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印度在全面裁军的理想主义目标与应对安全威胁的现实主义需求之间纠结不已，代号为“佛祖微笑”的“和平核爆”实验，已然表明核扩散危机的切实存在，而印度也开始迈向了核武器化的道路。
　　“我们生活在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为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裹挟着突然死亡的横祸……如果在未来三到四年里，切实有效的裁军措施难以得到推行，那么全世界所有的善意都将难以阻止灾难的降临。因此，我们再也无法放任这些问题被继续拖延下去……”这是印度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6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呼吁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裁军所做的慷慨激昂的陈词。
　　然而，仅仅十余年后的1974年，印度却公然实施了核试验，进而使得南亚地区陷入了核军备竞赛的紧张态势，成为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与维护地区安全努力的一大隐忧。从倡导裁军到自行核爆，印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过程？

从“非暴力”到“适时调整”

　　在印度独立之初，深受“非暴力”思想传统影响的尼赫鲁对于发展核武器的提议不以为然。尼赫鲁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明确表示：“裁军不仅包括进一步限制常规武器，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储存和使用。”这表明，尼赫鲁认为发展核武器与实现和平与裁军的初衷相悖。
　　尽管尼赫鲁反对发展核武器，他并没有封死印度走向核武器化的道路。非但如此，尼赫鲁认为原子能技术是印度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捷径。因此，早在印度刚刚赢得独立之时，印度便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还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援助下陆续引入了科研及民用核反应堆，从而为印度未来的核武器道路奠定了核工业基础。
　　尼赫鲁对于核武器的反对态度其实也来源于对印度安全形势的乐观判断。“目前印度唯一可能的外部威胁来自于最遥远地方的巴基斯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1956年3月，尼赫鲁曾经如此说。
　　然而，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却击碎了印度的迷梦。更令其担忧的是，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印度认为这是对其国防安全的严重威胁。接替尼赫鲁担任印度总理的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同时也是一名反核武器的坚定拥护者，此时无奈地表示，“印度如今正面临着来自亚洲的核威胁，这对于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
　　在此背景下，面临印度国内的诸多压力，夏斯特里不得不做出表态，宣称印度的核武器政策需要适时调整：“我并不能说现在的政策是根深蒂固的，也不能说它不能被搁置一旁，或者不能被更改……现在，形势变了，需要做出变化，我们得采取相应的调整。”

求援与受挫

　　同时面临一个坐拥核武的邻居中国，以及一个纠葛不断的宿敌巴基斯坦，印度亟需对其周边环境及安全需求进行重新审视。此时的印度起初考虑的是寻求外部支援，尤其是争取美国或苏联为其提供核保护伞。
　　但是，印度取得他国的安全保障在操作层面困难重重。首先是印度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使得印度很难作为同盟国而取得正式的、合法化的安全庇护。其次，印度旗帜鲜明地反对《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态度令作为该条约倡导国的美苏怨愤不已。
　　1967年春，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派出拉克希米·杰哈作为其特使先后访问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商讨美苏为印度提供核保护伞事宜。在杰哈一行访问华盛顿期间，他们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论，美国方面解密的外交档案披露了这次交锋过程：
　　“在《防止核扩散条约》上，我们主要有两重顾虑，一个是中国带来的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发展核技术已经为我们带来信心与声望。如果印度签署条约，在这两个方面将受到制约……且《防止核扩散条约》是一个粗暴的条约，对非核国家具有歧视性。”
　　“唯一的歧视性是禁止出于和平目的的核爆，对于发展核电厂并没有什么阻碍。”
　　“歧视性在于有核国家不用接受核设施的国际核查，而非核国家则必须接受。”
　　“的确难以保证有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两方地位完全平等，但是过去二十年核谈判的历史表明非核国家拒绝这样的核查是错误的。接受条约无疑会为非核国家带来一些风险，但是如果它们不参与条约的话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条约把裁军的负担都加之于非核国家，这个负担本应由有核国家一起承担。”
　　“我们都知道中国不会签署条约，印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寻求我们提供安全保障。但同时你们又要求我们裁军，如果我们裁军将会削弱向你们提供可靠安全保障的能力。”
　　“如果条约的下一步不是裁军的话，那么印度将不会放弃自行核爆的选择……当前的条约对我们而言并不实用。”
　　可见，此次讨论过程并不愉快，美印双方围绕《防止核擴散条约》依旧争执不下，故而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更何况，在向印度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上，美国也有自身的打算。美国之前与巴基斯坦结成同盟关系，而巴基斯坦与印度则互为仇雠。“最重要的是不能采取任何有可能疏远美国盟友的行动，特别是巴基斯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其提交的备忘录中如此建言。这令美国在为印度提供安全庇护一事上有所保留。
　　在向美国求援的同时，印度也将目光投向了苏联，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这是因为联邦德国对《防止核扩散条约》的观望态度令苏联不安，苏联担忧其会效仿印度，故而对印度拒绝加入该条约的行为十分反感。这成为影响苏印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也令印度从苏联处获取安全保障希望渺茫。

