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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拥堵几乎是最突出的城市病之一。
大家想出来的办法，主要是限牌和限行。今年5月，上海传出“绿牌新政”消息，纯电动微型车不再能获得免费牌照。而除了北上广深以外，更多城市也正被限行新规“套牢”。7月兰州发布的机动车限号政策就引起了很大争议，本地机动车要依尾号对应的日期上路，外地车也需单双号限行。
限牌和限行多年，“治堵”的效用如期而至了吗？不少饱受拥堵困扰的人，已经开始怀念起了摩托车。至少，这种交通工具比汽车轻便，马路上左右穿行不怕堵车，更不用担心“抢车位”的问题。
禁限摩三十六载
1985年，北京一纸“禁限令”开启了禁摩大潮，首先停发了九个区的二轮摩托车牌证，还不准二轮摩托车驶入三环路以内。
2000年后，各大省会城市迅速跟进，也是从停止发牌开始，逐渐分区域限行。今天，全国660多个城市里，超过200个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禁限摩政策。
在城市边缘和广大农村，摩托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摩托车产业界和“摩友圈”，多年来都在呼吁解禁摩托车，让摩托车重回中国城市。
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2020年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施“禁限摩”的国家，在欧洲多地都倡导多开摩托车、少开汽车，以抵消使用汽车带来的油耗、道路通行率、车位占用面积等问题。
销量腰斩，龙头企业四散
禁摩令陆续在全国推广之后，2018年的销量只剩10年前的57%，到2020年，全年的摩托车销量只剩1713.26万辆了。
时代大潮下，中国摩托车企业也不复当年了。
2019年，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多次“披星戴帽”的中国嘉陵，将公司更名为“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的“摩托车黄埔军校”，正式放弃了摩托车。
如果说嘉陵的沦落还有自身不够硬的因素，那在21世纪初踩着嘉陵步步高升的其他摩托车企业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
以龙头企业大长江、隆鑫、宗申和力帆为例，留给他们的有三条路：转出口、高端化、电动化。
2021年1-7月，全国燃油摩托车产量有933.2万辆，整车出口量就有512.04万辆，超过了一半。“三甲”大长江、隆鑫、宗申的销量分别为129.1万辆、74.85万辆、55.85万辆，半数以上产品出口，大长江的出口量更接近75%。缅甸、菲律宾、墨西哥、阿根廷，甚至美国每年都进口不少中国摩托车。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消费升级，中大排量摩托车的市场迅速扩大，250cc以上的车型增多，中高端的街车、仿赛车、旅行车，甚至巡航车和探险车的市场份额都在攀升。
而小排量的代步车就走向了电动化。可惜，传统燃油摩托车企业中，只有宗申的电动摩托车进入销量前十。雅迪、绿源、新日、台铃等靠电动车起家的企业显然更占优势，雅迪电动摩托车的销量，已经是宗申的两倍。
此外，宗申、隆鑫、力帆等摩托车企业都曾尝试转型造汽车，但除了力帆已经是较知名的汽车品牌，其他企业还未做出多大成绩。
解禁真的要来了？并不见得
其实从禁摩令开始以来，争议就一直存在。不仅摩友满肚子委屈，产业界也意见很大。
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曾援引一份欧洲的调研报告指出，城市汽车的10%用摩托车替代，可以缓解40%的交通拥堵。“在日本也做过专门的研究，提高汽车和摩托车的混行率，可以提高道路的行车速度。”
基于环保的禁摩也受到挑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的报告显示，若解禁摩托车，全国范围内约有10%的汽车出行将转变为摩托车出行，粗略预算全年可节约碳排放1650万吨。
至于“飞抢”，早已成为历史，况且经济发展水平和治安管理水平的提高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
2020年两会期间，李书福和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工商联主席、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涂建华都提案建议开放“禁限摩”。
涂建华认为，一刀切的“禁限摩”剥夺了老百姓自由出行的权利、加重了拥堵，导致摩托车销售只能面向农村，阻碍了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让中国失去了连续21年全球摩托车产量第一的桂冠。
据中汽协摩托车分会的调查，全面解除“禁限摩”将产生一个高达数千亿元规模的增量市场。
然而，哪怕是两会代表委员和产业界的多年努力，禁摩的“紧箍咒”也难以放松，一些城市也只有零星的行动。
2017年11月，西安成为全国首个解禁摩托车的城市。数年过去，西安街头的摩托车确实多了起来，十三朝古都一时成为“摩友圣地”。
但自此就再没有城市愿意解禁，“忽如一夜春风来”只是摩友圈的幻想。包括近年传出深圳、郑州、昆明等地要解禁摩托车的消息，后来也被证明只是摩友的一厢情愿。
从曾经的社会治安，到后来的交通秩序，再到如今的环保排放，摩托车面对的时代在变化，禁限的理由也在变化。在燃油车政策持续收紧的当下，我们应該暂时无法看到摩托车的回归。
但社会需求毕竟就在那里，电动车“摩托化”趋势已经愈发明显。还有一些厂家推出的高功率电摩，在价格、速度甚至外形上都无限趋近传统摩托车。当一些人还在对“摩托车”的定义抠字眼时，对更多人而言，无论用油还是用电，这些大街小巷任驰骋的两轮交通工具，才一直是几十年来不变的生活刚需。
