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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关键词：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OFDI；一带一路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84-08；中图分类号：F732；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称“一带一路”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时，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创新合作模式。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经济发展潜力巨大。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
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多的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包括了少数发达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遭受着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恐怖主義盛行的困扰，一些国家与中国还存在地缘冲突。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亚洲、欧洲、非洲等65个国家，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也考察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是否有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母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投资安全提供保障，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存在政治风险高、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特点，本文试图探讨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否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分析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国内外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多，但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抑制母国对其投资（韦军亮、陈漓高，2009[1]；王海军，2012[2]）；另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Ramasamy et al.2012[3]）。Buckley et al.（2007）根据我国1984—2001年的OFDI数据进行回归，指出我国的OFDI除了更倾向于流向与本国距离相近、文化相似、市场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之外，还更加偏好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我国OFDI政治风险偏好可能在于寻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韦军亮、陈漓高，2009[1]；杨娇辉等，2015[4]）。Kolstad 和Wiig（2012）通过引入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发现我国的OFDI更加偏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制度质量差的国家。[5]
在研究OFDI影响因素中，文化差异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随着Kought & Singh（1988）在Hofstede（1980）提出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基础上构建了文化距离指标[6]，Ronald Inglehart 基于世界文化价值观调查（WVS）结果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研究文化距离对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受到关注。许和连和李丽华（2011）[7]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6个国家样本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表明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文献发现，文化距离既会给OFDI带来外来者劣势，也会带来外来者优势。Kang & Jiang（2011）[8]认为文化距离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从而影响OFDI的区位选择，然而在研究中国对东南亚、东亚OFDI时发现中国倾向于向文化距离较远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綦建红等（2012）研究中国2003—2010年对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四种方法计算文化距离，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OFDI不是简单地负相关关系，而是U型关系。[9][10]
另外，随着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不断深入，外交活动、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理论上，母国政府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为对外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潘镇、金中坤，2015[12]）。潘镇和金中坤（2015）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中国的OFDI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国家。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研究认为双边良好的外交活动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宗芳宇等（2012）研究指出双方投资协定（BIT）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但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还比较困难，本文借鉴国际上运用广泛的事件数据分析法，运用归一化处理，定量衡量双边关系。
目前的文献缺少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而且现有研究没有将双边关系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2003—2014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两条线，采用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及其他控制变量来比较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风险防范提供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43个主要国家，主要是基于投资规模、国家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三个标准。截止2014年底，中国对上述43个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占到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977%。本文根据以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为指导，并参考国家前沿战略支撑平台“一带一路”数据库（www.ydylcn.com），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以色列、斯里兰卡；“丝绸之路经济带”：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希腊 、塞浦路斯、立陶宛、土耳其、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捷克。
在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方式的选择上，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显著，但是模型中含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地理距离、文化距离），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会删除重要解释变量。然后在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如表1所示。为得到稳健型结果，本文选用面板矫正误差（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model简称PCSE）方法。
本文的基准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在投资模型中加入所需研究的变量，具体模型构造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
（二）数据构造及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被解释变量不能为负值，而OFDI流量有负值的情况，目前主要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以OFDI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二是通过公式 转换（Busse 和Hefeker， 2007）。本文选取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既解决了负值问题，又避免了流量数据短期内波动很大的问题。
2.解釋变量
政治风险（PRI）。本文选取美国著名的政治风险测定服务公司PRS （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 ）集团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定期发布的政治风险指数。PRS将政治风险分为12个维度，分别是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回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事干预政治、宗教参与政治、种族关系紧张、法律与秩序、民主责任、官僚主义，并依据规则对12个维度分别打分。PRS发布的政治风险指数涵盖140多个国家1984年以来12个维度的数据，将12个维度的分数相加得到综合政治风险，分数越高，风险越小。本文对原数据取倒数后乘以100，所得PRI越大，政治风险越大。
