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的彻底破坏
　　1966年5月16日，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长达十年的浩劫从天而降。到1968年3月下旬，“文革”已经进行了“五大回合”的斗争，分别是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击退“二月逆流”；打倒了关锋、王力、戚本禹；打倒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所谓的“斗争”都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指引下完成的，公检法被彻底砸烂（仅保留了部分公安系统），斗和被斗，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除政治路线斗争外，具体执行上则另有依据。
　　首先是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全称叫《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布。“公安六条”，是陈伯达、江青提议，由谢富治起草，其目的是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这六项条款中，第二条规定了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否则“都是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惩办”；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坏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两条规定为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方便之门，许多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一个字就被打成“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
　　从“造反派”对王光美的部分审讯记录中，我们看出他们的无法无天：（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要王光美穿上出访印尼时的服装出去接受批斗，遭到王光美的拒绝。）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x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的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对法治、权利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清理阶级队伍”
　　除前所述的“公安六条”外，1967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1967年10月的《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这几个文件构成“文革”揪斗的基础文件，规定了哪一类人不得参加“文革”的造反、串联等活动，剥夺了这些人的“政治权利”。
　　导致冤假错案剧增的重要事件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提法是江青首先提出的，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由新华社发行的第1220期《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一篇《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通讯，5月13日，姚文元对此批示道：“呈主席参阅。此间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19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由于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同时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亿人。大动荡的继续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9月5日全国省级革委会全部成立，“夺权”运动全面结束，武斗也渐渐得到控制，特别是1969年4月九大召开，决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全国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形成了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运行的相对稳定期。但政治运动非但没有结束，还演变出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其中的“一打三反”又是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运动，同时也意味着对“敌人”的打击开始组织化、系统化和国家行为化。
　　“一打三反”的审查方式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于：对此前抓捕的囚犯开始大面积判决，而且对许多原本已经判决的案件又进行了重新判决，且多为重判。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产生震慑效果，把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死刑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一直放到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被判处死刑的一律立即执行。这样，死刑就变成了数字任务的完成。
　　（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