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未曾读过鲲西的著作。二○一四年年底鲲西去世，读了上海作家躲斋发表的纪念文章，才买到了他的一册集子《三月书窗》。此书仅一百七十一页，十二万字，系其生前出版的第一册随笔集，其时鲲西已八十一岁。文史学者钱伯诚在此书的序言中对鲲西有一段非常概括的评价：“鲲西早年多从老师大儒游，含英咀华，学养素厚，但不轻易为文。他是自八十年代起方较多地写些文章的，但亦不苟作。他博览群书，中外兼修，尤邃于西学。每拈一题，议论出入今古，精义迭出，启人心智。”我读鲲西的这册著作，确如钱伯诚之所评价，文章精深高妙之处，令我回味再三；遗憾的是我读鲲西的文章太晚，幸好其文章的光华尚在。而我又读此书的后记，却被其中一句话深深感动，以为这也是认识鲲西的人与文的一种很好的途径：“书和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都靠朋友之间相互传递信息，我把这叫作种子，我之得读亨利·詹姆士和E.M.福斯特小说皆出于卞之琳的推荐和介绍，所以别人影响我的，我也会影响别人，这就是如下种子一样的作用。”
　　收入《三月书窗》之中的文章多为书评和忆旧文章，其中书评文章皆有特色，用鲲西的话来说便是：“书评是一门艺术，它要言之有物，文不宜长，它又必须具有作者个人的风格。”接着他又举例如下：“四十年代我最欣赏叶公超先生写的叶芝编的《牛津现代英诗选》一篇长评，发表于《文学杂志》，谈英诗如数家珍，叶集已出，读者不妨一读，定信所言不虚。”我这里抄此一段，恰巧想到了鲲西关于读书“如下种子一样的作用”的善德。由此我才发现，几乎所有的书评文章和回忆文章中，他都以极为巧妙的方式向读者推荐优秀的文章，其笔尖流露着深厚的功底和浓浓的感情。在文章《古罗马寺旁的沉思》一文中，鲲西谈其读《吉本自传》的心得，其中特别强调道：“书是这部自传最常见也最动人的话题，吉本对于书所洋溢的热烈的喜爱几乎贯穿于自始至终的叙述中。”并进一步评价写成六大卷《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吉本对于今人的启示：“吉本的书，他的一生从不改变其初衷的对于书的热情，或许是现代人的一帖清凉剂。”
　　鲲西一九三八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这一求学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也是他晚年念兹在兹的事情。在《古罗马寺旁的沉思》一文的结尾，鲲西谈到了他最初接触吉本著作的经过，并由此使他在晚年倍感散播好书的功德，而这一段也是极为动情也十分优美的篇章，不妨摘抄如下：“我之得知吉本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在战争第二年，北方三校的文法学院再从长沙和南岳迁往云南蒙自。蒙自曾是西南边上重要的海关驻地，我们到那里时海关已撤销，却留下几所漂亮的洋房，做了校舍。虽然烽火连天，这平静的小城却弦歌不断。何况三校名师教授相继汇集于此，更是令人兴奋。我自己则听本系陈通夫先生在课堂上大讲斯宾塞和人口问题，又去听了钱宾四先生的中国史，然而印象最深的是叶公超先生。我作为非文学院学生，贸然去旁听他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吉本正是在那课堂上听到的。叶先生每次进去教室，必口衔烟斗以流利英语作开场白，讲到兴酣时杂以中国话。记得他曾比画说吉本怎样排比搜集到的各种史料。他的极饶有风趣的讲课，加上那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正如其文章一样令人心悦难忘。”
　　除了这段对于西南联大的回忆之外，鲲西还先后写过《清华园感旧录》《续清华园感旧录》《再续清华园感旧录》《记潘光旦师》等关于清华园师友的忆旧文章，而这些文章的最大感慨，便也正如他在《古罗马寺旁的沉思》一文末尾所论述的那样：“种子是那时播下的，但师长的诱导难以忘却，而当时战火中的小城居然保持着不倦的小城风气又是历史中最难忘记的一页。”在《清华园感旧录》一文中，他以深情的笔调回忆了清华历史系读书时的丁学良，也简要谈论了丁学良一九五七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后，因为被打成右派而自沉于燕大的未名湖的悲剧，但对于鲲西来说，他念念不忘和更为愿意告诉今天的读者的是丁学良的一篇翻译佳作：“他翻译的英国散文家赫德森（W.H.Hudson）一篇题为《在克劳默海滩》的散文，好像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掩存于心中的秘密，一种无言的相识，这是写少女的早熟的美，我极喜欢此文，一半由于译文的优美和对于丁君的怀恩。”鲲西说丁学良的此篇翻译，是留给他的“一个纪念”。
