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变乱纷呈，国家的盛衰与个人的沉浮如风云变幻，蔺相如面对刀光剑影纵横捭阖，面对非议刁难忍辱负重，由宦者令缪贤的门客一跃成为赵国的上卿，且位在廉颇之右，个人的威望权势达到顶峰，也成為中国历史上驰誉九州、光耀千古的政治家。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代表赵国与秦国进行的外交斗争能够取得成功，应该是以下五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素之一是蔺相如拥有超越常人的个人素质。他以敏锐的政治知觉洞察到燕王结交自己的主人宦者令缪贤的用心，救缪贤于危险之中，从而令缪贤刮目相看。他勇于担责，在国家面对棘手的外交问题时，主动出使秦国。他利舌如剑，随机应变，在看出秦昭王不想补偿赵国十五座城市后，以“璧有瑕”为借口拿回和氏璧，并果断地将和氏璧送回赵国。他勇敢如虎，视死如归，三次以命相搏，第一次准备“头与璧俱碎于柱”，第二次“请就汤镬”，第三次“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只为捍卫赵国的利益和赵惠文王的尊严。他宽容如海，顾全大局，对廉颇百般退让，“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博大胸怀，终于感动了刚烈如火的廉颇，两人结为刎颈之交。
　　要素之二是蔺相如有一个从谏如流、知人善任的好领导赵惠文王。赵惠文王认真听取了缪贤的汇报后，立即召见蔺相如，亲自考察，“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在赵国外交处于被动的紧要关头，赵惠文王任命地位卑微的小门客蔺相如担当出使秦国的重任，可见赵惠文王不仅有一双能识人的慧眼，更有敢用人的胆略。蔺相如完璧归赵，“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渑池会盟后，“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这两次超越常规的任命，在最大程度上肯定了蔺相如的品德、才能和贡献，更进一步激发了蔺相如对赵王的忠心和对赵国的忠诚。
　　要素之三是蔺相如有一个好的队友上卿廉颇。廉颇有攻城野战之大功，以勇气闻于诸侯，廉颇的存在极大地提升了赵国的国际地位。廉颇老成持重，深谋远虑，对赵国和赵惠文王赤胆忠心，力劝赵王与秦昭王在渑池会盟，为避免赵国政治混乱而被敌国趁火打劫，提出赵王“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并得到赵王的首肯。廉颇“盛设兵以待秦”，是赵国在渑池会盟中不落下风的重要保证。对赵国而言，廉颇与蔺相如，一文一武，珠联璧合，互为掎角，相得益彰。蔺相如也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
　　要素之四是蔺相如有一个好的对手秦昭王。秦昭王提出“以十五城请易璧”，应该是一种外交试探和政治讹诈，能轻易得到和氏璧当然好，得不到也无伤大局，秦昭王作为一个胸怀全局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为一块和氏璧而真的舍弃秦国的十五座城池。蔺相如“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的行为，欺骗了秦国君臣，损害了秦国的尊严，使群臣意外和震怒，但秦昭王保持了高度的克制，难以置信地宽容了蔺相如，“厚遇 ”“毕礼而归之”。充分体现了居于强势地位的大国领袖的风范。渑池会盟时，蔺相如“以颈血溅大王”相威胁，秦昭王“为一击缶”，除了避免被无谓伤害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维持秦赵两国表面上的盟友关系，来方便秦国获取更大的战略利益。
　　要素之五是蔺相如恰逢好的历史机遇。蔺相如登上赵国政治舞台的时期，秦国打击的主要国家是楚国而不是赵国，秦国在伐赵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在西河外的渑池会盟，是因为在秦赵交战之际，南方的楚国对秦国大举反攻，秦国为避免两线作战，无心再与赵国相争，迫切需要与赵国罢战言和，赵国此时也需要腾出手来对付齐国。所以，渑池会盟时，秦国首先挑衅，蔺相如争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尽管在言辞和行为上未免过激，但是，秦昭王和赵惠文王都不会因为口舌之争而改变秦赵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既定方针。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会盟后，秦昭王先后派遣大将司马错和白起攻打楚国并攻占了楚国国都郢，楚顷襄王被迫举国东迁，并向秦国卑辞求和。这一时期，赵国在对齐国的军事斗争中也取得极大战果。
　　以上的五个要素互为补充互相推动，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事态向另一方向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领袖人物理性务实放眼全局面向未来，外交人员不卑不亢机智灵活，往往能形成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
　　何普红，湖北天门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