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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指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构建出一个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非常重要。结合相关理论对城镇居民幸福指数进行研究，以调查问卷和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幸福指数的4个层面，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为基础建立幸福指数的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以真实反映出人民生活幸福的高低，以利于政府制定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90-06
一、研究文献评析
“幸福”是满足感的集合，满足感是动态的，在单一、有限的目标条件下，人们很容易满足，也容易具有幸福感，然而在人的健康、人生哲学、信仰、社会环境、事业、收入水平等因素中有一项产生“木桶效应”就可能使幸福被“一票否决”，这使得“幸福指数”更加难以度量。例如，中国先哲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古训，使“幸福”这种相对的概念，增加了辩证的哲理。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一种主观评价。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幸福感的主观指标数值，是反映人民生活满意程度的指标。最早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是不丹国王旺楚克，虽然不丹王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700美元，但是国民的总体生活较为幸福。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方面的方法来进行，一是采用直接构造法，基于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相关理论结构，选取主观和客观指标直接进行计算，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数，必须具有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幸福感与经济水平有着很大联系，文章采用的结构、选取的指标无法有效地反映出当地居民的幸福水平，从而失去了幸福感测量的准确性。二是分析构造法，运用因子分析等方法提取出对幸福感影响较大的因子，以提取出的公共因子为基础，对当地的幸福水平进行测度，这种方法能够极大地提高幸福测度的准确性，但是往往在提取出公共因子后，建立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不能兼顾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么全部采用问卷的方式进行计算，问卷数据为居民自身对于幸福状态的主观打分，易受主观偏移的影响，要么全部采用客观数据，忽略了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本质。本文采用主观、客观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在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含有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计算主观幸福指数，同时选取科学、合理的客观指标构成客观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对主观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进行补充，减少主观波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由主观幸福指数与客观幸福指数加权得到最后的幸福指数，最终的幸福指数将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出居民的幸福状态，做到幸福指数的准确测度。只有对幸福指数做到准确测度，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水平的相关政策制度才能有的放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些学者看来，幸福指数的测度，主观性太强，准确测度很难做到。笔者认为，第一，幸福指数的测度其本身就含有很强的身感心受的主观成分，如舍弃之，单纯以所谓量化指标测度之，是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第二，如果说不同人选择不同指标测度结果有很大差异，因此难以做到准确。笔者认为，不同学者运用不同方法，选择不同指标进行研究，所得不同结果是正常的，若千篇一律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则是不正常的，是不符合“双百”方针的。第三，对幸福指数的测度准确与否或哪种测度更科学、更符合客观实际，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或由读者来评判。
二、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整体思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天津市城镇居民在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经济收入、住房条件、物价水平、环境情况、交通状况、社会治安、就业状况、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满意程度，选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的形式，共收回有效问卷502份。调查对象的结构组成如下：
性别构成：男性占38.6%，女性占61.4%。
年龄构成：16—25岁占7%，26—35岁占18.1%，36—45岁占23.9%，46—55岁占31.1%，56—65岁占11.2%，66岁及以上占8.8%。
受教育程度构成：小学及以下占6%，初中占11.6%，高中（含中专）占39.6%，大专占22.1%，本科占22.3%，研究生及以上占3.2%。可以看到高学历的人并不占多数。
月收入构成：10 000元以上占7%，8 000元~10 000元占1.2%，5 000元~8 000元占4%，3 000元~5 000元占17.1%，2 000元~3 000元占23.3%，1 000元~2 000元占37.3%，400元~1 000元占6.6%，400元以下占3.6%。1 000~3 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较多见。
调查问卷题项的适切性通过检验后，对问卷进行项目分析，直接进行总分求和以及高低分组。有效问卷共502份，取136为临界值，测得高低分组的分组临界值分别为100和80。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问卷中调查认同程度、满意程度的题项为例，高分组的平均数为4.06、标准差为0.650，高分组的平均数为3.15、标准差为0.757。高低分组平均数差异检验的t检验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所以该题项都可以保留，经检验所有题项都通过了检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选择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抽取的方法，首先计算KMO值。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样适当性量数（其值介于0至1之间），当KMO值越大时（越接近1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变量间的净相关系数越低，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运用SPSS软件进行计算得KMO值为0.921，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分布为4 511.314，自由度为171，显著性概率值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表示这些题项变量有共同因子存在，数据文件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成分的结果，转轴方法为直交转轴的最大方差法，转轴时采用内定的Kaise正态方式处理，经过七次迭代换算后收敛，选取特征值大于1以上的因子作为最后的共同因子，共抽取四个共同因子。四个共同因子共可解释62.934%的总方差变化。将这四个共同因子定义为幸福指数的4个层面，它们分别为物质条件，包含房屋价格、物价水平、收入分配、住房条件、经济收入5个题项；社会条件，包含环境卫生、道德风气、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交通状况5个题项；身心健康，包含心态平衡、压力、精神状态、身体健康以及休闲娱乐5个题项；自身因素包含自信程度、价值实现、人际关系、认同程度4个题项。 三、客观幸福指数的合理化以及准确计算
