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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寻找并确认符合社会伦理准则、且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标准至关重要。为此，笔者尝试以现阶段经济状况为依据，以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伦理要义为基础，通过对福祉无差异线进行埃奇沃斯盒状图分析，寻找福祉定义下的收入分配标准——“能够识别并遵循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线，在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的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关键词：分配标准； 福祉； 无差异线； 边际效用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志码：Ａ
一、引言
近年来，收入的不平衡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收入上的不均衡状况在许多国家中正在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总量的80%”。以我国为例，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0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8倍，但基尼系数却从1988年的0.382(1)逐步跃升至2005年的0.447(2)，并有继续扩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在向纵深发展，“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一定的收入分配标准作为保障。
社会收入的分配标准应当说是社会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制约着社会的经济发展，更积极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等三种理论。其中，古典自由主义通常被视为由工业革命和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强调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认为个人有绝对权利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行动，唯一的限制是不违反其它人的相同权利；任何试图对社会经济当中所形成的分配结果进行评判和改变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继古典自由主义之后，18世纪末，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开始受到推崇。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收入的分配标准应当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的发展，最大可能地满足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个人利益的牺牲被认为是正当的。20世纪之后，伴随着对功利主义的深刻反思，罗尔斯主义开始受到重视，它强调在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天赋较低和社会地位最不利的人们，并进而认为，个人之间的财富差异应当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利益为标准。
基于以上三大理论对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增进社会总福利以及关注最不利人群等分配标准基本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仍是必须的，但应当有所控制，这一控制应当有利于社会总福祉的提升和促进最不利人群的利益。只有使个人拥有稳定并可预测的基本权利，才能更好地完成其自我发展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只有加强对社会总福利的关注，才能保证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以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有着力改善最不利人群的福利状况，才能使由收入不均衡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得到控制，以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笔者尝试以福祉的无差异线为起点，通过对负边际效用的分析，寻找收入分配标准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希望以此构建新的分配标准，以帮助探寻改善当前社会收入不均衡的经济学方法。
二、福祉无差异线
（一）效用、福祉（welfare）和偏好(preference)
效用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3)。一直以来，效用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它决定于人的主观感受或者内心需要，可以指满足、福祉或是偏好。哲学家将主体认知的美好并值得积极为之追求的东西称之为福祉(4)，将基于主体价值基础做出的选择称之为偏好(5)。语言学家将主体的幸福、安全和健康称之为福祉，将对主体来说更强烈的欲求（desire or interest）称之为偏好(6)。黄有光博士将这两个概念简化为喜爱（liking or welfare）和需要（wanting or preference）(7)。笔者尝试对福祉和偏好作出如下理解：福祉是能够为主体带来最大幸福的存在状态，它可能因为不理性而未能被主体坚持、因为忽视而未能被主体认知，但它确实是最为幸福的一种状态；而偏好仅仅是基于主体的价值认知而作出的一种反射式选择，它更直接的决定于主体的理性程度和认知能力。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8)就已经认识到，“过多的饮食和过少的饮食都会损害健康。”但时至今日，只需对周边的人稍作留意，就能发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会忽视“健康”这一已延续了数千年的福祉要素，而选择按照个人对食物或体型等因素的偏好，饮食过多或过少。这可能源自于人们对相应健康知识的缺乏、也有可能源自于人们对个人健康所持的不理性态度，但无论如何，这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福祉的认知和坚持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负边际效用
基数效用论者提出了用基数衡量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即边际效用（MU）曲线是一条恒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1、边际偏好递减
在选择偏好作为价值基础时，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感受将受制于主体的理性程度和认知能力，相对地位、消费、不理性以及可能的忽视等等一系列主观因素都会影响主体的偏好。这就决定了此时的边际效用由于个人欲求的无限和认知的有限虽然递减，但通常恒大于零（见图1.21）。
