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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同志于2007年7月9日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如雷轰顶，悲痛万状。至今，我仍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时常端详着他的照片，重温着他的生平，心里翻卷着几十年来和他相知相处的感情潮水，脑海里清晰地浮现着可敬可爱的老领导王谦同志的高大身躯和音容笑貌，历历往事涌上心头。现将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开展工作
王谦同志于1917年出生在平定县上盘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先后加入平定县牺盟会、民先队等抗日救国组织，并于1936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战争年代，王谦在党的领导下，迅速锻炼成长起来。在血与火的抗日斗争中为挽救民族危亡，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后担任游击支队政委、八路军营教导员、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太行区地委组织部长、长治市委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在武装斗争方面，他动员人民群众反顽抗日，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革命武装力量输送了大批的干部和战士；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实验县；在生产建设方面，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实行土地改革，指导群众充分利用“帮工”“合牛犋”等互助的习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建立了“太行区最早兴起的生产互助合作事业”。从部队到地方，王谦同志战斗在太行山上12年。为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和平建设年代，王谦同志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为建设社会主义伟业努力工作。在1949年4、5月间，省委决定他重返长治．担任晋东南地委书记。他按照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提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发现土改后的三五年间经济有了发展，但老区的多数互助组陷于瘫痪状态，尤其是有些翻身农民重新沦为贫、雇农，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于是王谦开始考虑和探索在土改任务完成后，怎样使革命老区的农民走向更进一步的发展道路，避免两极分化。经与干部群众广泛讨论并报省委同意，1951年在7个县成功地试办了10个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样的空间和时间内，这10个初级社的粮食产量和收入水平明显地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这10个初级社被毛主席科学地界定为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它在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史上有着开拓性、创造性的意义。王谦同志出版了一本《试办初级社文存》，完整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很有历史价值。王谦调入华北局、中央农工部工作后，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1954年写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参与研究制定了中央《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的重要工作文件。并为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文稿作了材料选编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谦同志回到山西后，在分管农业的几年中，他致力于山西合作化的巩固工作，对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力所能及地进行了抵制和纠正。在改善农业生态上，他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和试验推广，初步形成了一套治理山河大地的基本思路，这就是“种草、种树、治水、修地”八字方针。具体讲，就是在晋西北实行种草种树、防止水土流失，通过种草喂养奶牛，发展畜牧业；在雁北地区种树、固沙、防风、治碱，成功地实行了治理“一片坡一条沟一道梁”的水土保持方式，开创了全国小流域治理之先河。通过在全省范围内修水库，建灌区、高灌站，大兴农田水利事业等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为山西后来的水利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0年代初期，王谦同志主管工业，扑下身子深入企业，在太钢蹲点15个月，其中有9个月是吃住在太钢的。他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最早提出做好“三基工作”，即大练基本工、做好基础工作和基层工作，使工业生产和管理取得巨大成就。20年后，他出访日本，看到走向经济腾飞的日本工业，联想到当年我们在工业方面大力推行“五定”、“五保”及“三基工作”的生动局面，深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贻误时机而造成的损失。他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平平稳稳地发展下去，10年、20年后会是什么情况呢?我相信，只要10年，我们的经济情况、我们的国力和日本相比，不会差下这么大的距离。
在当时，王谦同志就具有前瞻性地提出。山西煤炭储量丰富，不挖煤是错误的，但山西不能光靠挖煤吃饭，还要发展新兴产业；要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引用晋祠水源发展农业灌溉和工业项目，提出“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局部利益，而破坏千百年形成而又无法再生的美好的大自然环境”。
