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的重要施政目标。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者，更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本课题结合当前浙江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试图从目标指向、行动导向、改革取向三个视角，进一步分析探讨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路径及其衡量标准。
一、目标指向：实现五大转变
浙江今天面对的发展环境与三十年多前已截然不同，外部竞争更加激烈，内部制约也更趋复杂，亟须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早转，不快转，不主动转，浙江经济将再无优势可言。不破不立，从现有版向升级版转变，就是要破除各种约束和禁锢，稳中求进，有“进”有“立”，在增长方式、发展动力、市场主体、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上加快实现历史性转变，走出一条有浙江特色的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一）加快要素使用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要素供应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浙江经济凭借市场化先发优势，依靠块状经济的规模化生产、市场化竞争，以快、以活取胜，上项目、上规模、建园区，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当前这种“高强度要素投入—大规模生产—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市场饱和”的发展路子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一方面，挑战来自于要素供应的紧张，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力成本以15%以上的年均增幅提高，土地和能源等关键要素价格不断攀升，地荒、人荒、电荒、水荒、钱荒、能耗和环境容量指标短缺“接踵而至”。另一方面，挑战则体现在要素隐性成本的显现，生态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要求企业必须为污染排放和治理付出相应的成本，国际市场低迷、国内需求不振，使得依靠跑量摊低成本的路子已经无法走通。面对运营成本不断膨胀，企业迫切需要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加快外延粗放式增长向内涵集约式增长转变（见专栏）。
（二）加快经济增长从“出口+投资”拉动向“投资+创新”推动转变
入世以来支撑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两大动力。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构建“国际市场拉动—扩大投资生产—出口规模提高—本地收入增加—再扩大投资生产”这条循环链。这一经济循环近些年发生了重要变化。考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些年，受国际市场变动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明显下降态势，投资的波动与经济增速波动高度同步，已经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无论是国际国内还是自身的经验都证明，投资不可能一味快速增长。只有代表市场需求和创新趋势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让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持续动力必须要与创新相结合。
需引起警惕的是，当前浙江省创新投入的水平依然较低。2011年，平均每个大中型企业R&D经费支出616.16万元，拥有R&D人员31.28人，仅列全国第20位和第21位。平均每个企业研发机构人员、拥有的仪器设备原价均低于全国平均值。企业技术引进动力不足，2011年浙江引进技术经费、消化吸收经费、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三项支出仅为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的30%—50%。
如何将投资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驱动经济增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带动—企业创新投入加大—产品提质增效—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扩大”的创新驱动循环，已成为未来时期促进投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三）加快所有制结构从较单一的依靠省内民企为主的内源式发展向依靠更加开放多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以充满活力、反应迅速著称，但随着国内其他地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央企的做大做强，这种市场主体灵活的优势逐步消退。产品低端、企业弱小、布局分散、所有制单一的弊端逐渐显现，许多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与国际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一是缺跨国企业和上规模企业。2012年仅有物产集团和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远落后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二是缺鲜明有影响力的主业。一方面，业态分散，许多大型制造企业缺乏鲜明主业，资产收入主要构成多来源于房地产等非主营收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另一方面，企业多从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配套行业，依赖性强、市场容量小，成长性不高，企业的产业层次低、投入产出效益水平低，停留在模仿生产阶段，抵御市场波动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较弱。
用发展的眼光看，发挥民企灵活的优势，适度吸收国资、外资等高能资本，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改变浙江企业走出当前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加快产业结构从低端产业和价值链底端向中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转变
与弱质企业相伴生，浙江省产业结构总体偏低，目前相当多的企业仍处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层次。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8万/人，仅为全国的70%，约为日本的25%、美国的20%。分析原因，双重“低端锁定”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结构低端锁定。近二三十年全省产业结构变动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主导产业低端固化。1986—2012年26年间，浙江前十位制造业产业基本稳定，传统的纺织业、电气机械牢牢占据着前两位。近十年来，纺织业产值第一的位置“纹丝不动”。其二，结构调整滞后。浙江工业结构变动率由“九五”时期最高的38.4%下降至“十一五”的23.7%，转型升级速率放缓。2005—2012年7年间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仅为26.4%。由于结构调整成效不如福建、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速在上述省份中排名垫底。
二是价值链低端锁定。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是速度型效益，即增长快，效益好；增长慢，效益差。尤为明显的是，增速下滑的“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经济效益指标也急剧下滑。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仅为江苏的53%，利润总额少2796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位中被河南省超过，列第5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虽然产业产值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效益却明显下滑。浙江制造业增加值率已经从1986年的39.8%下滑到2012年的18.4%。 结构固化、效益下滑的突出矛盾必须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层次来打破，其核心就是要加快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变，加快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升级。
（五）加快经济发展布局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变
县域经济为浙江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县域经济的先天局限性也逐步呈现。
