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敦煌学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程,敦煌学的研究涵盖了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就艺术领域来说,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艺术,也包括藏经洞出土的古代绢本、纸本绘画品以及写本书法.敦煌石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历时千余年,融汇中、外多民族艺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代表了4-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就.特别是由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古代艺术遗存极少,敦煌艺术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敦煌学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程,敦煌学的研究涵盖了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就艺术领域来说,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艺术,也包括藏经洞出土的古代绢本、纸本绘画品以及写本书法.敦煌石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历时千余年,融汇中、外多民族艺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代表了4-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就.特别是由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古代艺术遗存极少,敦煌艺术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其他文献
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儿童文学一直不受重视,少年儿童形象更难进入研究者视野.这与儿童文学的创作实际和丰富多彩的少年儿童形象极不相称.其实,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概因儿童文学别具特色、人物形象自成谱系,更表现为今日之少年儿童即为国家民族未来之栋梁与希望.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感召下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已成一种历史传承,有着独特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也以其独特的深刻内涵和品质境界感染读者,并成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和宝贵精神遗产.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应在继承传统成功经验基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巨任务,亟须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理论提供分析框架和学术洞见.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可以得出七个理论命题,即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安全困境;封闭条件下,国家实现相对安全的努力应当止于均衡安全;开放条件下,霸权国可能生产出超过均衡安全的安全能力,并倾向于选择这样一些国家作为"保护"或掠夺对象: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遵循不同技术路线分类处理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生产关系的重大影响之一,是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普遍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问题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填补和克服,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农村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数字金融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因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业向非农业的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促进消费,进而抑制数字鸿沟扩大.数字金融发展必须同时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马克思1844年写下《黑格尔摘要》,是他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进程的最后,通过重温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这部特殊的文本,在这个重要的专题性思想实验中完成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次飞跃,从而深刻掌握了黑格尔以劳动外化—对象性的物性存在的异化及其扬弃的否定辩证法和证伪物性表象的批判认识论理论.这构成了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理论的内里逻辑构架.
个人同一性这一哲学经典问题,在当代最具吸引力的研究进路是心理连续性理论,其中,新洛克主义代表帕菲特给出的诊断具有深刻影响.但帕菲特对经验的"去人称"化处理使得经验沦为价值中立的事件,从而个人的持续生存仅仅是与死亡相对的存活,而不是作为理性行动者的继续存在.帕菲特的理论困境与同一性要求存在冲突.为此首先需要澄清:人们在什么意义上将同一性赋予了实际上的差异性?放弃传统的时刻同一性确认思路,重新表述对持存问题的设问,进而尝试从语言角度探讨理解同一性的途径,有望走出困局.这一途径不再单纯强调时间片段中经验的联系性
总数达7万多件的敦煌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因为它是佛教寺院的藏书,所以,它的主体是佛教典籍,大约占总数的90%.佛教典籍之外,还有不少道教、景教(基督教)和摩尼教典籍.100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些宗教典籍和文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中古时期宗教史的面貌,填补了很多空白.以下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说明.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典籍和文书,年代从公元5世纪初到11世纪初,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由于敦煌文书是陆续发表出来的,因此学界对敦煌文书的利用也是渐进式的.如今,几乎所有藏经洞文献已经用各种形式出版,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书的内涵,从而比较全面地利用这些材料,把它们镶嵌到新史学陆续编织的中国历史图景当中.因为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所以其中有关丝路的记录十分丰富,不仅有汉语文书,还有丝路沿线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材料,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丝路上的东西交通与
分配正义并非仅指涉"得其应得"和"个人所有权",也并非仅是一条抽象的法权原则.分配正义归根到底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反映,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指涉的"物质生产方式"的事实原则和规范性价值,它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财产关系直接相关.马克思揭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劳动所有权关系,批判"物的依赖性"阶段的资本正义和个人所有权,目的是倡扬"真正共同体"的按需分配正义和通达人的自我实现.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开创的哲学视角和理论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分配正义的历史生成逻辑.中国的分配制度延展了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事件"及其后续进展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正德谟克拉西著名代表吉野作造与众不同,对中国学生抗议"侵略的日本"表示理解,进而提出了"和平的日本"与中国国民"提携"的诉求,并为此写信给曾经的学生李大钊,邀请北大师生访日.对吉野作造的提议,李大钊积极回应,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一波三折.为消除李大钊对吉野作造所创"黎明会"的疑虑,吉野作造不仅通过记者渊泉(陈溥贤)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而且派遣学生访问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李大钊,亲自密访北大."五四事件"一年后,北大学生访
传统新闻业凭借诸结构性要素之合力,逐渐从社会系统边缘走向中心,最终导致传播结构的"封闭化".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打破固化的专业壁垒,解构封闭化的传播结构,进而促动杂合体新闻业的兴起.这种新闻传播新业态源自技术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术化""媒介化",它是人类实体与以新技术要素为核心的非人类实体密切互动、共同发挥效力的新闻业态.技术成为重要的行动者,"联结""开放"和"过程性"成为未来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强结构式新闻再生产",逐渐被开放、联结且高度易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