文化距离（CDI）。Hofstede（1980）提出文化的四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个人主义、男性/女性度。Kought 和Singh（1988）在Hofstede提出的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提出测量文化距离的公式： 。CDj表示中国与第j个国家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j个国家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Iic表示中国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Vi表示所有国家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方差。
双边关系（BIL）。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从狭义上看是政治关系。潘镇、金中坤（2015）[12]定义政治关系为国与国之间出于维护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往来，扩大国际影响等战略考虑而结成的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张建红、姜建刚（2012）[11]分析研究了高层互访、双边冲突、建交时间和友好城市等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门洪华、刘笑阳（2015）[13]指出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为双边关系提供制度化的框架，中国将伙伴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的建交时间受东道国独立时间的影响，国家间的双边冲突具有偶发性，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中国发生双边冲突的国家很少，本文在确立双边关系这一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未选用建交时间、双边冲突。
本文采用与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的三个概念来量化双边关系：一、高层互访（VIS）：借鉴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方法，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席、总统）互访的得分为2，其他领导人访问的得分为1，访问包括第三国会晤，以特定年份访问次数乘以得分来衡量；二、伙伴关系（FRI）：一般伙伴关系得分1，全面伙伴关系得分为2，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3，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4；三、友好城市（CIT）：以该年度两国省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存量来衡量。双边关系BIL=VIS+FRI+CIT。其中：
VIS=该国当年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最大值。
FRI=该国当年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最大值。
本文选取友好城市作为衡量双边关系的一项指标，但是人口越多城市数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的机会越大。定义：相对友好城市系数=友好城市数/该国总人口。CIT=该国当年与中国相对友好系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相对友好城市系数最大值。
3.控制变量
国民生产总值（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DIS）：两国首都地理距离。地理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双边进行经济贸易时成本的大小。中国对东道国出口（EXP）：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对东道国出口与OFDI正相关，项本武（2007）利用引力模型对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OFDI和进出口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更加倾向于出口创造性。贸易依存度（YCD）：东道国与所有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衡量一国的开放程度。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YCD=（进口+出口）/GDP。自然资源（RES）：在对外直接投资文献中，解释中国OFDI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Buckley et al.， 2007），Aleksynska 和Havrylchyk（2012）[14]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越多的国家，FDI流入也会增加。对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中国，寻求东道国自然资源可能是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用燃料、矿石、金属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来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选择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别回归。回归方程（1）—（3）为全样本，来自“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回归方程（4）—（6）的样本来自“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简称“一路”；回归方程（7）—（9）的样本来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简称“一带”。为解释OFDI倾向于高政治风险国家的现象，本文引入双边关系与政治风险、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的交叉项。相关变量中心化后，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10，从而排除了多重共线性。
（一）全样本分析
本文方程（1）中PRI的系数为1046，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OFDI有促进作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一般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CDI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显示与东道国文化差异抑制我国的OFDI，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许和连、李丽华，2011[7]；綦建红、杨丽，2012[9]）。BIL系数为3875，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有显著正影响，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东道国投资。 首先，中国跨国公司在决定对外投资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我国为了加快“走出去”战略，制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产业目录》中国家的选取原则也依据与中国双边关系来选取：一是周边友好国家；二是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的国家；三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四是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其次，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良好的双边关系能促进母国通过外交渠道对东道国施加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
理论上，考虑到投资安全性，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本文得出相反的结论，为探究原因，方程（2）引入交叉项BIL×PRI，系数为-7446，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与东道国政治风险是替代关系，政治风险的效应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而降低，揭示了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是我国投资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显著影响OFDI且可能影响PRI效应的变量是自然资源，方程（3）引入交叉项RES×PRI，系数为3249，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中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是伴随关系。说明样本中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有较高的政治风险。
方程（1）结果显示GDP系数为负，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对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有负效应。可能原因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资金和技术。其他控制变量中，DIS系数在5%水平下为负，说明与东道国地理距离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有负作用。EXP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效应。YCD系数在1%水平下为正，表明东道国贸易越开放，越有利于我国对其投资。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比分析