一是资源整合能力有限。县域经济受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局限，如建设用地有限、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足等。导致县域内企业和产业起点较低、规模偏小、技术含量不高，仍停留在以小见长、以量取胜的“小狗经济”、“狼群经济”层面，较难引进和产成行业领军式的龙头大企业，在更高层级的区域竞争中显得相形见绌。
二是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在县域经济发展早期，因企业就地办厂、分散布局，导致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在随后的规划建设中，由于县域经济行政分割碎片化，重复建设依然突出，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在产业布局上，由于缺乏跨区域的产业链式延伸和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导致县与县之间同类产业区块并存，过度竞争严重，无法很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三是资源共享性较差。由于县域经济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与大城市联系不够紧密，导致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难以向县域渗透。一方面，周边县域企业利用中心城市的技术、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比较困难，不利于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周边县域居民分享中心城市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也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产业、人口压力也难以向周边县域疏解，使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等成为大城市无法根治的“顽疾”。
从发展趋势看，突破县域行政区划的限制，以更宽视野、更广范围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从原来的“县域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联接广大外围地区，形成区域内职住布局合理、通勤率较高、要素流动比较自由、产业关联度较强、公共资源配置相对均衡且有效共享，具有较强一体化倾向的“都市区经济”势在必行。
二、行动导向：做好五篇文章
推动五大转变，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找准满足发展需要、企业欢迎、政府可为的切入点。建议重点在强化创新动力、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功能分区、提高要素效率、拓展内外市场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一）突出创新驱动，做好加大三项创新投资的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发挥人的创造性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要树立优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理念，加快推动我省从劳动力流入大省向人才流入大省转变，从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本大省转变，推动少数企业家、偶然性的创新向全社会、持续性的创新转变。二是加大关键创新平台投资。创新平台在精不在多，要抓住国家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有利契机，以全省四大都市区高新园区为重点，省市合力集中布局建设一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平台、重点科技城，积极创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创新型城市。三是加大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变创新设施“全面开花”的观念，优先投资于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区和浙中城市群的骨干设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系统谋划区域骨干设施建设布局，推进实施宽带浙江、智慧城市战略。
（二）突出结构调整，做好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文章
一是提升特点。传统特色产业不可完全抛弃，也不能一成不变。提高传统特色产业发展门槛，加大治水治气和环境综合治理力度，通过能耗双控、能耗和污染指标有偿交易等措施，倒逼存量落后产业淘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业技术和装备水平，提升产业生产水平和附加值，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二是培育亮点。没有增量投资的扩大就没有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要深化产业技术综合创新试点，深入推进工业强县建设试点，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支撑“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的工业设计、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由制造业“一枝独秀”转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蕾竞放”。三是突出重点。以建设产业大平台为目标，加快重点产业基地建设。依托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区和金华—义乌城市群领先的城市化水平和产业基础优势，打造国际重要的港航物流基地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在杭州、宁波、温州等中心城市建设一批总部基地，提升浙江省汽车产业基地、宁波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舟山—宁波海洋工程装备及船舶基地平台能级。四是做强焦点。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聚焦点，没有企业转型升级，也就没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大力实施“名企、名品、名牌”战略，力争形成一批本土跨国公司、一批小巨人企业、一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和一批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加快推进兼并重组，建设发展一批总部型、品牌型、高新技术型、上市型和产业联盟带动型的龙头企业。
（三）突出功能分区，做好经济布局优化的文章
一是积极推动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省域国土空间总体布局，科学谋划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框架，确定城市边界、农业区域和生态区域，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二是以都市区形态组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从国际经验看，都市区比城市群空间尺度相对小一些，但具有较高的通勤率且经济联系更紧密，是当前浙江省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佳空间组织形态。都市区建设应在合理确定都市区规划边界的基础上，以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能力为首要任务，进一步提升其产业层级，优化产业、人口和城镇布局。规划建设城际轨道交通，推动中心城市内部多种运输方式的“零距离换乘”。提高中心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打造集聚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强磁场”。探索建立都市区内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推动中心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县城和中心镇延伸。三是以中心镇、中心村为核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把建设生态文明与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中心镇发展与小城市培育，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按“新社区”要求规划建设中心村。 （四）突出效率提升，做好要素集约节约利用的文章