事实上，正是这些个人欲求和认知的存在使得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难以摆脱对金钱和消费的欲望。美国在1980年对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相应的收入期望做出过调查，结果表明，每一个群体都不满足于他们现有的收入水平，他们相应的收入期望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更大幅度提高的(9)。这就意味着，尽管人们知道自己的边际收入能够提供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少，但人们“认为”更大幅度的收入提高将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边际收入对人们的偏好来说总是具有正向意义的。
2、边际福祉递减
在选择福祉作为价值基础时，我们认为主体是理性并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他确切知道自身的喜爱和满足喜爱的方式及程度，这时，人们对商品的效用感受将受制于商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某种主体喜爱的状态（幸福、安全、健康）。这就表示，在该条件下，商品的边际效用将严格的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甚至递减为负值。
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我们都知道西瓜是夏日解暑佳品，但西瓜通常个头较大，切开后也难以保存，食用过多还有可能损伤肠胃，所以对于只能独自享用的人来说，面对一整个西瓜无疑会是件痛苦的事情。
3、负边际效用
由上可知，福祉条件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将使得福祉的边际效益曲线呈现持续递减甚至出现负值的状况。我们可以借用基本的商品效用曲线对福祉的这种效用变化特征进行表述(10)。为了使接下来的描述变得简单，在不影响下文结论的前提下，我们暂且假定福祉的边际效用曲线是线性的（如图1.22）。这就意味着总效用曲线TU（如图1.23）是相对于最大值点M所在的直线Q=M而左右对称的。
（三）边际效用递减条件下的无差异曲线
和基数效用论者不同，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大小应当用顺序来表述，即可以通过无差异线来讨论消费者的效用程度。本部分中，笔者希望尝试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结合无差异线来共同分析消费者行为。
无差异曲线是用来表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的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的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曲线（如图1.31，其中I1>I2）。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无差异曲线有三个基本特征：⑴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之间可以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⑵同一坐标平面图上的任何两条无差异曲线不会相交；⑶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除此之外，我们通常还会假定消费者的效用程度可以无限多，即无差异曲线是无边界的（以下简称特征⑷）。
1、边际效用递减条件下的偏好无差异线
对于偏好无差异线来说，由于人们的欲求相对无限、而理性和认知却相对有限，这使得，在给定的边际效用递减条件下，代表相同效用增量的无差异线之间，将呈现出无限延伸（无差异线的特征⑷）且距离递增的特征。
2、边际收益递减条件下的福祉无差异线
由前述可知，不同于偏好的边际效用曲线，福祉的边际效用曲线呈现持续递减特征，这使得，在给定条件下的福祉无差异线，将显然不符合前述的无差异线的特征4，而变成为有边界限制的。为此，笔者尝试以图1.31中的I1为例研究福祉无差异线（本部分中简称无差异线）在边际收益递减条件下的状况。
（1）讨论无差异曲线I1向上延伸的状况。从图1.22和图1.23可得知，当X1的收益达到M点（假定M点为X1的TU最大值点）时，X1给主体带来的边际收益将递减为零，此时，X1能够为主体提供的总收益（TU）达到最大值。即，在图1.32中，当X1达到M点后，I1的上端将不再随着X1的继续增大而同方向延伸。如果我们继续研究I1的状况就会发现，由于随着X1的继续增加，其带来的收益已经呈现递减趋势，此时，只有给予更多的X2才能使得总收益得以维持不变，所以，I1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是向上向里弯曲的。由于我们假设了福祉的边际效益曲线是线性的，所以，可以轻易画出I1向上延伸时的无差异线，它是相对于X1=M而上下对称的（这仅仅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但并不会影响下文的结论）。我们把这个区域暂且称为B区，并设I1向左达到的极大值点为（b,M）。
（2）讨论I1向右延伸的状况。同理，当X2达到N点时（假定N点为X2的TU最大值点，如图1.22、图1.23）,I1的右端也将不再随X2的继续增大而同方向延伸，它同样是向上向里弯曲的，与（1）类似，无差异线在这个区域是相对于X2=N而左右对称的。我们把这个区域暂且称为D区,并设I1向下达到的极大值点为（N,a）。（如图1.32）。
（3）完整的无差异曲线I1。根据前述对MU曲线的假设，和以上（1）、（2）同理，我们可以找到I1向上以及向右达到的极大值点（N,2M-a）和（2N-b,M），并完整的画出I1（如图1.32）。
（4）边际效益递减条件下福祉无差异曲线的描述。首先，在边际效益递减条件下，福祉无差异线是一组有边界的闭合曲线，它由四个区域共同构成——A区、B区、C区和D区（图1.32），它们分别表述要素增减和总效益变动所呈现出的不同关系。其次，根据无差异线的基本定义可知，随着总效益的提高，福祉无差异线将呈现出逐渐向内收缩的特性，并最终收缩为一个总效益极大值点（如图1.32中的S点），该点表述的是，既定MU曲线状况下可能获得的最大效益。
（5）一点延伸。为了进一步研究福祉无差异曲线的状况，笔者尝试在无差异曲线I1上做出三条预算线——L1、L2、L3（见图1.32）,它们分别与I1相交于A、B、C、D四个区域。显然，在B、C、D三区中，描述同等福祉状况的I1将需要更多的预算支持。为此，我们理应将这三个区域看作无效区域，不属于基于福祉做出的选择。但是，由于不理性或不能认知等原因，福祉并非人们做出消费选择的唯一理由，而在本文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正是要求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所以，为了显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也为了更好的预见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对这三个区域暂时予以保留。
三、个人权利、社会福祉和最不利人群
（一）前提和假设
为了便于分析的进行，我们仅考虑两种既定数量的产品在两个单个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并在前述无差异曲线特征的前提下假定物品的可分割性、连续性、没有分配成本以及没有消费的外部性。
（二）社会财富不充裕条件下的埃奇渥斯盒子（Edgeworth Box）
回到图1.32中，由于给定了社会财富不充裕的条件，所以本部分中我们只取福祉无差异曲线的A区（或A区的部分）研究埃奇渥斯盒状图的状况，这将类似于我们熟知的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验证过程。