从1981年10月到1985年3月，年逾六旬的王谦同志奉命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地处我国中西部地带的结合部，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里积淀了许多历史问题。面对生疏的人文环境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王谦同志勇挑重担，以身作则，在重庆市委领导班子中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通过参加整党运动集中解决了重庆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使重庆市委领导班子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极大地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他抓住重要环节作为突破口，一是充分发挥重庆的地区优势，引进和开发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项目；二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民共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关系。他团结重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在重庆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革命活剧，这就是领导实施和推进了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走出了一条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著名的嘉陵摩托就是军转民的代表产品，创造了搞活和开放经济的成功经验，使重庆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一番，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从而博得了重庆军民的高度赞誉，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正如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称赞的：“王谦同志在重庆落了个好名声!”当地干部群众也赞扬道：“沉闷的‘雾重庆’正在改变为晴朗的天空；闷热的夏天也不那么燥人了。”
可以自豪地说，王谦和他们那一代人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开创人，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的探索者和建设者。
不辞劳苦地向实践寻求真理
大约是1979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吕梁地委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王谦同 志明日要到吕梁地区下乡，他只坐一辆苏联嘎斯69吉普车，随行的有省委政策调研室副主任张捷夫和秘书于丁顺，地委只由你陪同，乘一辆车，在岚县县委等着，不准到与静乐县的交界处迎接。王谦曾说在县界迎送是“文革”期间留下的坏作风。遵照省里电话通知，我带着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程步云和一位照像的同志乘北京吉普先到岚县县委安排一下，即到岚县东村村口路边迎候。我们同王谦同志一行回到县委机关后已是中午，便同县委书记边春贵、县长韩恩俊陪王谦同志吃当地莜面、山药蛋、豆面抿曲等常家饭。席间，边春贵等同志向王书记敬酒，王谦说：我虽在山西工作多年，但还是初次到岚县，感谢你们!你们在“文革”中受了罪，受我们“卫、王、王”的牵连，我心中不安……边春贵同志说：你比我们受的罪更加厉害，我们至今还感到难受!好在把“四人帮”除掉了，我们胜利了，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王谦赞成他们说得对。下午，县委要向王谦同志汇报工作，王谦说不用专门坐着说了，咱们边看边说吧。王谦同志参观学大寨运动中新修的层层梯田，看了植树造林基地，当他看到几条沟里的树长得粗壮高大时非常高兴。我说了一句，为什么沟里的树长得好?王谦立刻说，平陆不平沟三千，沟沟都有树来填。因为沟里水分相当充足，树就长得好，现在山西年降雨量是四五百毫米，如果降水量能达到七八百毫米，山西的童山秃岭就会改观了!
离开岚县后，王谦又到临县、离石、柳林、石楼、中阳、汾阳等县调研，并听了地委的工作汇报。在近10天的调研中，我深刻感受到王谦的几个特点：一是不畏艰险。当时县里没有宾馆，招待所也很简陋，好几个县都是县委书记办公室放张床让王书记住。就近没有厕所，夜里床下还得放个夜壶。在这种条件下，他成天颠簸在当时路况很差的山区，每到一县都是立即行动，有时中午也不能休息。在石楼县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军东征时毛主席住过的西卫村等地方，还非要到红军东渡时的黄河渡口去看不可，在去黄河岸边的前山公社时，路在悬崖边，靠边的车轮下黄土与石块刷刷地塌到岸下，车在倾斜，非常危险，我心跳不止，赶忙下车对老王说，路不好走，咱不要去了。他说不怕，再危险也比不过红军的东征。这充分表现出一个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的气质。二是耐心与谦逊。他在听汇报时，从不打断人家的话。总要耐心地听下去。我在地委向他汇报时，稿子有1万多字，我自己说着也有些不好意思，但王谦还是一直听下来，有时还作笔记。听完汇报后，他对感兴趣的事情还要详细地询问清楚。在地委他还专门同对他有意见的几个副专员谈话，征求意见，做团结工作。他对群众和下边的干部是谦和的。三是反对“左”倾。他在调研中听到许多“左”的政策表现。比如，当时临县三交镇上没有多少东西买卖，只有少数麻皮、南瓜，冬天冻成黑圪旦的西瓜，玻璃瓶里装着的红豆、绿豆、黄豆以及旧盆盆罐罐之类，估计总共不值3000元人民币，但也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遭到干涉限制。我亲眼看见从碛口方面来的一个农民担着自己培育的红薯秧去三交出售，想挣点零花钱，但管市场的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就把他赶走了。王谦同志说，这都是错误的!什么叫“左”?“左”就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除过下地什么也不让干?要赶快把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集市贸易统统放开，让农民活动起来。有些山庄窝铺，农民愿意分田到户也可以。有人说怕投机倒把。王谦说，搞商业都要倒手，不倒手就不能交换，如果真的出现了捣乱社会的投机倒把，我们来一个反投机倒把运动就制住了。有啥可怕的!吕梁地委按照王谦书记的指示，在工作中纠“左”，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大前进了一步。四是高瞻远瞩。王谦同志对吕梁地委落实政策工作予以肯定，并对今后工作的发展方向作了明确指示。他对岚县、中阳、石楼等地的荒山荒沟植树造林工作非常赞赏。他说，吕梁山区土地相对广阔，但天旱地瘦植被太少，产量不高，现在是以粮为纲，将来要多搞植树造林，种草、种树、修梯田，保持水土，那些25度以上的山坡地可以弃耕还林还草，改变地貌，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副业，发展多种经济，比单纯种粮收获多，坚持这样发展是会有好前途的。