一是用好增量。全面实施“亩产倍增计划”，分类指导、市场定价，力争到2020年，全省新增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强度比2010年增长40%，单位工业用地总产值比2010年翻一番。二是盘活存量。加快盘活城镇、企业低效存量用地，以“三改一拆”为抓手，加快“城中村”和利用率不高的低矮房屋的整改；鼓励企业单位通过减少绿地、压缩辅助设施用地等途径提高土地容积率，对企业单位二次开发低效建设用地免征土地价款。三是开发地下。目前，浙江省已开发地下空间约1亿平方米。要加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加快出台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地下商业街、综合体等地下工程的政策措施，力争“十二五”全省新开发1亿平方米以上的地下空间。四是建设飞地。打破地域界线，支持国家级高新区和产业园区跨区域建立“飞地式”分区。深化省域间异地工业园建设，加强“四省九方”经济区合作交流，强化与中西部省份在军民结合产业、核电关联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共建共享一批异地产业园区。探索与国内外资源丰富的地区共同建立天然气、矿产等重要物质储备体系。探索用市场化手段建立“异地种粮”机制。
（五）突出平台升级，做好对外开放纵深拓展的文章
一是做强海上开放平台。强化开放门户功能建设，加快完善舟山群岛新区成为自由贸易园（港）区的基础性条件，加快宁波—舟山港域大宗商品国际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和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二是做新内陆开放平台。加快推动义乌国家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建设，加快义乌内陆综合港建设和航空口岸开放，争取设立义乌综合保税区，争取创建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提升义乌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辐射能力。三是做大境内外合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浙江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更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国际工程承包“走出去”步伐，建立一批战略资源生产供应基地、科技研发和市场营销基地，输出资本、商品和劳务，输入技术、管理和资源。四是做实虚拟网络平台。以骨干龙头电子商务企业为支撑，推动传统制造、专业市场等传统业态与电子商务互动发展，做强做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电子商务平台，让信息化成为推动中小企业、传统产业、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三、改革取向：推进五项创新
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打破各种禁锢，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建议重点围绕权力体制、要素配置、规划管理、政绩考核、民生保障推进五项创新，实现“五化同步”。
（一）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化
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力争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省份。重点建立两个“清单化”制度：一是探索建立政府权力的正面清单制度。明确规定政府该做什么，在清单范围内履行职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减少前置审批、减少审批层级，完善政府职能监督、评估机制和审批事项重大失误责任追究制。二是建立企业和市场的负面清单制度。以清单方式列明投资项目不得准入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简政放权，将更多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放权社会、放权企业、放权市场、放权基层。
（二）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
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是升级版的重中之重。要让土地、劳动、资本等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生态资源、环境质量的价值充分内化。一是地尽其力。推广实施“优化增量、盘活存量”为主的要素配置综合改革。充分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间资源，建立“以上补下、以下补上”的激励机制，进一步盘活存量。建立低效利用土地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广低丘缓坡未利用土地开发。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权利。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跨社置换、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的机制，积极稳妥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二是财尽其用。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快小微金融服务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争取在地方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涉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让资本和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去。三是人尽其才。健全以激励创新和产业化业绩为评价导向的用人制度，完善科研人员创业服务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加大人才投入力度，建好用好人才创业创新基地，大力培养引进、用好留住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着力造就一批顶尖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四是资源永续。深化能源要素配置改革，实行能源消费预算化管理。落实差别化的土地、电价、水价、污水处理费等政策。加快建立完善省级环保市场，探索节能、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和节能减排交易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三）规划管理实施稳态化
充分发挥战略规划等有为之手的作用，既要坚决执行过去确定下来正确的思路，也要与时俱进的适应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发展蓝图固化、美化，稳步推进、有效执行。一是推进多规统一融合。加强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协调，探索编制“浙江省域国土空间利用总体规划”，统筹考虑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安排，作为各类规划的顶层设计。加强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衔接协调，统筹公共资源和政策配置。加强上下位规划的衔接协调，统筹区域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完善跨区规划衔接机制。把好区域规划编制的“入口关”，建立区域规划编制的立项制度。完善区域规划实施的协调合作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三是硬化规划实施执行。加强规划综合管理的建章立制，提高规划的法律约束性，加强规划重大项目的实施，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消除“重编制、轻实施”现象。
（四）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化
方向确定了，人是执行的关键因素。要用好“指挥棒”，科学制定政绩考核体系，有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导向科学。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变“数量偏好”、“速度偏好”为质量效益优先、可持续发展优先，减少数量型、速度型考核指标，加大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指标权重。二是考核科学。加强对考核的统筹整合，简化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按照主体功能区实现分类考核，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工业和投资等指标，其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三是评估科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后评估制度以及相应的责任追溯机制，减少领导干部的短期化行为。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五）民生保障政策体系化