（1）结果。假定两种产品X和Y，两个消费者A和B，由于社会财富不充裕，所以X和Y带来的边际效益始终大于零，即，无差异曲线在这一区域内是沿着原方向向两边延伸的（如图2.21）。盒子的水平长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X的总量，垂直高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Y的总量。做出消费者A的无差异曲线a、c和符合帕累托最优时消费者B相应的无差异曲线b、d（通常情况下，当对于消费者A和B来说，X代替Y的边际替代率相等时，即可认为产品的分配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这仅仅是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将a、b的切点α，和c、d的切点β，同OA、OB相连，我们可以得到合约线（contract curve）f。分析合约线f可知：在任何人都没有交易垄断力量的条件下，无论社会财富在A、B之间如何分配，都可以通过自由交易达到合约线上的某一个点。这就是说，在社会财富不充裕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将不影响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2）一点延伸。显然，对于这一条件下的社会收入分配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保证市场上没有交易垄断力量的存在。除此之外，任何对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果进行人为干预的行为，都将只能是出于某种伦理观或特殊立场而做出的，它将无助于社会总福祉的提高，所以也就缺乏相应的经济学基础。在这一经济条件下，社会总福祉和个人权利将基本保持高度一致，而对最不利人群的关注，也仅仅只能是出于道义上的扶助。由此，我想我们已经很容易理解古典自由主义曾经的盛行了。
（三）社会财富较充裕条件下的埃奇渥斯盒子
在本部分中，我们需要讨论社会财富较充裕以至于不恰当的分配可能带来负边际效用（福祉）的情形。为此，我们需要从图1.32中取出整个的A区，部分的B区、部分的Ｃ区和部分的D区用来研究埃奇渥斯盒状图（如图2.31）。仍然是两种产品X和Y，两个消费者A和B，盒子的水平长度仍然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X的总量，垂直高度仍然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Y的总量。由于此时社会财富较充裕，可以允许社会财富对某一方的分配接近、达到、甚至超过其效用的极大值点（见p5）。我们以Ｂ为例，假定社会财富对B的分配超出了其效用极大值点M，可以满足预算线Ｌ1对财富预算的要求。
1、Ｂ以偏好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在偏好目标下，不理性和（或）不完全的认知，使得B可能会选择以社会财富对其进行分配的结果进行充分消费，以达到个人的偏好最大化，即进行预算线L1所描述的消费。在L1条件下，我们可以找到和L1相切于点γ的偏好无差异线d，使得B的偏好最大化。假设B决定以能够满足偏好最大化的点γ进行消费，这时，我们可以继续找到点γ条件下，A所能够达到的福祉最大化（或偏好最大化）无差异曲线a（由于点γ已经由占优势地位的Ｂ所选择，所以，无差异线a仅仅是通过点γ，并非与无差异线d或预算线L1相切）。为了进一步研究Ｂ做出该选择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们尝试做出点γ条件下B的福祉无差异线e。依照福祉最大化的假设，此时，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Ａ的无差异曲线b，使得b与e相切于更符合帕累托准则（当一个变革能够使某些人境况改善，而没有任何人境况恶化时，他就是一个好的变革）的点β。显然，上图中B自发选择的点γ，和表述福祉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点β之间，距离甚远。这一距离，在描述A承受福祉损失的同时，也表达了社会总福祉正在承受净损失这一必然结果。
（2）一点延伸。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财富较充裕的条件下，社会总财富的分配结果以及高收入者的效益目标选择（福祉或是偏好）都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的总福祉，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高收入者对于偏好的追逐都有可能增加该条件下社会总福祉的净损失。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总财富的分配结果和高收入者的效益目标选择，在社会财富较充裕条件下，都是有必要进行修正的。两者当中，后者属于伦理标准范畴，本文将仅从福祉经济学的角度予以表述，而前者则是本文尝试对其进行探讨的，社会收入分配标准。
（3）分配标准问题。①必要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写到，“为穷国的人民创造让他们过长寿的健康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受到合适的教育，让他们有摆脱贫困的机会，并不会减少富国中人民的福利。”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财富正在迅速累积，2008年公布的《福布斯》杂志富豪榜上，作为首富的巴菲特，资产已经达到了620亿美元。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仍旧严重，资料显示(11)，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 亿1千6百万最贫穷人收入的总和，而要使10 亿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跨越极度贫困线的门槛，仅需要占世界人口10% 的最富有人收入的1.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社会的富裕程度或是严重的贫富分化，都使得对现有社会收入分配结果进行福祉意义上的修正成为必要。②个人权利、社会福祉和最不利人群。前文中已经述及，个人权利、社会福祉和最不利人群是讨论收入分配标准的重要指标，其中，个人权利的保障曾经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有助于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可能。但是，在当前状况下，对个人权利的一味维护已经带来了社会福祉的净损失、过度的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严重的负效应。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并适当限制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使得社会财富分配能够以适当方式关注社会总福祉和最不利人群。③一个基础的分配标准。综合本小节讨论，笔者认为，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至少应当做到：能够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但是不应以损害社会总福祉为代价；维护社会福祉，但应当对最不利人群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
2、B以追求福祉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在以上分配结果不变的前提下，为了获得总福祉的最大化，B会理性放弃社会财富分配的预算线L1，而选择经过福祉极大值点的预算线L2。此时，B的福祉无差异曲线将从e开始收缩到一个点，即B的福祉极大值点M，接着，我们可以找到点M条件下A的无差异曲线c。显然，点M是该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点，它相对于点γ来说，将更符合帕累托准则（该条件下，B的福祉达到极大值，而A的福祉无差异线c也显然优于点γ条件下的无差异线a），而相对于点β来说，它能够为高收入者同时也是社会财富消费的主导者B带来总福祉的最大化。
（2）一点延伸。在社会财富较充裕的条件下，只有当高收入者或者说社会财富消费的主导者以追求福祉最大化为目标时，社会财富的分配（贫富差距的程度）才不会带来社会总福祉的净损失，而充分的理性和认知条件下的福祉选择无疑也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最优选择。