　　虽然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但显然，鲲西对于文学是怀有很深的情感的。除了上面谈到的外文系的叶公超先生的影响，鲲西对于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又曾在清华外文系任教的钱锺书充满敬佩之情。他先后写过多篇关于钱锺书著作的书评文章，《诗·画·音乐》一文是对于钱先生《旧文四篇》一书的评论，但鲲西在此文中重点谈了其中的一篇《通感》。为了讲清关于“通感”这一概念，他特别举了英国小说中的两個极好的例子来说明，其中一则我读后便是印象非常深刻：“阿尔达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旋律与对位》 （Point Counter Point）描写室内乐演奏巴哈的B小调弦乐和长笛组合，作者巧妙地使我们感觉到好像长笛的音响也在空气中震荡一样，而在赋格曲乐章中当不同声部交替出现时，作者简直就使大提琴、小提琴和长笛仿佛具有一种人格化的形象。这是一次美妙的室内乐演奏会，又是一个交际的场合，音乐的气氛和听众的反应是这样生动地被融汇成一体，对于音乐的描绘这不失一段精彩的篇章。”
　　《读钱札记》是关于钱锺书的又一篇读书随笔，历数他读钱先生的几册著述的心得和体会，而我读后觉得他对于钱先生早年所作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分析最为深情也最为精到，深情是因为其中凝聚着自己当初读钱先生作品的记忆，精到则或许是因为先生也是对于写作散文别有慧心，因而才能心有灵犀。关于钱先生的散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他说“其初发表时引起的轰动，是我记忆中最深的”，而他又是这样形容这篇文章当初引起的轰动：“平静的昆明好像无端引来一泓涟漪，人们想问的是什么是这篇奇文背后的作者的灵感由来。”对于这篇散文的妙处，他一步步地推论，最后才这样总结其“灵感由来”：“但我倒想说夜访录是高度浓缩了抽象化的充满机智的嘲讽，不知读者是否会察觉它和作者一部力作《围城》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而对于文集中另一篇文章《窗》，他则以为是“最爱读的一篇”，“钱文最善于征引，其佳处在于比喻之妙和令人心服的作者思绪之敏捷”，“然而散文又有着自然流露真情之一面，那都是来自素日无意中产生的感觉”。由鲲西的这篇文章，我甚至急于再重读钱先生的这两篇旧文。
　　由此似乎不难看出，虽然鲲西所写大多都是读书随笔或者书评文章，但确实是“言之有物”，也是有着他的“个人的风格”的，而这“个人的风格”，我以为便是博览群书而又能触类旁通，显示了他在文学上的敏锐判断和深厚修养。此书还多次谈到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他谈论陈的专著《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则以为陈寅恪是受到了汪容甫的文章《经旧苑吊马首真》的“影响和感发”，并进一步引申道：“前人说古今文心名理都出于一气，学者与学者之间，文士与文士之间都有着他们先后的思想渊源，善读陈氏著作者，是不难发现比这更多的思想嬗递的痕迹的。”另有一篇谈论周作人最后一部译著古希腊《卢奇安对话集》，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由周氏翻译这册古希腊的著述，他想到周氏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一篇名为《希腊之余光》的文章，并如此感慨道：“作者对于希腊精神长久所怀的敬意，以及写作此文与后来又译《对话集》中间二十年的相隔，令我觉得冥冥中这两者似乎有什么可联系的东西，即由此所反映出作为作者和译者的周氏某种心态的延续。”由此可见，鲲西的这种“个人的风格”，既是一种论述和分析的风格，也是他希冀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如下种子一样”的作用吧。
　　二○一六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