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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冬春交替，《我是歌手2》正挟着第一季热播的能量酣战荧屏。这个时刻，我们再来分享一下那场从2013年1月18日晚10时开始，牵动社会各界的歌手音乐对决盛宴，以及面对竞争环境突变制作者对第二季进行的思考。
《我是歌手》是一档播出前“零推广”的节目，却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电视荧屏大片中一枝独秀；这是一档中国大陆制作的节目，却引发了海峡对岸——台湾地区的“文化地震”；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说：“每个周末，都会看《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首先赢在赛制创意的独到。在此之前，大多选秀节目都是权力倒置，鲜有人想过明星高高在上评判草根有何不对劲的地方。这档引自韩国版权的节目最大的特色是让专业歌手走上PK台，选择权交由500名草根大众。制作者的逻辑非常简单——让每个人回到自己该有的位子上。歌手本来不就是唱歌的吗？唱得好不好听众不是最该拥有话语权吗？这个节目的成功告诉我们，在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常识最是不自觉的人心所向。
在收视人群、覆盖率、品牌影响力等方面，《我是歌手》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其原版模式。这点，得到了《我是歌手》韩国总制片人金荣希的确认。
“不是只有湖南卫视发现了这个节目模式，但是只有我们敢做，并且最终做成了。”《我是歌手》节目组成员表示，该节目难点在于歌手的邀请和对节目模式的消化两个方面。没有多少歌手有勇气冒着失败的风险接受略显烫手的邀请函，《我是歌手》也没有制作宝典，版权方能提供的只有现场探班机会。《我是歌手》的赢，首先赢在其“敢”。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兼《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说：“完成这档节目的制作对我们而言是在实现自己的传媒理想，做一个有意义的电视节目，同时也回馈给观众这个行业的真实和真诚。”
第一季播出前，湖南卫视对节目的预期并没有实际高，不过洪涛说“对节目的品质和诚意有预期”。在音乐节目走向大投资、大制作、大主角、大影响的年代，《我是歌手》将这些“大”理念贯彻到了每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密闭的场，因此，主持人由参赛歌手担任，将“噪音”降低到了最小值；38台摄像机无死角拍摄累积每期1000多小时的素材剪辑量；简约而聚焦的灯光舞美、实力音乐团队的倾力加盟、歌手表演时字幕中体现的对每个音乐工种的尊重……主角当然也是“大”的，每人一间小密室的装置体现了节目组对歌手的重视，同时也是悬念的来源之一。洪涛说：“电视进入这种航母级制作时代，电影感、深度剪辑和制作等都是节目必须要达到的要求。”
节目的核心仍是音乐，谁来演唱决定节目呈现的效果。邀请的歌手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定的阅历，有故事；其次是有歌唱的实力。”于是，歌声演绎的不只是歌者的勇气，还有情怀。《我是歌手》的赢，赢在歌手与观众的共鸣。“他们不管在过去的拼搏奋斗中还是台上忘我比赛中，都迸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希望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汲取他们身上迸发出的正能量。”
同样出彩的还有大众评审。以“表情帝”为代表，他们传达了节目现场的感染力。大众评审很重要，因为要决出名次并有淘汰，所以必须是公正的评价。洪涛表示，大众评审会按照年龄段比例进行分配，“每一个观众都有关于音乐素养方面的考核，并且保证是真心想来参加节目的。”
竞演前歌手的情绪和状况交代背景；竞演中台前幕后各类人群特写展示过程和高潮；悬念揭晓时镜头记录每个人的反应……纪实和故事性散发真人秀魅力，歌手的演唱有了剧情式的悬念和“起承转合”。《我是歌手》团队中出现了“编剧组”，除了音乐表演外，还想表现什么？每期都要由主编剧进行系统计划，每个歌手身边也要配一个编剧。本周歌手在音乐或个人故事上有些什么节目冲突和卖点，编剧都要和歌手助理、经纪人以及场记沟通。
第二季2.35亿元的冠名高价表明了市场对这档节目及其后续发展的信心。《我是歌手》之后，市场出现了多档明星竞唱类真人秀，竞争加剧，节目的核心创意也显得不再是稀缺资源。洪涛坦言，第二季的难度更大。“因为大家会有所期待，外界给我们的压力也更大。我们不知道观众在看了很多同类型节目后是否还会对《我是歌手》情有独钟。面对竞争，我们只会做好自己，做我们认为最好的节目。”
凭借第一季节目的影响力以及歌者真正想来演唱的心意，《我是歌手2》顺利开播。话题仍迅速在第二屏发酵。某些话题也引起了争议，比如设备故障、淘汰某歌手被认为投票不公等。对此，洪涛回应：“突发状况并非现场临时设计，对于谁进入下一轮和谁离席，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现场500名听审团投票结果的真实呈现。”
第二季秉承第一季的制作品质，同时在赛制上有所变化，即由突围赛取代了第一季的复活赛，让所有补位歌手和离席歌手都参加总决赛名额的角逐，使得总决赛《歌王争霸》环节的名单更加不可预期，同时也意在制造总决赛之外的另一个竞演高潮。