不断改善的民生保障是经济升级版的应有之义。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条件下，对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和一些企业出现的一些困难，要用“社会政策托底”来解决，织好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网。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城乡统筹的就业公共服务业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二是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慈善体系等制度。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四是深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业均等化，有效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住房、特困群体等居民最基本需求。
四、衡量标准：确立十项指标
评价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实际成效，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具体指标的构成，应当着重关注经济的效率效益提升，以及民生和环境的改善。同时，要更加重视结果性指标，以引导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求发展。鉴此，建议用“一揽子环境控制指标、两大结构指标、三项收入指标和四方面效率效益指标”等十项指标作为评价浙江经济升级版进程的度量标尺（详见附表）。
（一）提高“一揽子环境控制指标”标准
良好的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生活质量，是升级版的底线。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必须以绿色发展为硬约束，高标准要求生产生活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让人民拥有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和蔚蓝的天空。目前浙江省主要污染物排放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单位生产总值SO2排放量是美国的5倍、德国的10倍、日本的30倍。土壤、空气和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建议进一步扩大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的范围。在考核的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基础上，可增加PM2.5、烟尘粉尘排放以及周边海域环境质量、土壤质量等关键生态环境领域的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以此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二）加快“两大结构跃迁”
结构调整是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内容，城市化和服务业主导是浙江经济结构跃迁的“牛鼻子”，也是升级版的战略重点，必须抓好。建议以两方面的宏观指标衡量结构的变化。
城市化水平。建议采用城市化率以及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差两方面指标来度量城市化水平。目前现代化国家城市化率大多在70%以上，若未来时期浙江省能保持目前城市化推进速度，预计经过努力2020年有望达到70%左右。鉴于目前以常住人口口径的城市化率存在虚高状况，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又严重低估，为寻求相对合理的评价城市化水平指标，建议在用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率的同时，增加差值指标来衡量“人口城市化”进程。2012年浙江按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63.2%，但按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1.41%，差距有31.79个百分点，建议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等措施，推动两者差距2020年缩小到15个百分点之内。
服务业发展水平。从世界范围看，服务业占GDP比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度量指标。但就目前浙江情况而言，仅比重指标可能有失偏颇，建议增加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指标综合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目前国际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在70%以上。考虑到浙江是省域经济，建议力争到2020年浙江经济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服务业占GDP比重目标设定为超过50%，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应达到6万元以上。
（三）实现“三大收入倍增”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升级版的核心，也是度量物质富裕的重要指标。要实现升级版，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三项收入指标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地位。建议到2020年实现三项收入指标的倍增，均比2010年翻一番。
人均GDP。这是衡量区域经济生产生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目前国际上现代化的门槛约2万美元。2012年浙江省人均GDP为10052.45美元，动态考虑汇率和常住人口增速放缓等因素，到2020年全省人均GDP应超过2万美元，才能实现比2010年（6490美元）翻一番的目标，达到与目前发达国家（地区）相当的现代化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是反映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标。从国际比较看，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大多为其人均GDP的50%以上。2013年全省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851元，到2020年该指标须达到5.5万元以上（2010年不变价），年均增速应高于7%，才能在2010年（27359元）基础上完成翻一番目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是反映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指标。2013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106元，到2020年要达到2.4万元以上（2010年不变价），年均增速应高于7.4%，才能完成在2010年（11303元）基础上翻一番目标。
（四）大幅改善“四方面效率效益”
质量效益指标是反映创新驱动成效和集约节约发展的重要度量指标，也是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建议从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以及土地和能源投入产出效益等方面度量升级版的质量和效益提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这是反映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8万元，与广东相当，但分别比江苏、山东低27.9%和40%，约为美国的1/5，日本的1/4。建议到2020年浙江省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要努力实现比2010年翻一倍（约25万元），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缩小一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这是反映工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指标。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只有19.6%，分别比江苏、广东、山东低2.99、4.25、1个百分点。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率均在45%左右。建议到2020年浙江省应力争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一半，争取达到30%以上。
单位建设用地GDP。这是反映土地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2010年全省单位建设用地GDP为19.59万元，根据“亩产倍增计划”，2020年全省单位建设用地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32万元/亩。同时，全省单位工业用地总产值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338万元/亩。
单位GDP能耗。这是反映能源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劣的重要表征指标。2012年全省单位GDP能耗为0.59万吨标准煤，领先于江苏、山东等发达省份，但仍比发达国家高出1.5—2倍。建议未来总体保持目前削减速度，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可下降到0.46万吨标煤的较低水平。
（本课题为浙江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重点研究课题成果）