客观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由四个维度组成的综合性指数，每一维度都是构成具体方面的分指数，每个分指数又由若干个指标合成。首先，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需要确定各指标的上、下限阈值。指标的上、下限阈值主要是参考2001—2011年《天津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应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二级指标的权重采用标准离差法权重与AHP权重组成组合权重的方法。标准离差法权重是一种依据指标数据的标准差大小确定该指标权重大小的客观赋权方法。AHP权重方法是对指标构建相应的判断矩阵，采用矩阵特征值计算权重的方法，AHP权重方法计算出的权重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在组合权重中，最佳的组合权重结果是两种权重各占50%，采用这种组合权重的方法能够同时反映专家的经验以及体现数据的客观性质。客观幸福指标体系由生活质量、物质条件、社会发展、环境与社会保障四个分类组成，有4个一级指标以及20个二级指标，选取的指标以及相应的权重见表3。
其次，将每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与指标对应的组合权重相乘后求和得到客观幸福指数。2010年的幸福指数为0.816 7，2011年的客观幸福指数为0.911 1，转化为百分制为81.67和91.11。可以看出2011年幸福水平相较2010年提升明显，将客观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指数等权加总可得2011年最终的幸福指数为76.52。可以看到天津市的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处于较高水平，居民拥有良好的幸福状态。
四、相关政策建议
幸福指数是居民幸福水平的数值化，是政府政策调整的参考依据。幸福指数是对GDP指标的补充，并不能取代GDP的位置，它们之间的侧重点不同，一个侧重民生方面，另外一个侧重经济方面。同时幸福指数也不能作为考评政绩的标准，幸福指数在测量过程中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绩考量的标准会使幸福指数变得形式化，就偏离了其真实反映人们幸福水平的本意。幸福指数本身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政策的导向作用。本文对幸福指数的计算，更多的是想通过对幸福指数的分析，使政府及时了解居民的幸福状况，调整政策制定的方向，根本目标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
在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方面，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在相关具体领域必须制定并贯彻实施相关政策，有效改善居民的幸福状态，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要提高居民幸福感知度，既必须从增加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升最贫困人群收入等基础做起，但又不仅仅强调这些，否则收入差距很难缩小，居民幸福感很难增强。建议在以上基础上适当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性收入，或者增加其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不断积累财富的机会和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惠民政策并形成制度性安排。目标应定位于：“十二五”末东部沿海省市，长、珠三角地区完全消除绝对贫困;中部地区60%的绝对贫困消除；西部地区消除50%以上。政策建议应强调民生工程，客观方面对工程的各权重应进行准确设计，客观标准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到省市地区基层统计部门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能保证统计的客观性、准确性、合理性。还应强调，与居民普遍感知保持一致性，主观方面必须让广大基层居民能感知并且确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政府关注民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让广大低收入居民切实感受到与富人的差距在缩小，二次分配政策力度在加强，收入的幅度在提升；城乡差别、行业差别、贫富差别的现状都在改变，不同程度地感觉到政府的调节方针更加明确。总之，广大居民不是在宣传上而是在实际感受上提升了幸福感。通过前文对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一些需要改善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有效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水平。
1. 物价水平。物价稳定是我国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物价水平的稳定关系到群众利益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稳价格、强监管、安民生的措施，遏制物价过快上涨。从2011年4月开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全年CPI涨5.4%，其中食品类商品价格上升明显，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有较大影响。物价受多重因素影响，要处理好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快速发展阶段，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不仅是难以避免的，也应是可以承受的。政府需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经济走势，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关于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水平调控方面，务必让一般居民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幅度远远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并有余力增加家庭财富。也可考虑居民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增速大于GDP增速，让共同富裕更加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宜再强调让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而是要坚定不移地强调“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会到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逐渐得到解决。加强对重要消费品特别是食品供求状况和价格运行的监测和流通体系建设，在商品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制定减少成本的相关政策，例如建立专用绿色通道，相关费用减免以及相关奖励措施，预防由于价格波动等原因引起的食品供给不足；及时制定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利用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进行控制，降低由于价格波动过大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使居民的消费环境逐渐完善，进入消费增长、物价稳定的状态，使得国民经济的运行更加协调。
2. 收入分配。近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颇受人们的关注，一些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收入分配改革变得更加刻不容缓。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为了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政府应在建立健全与完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缓解地区之间以及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三是政府在强调再分配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干预初次分配的过程，提高低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的幸福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分配不公和GDP增长速度与居民收入不同步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原因，因此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坚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应放在不断提高困难帮扶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等方面，使职工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稳步提高，让职工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并感受到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为此需推进政府对企业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方式向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转变。 