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土办的首届环境美学与美丽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5月20-24日在湖北武汉召开,陈望衡、罗尔斯顿(美国)、米歇尔·柯南(法国)、瑟帕玛(芬兰)、穆尔(荷兰)等国际环境美学领域专家参会。此次会议搭建了环境美学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为建设“美丽中国”建言献策。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土办的首届环境美学与美丽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5月20-24日在湖北武汉召开,陈望衡、罗尔斯顿(美国)、米歇尔·柯南(法国)、瑟帕玛(芬兰)、穆尔(荷兰)等国际环境美学领域专家参会。此次会议搭建了环境美学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为建设“美丽中国”建言献策。
其他文献
目前国内外学界一般将高句丽游人视为贫苦自由民,但文章认为高句丽“游人”应为从下户分化而来的依附于大家的奴隶。透过“游人”的社会地位,指出高句丽后期社会由贵族、五部自由民、普通自由民和“游人”组成。其中前两个阶层属于坐食者,但须为王国服兵役,普通自由民要承受赋税和兵役的双重负担,“游人”主要是为贵族和五部自由民服务的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绝大多数社会碎片化研究.都将碎片化定性为消极的.“碎片化一整体性”范式是碎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现象的“微”共同体,在“加剧”城市社区和基层社会碎片化的同时,却为居民提供了持久的交往事由,降低了交往难度,提升了情感密度,并生产出“本能的中意”。而且,这种“加剧”的碎片化在与脱域共同体的相得益彰中.不仅不会必然破坏居民对社区和社会的整体感,反而会使作为地域共同体的城市社区共同体重拾可能,使居民在“冰冷的现代性”中重拾亲密的情感联结。以辩证视角看待城市社区“微”共同体带来的碎片化.有助于避免走
林自栋,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从事绘画创作与艺术语言研究,水墨作品三次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很多美国记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竞相报道中国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切。而这些记者的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因此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也迥然不同。在历史的验证下.埃德加.斯诺的报道最为客观且富有正义感。文章通过斯诺与美国其他记者对中国认识的比较,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铭记历史,另一方面鼓励我们学习埃德加·斯诺“用事实说话”的精神,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的优良作风,学习其努力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状态,争取和平社会的人道主义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优秀品质。
西学东渐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从西方得到诸多资源和借鉴。然而在这种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中,对西方文论的平等审视、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发扬、对中国文论原创话语的建设却显薄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于2012年提出“强制阐释”的论题,深入辨析西方现代文论存在的强制阐释之局限,此话题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张江、朱立元、王宁、周宪四位先生围绕此论题的讨论文章从2015年初起已陆续与读者见面,本刊发表第六组讨论文章,希望使这一论题更加深入,并得到读者的关注。
文章通过介绍美国对小型企业、弱势工商企业以及少数群体企业(MBE企业)的扶持性措施.结合联邦高法的两大案件,探讨了美国在扶持MBE企业方面的做法。美国对MBE企业的扶持性措施发生过数次变迁,也充满了灵活性与复杂性。这些措施在协助企业获得政府合同份额的同时。也造成了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甚至破坏了族群团结。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与落实少数民族企业的扶持性政策的过程中.不宜将少数民族身份作为入选扶持性项目的唯一标准;不宜以设立硬性指标或预留比例的方式来落实政策:不宜通过降低门槛的方式来落实政策;需要多项措施并
“国际”一词在清末首次出现,到民国时期已经被频繁使用,表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国际化”一词最早出现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表述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日益密切的接触与交流。早期国人常用“世界主义”和“大同主义”来表达与“国际化”大致相同的意思。“教育国际化”一词最早见于《青年进步》1925年第86期一篇题为《教育国际化之方案》的译文,作者为日本教育家泽柳政太郎。民国学者对“教育国际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两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他们认为通过教育国际化可以有效
文化何以传播,何以交融,何以发展,这是跨文化研究的重点问题。分别从中、西哲学和文化发展脉络及比较视角,并呈文化发展历程梳理与文化理论分析,史论结合,或许可为问题的发展找到新的路径。由此,本刊以“跨文化视界:过程·选择·融合”为题,邀请五位专家,再议此题,以期引起学界深入思考。
第二国际创立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为了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的统一,伯恩施坦在实践维度上主张争取民主权利、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维度上把新康德主义式的伦理及追求伦理目标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力量和最终旨归。这两个维度上的重构虽然各有侧重,但最终结果却是一致的: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变成了一场“巨大的文化运动”,即一场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以提高无产阶级法权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启蒙”运动。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其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冲突的方式对当代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