本工资刚好踩在红线(深圳规定最低工资1200元)上,也就不足为奇了。1200元在深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能活命。因此,几乎所有准备进入富士康的打工者,都希望多加班,为什么?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无法实现期望的收入,唯有通过加班来实现。
这实际上还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大多数私有企业“低底薪”工资结构存在极大弊端,客观上在逼迫员工加班加点。而国际企业通行的做法是“高底薪”,换言之,员工靠基本工资即可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因此,不从企业发展模式及薪酬体系上变革,富士康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要富士康改变其发展模式难度是很大的。在富士康看来,代工模式正是其差异化优势所在。一个靠代工生存的企业,要它改变低底薪工资体系,同样不可思议。
实际上,代工模式并非富士康所独有,著名的格兰仕微波炉和奥马冰箱,此前都是靠代工起家的,如今,这些企业均已实现战略调整,实行“两条腿走路”,在自有品牌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为什么这些企业选择了转型?很显然,他们认为纯粹的代工没有前途。
大家可以想象,长期在一个低收入、高劳动强度的环境里工作,员工将承受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加之企业内部管理方法简单,员工焦虑情绪无处排遣,很容易走向极端。
但是,富士康的问题又是复杂的,同样是富士康,我们并没有看到它在我国台湾、越南等地的工厂发生类似事件,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地方政府需要反省:我们尽到监管责任了吗?
因此,富士康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富士康自身。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富士康发生多起跳楼事件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及当地政府采取断然措施,甚至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当地政府做出明确表态。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另外一个联想:4年前,富士康状告某财经媒体,虽然最后双方妥协,但是,人们更倾向认为是富士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此后,富士康一直被视为媒体报道的禁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权力的不作为,纵容了富士康的自大与傲慢。(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