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不分家，档案与历史如影随形，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台湾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大陆老姜谓：“档案是历史的定稿”。档案的历史真实性永远存在，在证实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俗话说：“别看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有些时候，想检验你的历史观念是否正确，运用史料是否老实，无需到别处寻根究底，只要查一查档案就什么都明白了。也可以说，档案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谎言打得粉碎。
　　尽管通过档案去透视历史是一件操心费力的事情，需要术业有专攻，需要敏锐的眼光、一定的历史感以及深邃的洞察力，但改革开放给档案人带来了胆识，档案期刊的作者们知难而上，“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以扎实的文字功底与敬业精神，通过分析、综合、提炼、组织等手段，既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去挖掘探索，力图透视历史现象的发展、流变与兴衰，同时也从微观角度追问历史，把触角伸向复杂深广的历史现象。现在，国内档案期刊已近百家，环顾这些档案期刊，几乎每个月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涉及历史的文章，高论甚多，堪称姚黄魏紫，满目琳琅。
　　1　让历史的记忆更加鲜活丰满
　　
　　档案是历史遗留下的碎片，既然是“碎片”，就不可能完整地记载历史。仅就档案史而言，那真是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对档案的保管是封闭的、神秘的，文献记载也十分简单，致使人们对古代国家档案的状况知之甚少，想当初姹紫嫣红的历史，有多少都付断井颓垣。面对真伪错综、斑驳杂陈的档案，想重新审视那一页页往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该穿过多么狭窄的甬道，该拂却几多岁月的烟云啊。在档案史研究方面，王金玉先生值得一说。王金玉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档案史的研究，尤其侧重中国古代档案史领域，专心耕耘，收获颇丰，主要代表著作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王金玉档案学论著》等。
　　一粒沙里见世界。优秀的研究者总是举一反三，见微知著。比如，唐代的档案思想怎样，隋朝的档案意识如何，知之者甚少。一天，王金玉坐拥书城之时，偶尔发现一篇短文《萧何收秦图籍颂》，顿时眼前一亮。作者孔武仲，是北宋著名文人孔文仲之弟。公元前2006年10月，刘邦大军兵临咸阳城。就在将士们纷纷抢掠秦都宫殿成堆珠宝，连刘邦也忍不住被声色犬马所迷躺在胡亥的龙床上不想起来之时，萧何却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孔武仲文章全文仅有213字，无非是夸奖萧何如何有远见卓识，为汉代开国第一号英杰。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这篇小文章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王金玉先生却认为既颂萧何收秦图籍的历史功绩，又述由此引发的深刻思考，非一般文人所能及，有不同寻常的史料价值。王金玉先生认为该文体现了萧何“论功第一”新视点。消灭项羽平定天下之后，群臣争功，汉高祖刘邦舌战群雄，力排众议，封萧何为第一功臣，史书有明确记载。孔武仲能站在萧何收集档案、利用档案的新角度，透析历史，阐发己见，有理有据，发人深省。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从萧何发现档案和利用档案的视点，经过认真具体地剖析，王金玉先生撰写了有分量且引人关注的《宋人档案思想新证》的论文。
　　“大块文章胆气豪，于细微处费推敲”(郭沫若)。一个研究者就应该这样，在他人没有发现问题的“细微处”发现深远的意义。我觉得这老头儿很会琢磨，王金玉先生有萧何精神，慧眼识珠，人捐我取。1990年春，在教授《中国档案事业史》过程中，王金玉先生怀疑书中“千丈架阁法”一词有误，因为宋代的架阁库不可能修得“千丈”高，经过艰苦地查阅古籍，终于在1992年4月查到了北宋曾巩《隆平集》一书，上面是“千文架阁法”，它是用《千字文》给档案编号的方法，“千文”误写成“千丈”，自南宋初一直讹传至今，玩笑开得太大了。在发表《宋人档案思想新证》时，《中国档案》编者怀着沉痛和惋惜的心情写到：“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王金玉因病于2002年7月23日逝世。王教授在中国档案史的研究中建树颇丰，其在本刊发表的《“千文架阁法”非“千丈架阁法”》等文，纠正了误传千年的错讹。这里发表的是他投给本刊的最后一篇遗作。斯人已走，佳作犹存。