宠辱不惊的硬汉子品质
“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卫王王走资派”身边的一员，我见证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也和山西全省干部群众认识到了王谦同志的硬汉子精神。
1967年1月12日，山西以刘格平、袁振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全省进一步陷入帮派林立、争权夺利、武斗不止的混乱状态。
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共产党人，临难不退，遇险不惊，照样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1月13日。卫恒召集省委常委们讨论他的“文革”检讨稿，然而作为常委的袁振、张日清、刘贯一却宣布“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拒绝参加省委的任何会议”。王谦同志得知这些人的行为后，正气凛然地说：“谁退出都可以，留下我们自己干!”常委会在北营的一个仓库里结束后，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四位省委书记，由于办公室被抢占、家被抄，连个容身之处也没有，王谦笑着说：“那好，我们今晚就在这儿猴一夜吧!”
1月15日，北风凛冽，刘格平等竞指使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广场批斗省委领导人。批斗当中，打手们揪着卫恒、王谦等人的衣领，卡着他们的脖子，扭押着胳膊推到台上。卫恒喊道：“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但决不向坏人低头!”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王谦硬是挺着腰胸，不低头、不认罪。
1月30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卫恒死后，王谦就成了山西被整的第一号“走资派”，造反派对王谦采取武装押解，用手枪抵着他的太阳穴，游斗在太原的大街小巷。在外地的两次游斗中，王谦被打得吐出胆汁，几近昏死。有一次在批斗中，造反派在王谦的头上压着足足有15公斤重的高帽子，压得他无法喘气；批斗结束后，两个造反派成员抓住他的两只胳膊，狠狠将他摔到墙上，使他当即失去了知觉；而王谦每次都是大吼一声，吐出一口大气才苏醒过来；半夜里，王谦被暴徒从牢房里架起来扔到监内甬道上。4个凶汉分立两侧用皮鞭抽打他，还有一个家伙两手握着电匕首刺他，苏醒过来的王谦全身共有14处渗血的伤口……但王谦却是宁死不屈，一声也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谦坐监狱将近3年，劳动改造将近两年，先后被造反派批斗共214次，铮铮铁骨九死一生，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在狱中。王谦曾吟过这样一首诗：“斗室热炕玉米糊，人瘦显得骨头粗；时光如年流水去，偷我黑发换银髯。”以此表示对监狱磨难的蔑视和控诉。
有一天，“造反司令”杨成效把王谦从监 狱拉到晋祠招待所五号楼和他“拼刺刀”(即边质问边批斗)，提问王谦：你为什么要砍合作社?为什么反对破“四旧”?为什么反对袁振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反对毛主席?等等。王谦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一一作了驳斥。弄得造反派哑口无言。王谦后来回忆说：无论造反派怎样批斗摧残，我始终坚持一条：“不管他怎么斗我，不管在任何场合，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没有昧过良心，即使你再斗我，我也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就因为这个，人家打我，我还是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决不胡说，我不管他是谁，哪一派的，我都是这样，在群众面前是这样，在干部面前是这样，在军队面前还是这样。”
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和战友们度过难关，王谦既不把问题向已调走的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身上推，也不把责任向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卸，而是由他这个省委第二书记全部包起来，揽在自己头上。他回忆说：“凡是自己知道的，凡是自己参与在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的，不管我赞成不赞成，不管我当时的意见是什么，我回山西以来我知道的所有山西省委的‘问题’，我一律负责，我把‘责任’全都担起来。为什么我下这个决心呢?说一句常用的话，我不背‘十字架’谁来背?这是‘责任’问题。另外，我想，我把这个‘责任’担起来以后，就能解放下面的同志。起这么个作用。好，都由我负责，哪怕开除我党籍呢!”“我就是这样，是什么就是什么，共产党员嘛!我不管人家怎么把我说成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反正是什么就是什么，在事实面前决不说谎，决不为了给自己开脱，就昧着良心说话。”