3.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匹配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远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程度，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以及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都不能令人满意。政府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养老以及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积极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高政府的补贴水平，加大补贴的落实力度，增加养老和福利设施建设的支出，真正让人民群众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让居民切身感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进步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高增长，还要表现在对低收入人群保障的加强。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在促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同时，要努力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对重大疾病的防控能力，改善医院的服务与管理，使各项缓解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措施落到实处。对药品价格的调控也要落到实处，杜绝高昂药价的出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为此，政府需要以扩大参保缴费规模为目标，积极提升全民基本医保水平，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强化基金征收，提高基金支撑能力，解除群众后顾之忧，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做到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力度加大所带来的利益。
4. 住房问题。近年来，全国房价持续升高，特别在一些一线城市，高房价问题受到很多群众的关注。受中国居民的传统思想影响，高房价会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为了有效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在大力推动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同时，要做好相应的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调整好房地产的运营结构，稳定住房价格，健全市场体系。目前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房价已经稳中有降。政府要保证住房保障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以及住房困难家庭的租房补助，今后政府应该努力提高这一补助水平；同时积极落实首套住房购买时的利率优惠政策，确保有实际购房需求的居民能够买到合适的住房，满足住房刚性需求。政府在努力维持房价稳定的同时，也要改善住房条件与居住环境，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居民出行的交通环境，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对投机性、投资性的购房倾向要加以抑制，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为了有效推进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建设，一切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的措施都应该被考虑，在结合其他因素后能加以实施的，应该努力推行。居民幸福水平提高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政府必须持之以恒，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将幸福之路一直走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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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焦世玲
关键词：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90-06
一、研究文献评析
“幸福”是满足感的集合，满足感是动态的，在单一、有限的目标条件下，人们很容易满足，也容易具有幸福感，然而在人的健康、人生哲学、信仰、社会环境、事业、收入水平等因素中有一项产生“木桶效应”就可能使幸福被“一票否决”，这使得“幸福指数”更加难以度量。例如，中国先哲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古训，使“幸福”这种相对的概念，增加了辩证的哲理。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一种主观评价。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幸福感的主观指标数值，是反映人民生活满意程度的指标。最早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是不丹国王旺楚克，虽然不丹王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700美元，但是国民的总体生活较为幸福。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采用两个方面的方法来进行，一是采用直接构造法，基于相关研究成果，采用相关理论结构，选取主观和客观指标直接进行计算，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数，必须具有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幸福感与经济水平有着很大联系，文章采用的结构、选取的指标无法有效地反映出当地居民的幸福水平，从而失去了幸福感测量的准确性。二是分析构造法，运用因子分析等方法提取出对幸福感影响较大的因子，以提取出的公共因子为基础，对当地的幸福水平进行测度，这种方法能够极大地提高幸福测度的准确性，但是往往在提取出公共因子后，建立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不能兼顾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么全部采用问卷的方式进行计算，问卷数据为居民自身对于幸福状态的主观打分，易受主观偏移的影响，要么全部采用客观数据，忽略了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本质。本文采用主观、客观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在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含有隐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计算主观幸福指数，同时选取科学、合理的客观指标构成客观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对主观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进行补充，减少主观波动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由主观幸福指数与客观幸福指数加权得到最后的幸福指数，最终的幸福指数将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真实反映出居民的幸福状态，做到幸福指数的准确测度。只有对幸福指数做到准确测度，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升居民幸福水平的相关政策制度才能有的放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些学者看来，幸福指数的测度，主观性太强，准确测度很难做到。笔者认为，第一，幸福指数的测度其本身就含有很强的身感心受的主观成分，如舍弃之，单纯以所谓量化指标测度之，是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第二，如果说不同人选择不同指标测度结果有很大差异，因此难以做到准确。笔者认为，不同学者运用不同方法，选择不同指标进行研究，所得不同结果是正常的，若千篇一律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则是不正常的，是不符合“双百”方针的。第三，对幸福指数的测度准确与否或哪种测度更科学、更符合客观实际，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或由读者来评判。
