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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一向为人低调的莫言，走马灯似频频现身镁光灯下接受国内外各路媒体的采访，少有的不再“莫言”以对。在这些一问一答的对接中他不再借着自己笔下人物发声，而是直面外界对自己的探寻，甚至毫不避讳地回答了对幸福的感受——“我不知道”，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他深感惶恐并忧虑重重。
诺奖让我惊喜且惶恐
Q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和你内心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合一的吗？
A 应该说它这个颁奖词表达出了我的小说的某些特征，好像就是虚幻跟民间故事、社会问题跟历史的两种结合。当时瑞典文学院告诉我获奖的时候，我感觉到惊喜而惶恐。惊喜就是怎么会落我头上，惶恐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头上多了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人在盯着我，找我的毛病；会不会有人会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
Q 您的作品已经卖断货了。
A 不可能，我估计也是夸张。它卖多了我也很惶恐，卖得越多我越惶恐。人家说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必定是字字珠玑，篇篇是杰出的作品，假如一读之后对我很失望，那我确实很惶恐。
Q 文学就是这样，可能一个人觉得是名著其他人不喜欢。
A 在生活中我们常想让每个人满意，结果越这样得罪的人越多。写小说的时候就希望每一个读者喜欢我，结果还是很多读者不喜欢。
Q 您的作品有的被翻译成了越南文、斯洛文尼亚文，为什么要翻译成这么小众的文字？
A 都是他们自己翻译的，越南文都是盗版。它现在把我所有的书都出版了，全是盗版。 我曾经看到越南一个研究员写的一篇文章，讲我的文章在越南掀起一个效应，《丰乳肥臀》这本书翻译成越南语后，曾经在胡志明市的先锋书店一天卖出去700本，他们年轻一代写的很多小说好像也受到我这个作品的影响。所以尽管他们没有给我版税，我觉得能让更多越南读者喜欢我的书也挺好，无所谓了。
用耳朵阅读的童年
Q 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上都有天赋，您具备这种东西吗？
A 这个是不是天赋也很难说，当时就是有一点开窍了。老师有一次出题让写人物，很多同学都写的真实的人物，我就写了一个虚构的人物。老师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从此我就知道了写作文不一定要写真实事件，也就是我比其他的同学早了一点觉悟。
Q 儿时的阅读经验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A 有一次跟台湾作家座谈，我们一起讨论童年阅读经验，有的台湾作家5岁就读了《红楼梦》，我确实没法跟人家比，我说你们在用眼睛看书的时候，我在用耳朵阅读，听老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鬼怪妖狐、历史传奇，这些都变成了我小说的素材。我想这也是我小说跟其他人不一样的重要原因，如果我是看着经典文学长大的，那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作家。
Q 据说当时在村里借书不容易，需要什么代价呢？
A 为了借到同学家一本绘图本的《封神演义》去帮他家推磨，这是村里小孩最反感的劳动。推一下午磨给你一册看，看完再推再给一册，还必须在人家家里看，《封神演义》就这么看下来了。就这样周围十几个村庄的书都借着看了。
Q 看书您母亲打你吗？
A 我母亲从来也不打我。我母亲深明大义的一点就是，只要我在学习方面跟她伸手要钱，她是一定会支持的。曾经有一个邻居买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可能家里没钱问我要不要，我问母亲可不可以买，她一听要四块五毛钱就很犯愁，我向她保证买回来一定看，她就从柜子底下找出一个小手巾包来给了我五块钱，那时候一年一个家庭才分几十块钱。
Q 在部队获得提干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A 比得诺贝尔奖还要高兴，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吃国库粮的人，意味我不要再回到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已经是军官了，干部待遇了。
再也写不出《红高粱》
Q 您怎么看早期的作品呢？
A 而今回过头来一读发现都是模仿之作，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围、语言、感受。那时候写得很痛苦，为了找素材可谓挖空心思。本来在山里服役，但我写海岛的小说，抱着《辞海》把有关大海、台风、海底植物、鱼的名字查了很多，写了一篇《岛上的风》，现在看来当时真能忽悠啊。
Q 在《红高粱》上也能看到那种稚嫩吗？
A 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种胆大妄为、天马行空现在无法做到了。后来读书读得多了，理论读多了，反而就是处处雕琢，这个地方要搞点象征了，那个地方要搞点什么寄托了，结果一出来就很匠气。
Q 那是读书好还是不读书好，是学习理论好还是不学习好？
A 都好，有理论写出来严谨，挑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但是没有才气。
Q 作为一个作家，当写不出来的时候那种煎熬是什么样子？
A 煎熬就是没有好样子，抽烟啊，来回散步，转圈，抓耳挠腮，有时候也看看别的，实在写不下去就不要硬写。当然不愉快，即便在一本书相对顺利的写作当中，也不是说每天都一样，今天可能写了两千字，写得不顺，明天突然这一段写的特别有感觉，一天写了八千字，而且感觉每一个句子都很漂亮。
Q 当您在一个长篇画上最后的句号时是什么感觉？
A 那很轻松啊，就跟农民锄地，锄到头了直起腰来，田野的风吹一下，劳动之后的一种愉悦。
Q 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A 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Q 当您创作出了一个人物后，是人物在引导着作者，还是作者在引导着人物？
A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作家占主导地位，作家像上帝一样，但是当小说写到一半以后，人物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人物的性格也越来越明确，这个时候要顺着人物写了。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包括福楼拜、托尔斯泰。
Q 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艰难的时候吗？
A 在创作的过程中经常有这种低谷，在1900年有段时间我住在高密县城南关里面，整个暑假40天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放下。2005创作《蛙》的时候就突然写不动下不下去了，不明确人物到底该怎么发展了，放下开始写《生死疲劳》就感觉特别清晰，43天完成了40多万字 的初稿，又过了两年才把《蛙》重新拿来写。但这期间，脑子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部小说。