（黄勇，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周丹，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朱李鸣，浙江省发展规划院。江振林，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潘毅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一、目标指向：实现五大转变
浙江今天面对的发展环境与三十年多前已截然不同，外部竞争更加激烈，内部制约也更趋复杂，亟须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早转，不快转，不主动转，浙江经济将再无优势可言。不破不立，从现有版向升级版转变，就是要破除各种约束和禁锢，稳中求进，有“进”有“立”，在增长方式、发展动力、市场主体、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上加快实现历史性转变，走出一条有浙江特色的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一）加快要素使用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要素供应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浙江经济凭借市场化先发优势，依靠块状经济的规模化生产、市场化竞争，以快、以活取胜，上项目、上规模、建园区，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当前这种“高强度要素投入—大规模生产—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市场饱和”的发展路子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一方面，挑战来自于要素供应的紧张，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力成本以15%以上的年均增幅提高，土地和能源等关键要素价格不断攀升，地荒、人荒、电荒、水荒、钱荒、能耗和环境容量指标短缺“接踵而至”。另一方面，挑战则体现在要素隐性成本的显现，生态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要求企业必须为污染排放和治理付出相应的成本，国际市场低迷、国内需求不振，使得依靠跑量摊低成本的路子已经无法走通。面对运营成本不断膨胀，企业迫切需要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加快外延粗放式增长向内涵集约式增长转变（见专栏）。
（二）加快经济增长从“出口+投资”拉动向“投资+创新”推动转变
入世以来支撑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两大动力。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构建“国际市场拉动—扩大投资生产—出口规模提高—本地收入增加—再扩大投资生产”这条循环链。这一经济循环近些年发生了重要变化。考察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些年，受国际市场变动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明显下降态势，投资的波动与经济增速波动高度同步，已经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无论是国际国内还是自身的经验都证明，投资不可能一味快速增长。只有代表市场需求和创新趋势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让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持续动力必须要与创新相结合。
需引起警惕的是，当前浙江省创新投入的水平依然较低。2011年，平均每个大中型企业R&D经费支出616.16万元，拥有R&D人员31.28人，仅列全国第20位和第21位。平均每个企业研发机构人员、拥有的仪器设备原价均低于全国平均值。企业技术引进动力不足，2011年浙江引进技术经费、消化吸收经费、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三项支出仅为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的30%—50%。
如何将投资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驱动经济增长，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带动—企业创新投入加大—产品提质增效—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扩大”的创新驱动循环，已成为未来时期促进投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三）加快所有制结构从较单一的依靠省内民企为主的内源式发展向依靠更加开放多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以充满活力、反应迅速著称，但随着国内其他地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央企的做大做强，这种市场主体灵活的优势逐步消退。产品低端、企业弱小、布局分散、所有制单一的弊端逐渐显现，许多企业做不大、做不强、做不长，与国际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先进水平差距明显。一是缺跨国企业和上规模企业。2012年仅有物产集团和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远落后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二是缺鲜明有影响力的主业。一方面，业态分散，许多大型制造企业缺乏鲜明主业，资产收入主要构成多来源于房地产等非主营收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另一方面，企业多从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配套行业，依赖性强、市场容量小，成长性不高，企业的产业层次低、投入产出效益水平低，停留在模仿生产阶段，抵御市场波动和持续创新的能力都较弱。
用发展的眼光看，发挥民企灵活的优势，适度吸收国资、外资等高能资本，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改变浙江企业走出当前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加快产业结构从低端产业和价值链底端向中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转变
与弱质企业相伴生，浙江省产业结构总体偏低，目前相当多的企业仍处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层次。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8万/人，仅为全国的70%，约为日本的25%、美国的20%。分析原因，双重“低端锁定”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结构低端锁定。近二三十年全省产业结构变动有两大突出特征：其一，主导产业低端固化。1986—2012年26年间，浙江前十位制造业产业基本稳定，传统的纺织业、电气机械牢牢占据着前两位。近十年来，纺织业产值第一的位置“纹丝不动”。其二，结构调整滞后。浙江工业结构变动率由“九五”时期最高的38.4%下降至“十一五”的23.7%，转型升级速率放缓。2005—2012年7年间浙江制造业结构变动率仅为26.4%。由于结构调整成效不如福建、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速在上述省份中排名垫底。
二是价值链低端锁定。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是速度型效益，即增长快，效益好；增长慢，效益差。尤为明显的是，增速下滑的“十一五”时期浙江工业经济效益指标也急剧下滑。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仅为江苏的53%，利润总额少2796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位中被河南省超过，列第5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虽然产业产值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效益却明显下滑。浙江制造业增加值率已经从1986年的39.8%下滑到2012年的18.4%。 结构固化、效益下滑的突出矛盾必须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层次来打破，其核心就是要加快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变，加快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升级。
（五）加快经济发展布局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变
县域经济为浙江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县域经济的先天局限性也逐步呈现。
一是资源整合能力有限。县域经济受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局限，如建设用地有限、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足等。导致县域内企业和产业起点较低、规模偏小、技术含量不高，仍停留在以小见长、以量取胜的“小狗经济”、“狼群经济”层面，较难引进和产成行业领军式的龙头大企业，在更高层级的区域竞争中显得相形见绌。