在艰难时刻同王谦接触过的人，普遍认为王谦是条硬汉子。1976年冬，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与山西代表团一起照相时，李先念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王谦是条钢铁汉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周恩来总理曾几次向在山西主持工作的同志询问王谦的情况。示意及早解放王谦出来工作。有人曾劝王谦给总理写封信，谈谈自己的意见。王谦笑着说，个人的事，怎么麻烦总理呢! “文革”后期，王谦同志恢复工作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都尽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抵制派性争斗，保护了许多干部。王谦同志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书记后的1975年，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决贯彻毛主席“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和邓小平“批判派性”、“增强党性”、“全面整顿”的工作方针，全省社会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正因为如此，1976年8月23日，王谦遭到山西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毒打，被称为“8·23”事件。粉碎“四人帮”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运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拥护和贯彻全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各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努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迅速恢复。
务实求真勤奋读书
我和王谦同志先后离休以后，两人有了聊天的机会和时间。同王谦坐在一起，基本是听他滔滔不绝的谈吐，既增加学问，又享受知识，得益匪浅。
我曾经问他：你古今中外、历史地理、工农商学兵、三教九流啥都知道得不少，是怎么学来的?他说：让我分管什么工作，我就得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人家汇报我听不懂，无法领导，人家哄你，你也不知道。因此，我分管工业时，第一位的活动，就是深入到工厂矿山进行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地深入到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中间去学。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跑了太钢、山机、矿机等80多个厂子，不要厂长作陪，只要分管的专业厂长或工程技术人员带着我到车间，沿着生产工艺流程，边看边问。在太钢，我曾跟一个八级木匠师傅学了11个月，每个星期去两次，一边帮工人做些部件，一边请教。在生产实践的最前沿，王谦同志不仅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发言权”和“领导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农劳动者中树立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威信，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王谦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不断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他对我说过，他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家”，想出版一本《农业经济学》专著，因此他曾把全国六个大区的土改材料都收集全了，他还写了100多篇有关农村方面的文章，书的提纲都有了，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毁了。他分管农业工作时，认为领导农业工作，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比行政能力更重要，因为农业与气候节令息息相关，错过时机就造成损失。为了干一行懂一行，王谦同志通过勤奋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成为一个合格的农业工作者。他在华北局工作时，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回家便钻研纯粹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书。农业出版社出的书、苏联专家的讲义、农业机械学、农作物病虫害，以及米丘林、摩尔根等的遗传学，他都详细研读。回到山西后，他专门到山西农学院向王绶院长和其他教授们请教，并把有关土壤、种子、植保、栽培、杂交、繁殖等讲义都拿回来学习。他分管工业工作后，又读了许多工业方面的书，比如《机械学原理》《地质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冶金学》《化学》等等。长期以来，他总是白天工作、晚上处理文件后便读书学习，从没有在一点钟前睡过觉，节假日也是如此。
王谦既有看书学习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点，又继承了毛主席开调查会的传统。注意用开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为了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好。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王谦曾连续多次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约请三五位县委书记参加，请他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说真话，讲实情，谈想法，帮助省委出主意想办法。扩大会议之后，又连续召开了工程师座谈会、会计师座谈会、教授座谈会等。在会上，王谦不仅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我以为他的这种领导方法，同样反映了他眼睛向下、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汲取营养的群众观点和优良作风。
