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说实话招指责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飞往庐山。
　　端坐在军用飞机里的邓华上将心绪并不平静。“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却每况愈下，难道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开始酝酿着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的发言稿。可是等到他到了庐山，特别是8月2日全会开幕时毛泽东的一番继续反右的讲话，让他从头凉到脚，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将军”竟被贬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彭那个组。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主持会议者的再三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洪学智说真话被批
　　洪学智当时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7月的庐山会议一开始他没有参加。7月14日，当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时，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参加。
　　洪学智一到庐山，先听了毛主席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洪学智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了彭德怀的信后，总觉得彭德怀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比如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洪学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洪学智觉得彭德怀的信讲了真话，但他并没就此表态，因为他觉得现在讲真话不是时机，而违心的话他是绝不会说的。但开会的时候，一些人批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还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洪学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几句话，也把洪学智送进了“军事俱乐部”名单。邓华和洪学智两位上将，都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万毅支持彭德怀被“定性”
　　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庐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苏联突然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中国原来的工作部署，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很着急，他打算去庐山向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他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
　　17日，万毅参加小组会的第一天讨论。这天，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他刚来，不知道前边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开口。直到22日他才发言。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在他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些，万毅大为震惊。散会以后，他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到门外，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得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变了。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在小组会上表示过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了。
　　钟伟直言被当场带离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钟伟人瘦且个子小，军衔为少将，但却是对彭德怀问题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4岁入团，15岁参军入党，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的红15军团先后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所以历史上与彭德怀确有渊源。后来他还是东北野战军二纵第五师师长，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机智勇敢。他时常坚持己见，有时甚至违抗林彪的指挥意图，但大局观好，又不惜命，深得林彪赏识。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的干部。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账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杨勇、苏振华将军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讲了，但他越说越激动，涨红了脸，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叫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会议主持者立即叫人将钟伟带出会场，关押起来。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钟伟的案子受到关注，但他没能再回部队，而是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