“一路”与“一带”的回归结果在PRI、CDI和DIS上有显著差异。方程（4）—（9）中，“一路”样本国中PRI在1%水平上显著為正，而“一带”样本国中， PRI系数不显著。“一路”和“一带”沿线国家PRI平均值分别为166和134，说明“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政治风险高的特点，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较低。“一带”沿线国家包括少数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和少数发达国家，平均而言政治风险较低，所以PRI显示为不显著。“一路”样本国中CDI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一带”样本国中，CDI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綦建红等，2012）。方程（4）—（6）中DIS系数不显著，方程（7）—（9）中DIS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理距离阻碍我国对“一带”沿线国家的投资，而对“一路”国家影响不大。“一路”国家多为亚洲国家，我国OFDI发展初期较多投资于东盟等邻近国家，样本“一路”中21个国家投资总量占“一带一路”样本43国总投资的70%以上，相对“一带”国家而言，发展较早，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投资的发展，地理距离的消极作用逐渐淡化，不再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交互项PRI×BIL的系数在“一路”和“一带”样本中分别为-15779和4244，但在“一带”上不显著。表明在“一路”样本下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一路”国家政治风险较高，当发生高风险政治事件时，本国政府基于好的双边关系鼓励企业投资的作用减弱。而“一带”样本中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BIL对OFDI的促进作用不突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面板数据，利用PCSE模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特点。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国家呈现出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2）本文选取高层互访、伙伴关系、友好城市三个指标，运用归一化原理，计算出双边关系系数，验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虽然阻碍我国OFDI，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阻碍作用减弱；（4）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表现为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显著。
本文结合国际商务和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作出以下几点贡献：首先，本文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到东道国投资的促进作用，并采用适当方法将双边关系量化，以前的研究都采用如建交时间、高层访问、友好城市、BIT等单一因素，稳健性较差，完善了国际商务研究中双边关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得出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减少东道国政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实证研究中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给出新的解释。此外，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我国对“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投资的差异，“一路”国家普遍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与我国文化差异大。我国对“一路”国家投资表现为政治风险偏好的特点，文化距离阻碍我国对“一路”国家的OFDI，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我国对“一带”国家投资中，东道国政治风险影响不显著，文化距离在“一带”国家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有显著阻碍作用。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体系和投资保险制度。从实证结果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但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提前做好风险预警是保障投资安全的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东道国的风险，比如战争、政治暴乱、征收及国有化，投资保险有利于减少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二、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与东道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积极与东道国建立伙伴关系，结成友好城市、签订有利于保护投资和贸易的合作文件，如《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减小对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中国对“一路”国家OFDI显示出明显的资源寻求取向，并且往往需要承受高的政治风险，投资安全问题突出。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修建港口、基础设施，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修建铁路，出口高铁，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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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萧敏娜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韩民春（1968—），男，辽宁大连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WTO、世界经济；江聪聪（1990—），女，湖北随州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
关键词：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OFDI；一带一路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84-08；中图分类号：F732；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称“一带一路”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时，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创新合作模式。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经济发展潜力巨大。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
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多的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包括了少数发达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遭受着政治局势不稳定、法律制度不健全、恐怖主義盛行的困扰，一些国家与中国还存在地缘冲突。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亚洲、欧洲、非洲等65个国家，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也考察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是否有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母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投资安全提供保障，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存在政治风险高、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特点，本文试图探讨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否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分析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国内外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多，但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抑制母国对其投资（韦军亮、陈漓高，2009[1]；王海军，2012[2]）；另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Ramasamy et al.2012[3]）。Buckley et al.（2007）根据我国1984—2001年的OFDI数据进行回归，指出我国的OFDI除了更倾向于流向与本国距离相近、文化相似、市场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之外，还更加偏好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部分学者研究认为我国OFDI政治风险偏好可能在于寻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韦军亮、陈漓高，2009[1]；杨娇辉等，2015[4]）。Kolstad 和Wiig（2012）通过引入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与制度质量的交叉项，发现我国的OFDI更加偏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制度质量差的国家。[5]
在研究OFDI影响因素中，文化差异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随着Kought & Singh（1988）在Hofstede（1980）提出的国家文化四维度模型基础上构建了文化距离指标[6]，Ronald Inglehart 基于世界文化价值观调查（WVS）结果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研究文化距离对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受到关注。许和连和李丽华（2011）[7]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6个国家样本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表明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文献发现，文化距离既会给OFDI带来外来者劣势，也会带来外来者优势。Kang & Jiang（2011）[8]认为文化距离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从而影响OFDI的区位选择，然而在研究中国对东南亚、东亚OFDI时发现中国倾向于向文化距离较远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綦建红等（2012）研究中国2003—2010年对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四种方法计算文化距离，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OFDI不是简单地负相关关系，而是U型关系。[9][10]