二、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整体思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天津市城镇居民在生活质量、身心健康、经济收入、住房条件、物价水平、环境情况、交通状况、社会治安、就业状况、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满意程度，选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的形式，共收回有效问卷502份。调查对象的结构组成如下：
性别构成：男性占38.6%，女性占61.4%。
年龄构成：16—25岁占7%，26—35岁占18.1%，36—45岁占23.9%，46—55岁占31.1%，56—65岁占11.2%，66岁及以上占8.8%。
受教育程度构成：小学及以下占6%，初中占11.6%，高中（含中专）占39.6%，大专占22.1%，本科占22.3%，研究生及以上占3.2%。可以看到高学历的人并不占多数。
月收入构成：10 000元以上占7%，8 000元~10 000元占1.2%，5 000元~8 000元占4%，3 000元~5 000元占17.1%，2 000元~3 000元占23.3%，1 000元~2 000元占37.3%，400元~1 000元占6.6%，400元以下占3.6%。1 000~3 000元的月收入水平比较多见。
调查问卷题项的适切性通过检验后，对问卷进行项目分析，直接进行总分求和以及高低分组。有效问卷共502份，取136为临界值，测得高低分组的分组临界值分别为100和80。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问卷中调查认同程度、满意程度的题项为例，高分组的平均数为4.06、标准差为0.650，高分组的平均数为3.15、标准差为0.757。高低分组平均数差异检验的t检验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所以该题项都可以保留，经检验所有题项都通过了检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选择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抽取的方法，首先计算KMO值。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样适当性量数（其值介于0至1之间），当KMO值越大时（越接近1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变量间的净相关系数越低，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运用SPSS软件进行计算得KMO值为0.921，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分布为4 511.314，自由度为171，显著性概率值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表示这些题项变量有共同因子存在，数据文件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成分的结果，转轴方法为直交转轴的最大方差法，转轴时采用内定的Kaise正态方式处理，经过七次迭代换算后收敛，选取特征值大于1以上的因子作为最后的共同因子，共抽取四个共同因子。四个共同因子共可解释62.934%的总方差变化。将这四个共同因子定义为幸福指数的4个层面，它们分别为物质条件，包含房屋价格、物价水平、收入分配、住房条件、经济收入5个题项；社会条件，包含环境卫生、道德风气、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交通状况5个题项；身心健康，包含心态平衡、压力、精神状态、身体健康以及休闲娱乐5个题项；自身因素包含自信程度、价值实现、人际关系、认同程度4个题项。 三、客观幸福指数的合理化以及准确计算
客观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是由四个维度组成的综合性指数，每一维度都是构成具体方面的分指数，每个分指数又由若干个指标合成。首先，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需要确定各指标的上、下限阈值。指标的上、下限阈值主要是参考2001—2011年《天津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应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二级指标的权重采用标准离差法权重与AHP权重组成组合权重的方法。标准离差法权重是一种依据指标数据的标准差大小确定该指标权重大小的客观赋权方法。AHP权重方法是对指标构建相应的判断矩阵，采用矩阵特征值计算权重的方法，AHP权重方法计算出的权重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在组合权重中，最佳的组合权重结果是两种权重各占50%，采用这种组合权重的方法能够同时反映专家的经验以及体现数据的客观性质。客观幸福指标体系由生活质量、物质条件、社会发展、环境与社会保障四个分类组成，有4个一级指标以及20个二级指标，选取的指标以及相应的权重见表3。
其次，将每个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与指标对应的组合权重相乘后求和得到客观幸福指数。2010年的幸福指数为0.816 7，2011年的客观幸福指数为0.911 1，转化为百分制为81.67和91.11。可以看出2011年幸福水平相较2010年提升明显，将客观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指数等权加总可得2011年最终的幸福指数为76.52。可以看到天津市的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处于较高水平，居民拥有良好的幸福状态。
四、相关政策建议
幸福指数是居民幸福水平的数值化，是政府政策调整的参考依据。幸福指数是对GDP指标的补充，并不能取代GDP的位置，它们之间的侧重点不同，一个侧重民生方面，另外一个侧重经济方面。同时幸福指数也不能作为考评政绩的标准，幸福指数在测量过程中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绩考量的标准会使幸福指数变得形式化，就偏离了其真实反映人们幸福水平的本意。幸福指数本身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政策的导向作用。本文对幸福指数的计算，更多的是想通过对幸福指数的分析，使政府及时了解居民的幸福状况，调整政策制定的方向，根本目标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
在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方面，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在相关具体领域必须制定并贯彻实施相关政策，有效改善居民的幸福状态，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要提高居民幸福感知度，既必须从增加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升最贫困人群收入等基础做起，但又不仅仅强调这些，否则收入差距很难缩小，居民幸福感很难增强。建议在以上基础上适当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性收入，或者增加其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不断积累财富的机会和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惠民政策并形成制度性安排。目标应定位于：“十二五”末东部沿海省市，长、珠三角地区完全消除绝对贫困;中部地区60%的绝对贫困消除；西部地区消除50%以上。政策建议应强调民生工程，客观方面对工程的各权重应进行准确设计，客观标准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到省市地区基层统计部门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能保证统计的客观性、准确性、合理性。还应强调，与居民普遍感知保持一致性，主观方面必须让广大基层居民能感知并且确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政府关注民生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让广大低收入居民切实感受到与富人的差距在缩小，二次分配政策力度在加强，收入的幅度在提升；城乡差别、行业差别、贫富差别的现状都在改变，不同程度地感觉到政府的调节方针更加明确。总之，广大居民不是在宣传上而是在实际感受上提升了幸福感。通过前文对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一些需要改善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有效提升居民的整体幸福水平。