（3）一个改善的分配标准。综合本小节讨论，笔者尝试将上小节中得出的基础分配标准予以改善：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应当以社会的理性和福祉认知为基础，在维护社会福祉的框架下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3、有效合约线
（1）有效合约线。为了进一步研究前述“改善的分配标准”，笔者尝试将既定社会财富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分配结果予以综合讨论（如图2.31）。为此，我们连接B的效用极大值点M和A的效用极大值点N,这时，我们可以得到另一条合约线W。由于其不完全等同于图2.21中的合约线f，笔者试着暂且称其为有效合约线。对于有效合约线来说，至少有两方面意义：①帕累托最优点的集合。只有当双方福祉无差异线的切点落在有效合约线上时，社会总福祉才可能满足帕累托最优。②收入分配的验证指标。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收入分配的预算线与有效合约线不相交时，这样的分配结果将可能导致社会福祉的净损失和不恰当的贫富分化，此时，除非高收入者主动选择福祉标准（当然，这是个人伦理观问题），以使预算线和有效合约线相对靠近，否则，这一结果将随着预算线和有效合约线的逐渐远离而愈加严重。由此可以看出，凭借预算线和有效合约线之间的远离程度，我们可以对相应收入分配结果的恰当性进行简单评价，亦即，有效合约线可以成为验证收入分配结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2）进一步改善的分配标准。在明确有效合约线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进一步改善前述的分配标准：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应当以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线为指导，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四）社会财富非常充裕条件下的埃奇渥斯盒子
在本部分中，我们需要讨论社会财富非常充裕以至于有效合约线向内收缩成一个极大值点时的情形（当然，这种情形可能太过遥远，但这将有助于更好的强化我们已有的收入分配标准）。为此，我们需要取出整个的图1.4用来研究埃奇渥斯盒状图（如图2.41）。仍然是两种产品X和Y，两个消费者A和B，盒子的水平长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X的总量，垂直高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Y的总量。由于我们之前假设了福祉TU曲线的对称性，所以此时，图2.41中任意一条福祉无差异曲线会同时属于A和B（这有助于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条件下使分析过程变得简单）。同样以B为例，假设社会财富对B的分配超出了其效用极大值点w（即有效合约线），可以满足预算线Ｌ１对财富的要求。
1、B仍然以偏好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我们可以找到和预算线L１相切于点α的偏好无差异线a，使得B的偏好最大化，并作出点α条件下同属于A、B的福祉无差异线c。与前述中社会财富并未极其充裕时相比，此时，如果B坚持以偏好最大化为其价值判断的话，他则必须承受这样的后果：自己在承受福祉损失的同时，只能获得等同于A的福祉（“相对地位”①和“关心他人”②通常被认为是“快乐”的重要内容，所以相对于前述条件下而言，此时，B实际承受了包括福祉在内的多重损失）。不仅如此，B的这一选择还将使A只能接受点α作为其社会财富分配点（不是无差异曲线c），而显然，点α远不能满足福祉最大化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B的这一选择将会给自己、他人和社会带来更多重的损失。
（2）一点延伸。或者我们可以借用黄有光博士的“快乐”定义来对高收入者的选择进行解释：如果高收入者认为快乐是重要的，那么他不仅可以使自己、更可以使他人获得更大程度的快乐；如果高收入者不希望他人得到快乐，那么他自己也将难以享受快乐；如果高收入者无法了解并追随快乐，那么社会将不得不为其承担总福祉的净损失。但显然，自发的理性选择仅仅依靠的是高收入者内心不可捉摸的心理力量，即便我们尝试对其进行强化，它也将仍然缺乏可知性和稳定性。只有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将这一理性选择的能力上升至社会选择范畴，才有可能使福祉成为对于社会来说有意义的价值内容，而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B以福祉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总福祉，B将理性的放弃社会分配的预算线L1，而选择经过效用极大值点的预算线L2（或者说效益极大值点w）。这时，B不仅使自己，同样也使A获得了既定社会财富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最大福祉。
（2）一个尝试的收入分配标准。在前几节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即，构建一个基于有效合约线的全新收入分配标准是合理和必要，而本节对于福祉无差异线的进一步分析，也继续强化了我们之前的讨论。为此，笔者尝试将最后的结论予以表述：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必须能够识别并遵循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
线，在最大可能关注最不利人群的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四、结论
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Rawls）在其哲学巨著《正义论》的开篇中写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并指出，社会正义的原则，就在于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在于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不可否认，无论在一国内部或是国家之间，都普遍存在着相互间的某种合作，正是这些合作产生的巨大利益，使得社会经济能够蓬勃发展，使得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身受其益。所以，基于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就应当能够体现社会正义，能够使得包括最不利者在内的每个个体自愿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并能够以此维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基于前述对福祉以及福祉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福祉最大化的条件下，仍然有可能构建一个更为关注最不利人群、更有益于构建稳定社会秩序的分配标准——“能够识别并遵循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线，在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的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我们不能确定这一标准是否能够完全满足正义价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是一种更符合正义价值的尝试。