另外，随着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不断深入，外交活动、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理论上，母国政府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为对外投资提供安全保障，现有的研究也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潘镇、金中坤，2015[12]）。潘镇和金中坤（2015）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中国的OFDI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国家。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研究认为双边良好的外交活动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宗芳宇等（2012）研究指出双方投资协定（BIT）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但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还比较困难，本文借鉴国际上运用广泛的事件数据分析法，运用归一化处理，定量衡量双边关系。
目前的文献缺少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而且现有研究没有将双边关系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2003—2014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两条线，采用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双边关系及其他控制变量来比较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风险防范提供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43个主要国家，主要是基于投资规模、国家重要性和数据可得性三个标准。截止2014年底，中国对上述43个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占到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977%。本文根据以国务院授权，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为指导，并参考国家前沿战略支撑平台“一带一路”数据库（www.ydylcn.com），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以色列、斯里兰卡；“丝绸之路经济带”：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希腊 、塞浦路斯、立陶宛、土耳其、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捷克。
在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方式的选择上，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显著，但是模型中含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地理距离、文化距离），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会删除重要解释变量。然后在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如表1所示。为得到稳健型结果，本文选用面板矫正误差（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model简称PCSE）方法。
本文的基准模型采用投资引力模型，在投资模型中加入所需研究的变量，具体模型构造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
（二）数据构造及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被解释变量不能为负值，而OFDI流量有负值的情况，目前主要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以OFDI存量为被解释变量，二是通过公式 转换（Busse 和Hefeker， 2007）。本文选取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既解决了负值问题，又避免了流量数据短期内波动很大的问题。
2.解釋变量
政治风险（PRI）。本文选取美国著名的政治风险测定服务公司PRS （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 ）集团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定期发布的政治风险指数。PRS将政治风险分为12个维度，分别是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回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腐败、军事干预政治、宗教参与政治、种族关系紧张、法律与秩序、民主责任、官僚主义，并依据规则对12个维度分别打分。PRS发布的政治风险指数涵盖140多个国家1984年以来12个维度的数据，将12个维度的分数相加得到综合政治风险，分数越高，风险越小。本文对原数据取倒数后乘以100，所得PRI越大，政治风险越大。
文化距离（CDI）。Hofstede（1980）提出文化的四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个人主义、男性/女性度。Kought 和Singh（1988）在Hofstede提出的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提出测量文化距离的公式： 。CDj表示中国与第j个国家的文化距离，Iij表示第j个国家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Iic表示中国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Vi表示所有国家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方差。
双边关系（BIL）。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从狭义上看是政治关系。潘镇、金中坤（2015）[12]定义政治关系为国与国之间出于维护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往来，扩大国际影响等战略考虑而结成的政治上的亲疏关系。张建红、姜建刚（2012）[11]分析研究了高层互访、双边冲突、建交时间和友好城市等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门洪华、刘笑阳（2015）[13]指出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为双边关系提供制度化的框架，中国将伙伴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的建交时间受东道国独立时间的影响，国家间的双边冲突具有偶发性，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中国发生双边冲突的国家很少，本文在确立双边关系这一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未选用建交时间、双边冲突。
本文采用与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的三个概念来量化双边关系：一、高层互访（VIS）：借鉴张建红、姜建刚（2012）[11]方法，国家最高领导人（主席、总统）互访的得分为2，其他领导人访问的得分为1，访问包括第三国会晤，以特定年份访问次数乘以得分来衡量；二、伙伴关系（FRI）：一般伙伴关系得分1，全面伙伴关系得分为2，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3，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分为4；三、友好城市（CIT）：以该年度两国省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存量来衡量。双边关系BIL=VIS+FRI+CIT。其中：
VIS=该国当年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高层互访次数最大值。
FRI=该国当年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伙伴关系得分最大值。
本文选取友好城市作为衡量双边关系的一项指标，但是人口越多城市数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的机会越大。定义：相对友好城市系数=友好城市数/该国总人口。CIT=该国当年与中国相对友好系数/样本中所有国家所有年份与中国相对友好城市系数最大值。
3.控制变量
国民生产总值（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DIS）：两国首都地理距离。地理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双边进行经济贸易时成本的大小。中国对东道国出口（EXP）：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对东道国出口与OFDI正相关，项本武（2007）利用引力模型对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OFDI和进出口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更加倾向于出口创造性。贸易依存度（YCD）：东道国与所有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衡量一国的开放程度。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YCD=（进口+出口）/GDP。自然资源（RES）：在对外直接投资文献中，解释中国OFDI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Buckley et al.， 2007），Aleksynska 和Havrylchyk（2012）[14]实证研究表明自然资源越多的国家，FDI流入也会增加。对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中国，寻求东道国自然资源可能是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用燃料、矿石、金属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来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研究中国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选择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分别回归。回归方程（1）—（3）为全样本，来自“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回归方程（4）—（6）的样本来自“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简称“一路”；回归方程（7）—（9）的样本来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简称“一带”。为解释OFDI倾向于高政治风险国家的现象，本文引入双边关系与政治风险、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的交叉项。相关变量中心化后，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10，从而排除了多重共线性。