大家想出来的办法，主要是限牌和限行。今年5月，上海传出“绿牌新政”消息，纯电动微型车不再能获得免费牌照。而除了北上广深以外，更多城市也正被限行新规“套牢”。7月兰州发布的机动车限号政策就引起了很大争议，本地机动车要依尾号对应的日期上路，外地车也需单双号限行。
限牌和限行多年，“治堵”的效用如期而至了吗？不少饱受拥堵困扰的人，已经开始怀念起了摩托车。至少，这种交通工具比汽车轻便，马路上左右穿行不怕堵车，更不用担心“抢车位”的问题。
禁限摩三十六载
1985年，北京一纸“禁限令”开启了禁摩大潮，首先停发了九个区的二轮摩托车牌证，还不准二轮摩托车驶入三环路以内。
2000年后，各大省会城市迅速跟进，也是从停止发牌开始，逐渐分区域限行。今天，全国660多个城市里，超过200个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禁限摩政策。
在城市边缘和广大农村，摩托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摩托车产业界和“摩友圈”，多年来都在呼吁解禁摩托车，让摩托车重回中国城市。
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2020年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施“禁限摩”的国家，在欧洲多地都倡导多开摩托车、少开汽车，以抵消使用汽车带来的油耗、道路通行率、车位占用面积等问题。
销量腰斩，龙头企业四散
禁摩令陆续在全国推广之后，2018年的销量只剩10年前的57%，到2020年，全年的摩托车销量只剩1713.26万辆了。
时代大潮下，中国摩托车企业也不复当年了。
2019年，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多次“披星戴帽”的中国嘉陵，将公司更名为“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的“摩托车黄埔军校”，正式放弃了摩托车。
如果说嘉陵的沦落还有自身不够硬的因素，那在21世纪初踩着嘉陵步步高升的其他摩托车企业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
以龙头企业大长江、隆鑫、宗申和力帆为例，留给他们的有三条路：转出口、高端化、电动化。
2021年1-7月，全国燃油摩托车产量有933.2万辆，整车出口量就有512.04万辆，超过了一半。“三甲”大长江、隆鑫、宗申的销量分别为129.1万辆、74.85万辆、55.85万辆，半数以上产品出口，大长江的出口量更接近75%。缅甸、菲律宾、墨西哥、阿根廷，甚至美国每年都进口不少中国摩托车。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消费升级，中大排量摩托车的市场迅速扩大，250cc以上的车型增多，中高端的街车、仿赛车、旅行车，甚至巡航车和探险车的市场份额都在攀升。
而小排量的代步车就走向了电动化。可惜，传统燃油摩托车企业中，只有宗申的电动摩托车进入销量前十。雅迪、绿源、新日、台铃等靠电动车起家的企业显然更占优势，雅迪电动摩托车的销量，已经是宗申的两倍。
此外，宗申、隆鑫、力帆等摩托车企业都曾尝试转型造汽车，但除了力帆已经是较知名的汽车品牌，其他企业还未做出多大成绩。
解禁真的要来了？并不见得
其实从禁摩令开始以来，争议就一直存在。不仅摩友满肚子委屈，产业界也意见很大。
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曾援引一份欧洲的调研报告指出，城市汽车的10%用摩托车替代，可以缓解40%的交通拥堵。“在日本也做过专门的研究，提高汽车和摩托车的混行率，可以提高道路的行车速度。”
基于环保的禁摩也受到挑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的报告显示，若解禁摩托车，全国范围内约有10%的汽车出行将转变为摩托车出行，粗略预算全年可节约碳排放1650万吨。
至于“飞抢”，早已成为历史，况且经济发展水平和治安管理水平的提高才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根本。
2020年两会期间，李书福和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工商联主席、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涂建华都提案建议开放“禁限摩”。
涂建华认为，一刀切的“禁限摩”剥夺了老百姓自由出行的权利、加重了拥堵，导致摩托车销售只能面向农村，阻碍了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让中国失去了连续21年全球摩托车产量第一的桂冠。
据中汽协摩托车分会的调查，全面解除“禁限摩”将产生一个高达数千亿元规模的增量市场。
然而，哪怕是两会代表委员和产业界的多年努力，禁摩的“紧箍咒”也难以放松，一些城市也只有零星的行动。
2017年11月，西安成为全国首个解禁摩托车的城市。数年过去，西安街头的摩托车确实多了起来，十三朝古都一时成为“摩友圣地”。
但自此就再没有城市愿意解禁，“忽如一夜春风来”只是摩友圈的幻想。包括近年传出深圳、郑州、昆明等地要解禁摩托车的消息，后来也被证明只是摩友的一厢情愿。
从曾经的社会治安，到后来的交通秩序，再到如今的环保排放，摩托车面对的时代在变化，禁限的理由也在变化。在燃油车政策持续收紧的当下，我们应該暂时无法看到摩托车的回归。
但社会需求毕竟就在那里，电动车“摩托化”趋势已经愈发明显。还有一些厂家推出的高功率电摩，在价格、速度甚至外形上都无限趋近传统摩托车。当一些人还在对“摩托车”的定义抠字眼时，对更多人而言，无论用油还是用电，这些大街小巷任驰骋的两轮交通工具，才一直是几十年来不变的生活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