在当今世界，物质财富的充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过剩消费在侵蚀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这其中，不仅有发生于一国内部的、更有发生于国家之间的；不仅有轻微的冲突、更有激烈的对抗。这些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正义观下的、以福祉为价值目标的全新分配标准，将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矛盾，更有利于缓解国际冲突；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祉；不仅有利于改善社会问题，更有利于构建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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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分配标准； 福祉； 无差异线； 边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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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收入的不平衡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收入上的不均衡状况在许多国家中正在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总量的80%”。以我国为例，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0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8倍，但基尼系数却从1988年的0.382(1)逐步跃升至2005年的0.447(2)，并有继续扩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在向纵深发展，“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一定的收入分配标准作为保障。
社会收入的分配标准应当说是社会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制约着社会的经济发展，更积极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等三种理论。其中，古典自由主义通常被视为由工业革命和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强调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认为个人有绝对权利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行动，唯一的限制是不违反其它人的相同权利；任何试图对社会经济当中所形成的分配结果进行评判和改变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继古典自由主义之后，18世纪末，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开始受到推崇。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收入的分配标准应当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的发展，最大可能地满足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个人利益的牺牲被认为是正当的。20世纪之后，伴随着对功利主义的深刻反思，罗尔斯主义开始受到重视，它强调在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天赋较低和社会地位最不利的人们，并进而认为，个人之间的财富差异应当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利益为标准。
基于以上三大理论对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增进社会总福利以及关注最不利人群等分配标准基本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仍是必须的，但应当有所控制，这一控制应当有利于社会总福祉的提升和促进最不利人群的利益。只有使个人拥有稳定并可预测的基本权利，才能更好地完成其自我发展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只有加强对社会总福利的关注，才能保证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以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有着力改善最不利人群的福利状况，才能使由收入不均衡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得到控制，以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笔者尝试以福祉的无差异线为起点，通过对负边际效用的分析，寻找收入分配标准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希望以此构建新的分配标准，以帮助探寻改善当前社会收入不均衡的经济学方法。
二、福祉无差异线
（一）效用、福祉（welfare）和偏好(preference)
效用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用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3)。一直以来，效用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它决定于人的主观感受或者内心需要，可以指满足、福祉或是偏好。哲学家将主体认知的美好并值得积极为之追求的东西称之为福祉(4)，将基于主体价值基础做出的选择称之为偏好(5)。语言学家将主体的幸福、安全和健康称之为福祉，将对主体来说更强烈的欲求（desire or interest）称之为偏好(6)。黄有光博士将这两个概念简化为喜爱（liking or welfare）和需要（wanting or preference）(7)。笔者尝试对福祉和偏好作出如下理解：福祉是能够为主体带来最大幸福的存在状态，它可能因为不理性而未能被主体坚持、因为忽视而未能被主体认知，但它确实是最为幸福的一种状态；而偏好仅仅是基于主体的价值认知而作出的一种反射式选择，它更直接的决定于主体的理性程度和认知能力。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8)就已经认识到，“过多的饮食和过少的饮食都会损害健康。”但时至今日，只需对周边的人稍作留意，就能发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会忽视“健康”这一已延续了数千年的福祉要素，而选择按照个人对食物或体型等因素的偏好，饮食过多或过少。这可能源自于人们对相应健康知识的缺乏、也有可能源自于人们对个人健康所持的不理性态度，但无论如何，这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福祉的认知和坚持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负边际效用
基数效用论者提出了用基数衡量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即边际效用（MU）曲线是一条恒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1、边际偏好递减
在选择偏好作为价值基础时，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感受将受制于主体的理性程度和认知能力，相对地位、消费、不理性以及可能的忽视等等一系列主观因素都会影响主体的偏好。这就决定了此时的边际效用由于个人欲求的无限和认知的有限虽然递减，但通常恒大于零（见图1.21）。
事实上，正是这些个人欲求和认知的存在使得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难以摆脱对金钱和消费的欲望。美国在1980年对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相应的收入期望做出过调查，结果表明，每一个群体都不满足于他们现有的收入水平，他们相应的收入期望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更大幅度提高的(9)。这就意味着，尽管人们知道自己的边际收入能够提供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少，但人们“认为”更大幅度的收入提高将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边际收入对人们的偏好来说总是具有正向意义的。