（一）全样本分析
本文方程（1）中PRI的系数为1046，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OFDI有促进作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一般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CDI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显示与东道国文化差异抑制我国的OFDI，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许和连、李丽华，2011[7]；綦建红、杨丽，2012[9]）。BIL系数为3875，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有显著正影响，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东道国投资。 首先，中国跨国公司在决定对外投资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我国为了加快“走出去”战略，制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产业目录》中国家的选取原则也依据与中国双边关系来选取：一是周边友好国家；二是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的国家；三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四是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其次，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良好的双边关系能促进母国通过外交渠道对东道国施加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
理论上，考虑到投资安全性，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本文得出相反的结论，为探究原因，方程（2）引入交叉项BIL×PRI，系数为-7446，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双边关系与东道国政治风险是替代关系，政治风险的效应随着双边关系的改善而降低，揭示了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是我国投资高政治风险的国家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显著影响OFDI且可能影响PRI效应的变量是自然资源，方程（3）引入交叉项RES×PRI，系数为3249，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中自然资源与政治风险是伴随关系。说明样本中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有较高的政治风险。
方程（1）结果显示GDP系数为负，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对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有负效应。可能原因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需要资金和技术。其他控制变量中，DIS系数在5%水平下为负，说明与东道国地理距离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有负作用。EXP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效应。YCD系数在1%水平下为正，表明东道国贸易越开放，越有利于我国对其投资。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比分析
“一路”与“一带”的回归结果在PRI、CDI和DIS上有显著差异。方程（4）—（9）中，“一路”样本国中PRI在1%水平上显著為正，而“一带”样本国中， PRI系数不显著。“一路”和“一带”沿线国家PRI平均值分别为166和134，说明“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政治风险高的特点，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较低。“一带”沿线国家包括少数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和少数发达国家，平均而言政治风险较低，所以PRI显示为不显著。“一路”样本国中CDI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一带”样本国中，CDI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綦建红等，2012）。方程（4）—（6）中DIS系数不显著，方程（7）—（9）中DIS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理距离阻碍我国对“一带”沿线国家的投资，而对“一路”国家影响不大。“一路”国家多为亚洲国家，我国OFDI发展初期较多投资于东盟等邻近国家，样本“一路”中21个国家投资总量占“一带一路”样本43国总投资的70%以上，相对“一带”国家而言，发展较早，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投资的发展，地理距离的消极作用逐渐淡化，不再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交互项PRI×BIL的系数在“一路”和“一带”样本中分别为-15779和4244，但在“一带”上不显著。表明在“一路”样本下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一路”国家政治风险较高，当发生高风险政治事件时，本国政府基于好的双边关系鼓励企业投资的作用减弱。而“一带”样本中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BIL对OFDI的促进作用不突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面板数据，利用PCSE模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和特点。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国家呈现出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2）本文选取高层互访、伙伴关系、友好城市三个指标，运用归一化原理，计算出双边关系系数，验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文化距离在“一路”上表现出外来者劣势，而在“一带”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虽然阻碍我国OFDI，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阻碍作用减弱；（4）双边关系对OFDI的效应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表现为随着政治风险的增加而减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显著。
本文结合国际商务和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作出以下几点贡献：首先，本文研究了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到东道国投资的促进作用，并采用适当方法将双边关系量化，以前的研究都采用如建交时间、高层访问、友好城市、BIT等单一因素，稳健性较差，完善了国际商务研究中双边关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对“一带一路”OFDI的影响，得出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减少东道国政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实证研究中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给出新的解释。此外，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我国对“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投资的差异，“一路”国家普遍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而“一带”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低、与我国文化差异大。我国对“一路”国家投资表现为政治风险偏好的特点，文化距离阻碍我国对“一路”国家的OFDI，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我国对“一带”国家投资中，东道国政治风险影响不显著，文化距离在“一带”国家上表现出外来者优势，地理距离有显著阻碍作用。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体系和投资保险制度。从实证结果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高政治风险国家，但东道国政治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提前做好风险预警是保障投资安全的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东道国的风险，比如战争、政治暴乱、征收及国有化，投资保险有利于减少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二、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与东道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积极与东道国建立伙伴关系，结成友好城市、签订有利于保护投资和贸易的合作文件，如《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三、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减小对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中国对“一路”国家OFDI显示出明显的资源寻求取向，并且往往需要承受高的政治风险，投资安全问题突出。四、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修建港口、基础设施，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修建铁路，出口高铁，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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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萧敏娜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韩民春（1968—），男，辽宁大连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WTO、世界经济；江聪聪（1990—），女，湖北随州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