二是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在县域经济发展早期，因企业就地办厂、分散布局，导致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在随后的规划建设中，由于县域经济行政分割碎片化，重复建设依然突出，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在产业布局上，由于缺乏跨区域的产业链式延伸和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导致县与县之间同类产业区块并存，过度竞争严重，无法很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三是资源共享性较差。由于县域经济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与大城市联系不够紧密，导致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难以向县域渗透。一方面，周边县域企业利用中心城市的技术、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比较困难，不利于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周边县域居民分享中心城市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也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产业、人口压力也难以向周边县域疏解，使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等成为大城市无法根治的“顽疾”。
从发展趋势看，突破县域行政区划的限制，以更宽视野、更广范围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从原来的“县域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联接广大外围地区，形成区域内职住布局合理、通勤率较高、要素流动比较自由、产业关联度较强、公共资源配置相对均衡且有效共享，具有较强一体化倾向的“都市区经济”势在必行。
二、行动导向：做好五篇文章
推动五大转变，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找准满足发展需要、企业欢迎、政府可为的切入点。建议重点在强化创新动力、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功能分区、提高要素效率、拓展内外市场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一）突出创新驱动，做好加大三项创新投资的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发挥人的创造性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要树立优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理念，加快推动我省从劳动力流入大省向人才流入大省转变，从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本大省转变，推动少数企业家、偶然性的创新向全社会、持续性的创新转变。二是加大关键创新平台投资。创新平台在精不在多，要抓住国家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有利契机，以全省四大都市区高新园区为重点，省市合力集中布局建设一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平台、重点科技城，积极创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创新型城市。三是加大创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变创新设施“全面开花”的观念，优先投资于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区和浙中城市群的骨干设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系统谋划区域骨干设施建设布局，推进实施宽带浙江、智慧城市战略。
（二）突出结构调整，做好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文章
一是提升特点。传统特色产业不可完全抛弃，也不能一成不变。提高传统特色产业发展门槛，加大治水治气和环境综合治理力度，通过能耗双控、能耗和污染指标有偿交易等措施，倒逼存量落后产业淘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业技术和装备水平，提升产业生产水平和附加值，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二是培育亮点。没有增量投资的扩大就没有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要深化产业技术综合创新试点，深入推进工业强县建设试点，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支撑“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的工业设计、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由制造业“一枝独秀”转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蕾竞放”。三是突出重点。以建设产业大平台为目标，加快重点产业基地建设。依托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区和金华—义乌城市群领先的城市化水平和产业基础优势，打造国际重要的港航物流基地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在杭州、宁波、温州等中心城市建设一批总部基地，提升浙江省汽车产业基地、宁波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舟山—宁波海洋工程装备及船舶基地平台能级。四是做强焦点。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聚焦点，没有企业转型升级，也就没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大力实施“名企、名品、名牌”战略，力争形成一批本土跨国公司、一批小巨人企业、一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和一批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加快推进兼并重组，建设发展一批总部型、品牌型、高新技术型、上市型和产业联盟带动型的龙头企业。
（三）突出功能分区，做好经济布局优化的文章
一是积极推动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省域国土空间总体布局，科学谋划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框架，确定城市边界、农业区域和生态区域，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二是以都市区形态组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从国际经验看，都市区比城市群空间尺度相对小一些，但具有较高的通勤率且经济联系更紧密，是当前浙江省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佳空间组织形态。都市区建设应在合理确定都市区规划边界的基础上，以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能力为首要任务，进一步提升其产业层级，优化产业、人口和城镇布局。规划建设城际轨道交通，推动中心城市内部多种运输方式的“零距离换乘”。提高中心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打造集聚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强磁场”。探索建立都市区内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推动中心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县城和中心镇延伸。三是以中心镇、中心村为核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把建设生态文明与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中心镇发展与小城市培育，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按“新社区”要求规划建设中心村。 （四）突出效率提升，做好要素集约节约利用的文章
一是用好增量。全面实施“亩产倍增计划”，分类指导、市场定价，力争到2020年，全省新增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强度比2010年增长40%，单位工业用地总产值比2010年翻一番。二是盘活存量。加快盘活城镇、企业低效存量用地，以“三改一拆”为抓手，加快“城中村”和利用率不高的低矮房屋的整改；鼓励企业单位通过减少绿地、压缩辅助设施用地等途径提高土地容积率，对企业单位二次开发低效建设用地免征土地价款。三是开发地下。目前，浙江省已开发地下空间约1亿平方米。要加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加快出台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地下商业街、综合体等地下工程的政策措施，力争“十二五”全省新开发1亿平方米以上的地下空间。四是建设飞地。打破地域界线，支持国家级高新区和产业园区跨区域建立“飞地式”分区。深化省域间异地工业园建设，加强“四省九方”经济区合作交流，强化与中西部省份在军民结合产业、核电关联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共建共享一批异地产业园区。探索与国内外资源丰富的地区共同建立天然气、矿产等重要物质储备体系。探索用市场化手段建立“异地种粮”机制。