在他进入晚年之后，我曾多次陪他在长治、临汾、运城等地区参观考察，每天早晨五点来钟他就起来看书。他说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谦同志在近40年间，先后5次到13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与访问。为了能学到更多更有用的经验，他在国外，总是多走多看、多问多听，并与我国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思考。他在日本就不按外国人规定的参观“路线”走，而是有目的地自己选择学习项目。每天参观后回到宾馆，无论多晚多累都要记下大量的日记，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笔录下来。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我们中国如果不搞“文革”，按照“八大”的路线平 平稳稳地走下来，我们和日本的差距也不会是这么大。他的那部《一个省委书记的国外见闻》，就是他出访生活的真实记录和丰硕成果，也是他向社会贡献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文革”中，一贯勤于学习的王谦，竟把牢房当“书房”。在昏暗的斗室中，王谦在狱中把《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通读了三遍，而后又选出70篇文章反复精读，有关哲学的部分读得特别细致。对《反杜林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论著他也下苦功钻研。特别是用5个月的时间把《资本论》又通读了一遍。王谦后来说，这次刻苦攻读《资本论》，对于第三卷中那些难懂的地方，有新的领悟，获益匪浅。
三晋文化研究的首倡者
王谦同志前前后后在山西工作了41年，对自己的家乡有很深的感情。
1985年，王谦同志退居二线，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上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这时，他已年届古稀。他说：“我就担心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前途怎么样，这是我现在脑子里放不下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又想，追求一生，干了一辈子，真要是有个什么样的结果的话，自己实在不甘心，不放心啊!”他曾在一首题为《思虑》的诗中写道：“仰望蓝天星依旧，低头索思添新愁；年迈力衰去无几，挣扎报国有几秋?”
他的担心和焦虑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因为当时社会上正涌动着一种所谓“告别革命”、“告别神圣”的思潮，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歪风逆流，什么“重写文明史”、“否定黄河文明”等等，为民族文化唱挽歌的民族虚无主义猖獗一时，突出暴露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正是基于这样的感知，王谦同志首倡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会。
王谦同志了解山西文化、热爱山西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曾分管过两年文化工作，直到1980年10月离开山西前夕，在全省事业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给当时的山西省文化局拨款30万元，指示要将山西四大梆子剧种的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等著名演员的音像资料都保存下来以传后世。这一次他提出抓三晋文化研究不是狭义的，而是在一个新的更深刻的背景下，提出了大文化概念。这就是强调成立一个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群众性组织，不失时机地对山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服务于当代，利惠于千秋。王谦等老同志的倡议使我们增强了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和赵雨亭、刘舒侠、刘贯文、刘江、陈墨章、张颔、张捷夫等同志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王谦同志多次谈话、写信对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1988年8月16日，三晋文化研究会终于在太原成立了。我们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它的宗旨：“团结和组织有志于研究三晋文化的人士，积极开展三晋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探索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的途径，继往开来，为山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王谦同志作为研究会的顾问，亲临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完成会章规定的这些工作，要更多地网罗和团结对这个事业有兴趣的人和有知识的人。山西人也好，非山西人也好；在山西工作的也好，在外地工作的山西籍的同志都好。我说三教九流都要网罗，一技之长都要网罗，哪怕他的作用是只提了一条意见，一条十分宝贵的意见，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事业中间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把我也弄上一个顾问，那我就当作一个热心于这个事业的可以跑腿的人来接受这个聘书。”
他真是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一个热心“跑腿的人”，我们哪里遇到困难、哪里需要找人、哪里需要找经费，他都积极地为我们“跑”。他曾给省委书记胡富国写信请他支持，胡富国同志一下支持了我们200万元。
19年来，三晋文化研究会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是与他这位老顾问、名誉会长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都倾注了他老人家的心血和智慧。
如今，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方面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影响和成就。我们将永远牢记王谦同志的题词：“历史地辩证地整理、研究、发扬三晋文化传统之精华，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建设。”决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努力将三晋文化研究事业做得更加扎实、更加辉煌!