2、边际福祉递减
在选择福祉作为价值基础时，我们认为主体是理性并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他确切知道自身的喜爱和满足喜爱的方式及程度，这时，人们对商品的效用感受将受制于商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某种主体喜爱的状态（幸福、安全、健康）。这就表示，在该条件下，商品的边际效用将严格的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甚至递减为负值。
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我们都知道西瓜是夏日解暑佳品，但西瓜通常个头较大，切开后也难以保存，食用过多还有可能损伤肠胃，所以对于只能独自享用的人来说，面对一整个西瓜无疑会是件痛苦的事情。
3、负边际效用
由上可知，福祉条件下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将使得福祉的边际效益曲线呈现持续递减甚至出现负值的状况。我们可以借用基本的商品效用曲线对福祉的这种效用变化特征进行表述(10)。为了使接下来的描述变得简单，在不影响下文结论的前提下，我们暂且假定福祉的边际效用曲线是线性的（如图1.22）。这就意味着总效用曲线TU（如图1.23）是相对于最大值点M所在的直线Q=M而左右对称的。
（三）边际效用递减条件下的无差异曲线
和基数效用论者不同，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大小应当用顺序来表述，即可以通过无差异线来讨论消费者的效用程度。本部分中，笔者希望尝试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结合无差异线来共同分析消费者行为。
无差异曲线是用来表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相同的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的两种商品的所有组合的曲线（如图1.31，其中I1>I2）。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无差异曲线有三个基本特征：⑴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之间可以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⑵同一坐标平面图上的任何两条无差异曲线不会相交；⑶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除此之外，我们通常还会假定消费者的效用程度可以无限多，即无差异曲线是无边界的（以下简称特征⑷）。
1、边际效用递减条件下的偏好无差异线
对于偏好无差异线来说，由于人们的欲求相对无限、而理性和认知却相对有限，这使得，在给定的边际效用递减条件下，代表相同效用增量的无差异线之间，将呈现出无限延伸（无差异线的特征⑷）且距离递增的特征。
2、边际收益递减条件下的福祉无差异线
由前述可知，不同于偏好的边际效用曲线，福祉的边际效用曲线呈现持续递减特征，这使得，在给定条件下的福祉无差异线，将显然不符合前述的无差异线的特征4，而变成为有边界限制的。为此，笔者尝试以图1.31中的I1为例研究福祉无差异线（本部分中简称无差异线）在边际收益递减条件下的状况。
（1）讨论无差异曲线I1向上延伸的状况。从图1.22和图1.23可得知，当X1的收益达到M点（假定M点为X1的TU最大值点）时，X1给主体带来的边际收益将递减为零，此时，X1能够为主体提供的总收益（TU）达到最大值。即，在图1.32中，当X1达到M点后，I1的上端将不再随着X1的继续增大而同方向延伸。如果我们继续研究I1的状况就会发现，由于随着X1的继续增加，其带来的收益已经呈现递减趋势，此时，只有给予更多的X2才能使得总收益得以维持不变，所以，I1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是向上向里弯曲的。由于我们假设了福祉的边际效益曲线是线性的，所以，可以轻易画出I1向上延伸时的无差异线，它是相对于X1=M而上下对称的（这仅仅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但并不会影响下文的结论）。我们把这个区域暂且称为B区，并设I1向左达到的极大值点为（b,M）。
（2）讨论I1向右延伸的状况。同理，当X2达到N点时（假定N点为X2的TU最大值点，如图1.22、图1.23）,I1的右端也将不再随X2的继续增大而同方向延伸，它同样是向上向里弯曲的，与（1）类似，无差异线在这个区域是相对于X2=N而左右对称的。我们把这个区域暂且称为D区,并设I1向下达到的极大值点为（N,a）。（如图1.32）。
（3）完整的无差异曲线I1。根据前述对MU曲线的假设，和以上（1）、（2）同理，我们可以找到I1向上以及向右达到的极大值点（N,2M-a）和（2N-b,M），并完整的画出I1（如图1.32）。
（4）边际效益递减条件下福祉无差异曲线的描述。首先，在边际效益递减条件下，福祉无差异线是一组有边界的闭合曲线，它由四个区域共同构成——A区、B区、C区和D区（图1.32），它们分别表述要素增减和总效益变动所呈现出的不同关系。其次，根据无差异线的基本定义可知，随着总效益的提高，福祉无差异线将呈现出逐渐向内收缩的特性，并最终收缩为一个总效益极大值点（如图1.32中的S点），该点表述的是，既定MU曲线状况下可能获得的最大效益。
（5）一点延伸。为了进一步研究福祉无差异曲线的状况，笔者尝试在无差异曲线I1上做出三条预算线——L1、L2、L3（见图1.32）,它们分别与I1相交于A、B、C、D四个区域。显然，在B、C、D三区中，描述同等福祉状况的I1将需要更多的预算支持。为此，我们理应将这三个区域看作无效区域，不属于基于福祉做出的选择。但是，由于不理性或不能认知等原因，福祉并非人们做出消费选择的唯一理由，而在本文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正是要求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所以，为了显示对个人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也为了更好的预见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对这三个区域暂时予以保留。
三、个人权利、社会福祉和最不利人群
（一）前提和假设
为了便于分析的进行，我们仅考虑两种既定数量的产品在两个单个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并在前述无差异曲线特征的前提下假定物品的可分割性、连续性、没有分配成本以及没有消费的外部性。
（二）社会财富不充裕条件下的埃奇渥斯盒子（Edgeworth Box）
回到图1.32中，由于给定了社会财富不充裕的条件，所以本部分中我们只取福祉无差异曲线的A区（或A区的部分）研究埃奇渥斯盒状图的状况，这将类似于我们熟知的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验证过程。