战争与加速

　　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南亚地区的局势又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开始奉行接近中国的外交战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开始在其中充当秘密联络人。在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而印度的安全利益则遭到边缘化。 　　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于是对其采取军事镇压，东巴基斯坦随之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印度趁机出兵东巴基斯坦并支持其独立，印巴两国间因此爆发了自独立以来的第三次战争。
　　具有相当敏锐度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立刻意识到，一向厌恶领土分裂行径的中国很可能会对此次战争有所看法。为此，基辛格约定同中国方面负责秘密联络事务的驻法大使黄镇见面商谈。
　　席间，黄镇大使严肃地对基辛格说道：“如果你们支持建立孟加拉国，这显然是在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并从事颠覆活动。”基辛格则努力平息中方的情绪，回应道：“我们赞同您的观点。我们正在试图增加印度这样做的难度。我们已经告诉印度，如果他们执意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切断经济援助。”
　　除了对印度方面施压以外，美国还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由于美国国会对交战双方都实施了禁运，美国于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巴基斯坦提供支持，一大批源自美国的军事物资，包括F-104、F-5A战斗机在内，陆续从约旦、伊朗、土耳其等国被非法转运入巴基斯坦境内。
　　而真正刺激到印度敏感神经的则是美国以撤侨为名，派遣“企业”号航母进入孟加拉湾，以震慑印度在东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此举在令印度倍感压力的同时，也愤怒于美国的背信弃义。不少分析人士将印度决心自行发展核武器归咎于美国的此次行动。
　　在美国调整南亚战略并疏远印度的同时，苏印关系迅速升温。随着联邦德国最终于1969年11月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苏联的心腹之患得以解决，影响苏印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也不复存在。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而结成了准同盟关系。但尽管如此，印度从该条约中获取的安全保障仍然有限。与苏联的准同盟關系已经难以阻挡印度日益坚定的自行核爆的决心。不仅如此，正因为获取了苏联的安全支持，印度更加无惧于国际社会因反对其拥核而可能施加的压力。

走向“和平核爆”

　　在争取外部安全保障接连受挫的同时，印度国内要求自行核爆的呼声日益高涨。
　　英迪拉·甘地上台执政为印度拥核创造了条件。不同于她的前任们，英迪拉·甘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她对于核武器的看法相较于尼赫鲁与夏斯特里而言更加灵活。至1971年底，印度国内对于实施核试验一事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印度开始考虑建造核爆装置。
　　1972年9月7日，英迪拉·甘地正式授权建造核试验的关键装置。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位于拉贾斯坦邦沙漠的波克兰基地成功实施了代号为“佛祖微笑”的“和平核爆”。
　　纵观1974年核试验的来龙去脉，印度一边高呼核裁军，另一边却悍然实施核爆的矛盾行为似乎令人不解。不过所谓的“和平核爆”的名义或许表明，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印度领导人似乎在继承尼赫鲁全面裁军的理想主义目标与应对安全威胁的现实主义需求之间纠结不已。但是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印度的核试验究竟是出于和平目的的以暴制暴，还是增进权力的自私自利，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核试验本身已然表明核扩散危机的切实存在，而印度则开始迈向了核武器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