最后，我引用王谦同志的话来结束这篇怀念文章。“1981年之前，我在山西省委工作了25年，山西是我的家乡，是我参加革命和战斗、成长的地方。我的童年、青年、成年，一共有60多年是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滚打和战斗过来的。我此生的一切，都赤裸裸地留在了这块黄土地的各个角落——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喜欢和烦恼、爱和恨、困惑和醒悟、狂热和反省等等，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足迹，但总的来说，我留下的脚印‘正’的比‘歪’的多。这种说法究竟如何?还是让后人评说吧!”
(作者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责编 雷 蕾
王谦同志于1917年出生在平定县上盘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先后加入平定县牺盟会、民先队等抗日救国组织，并于1936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战争年代，王谦在党的领导下，迅速锻炼成长起来。在血与火的抗日斗争中为挽救民族危亡，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后担任游击支队政委、八路军营教导员、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太行区地委组织部长、长治市委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在武装斗争方面，他动员人民群众反顽抗日，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革命武装力量输送了大批的干部和战士；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实验县；在生产建设方面，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实行土地改革，指导群众充分利用“帮工”“合牛犋”等互助的习惯，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建立了“太行区最早兴起的生产互助合作事业”。从部队到地方，王谦同志战斗在太行山上12年。为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和平建设年代，王谦同志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为建设社会主义伟业努力工作。在1949年4、5月间，省委决定他重返长治．担任晋东南地委书记。他按照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提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发现土改后的三五年间经济有了发展，但老区的多数互助组陷于瘫痪状态，尤其是有些翻身农民重新沦为贫、雇农，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于是王谦开始考虑和探索在土改任务完成后，怎样使革命老区的农民走向更进一步的发展道路，避免两极分化。经与干部群众广泛讨论并报省委同意，1951年在7个县成功地试办了10个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样的空间和时间内，这10个初级社的粮食产量和收入水平明显地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这10个初级社被毛主席科学地界定为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它在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史上有着开拓性、创造性的意义。王谦同志出版了一本《试办初级社文存》，完整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很有历史价值。王谦调入华北局、中央农工部工作后，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1954年写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参与研究制定了中央《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的重要工作文件。并为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文稿作了材料选编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谦同志回到山西后，在分管农业的几年中，他致力于山西合作化的巩固工作，对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力所能及地进行了抵制和纠正。在改善农业生态上，他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和试验推广，初步形成了一套治理山河大地的基本思路，这就是“种草、种树、治水、修地”八字方针。具体讲，就是在晋西北实行种草种树、防止水土流失，通过种草喂养奶牛，发展畜牧业；在雁北地区种树、固沙、防风、治碱，成功地实行了治理“一片坡一条沟一道梁”的水土保持方式，开创了全国小流域治理之先河。通过在全省范围内修水库，建灌区、高灌站，大兴农田水利事业等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为山西后来的水利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0年代初期，王谦同志主管工业，扑下身子深入企业，在太钢蹲点15个月，其中有9个月是吃住在太钢的。他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最早提出做好“三基工作”，即大练基本工、做好基础工作和基层工作，使工业生产和管理取得巨大成就。20年后，他出访日本，看到走向经济腾飞的日本工业，联想到当年我们在工业方面大力推行“五定”、“五保”及“三基工作”的生动局面，深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贻误时机而造成的损失。他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平平稳稳地发展下去，10年、20年后会是什么情况呢?我相信，只要10年，我们的经济情况、我们的国力和日本相比，不会差下这么大的距离。