（1）结果。假定两种产品X和Y，两个消费者A和B，由于社会财富不充裕，所以X和Y带来的边际效益始终大于零，即，无差异曲线在这一区域内是沿着原方向向两边延伸的（如图2.21）。盒子的水平长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X的总量，垂直高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Y的总量。做出消费者A的无差异曲线a、c和符合帕累托最优时消费者B相应的无差异曲线b、d（通常情况下，当对于消费者A和B来说，X代替Y的边际替代率相等时，即可认为产品的分配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这仅仅是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将a、b的切点α，和c、d的切点β，同OA、OB相连，我们可以得到合约线（contract curve）f。分析合约线f可知：在任何人都没有交易垄断力量的条件下，无论社会财富在A、B之间如何分配，都可以通过自由交易达到合约线上的某一个点。这就是说，在社会财富不充裕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将不影响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2）一点延伸。显然，对于这一条件下的社会收入分配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保证市场上没有交易垄断力量的存在。除此之外，任何对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果进行人为干预的行为，都将只能是出于某种伦理观或特殊立场而做出的，它将无助于社会总福祉的提高，所以也就缺乏相应的经济学基础。在这一经济条件下，社会总福祉和个人权利将基本保持高度一致，而对最不利人群的关注，也仅仅只能是出于道义上的扶助。由此，我想我们已经很容易理解古典自由主义曾经的盛行了。
（三）社会财富较充裕条件下的埃奇渥斯盒子
在本部分中，我们需要讨论社会财富较充裕以至于不恰当的分配可能带来负边际效用（福祉）的情形。为此，我们需要从图1.32中取出整个的A区，部分的B区、部分的Ｃ区和部分的D区用来研究埃奇渥斯盒状图（如图2.31）。仍然是两种产品X和Y，两个消费者A和B，盒子的水平长度仍然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X的总量，垂直高度仍然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Y的总量。由于此时社会财富较充裕，可以允许社会财富对某一方的分配接近、达到、甚至超过其效用的极大值点（见p5）。我们以Ｂ为例，假定社会财富对B的分配超出了其效用极大值点M，可以满足预算线Ｌ1对财富预算的要求。
1、Ｂ以偏好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在偏好目标下，不理性和（或）不完全的认知，使得B可能会选择以社会财富对其进行分配的结果进行充分消费，以达到个人的偏好最大化，即进行预算线L1所描述的消费。在L1条件下，我们可以找到和L1相切于点γ的偏好无差异线d，使得B的偏好最大化。假设B决定以能够满足偏好最大化的点γ进行消费，这时，我们可以继续找到点γ条件下，A所能够达到的福祉最大化（或偏好最大化）无差异曲线a（由于点γ已经由占优势地位的Ｂ所选择，所以，无差异线a仅仅是通过点γ，并非与无差异线d或预算线L1相切）。为了进一步研究Ｂ做出该选择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们尝试做出点γ条件下B的福祉无差异线e。依照福祉最大化的假设，此时，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Ａ的无差异曲线b，使得b与e相切于更符合帕累托准则（当一个变革能够使某些人境况改善，而没有任何人境况恶化时，他就是一个好的变革）的点β。显然，上图中B自发选择的点γ，和表述福祉条件下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点β之间，距离甚远。这一距离，在描述A承受福祉损失的同时，也表达了社会总福祉正在承受净损失这一必然结果。
（2）一点延伸。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财富较充裕的条件下，社会总财富的分配结果以及高收入者的效益目标选择（福祉或是偏好）都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的总福祉，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高收入者对于偏好的追逐都有可能增加该条件下社会总福祉的净损失。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总财富的分配结果和高收入者的效益目标选择，在社会财富较充裕条件下，都是有必要进行修正的。两者当中，后者属于伦理标准范畴，本文将仅从福祉经济学的角度予以表述，而前者则是本文尝试对其进行探讨的，社会收入分配标准。
（3）分配标准问题。①必要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写到，“为穷国的人民创造让他们过长寿的健康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受到合适的教育，让他们有摆脱贫困的机会，并不会减少富国中人民的福利。”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财富正在迅速累积，2008年公布的《福布斯》杂志富豪榜上，作为首富的巴菲特，资产已经达到了620亿美元。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仍旧严重，资料显示(11)，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 亿1千6百万最贫穷人收入的总和，而要使10 亿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跨越极度贫困线的门槛，仅需要占世界人口10% 的最富有人收入的1.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社会的富裕程度或是严重的贫富分化，都使得对现有社会收入分配结果进行福祉意义上的修正成为必要。②个人权利、社会福祉和最不利人群。前文中已经述及，个人权利、社会福祉和最不利人群是讨论收入分配标准的重要指标，其中，个人权利的保障曾经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有助于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可能。但是，在当前状况下，对个人权利的一味维护已经带来了社会福祉的净损失、过度的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严重的负效应。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并适当限制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使得社会财富分配能够以适当方式关注社会总福祉和最不利人群。③一个基础的分配标准。综合本小节讨论，笔者认为，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至少应当做到：能够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但是不应以损害社会总福祉为代价；维护社会福祉，但应当对最不利人群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
2、B以追求福祉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在以上分配结果不变的前提下，为了获得总福祉的最大化，B会理性放弃社会财富分配的预算线L1，而选择经过福祉极大值点的预算线L2。此时，B的福祉无差异曲线将从e开始收缩到一个点，即B的福祉极大值点M，接着，我们可以找到点M条件下A的无差异曲线c。显然，点M是该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点，它相对于点γ来说，将更符合帕累托准则（该条件下，B的福祉达到极大值，而A的福祉无差异线c也显然优于点γ条件下的无差异线a），而相对于点β来说，它能够为高收入者同时也是社会财富消费的主导者B带来总福祉的最大化。
（2）一点延伸。在社会财富较充裕的条件下，只有当高收入者或者说社会财富消费的主导者以追求福祉最大化为目标时，社会财富的分配（贫富差距的程度）才不会带来社会总福祉的净损失，而充分的理性和认知条件下的福祉选择无疑也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最优选择。
（3）一个改善的分配标准。综合本小节讨论，笔者尝试将上小节中得出的基础分配标准予以改善：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应当以社会的理性和福祉认知为基础，在维护社会福祉的框架下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3、有效合约线