（五）突出平台升级，做好对外开放纵深拓展的文章
一是做强海上开放平台。强化开放门户功能建设，加快完善舟山群岛新区成为自由贸易园（港）区的基础性条件，加快宁波—舟山港域大宗商品国际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和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二是做新内陆开放平台。加快推动义乌国家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建设，加快义乌内陆综合港建设和航空口岸开放，争取设立义乌综合保税区，争取创建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提升义乌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辐射能力。三是做大境内外合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浙江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更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国际工程承包“走出去”步伐，建立一批战略资源生产供应基地、科技研发和市场营销基地，输出资本、商品和劳务，输入技术、管理和资源。四是做实虚拟网络平台。以骨干龙头电子商务企业为支撑，推动传统制造、专业市场等传统业态与电子商务互动发展，做强做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电子商务平台，让信息化成为推动中小企业、传统产业、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三、改革取向：推进五项创新
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打破各种禁锢，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建议重点围绕权力体制、要素配置、规划管理、政绩考核、民生保障推进五项创新，实现“五化同步”。
（一）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化
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力争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省份。重点建立两个“清单化”制度：一是探索建立政府权力的正面清单制度。明确规定政府该做什么，在清单范围内履行职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减少前置审批、减少审批层级，完善政府职能监督、评估机制和审批事项重大失误责任追究制。二是建立企业和市场的负面清单制度。以清单方式列明投资项目不得准入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简政放权，将更多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放权社会、放权企业、放权市场、放权基层。
（二）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
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是升级版的重中之重。要让土地、劳动、资本等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生态资源、环境质量的价值充分内化。一是地尽其力。推广实施“优化增量、盘活存量”为主的要素配置综合改革。充分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间资源，建立“以上补下、以下补上”的激励机制，进一步盘活存量。建立低效利用土地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广低丘缓坡未利用土地开发。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权利。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跨社置换、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的机制，积极稳妥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二是财尽其用。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快小微金融服务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争取在地方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涉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让资本和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去。三是人尽其才。健全以激励创新和产业化业绩为评价导向的用人制度，完善科研人员创业服务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加大人才投入力度，建好用好人才创业创新基地，大力培养引进、用好留住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着力造就一批顶尖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四是资源永续。深化能源要素配置改革，实行能源消费预算化管理。落实差别化的土地、电价、水价、污水处理费等政策。加快建立完善省级环保市场，探索节能、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和节能减排交易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三）规划管理实施稳态化
充分发挥战略规划等有为之手的作用，既要坚决执行过去确定下来正确的思路，也要与时俱进的适应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将发展蓝图固化、美化，稳步推进、有效执行。一是推进多规统一融合。加强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协调，探索编制“浙江省域国土空间利用总体规划”，统筹考虑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安排，作为各类规划的顶层设计。加强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衔接协调，统筹公共资源和政策配置。加强上下位规划的衔接协调，统筹区域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完善跨区规划衔接机制。把好区域规划编制的“入口关”，建立区域规划编制的立项制度。完善区域规划实施的协调合作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三是硬化规划实施执行。加强规划综合管理的建章立制，提高规划的法律约束性，加强规划重大项目的实施，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消除“重编制、轻实施”现象。
（四）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化
方向确定了，人是执行的关键因素。要用好“指挥棒”，科学制定政绩考核体系，有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导向科学。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变“数量偏好”、“速度偏好”为质量效益优先、可持续发展优先，减少数量型、速度型考核指标，加大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指标权重。二是考核科学。加强对考核的统筹整合，简化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按照主体功能区实现分类考核，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工业和投资等指标，其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三是评估科学。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后评估制度以及相应的责任追溯机制，减少领导干部的短期化行为。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五）民生保障政策体系化
不断改善的民生保障是经济升级版的应有之义。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条件下，对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和一些企业出现的一些困难，要用“社会政策托底”来解决，织好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网。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城乡统筹的就业公共服务业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二是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慈善体系等制度。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四是深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业均等化，有效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住房、特困群体等居民最基本需求。