在当时，王谦同志就具有前瞻性地提出。山西煤炭储量丰富，不挖煤是错误的，但山西不能光靠挖煤吃饭，还要发展新兴产业；要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引用晋祠水源发展农业灌溉和工业项目，提出“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局部利益，而破坏千百年形成而又无法再生的美好的大自然环境”。
从1981年10月到1985年3月，年逾六旬的王谦同志奉命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地处我国中西部地带的结合部，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里积淀了许多历史问题。面对生疏的人文环境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王谦同志勇挑重担，以身作则，在重庆市委领导班子中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通过参加整党运动集中解决了重庆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使重庆市委领导班子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极大地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他抓住重要环节作为突破口，一是充分发挥重庆的地区优势，引进和开发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项目；二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民共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关系。他团结重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在重庆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革命活剧，这就是领导实施和推进了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走出了一条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著名的嘉陵摩托就是军转民的代表产品，创造了搞活和开放经济的成功经验，使重庆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一番，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从而博得了重庆军民的高度赞誉，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正如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称赞的：“王谦同志在重庆落了个好名声!”当地干部群众也赞扬道：“沉闷的‘雾重庆’正在改变为晴朗的天空；闷热的夏天也不那么燥人了。”
可以自豪地说，王谦和他们那一代人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开创人，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的探索者和建设者。
不辞劳苦地向实践寻求真理
大约是1979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吕梁地委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王谦同 志明日要到吕梁地区下乡，他只坐一辆苏联嘎斯69吉普车，随行的有省委政策调研室副主任张捷夫和秘书于丁顺，地委只由你陪同，乘一辆车，在岚县县委等着，不准到与静乐县的交界处迎接。王谦曾说在县界迎送是“文革”期间留下的坏作风。遵照省里电话通知，我带着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程步云和一位照像的同志乘北京吉普先到岚县县委安排一下，即到岚县东村村口路边迎候。我们同王谦同志一行回到县委机关后已是中午，便同县委书记边春贵、县长韩恩俊陪王谦同志吃当地莜面、山药蛋、豆面抿曲等常家饭。席间，边春贵等同志向王书记敬酒，王谦说：我虽在山西工作多年，但还是初次到岚县，感谢你们!你们在“文革”中受了罪，受我们“卫、王、王”的牵连，我心中不安……边春贵同志说：你比我们受的罪更加厉害，我们至今还感到难受!好在把“四人帮”除掉了，我们胜利了，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王谦赞成他们说得对。下午，县委要向王谦同志汇报工作，王谦说不用专门坐着说了，咱们边看边说吧。王谦同志参观学大寨运动中新修的层层梯田，看了植树造林基地，当他看到几条沟里的树长得粗壮高大时非常高兴。我说了一句，为什么沟里的树长得好?王谦立刻说，平陆不平沟三千，沟沟都有树来填。因为沟里水分相当充足，树就长得好，现在山西年降雨量是四五百毫米，如果降水量能达到七八百毫米，山西的童山秃岭就会改观了!