（1）有效合约线。为了进一步研究前述“改善的分配标准”，笔者尝试将既定社会财富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分配结果予以综合讨论（如图2.31）。为此，我们连接B的效用极大值点M和A的效用极大值点N,这时，我们可以得到另一条合约线W。由于其不完全等同于图2.21中的合约线f，笔者试着暂且称其为有效合约线。对于有效合约线来说，至少有两方面意义：①帕累托最优点的集合。只有当双方福祉无差异线的切点落在有效合约线上时，社会总福祉才可能满足帕累托最优。②收入分配的验证指标。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收入分配的预算线与有效合约线不相交时，这样的分配结果将可能导致社会福祉的净损失和不恰当的贫富分化，此时，除非高收入者主动选择福祉标准（当然，这是个人伦理观问题），以使预算线和有效合约线相对靠近，否则，这一结果将随着预算线和有效合约线的逐渐远离而愈加严重。由此可以看出，凭借预算线和有效合约线之间的远离程度，我们可以对相应收入分配结果的恰当性进行简单评价，亦即，有效合约线可以成为验证收入分配结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2）进一步改善的分配标准。在明确有效合约线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进一步改善前述的分配标准：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应当以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线为指导，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四）社会财富非常充裕条件下的埃奇渥斯盒子
在本部分中，我们需要讨论社会财富非常充裕以至于有效合约线向内收缩成一个极大值点时的情形（当然，这种情形可能太过遥远，但这将有助于更好的强化我们已有的收入分配标准）。为此，我们需要取出整个的图1.4用来研究埃奇渥斯盒状图（如图2.41）。仍然是两种产品X和Y，两个消费者A和B，盒子的水平长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X的总量，垂直高度代表整个经济中产品Y的总量。由于我们之前假设了福祉TU曲线的对称性，所以此时，图2.41中任意一条福祉无差异曲线会同时属于A和B（这有助于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条件下使分析过程变得简单）。同样以B为例，假设社会财富对B的分配超出了其效用极大值点w（即有效合约线），可以满足预算线Ｌ１对财富的要求。
1、B仍然以偏好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我们可以找到和预算线L１相切于点α的偏好无差异线a，使得B的偏好最大化，并作出点α条件下同属于A、B的福祉无差异线c。与前述中社会财富并未极其充裕时相比，此时，如果B坚持以偏好最大化为其价值判断的话，他则必须承受这样的后果：自己在承受福祉损失的同时，只能获得等同于A的福祉（“相对地位”①和“关心他人”②通常被认为是“快乐”的重要内容，所以相对于前述条件下而言，此时，B实际承受了包括福祉在内的多重损失）。不仅如此，B的这一选择还将使A只能接受点α作为其社会财富分配点（不是无差异曲线c），而显然，点α远不能满足福祉最大化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B的这一选择将会给自己、他人和社会带来更多重的损失。
（2）一点延伸。或者我们可以借用黄有光博士的“快乐”定义来对高收入者的选择进行解释：如果高收入者认为快乐是重要的，那么他不仅可以使自己、更可以使他人获得更大程度的快乐；如果高收入者不希望他人得到快乐，那么他自己也将难以享受快乐；如果高收入者无法了解并追随快乐，那么社会将不得不为其承担总福祉的净损失。但显然，自发的理性选择仅仅依靠的是高收入者内心不可捉摸的心理力量，即便我们尝试对其进行强化，它也将仍然缺乏可知性和稳定性。只有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将这一理性选择的能力上升至社会选择范畴，才有可能使福祉成为对于社会来说有意义的价值内容，而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B以福祉最大化为目标
（1）结果。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总福祉，B将理性的放弃社会分配的预算线L1，而选择经过效用极大值点的预算线L2（或者说效益极大值点w）。这时，B不仅使自己，同样也使A获得了既定社会财富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最大福祉。
（2）一个尝试的收入分配标准。在前几节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即，构建一个基于有效合约线的全新收入分配标准是合理和必要，而本节对于福祉无差异线的进一步分析，也继续强化了我们之前的讨论。为此，笔者尝试将最后的结论予以表述：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标准，必须能够识别并遵循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
线，在最大可能关注最不利人群的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
四、结论
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Rawls）在其哲学巨著《正义论》的开篇中写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并指出，社会正义的原则，就在于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在于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不可否认，无论在一国内部或是国家之间，都普遍存在着相互间的某种合作，正是这些合作产生的巨大利益，使得社会经济能够蓬勃发展，使得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身受其益。所以，基于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就应当能够体现社会正义，能够使得包括最不利者在内的每个个体自愿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并能够以此维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基于前述对福祉以及福祉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福祉最大化的条件下，仍然有可能构建一个更为关注最不利人群、更有益于构建稳定社会秩序的分配标准——“能够识别并遵循既定社会财富下的有效合约线，在最大可能的关注最不利人群的基础上，保障个人基本权利”。我们不能确定这一标准是否能够完全满足正义价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是一种更符合正义价值的尝试。
在当今世界，物质财富的充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过剩消费在侵蚀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这其中，不仅有发生于一国内部的、更有发生于国家之间的；不仅有轻微的冲突、更有激烈的对抗。这些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正义观下的、以福祉为价值目标的全新分配标准，将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矛盾，更有利于缓解国际冲突；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祉；不仅有利于改善社会问题，更有利于构建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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