Q 您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A 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Q 有人说，您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您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A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今天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
很快一切都会过去
Q 您觉得我们现在文学的土壤怎么样？
A 比较正常我觉得。你不可能再去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坐满，一个小说出来千人传颂，天天像过节一样。那不正常。现在相对边缘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来写作、都来读小说，因为还有更多的美术、电影、音乐可以来陶冶性情，提高人的艺术修养。
Q 您这次获奖会给这个土壤里加一点肥，还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A 很快就过去了，这是我的主观愿望，对于文学的影响也会很快过去，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
Q 您对于民众对文学的阅读追求会有所改变吗？
A 改变也是相对短期的，生活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
Q 您现在是在创作的高峰期吗？
A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高峰，也许是已经走下坡了吧，我希望还能东山再起，再翻一番。
Q 您近两年的创作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
A 第一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了，第二写得多了重复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Q 作家可以为社会的进程贡献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A 作家只能通过写作改变自己改变社会，这种作用是非常微弱的。但毫无疑问读严肃文学，一方面会增加你对社会的了解，另外也会在了解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当中丰富你的内心，使自己整个确立人生价值观，人生到底该怎么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非常古老的问题。
Q 套用中央电视台现在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您现在最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您幸福吗？
A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但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但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刚得了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Q 诺贝尔奖的巨额奖金您打算怎么用？
A 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Q 您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A 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
诺奖让我惊喜且惶恐
Q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和你内心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合一的吗？
A 应该说它这个颁奖词表达出了我的小说的某些特征，好像就是虚幻跟民间故事、社会问题跟历史的两种结合。当时瑞典文学院告诉我获奖的时候，我感觉到惊喜而惶恐。惊喜就是怎么会落我头上，惶恐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头上多了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人在盯着我，找我的毛病；会不会有人会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
Q 您的作品已经卖断货了。
A 不可能，我估计也是夸张。它卖多了我也很惶恐，卖得越多我越惶恐。人家说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必定是字字珠玑，篇篇是杰出的作品，假如一读之后对我很失望，那我确实很惶恐。
Q 文学就是这样，可能一个人觉得是名著其他人不喜欢。
A 在生活中我们常想让每个人满意，结果越这样得罪的人越多。写小说的时候就希望每一个读者喜欢我，结果还是很多读者不喜欢。
Q 您的作品有的被翻译成了越南文、斯洛文尼亚文，为什么要翻译成这么小众的文字？
A 都是他们自己翻译的，越南文都是盗版。它现在把我所有的书都出版了，全是盗版。 我曾经看到越南一个研究员写的一篇文章，讲我的文章在越南掀起一个效应，《丰乳肥臀》这本书翻译成越南语后，曾经在胡志明市的先锋书店一天卖出去700本，他们年轻一代写的很多小说好像也受到我这个作品的影响。所以尽管他们没有给我版税，我觉得能让更多越南读者喜欢我的书也挺好，无所谓了。
用耳朵阅读的童年
Q 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上都有天赋，您具备这种东西吗？
A 这个是不是天赋也很难说，当时就是有一点开窍了。老师有一次出题让写人物，很多同学都写的真实的人物，我就写了一个虚构的人物。老师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从此我就知道了写作文不一定要写真实事件，也就是我比其他的同学早了一点觉悟。
Q 儿时的阅读经验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A 有一次跟台湾作家座谈，我们一起讨论童年阅读经验，有的台湾作家5岁就读了《红楼梦》，我确实没法跟人家比，我说你们在用眼睛看书的时候，我在用耳朵阅读，听老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鬼怪妖狐、历史传奇，这些都变成了我小说的素材。我想这也是我小说跟其他人不一样的重要原因，如果我是看着经典文学长大的，那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作家。
Q 据说当时在村里借书不容易，需要什么代价呢？
A 为了借到同学家一本绘图本的《封神演义》去帮他家推磨，这是村里小孩最反感的劳动。推一下午磨给你一册看，看完再推再给一册，还必须在人家家里看，《封神演义》就这么看下来了。就这样周围十几个村庄的书都借着看了。
Q 看书您母亲打你吗？
A 我母亲从来也不打我。我母亲深明大义的一点就是，只要我在学习方面跟她伸手要钱，她是一定会支持的。曾经有一个邻居买了一套《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可能家里没钱问我要不要，我问母亲可不可以买，她一听要四块五毛钱就很犯愁，我向她保证买回来一定看，她就从柜子底下找出一个小手巾包来给了我五块钱，那时候一年一个家庭才分几十块钱。