四、衡量标准：确立十项指标
评价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实际成效，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具体指标的构成，应当着重关注经济的效率效益提升，以及民生和环境的改善。同时，要更加重视结果性指标，以引导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求发展。鉴此，建议用“一揽子环境控制指标、两大结构指标、三项收入指标和四方面效率效益指标”等十项指标作为评价浙江经济升级版进程的度量标尺（详见附表）。
（一）提高“一揽子环境控制指标”标准
良好的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生活质量，是升级版的底线。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必须以绿色发展为硬约束，高标准要求生产生活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让人民拥有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和蔚蓝的天空。目前浙江省主要污染物排放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单位生产总值SO2排放量是美国的5倍、德国的10倍、日本的30倍。土壤、空气和水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建议进一步扩大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的范围。在考核的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基础上，可增加PM2.5、烟尘粉尘排放以及周边海域环境质量、土壤质量等关键生态环境领域的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以此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二）加快“两大结构跃迁”
结构调整是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内容，城市化和服务业主导是浙江经济结构跃迁的“牛鼻子”，也是升级版的战略重点，必须抓好。建议以两方面的宏观指标衡量结构的变化。
城市化水平。建议采用城市化率以及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差两方面指标来度量城市化水平。目前现代化国家城市化率大多在70%以上，若未来时期浙江省能保持目前城市化推进速度，预计经过努力2020年有望达到70%左右。鉴于目前以常住人口口径的城市化率存在虚高状况，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又严重低估，为寻求相对合理的评价城市化水平指标，建议在用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率的同时，增加差值指标来衡量“人口城市化”进程。2012年浙江按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63.2%，但按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1.41%，差距有31.79个百分点，建议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等措施，推动两者差距2020年缩小到15个百分点之内。
服务业发展水平。从世界范围看，服务业占GDP比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度量指标。但就目前浙江情况而言，仅比重指标可能有失偏颇，建议增加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指标综合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目前国际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在70%以上。考虑到浙江是省域经济，建议力争到2020年浙江经济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服务业占GDP比重目标设定为超过50%，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应达到6万元以上。
（三）实现“三大收入倍增”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升级版的核心，也是度量物质富裕的重要指标。要实现升级版，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三项收入指标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地位。建议到2020年实现三项收入指标的倍增，均比2010年翻一番。
人均GDP。这是衡量区域经济生产生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目前国际上现代化的门槛约2万美元。2012年浙江省人均GDP为10052.45美元，动态考虑汇率和常住人口增速放缓等因素，到2020年全省人均GDP应超过2万美元，才能实现比2010年（6490美元）翻一番的目标，达到与目前发达国家（地区）相当的现代化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是反映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标。从国际比较看，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大多为其人均GDP的50%以上。2013年全省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851元，到2020年该指标须达到5.5万元以上（2010年不变价），年均增速应高于7%，才能在2010年（27359元）基础上完成翻一番目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是反映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指标。2013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106元，到2020年要达到2.4万元以上（2010年不变价），年均增速应高于7.4%，才能完成在2010年（11303元）基础上翻一番目标。
（四）大幅改善“四方面效率效益”
质量效益指标是反映创新驱动成效和集约节约发展的重要度量指标，也是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建议从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以及土地和能源投入产出效益等方面度量升级版的质量和效益提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这是反映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8万元，与广东相当，但分别比江苏、山东低27.9%和40%，约为美国的1/5，日本的1/4。建议到2020年浙江省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要努力实现比2010年翻一倍（约25万元），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缩小一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这是反映工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指标。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只有19.6%，分别比江苏、广东、山东低2.99、4.25、1个百分点。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率均在45%左右。建议到2020年浙江省应力争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一半，争取达到30%以上。
单位建设用地GDP。这是反映土地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2010年全省单位建设用地GDP为19.59万元，根据“亩产倍增计划”，2020年全省单位建设用地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32万元/亩。同时，全省单位工业用地总产值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338万元/亩。
单位GDP能耗。这是反映能源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劣的重要表征指标。2012年全省单位GDP能耗为0.59万吨标准煤，领先于江苏、山东等发达省份，但仍比发达国家高出1.5—2倍。建议未来总体保持目前削减速度，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可下降到0.46万吨标煤的较低水平。
（本课题为浙江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重点研究课题成果）
（黄勇，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周丹，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朱李鸣，浙江省发展规划院。江振林，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潘毅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