1. 物价水平。物价稳定是我国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物价水平的稳定关系到群众利益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稳价格、强监管、安民生的措施，遏制物价过快上涨。从2011年4月开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全年CPI涨5.4%，其中食品类商品价格上升明显，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有较大影响。物价受多重因素影响，要处理好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快速发展阶段，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不仅是难以避免的，也应是可以承受的。政府需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经济走势，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关于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水平调控方面，务必让一般居民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幅度远远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并有余力增加家庭财富。也可考虑居民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增速大于GDP增速，让共同富裕更加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宜再强调让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而是要坚定不移地强调“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会到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逐渐得到解决。加强对重要消费品特别是食品供求状况和价格运行的监测和流通体系建设，在商品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制定减少成本的相关政策，例如建立专用绿色通道，相关费用减免以及相关奖励措施，预防由于价格波动等原因引起的食品供给不足；及时制定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利用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进行控制，降低由于价格波动过大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使居民的消费环境逐渐完善，进入消费增长、物价稳定的状态，使得国民经济的运行更加协调。
2. 收入分配。近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颇受人们的关注，一些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收入分配改革变得更加刻不容缓。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为了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政府应在建立健全与完善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二是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缓解地区之间以及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三是政府在强调再分配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干预初次分配的过程，提高低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的幸福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分配不公和GDP增长速度与居民收入不同步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原因，因此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坚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应放在不断提高困难帮扶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等方面，使职工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稳步提高，让职工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并感受到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为此需推进政府对企业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方式向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转变。 3.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匹配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远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程度，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以及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都不能令人满意。政府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养老以及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积极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高政府的补贴水平，加大补贴的落实力度，增加养老和福利设施建设的支出，真正让人民群众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让居民切身感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进步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高增长，还要表现在对低收入人群保障的加强。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在促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同时，要努力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对重大疾病的防控能力，改善医院的服务与管理，使各项缓解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措施落到实处。对药品价格的调控也要落到实处，杜绝高昂药价的出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一项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为此，政府需要以扩大参保缴费规模为目标，积极提升全民基本医保水平，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强化基金征收，提高基金支撑能力，解除群众后顾之忧，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做到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力度加大所带来的利益。
4. 住房问题。近年来，全国房价持续升高，特别在一些一线城市，高房价问题受到很多群众的关注。受中国居民的传统思想影响，高房价会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为了有效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在大力推动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同时，要做好相应的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调整好房地产的运营结构，稳定住房价格，健全市场体系。目前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房价已经稳中有降。政府要保证住房保障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以及住房困难家庭的租房补助，今后政府应该努力提高这一补助水平；同时积极落实首套住房购买时的利率优惠政策，确保有实际购房需求的居民能够买到合适的住房，满足住房刚性需求。政府在努力维持房价稳定的同时，也要改善住房条件与居住环境，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居民出行的交通环境，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对投机性、投资性的购房倾向要加以抑制，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为了有效推进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建设，一切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的措施都应该被考虑，在结合其他因素后能加以实施的，应该努力推行。居民幸福水平提高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政府必须持之以恒，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将幸福之路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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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焦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