谈及荧屏音乐节目复苏，从内容到表现形式有较大突破的同时似乎又陷入了跟风模仿阶段，还有没有创新的空间？洪涛表示：“创新是不会停止的。团队的下一个新节目正在紧张筹备中，我们会继续制作有诚意和品质保障的节目。”
《我是歌手》是一档播出前“零推广”的节目，却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电视荧屏大片中一枝独秀；这是一档中国大陆制作的节目，却引发了海峡对岸——台湾地区的“文化地震”；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说：“每个周末，都会看《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首先赢在赛制创意的独到。在此之前，大多选秀节目都是权力倒置，鲜有人想过明星高高在上评判草根有何不对劲的地方。这档引自韩国版权的节目最大的特色是让专业歌手走上PK台，选择权交由500名草根大众。制作者的逻辑非常简单——让每个人回到自己该有的位子上。歌手本来不就是唱歌的吗？唱得好不好听众不是最该拥有话语权吗？这个节目的成功告诉我们，在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常识最是不自觉的人心所向。
在收视人群、覆盖率、品牌影响力等方面，《我是歌手》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其原版模式。这点，得到了《我是歌手》韩国总制片人金荣希的确认。
“不是只有湖南卫视发现了这个节目模式，但是只有我们敢做，并且最终做成了。”《我是歌手》节目组成员表示，该节目难点在于歌手的邀请和对节目模式的消化两个方面。没有多少歌手有勇气冒着失败的风险接受略显烫手的邀请函，《我是歌手》也没有制作宝典，版权方能提供的只有现场探班机会。《我是歌手》的赢，首先赢在其“敢”。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兼《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说：“完成这档节目的制作对我们而言是在实现自己的传媒理想，做一个有意义的电视节目，同时也回馈给观众这个行业的真实和真诚。”
第一季播出前，湖南卫视对节目的预期并没有实际高，不过洪涛说“对节目的品质和诚意有预期”。在音乐节目走向大投资、大制作、大主角、大影响的年代，《我是歌手》将这些“大”理念贯彻到了每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密闭的场，因此，主持人由参赛歌手担任，将“噪音”降低到了最小值；38台摄像机无死角拍摄累积每期1000多小时的素材剪辑量；简约而聚焦的灯光舞美、实力音乐团队的倾力加盟、歌手表演时字幕中体现的对每个音乐工种的尊重……主角当然也是“大”的，每人一间小密室的装置体现了节目组对歌手的重视，同时也是悬念的来源之一。洪涛说：“电视进入这种航母级制作时代，电影感、深度剪辑和制作等都是节目必须要达到的要求。”
节目的核心仍是音乐，谁来演唱决定节目呈现的效果。邀请的歌手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定的阅历，有故事；其次是有歌唱的实力。”于是，歌声演绎的不只是歌者的勇气，还有情怀。《我是歌手》的赢，赢在歌手与观众的共鸣。“他们不管在过去的拼搏奋斗中还是台上忘我比赛中，都迸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希望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汲取他们身上迸发出的正能量。”
同样出彩的还有大众评审。以“表情帝”为代表，他们传达了节目现场的感染力。大众评审很重要，因为要决出名次并有淘汰，所以必须是公正的评价。洪涛表示，大众评审会按照年龄段比例进行分配，“每一个观众都有关于音乐素养方面的考核，并且保证是真心想来参加节目的。”
竞演前歌手的情绪和状况交代背景；竞演中台前幕后各类人群特写展示过程和高潮；悬念揭晓时镜头记录每个人的反应……纪实和故事性散发真人秀魅力，歌手的演唱有了剧情式的悬念和“起承转合”。《我是歌手》团队中出现了“编剧组”，除了音乐表演外，还想表现什么？每期都要由主编剧进行系统计划，每个歌手身边也要配一个编剧。本周歌手在音乐或个人故事上有些什么节目冲突和卖点，编剧都要和歌手助理、经纪人以及场记沟通。
第二季2.35亿元的冠名高价表明了市场对这档节目及其后续发展的信心。《我是歌手》之后，市场出现了多档明星竞唱类真人秀，竞争加剧，节目的核心创意也显得不再是稀缺资源。洪涛坦言，第二季的难度更大。“因为大家会有所期待，外界给我们的压力也更大。我们不知道观众在看了很多同类型节目后是否还会对《我是歌手》情有独钟。面对竞争，我们只会做好自己，做我们认为最好的节目。”
凭借第一季节目的影响力以及歌者真正想来演唱的心意，《我是歌手2》顺利开播。话题仍迅速在第二屏发酵。某些话题也引起了争议，比如设备故障、淘汰某歌手被认为投票不公等。对此，洪涛回应：“突发状况并非现场临时设计，对于谁进入下一轮和谁离席，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现场500名听审团投票结果的真实呈现。”
第二季秉承第一季的制作品质，同时在赛制上有所变化，即由突围赛取代了第一季的复活赛，让所有补位歌手和离席歌手都参加总决赛名额的角逐，使得总决赛《歌王争霸》环节的名单更加不可预期，同时也意在制造总决赛之外的另一个竞演高潮。
谈及荧屏音乐节目复苏，从内容到表现形式有较大突破的同时似乎又陷入了跟风模仿阶段，还有没有创新的空间？洪涛表示：“创新是不会停止的。团队的下一个新节目正在紧张筹备中，我们会继续制作有诚意和品质保障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