　　档案是伴随人类文明一同出现的，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留下了形态各异的档案遗产。档案作为一种史料，真实地反映着人类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成为我们了解祖先、认识过去、展望未来不可或缺的依据。从商代的甲骨到清代的满汉文书，我国档案历史久远，作为档案工作者，应该珍爱档案，铭记历史，要揭开档案后面的历史风云，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发生的“四大奇案”之一，这起案件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尤其案情本身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当作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刘耿生先生根据清代档案及搜集的有关史料，筛选综合，辨析整理，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另外，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基础理论、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方法、档案鉴辨学、北京历史与文化研究、宗教学研究等领域，比如明清档案的历史价值、清末北京首座自来水厂水源问题、“麦克马洪线”边界线的档案版本被篡改以及宗教学等问题，刘耿生先生都有所涉猎，试图廓清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人民日报记者李辉曾提倡：要“还原历史的血肉毛发”。李辉是搞新闻的，但他的声望却恰恰来自对“旧闻”的执著痴迷，作为给沈从文、黄永玉、丁玲、巴金、黄苗子、郁风、萧乾、胡风、杜高等文化老人写过传记的李辉，他喜欢在民间档案中追寻历史，能把文坛的旧人旧事撰写得鲜活饱满、引人入胜。
　　
　　2 研究历史，服务社会
　　
　　近些年来，《安徽档案》作为省内唯一的档案专业刊物，办刊宗旨之一是“宣传安徽的历史和新貌”、“进行档案学术研究”，共刊发徽州文化宣传和徽州历史档案研究文章近90篇，促进了徽学研究。《安徽档案》因此而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学术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味，在研究徽州历史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贡献，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既突出了《安徽档案》浓郁的地域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味，又展现了安徽独具魁力的历史文化风采。
　　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回归祖国三周年庆祝活动时，马万祺、何厚铧亲切会见祖国内地档案工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贵 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明：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肯定成绩同时，指出大跃进以来一些问题及原因。历史证明，信的基本内容正确，但遭到一场批判。从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急剧上升为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林彪更是乘机跳出来，胡说这是“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不实之词，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否定。
　　为了让模糊的历史更为清晰，可以说，档案期刊的作者们不怕泥泞，跋涉在历史的丛林中，能以更深广的目光切入历史，捕捉到了散落在历史深处的一个个细节，揭开了挡在世人面前的一块又一块神秘的面纱，从历史教训中获得警示与启迪。捧读这些文章，觉得模糊、模棱两可的内容变得清晰、丰满而厚重。2007年5月，为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解放军总政开展“百种优秀期刊进连队”活动，上海《档案春秋》荣幸地成为唯一人选的档案期刊。我觉得《档案春秋》能够入选，凭借的就是刊物的历史眼光，凭的就是文章作者们对历史资料的敏锐感悟，对历史事实的深刻把握，对历史题材的全新诠释，对历史经验的辩证总结。
　　季羡林先生主张：“我向来非常支持和赞赏编辑们也能多写写文章，我的不少老编辑朋友，写出的文章都很有特色，其结果让读者和编辑自己都会获益不浅。”从全国看，凡是档案杂志办得好的，都少不了有一位高水平的总编辑在那里坐镇，2006年在第18次全国档案期刊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智为先生说：“喜欢阅读档案文化类的文章，尤其是喜欢河南《档案管理》总编蔡千树、《新上海档案》常务副主编姜龙飞、《山西档案》主编赵跃飞、《档案》总编姜洪源、《安徽档案》前总编毕长春等同志写的文章。此类文章的读者中，不仅有档案工作者，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社会人士。许多文章写得有滋有味，读来受益匪浅，使人手不释卷。”其实，这些期刊老总文章之所以作得好，除了有深厚的文化蕴涵以外，还因为有诸多的历史要素。正是这些分散于各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历史文章，才使得期刊的分量显得厚实起来，守着档案而不说历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敢说，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档案期刊的整体水平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