Q 在部队获得提干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A 比得诺贝尔奖还要高兴，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吃国库粮的人，意味我不要再回到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已经是军官了，干部待遇了。
再也写不出《红高粱》
Q 您怎么看早期的作品呢？
A 而今回过头来一读发现都是模仿之作，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围、语言、感受。那时候写得很痛苦，为了找素材可谓挖空心思。本来在山里服役，但我写海岛的小说，抱着《辞海》把有关大海、台风、海底植物、鱼的名字查了很多，写了一篇《岛上的风》，现在看来当时真能忽悠啊。
Q 在《红高粱》上也能看到那种稚嫩吗？
A 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种胆大妄为、天马行空现在无法做到了。后来读书读得多了，理论读多了，反而就是处处雕琢，这个地方要搞点象征了，那个地方要搞点什么寄托了，结果一出来就很匠气。
Q 那是读书好还是不读书好，是学习理论好还是不学习好？
A 都好，有理论写出来严谨，挑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但是没有才气。
Q 作为一个作家，当写不出来的时候那种煎熬是什么样子？
A 煎熬就是没有好样子，抽烟啊，来回散步，转圈，抓耳挠腮，有时候也看看别的，实在写不下去就不要硬写。当然不愉快，即便在一本书相对顺利的写作当中，也不是说每天都一样，今天可能写了两千字，写得不顺，明天突然这一段写的特别有感觉，一天写了八千字，而且感觉每一个句子都很漂亮。
Q 当您在一个长篇画上最后的句号时是什么感觉？
A 那很轻松啊，就跟农民锄地，锄到头了直起腰来，田野的风吹一下，劳动之后的一种愉悦。
Q 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A 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Q 当您创作出了一个人物后，是人物在引导着作者，还是作者在引导着人物？
A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作家占主导地位，作家像上帝一样，但是当小说写到一半以后，人物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人物的性格也越来越明确，这个时候要顺着人物写了。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包括福楼拜、托尔斯泰。
Q 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艰难的时候吗？
A 在创作的过程中经常有这种低谷，在1900年有段时间我住在高密县城南关里面，整个暑假40天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放下。2005创作《蛙》的时候就突然写不动下不下去了，不明确人物到底该怎么发展了，放下开始写《生死疲劳》就感觉特别清晰，43天完成了40多万字 的初稿，又过了两年才把《蛙》重新拿来写。但这期间，脑子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部小说。
Q 您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A 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Q 有人说，您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您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A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今天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
很快一切都会过去
Q 您觉得我们现在文学的土壤怎么样？
A 比较正常我觉得。你不可能再去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坐满，一个小说出来千人传颂，天天像过节一样。那不正常。现在相对边缘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来写作、都来读小说，因为还有更多的美术、电影、音乐可以来陶冶性情，提高人的艺术修养。
Q 您这次获奖会给这个土壤里加一点肥，还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A 很快就过去了，这是我的主观愿望，对于文学的影响也会很快过去，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
Q 您对于民众对文学的阅读追求会有所改变吗？
A 改变也是相对短期的，生活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
Q 您现在是在创作的高峰期吗？
A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高峰，也许是已经走下坡了吧，我希望还能东山再起，再翻一番。
Q 您近两年的创作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
A 第一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了，第二写得多了重复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Q 作家可以为社会的进程贡献出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A 作家只能通过写作改变自己改变社会，这种作用是非常微弱的。但毫无疑问读严肃文学，一方面会增加你对社会的了解，另外也会在了解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当中丰富你的内心，使自己整个确立人生价值观，人生到底该怎么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非常古老的问题。
Q 套用中央电视台现在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您现在最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您幸福吗？
A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但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但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刚得了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Q 诺贝尔奖的巨额奖金您打算怎么用？
A 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Q 您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A 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