离开岚县后，王谦又到临县、离石、柳林、石楼、中阳、汾阳等县调研，并听了地委的工作汇报。在近10天的调研中，我深刻感受到王谦的几个特点：一是不畏艰险。当时县里没有宾馆，招待所也很简陋，好几个县都是县委书记办公室放张床让王书记住。就近没有厕所，夜里床下还得放个夜壶。在这种条件下，他成天颠簸在当时路况很差的山区，每到一县都是立即行动，有时中午也不能休息。在石楼县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军东征时毛主席住过的西卫村等地方，还非要到红军东渡时的黄河渡口去看不可，在去黄河岸边的前山公社时，路在悬崖边，靠边的车轮下黄土与石块刷刷地塌到岸下，车在倾斜，非常危险，我心跳不止，赶忙下车对老王说，路不好走，咱不要去了。他说不怕，再危险也比不过红军的东征。这充分表现出一个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的气质。二是耐心与谦逊。他在听汇报时，从不打断人家的话。总要耐心地听下去。我在地委向他汇报时，稿子有1万多字，我自己说着也有些不好意思，但王谦还是一直听下来，有时还作笔记。听完汇报后，他对感兴趣的事情还要详细地询问清楚。在地委他还专门同对他有意见的几个副专员谈话，征求意见，做团结工作。他对群众和下边的干部是谦和的。三是反对“左”倾。他在调研中听到许多“左”的政策表现。比如，当时临县三交镇上没有多少东西买卖，只有少数麻皮、南瓜，冬天冻成黑圪旦的西瓜，玻璃瓶里装着的红豆、绿豆、黄豆以及旧盆盆罐罐之类，估计总共不值3000元人民币，但也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遭到干涉限制。我亲眼看见从碛口方面来的一个农民担着自己培育的红薯秧去三交出售，想挣点零花钱，但管市场的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就把他赶走了。王谦同志说，这都是错误的!什么叫“左”?“左”就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除过下地什么也不让干?要赶快把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集市贸易统统放开，让农民活动起来。有些山庄窝铺，农民愿意分田到户也可以。有人说怕投机倒把。王谦说，搞商业都要倒手，不倒手就不能交换，如果真的出现了捣乱社会的投机倒把，我们来一个反投机倒把运动就制住了。有啥可怕的!吕梁地委按照王谦书记的指示，在工作中纠“左”，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大前进了一步。四是高瞻远瞩。王谦同志对吕梁地委落实政策工作予以肯定，并对今后工作的发展方向作了明确指示。他对岚县、中阳、石楼等地的荒山荒沟植树造林工作非常赞赏。他说，吕梁山区土地相对广阔，但天旱地瘦植被太少，产量不高，现在是以粮为纲，将来要多搞植树造林，种草、种树、修梯田，保持水土，那些25度以上的山坡地可以弃耕还林还草，改变地貌，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副业，发展多种经济，比单纯种粮收获多，坚持这样发展是会有好前途的。
宠辱不惊的硬汉子品质
“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卫王王走资派”身边的一员，我见证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也和山西全省干部群众认识到了王谦同志的硬汉子精神。
1967年1月12日，山西以刘格平、袁振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全省进一步陷入帮派林立、争权夺利、武斗不止的混乱状态。
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共产党人，临难不退，遇险不惊，照样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1月13日。卫恒召集省委常委们讨论他的“文革”检讨稿，然而作为常委的袁振、张日清、刘贯一却宣布“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拒绝参加省委的任何会议”。王谦同志得知这些人的行为后，正气凛然地说：“谁退出都可以，留下我们自己干!”常委会在北营的一个仓库里结束后，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四位省委书记，由于办公室被抢占、家被抄，连个容身之处也没有，王谦笑着说：“那好，我们今晚就在这儿猴一夜吧!”
1月15日，北风凛冽，刘格平等竞指使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广场批斗省委领导人。批斗当中，打手们揪着卫恒、王谦等人的衣领，卡着他们的脖子，扭押着胳膊推到台上。卫恒喊道：“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但决不向坏人低头!”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王谦硬是挺着腰胸，不低头、不认罪。
1月30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卫恒死后，王谦就成了山西被整的第一号“走资派”，造反派对王谦采取武装押解，用手枪抵着他的太阳穴，游斗在太原的大街小巷。在外地的两次游斗中，王谦被打得吐出胆汁，几近昏死。有一次在批斗中，造反派在王谦的头上压着足足有15公斤重的高帽子，压得他无法喘气；批斗结束后，两个造反派成员抓住他的两只胳膊，狠狠将他摔到墙上，使他当即失去了知觉；而王谦每次都是大吼一声，吐出一口大气才苏醒过来；半夜里，王谦被暴徒从牢房里架起来扔到监内甬道上。4个凶汉分立两侧用皮鞭抽打他，还有一个家伙两手握着电匕首刺他，苏醒过来的王谦全身共有14处渗血的伤口……但王谦却是宁死不屈，一声也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谦坐监狱将近3年，劳动改造将近两年，先后被造反派批斗共214次，铮铮铁骨九死一生，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在狱中。王谦曾吟过这样一首诗：“斗室热炕玉米糊，人瘦显得骨头粗；时光如年流水去，偷我黑发换银髯。”以此表示对监狱磨难的蔑视和控诉。
有一天，“造反司令”杨成效把王谦从监 狱拉到晋祠招待所五号楼和他“拼刺刀”(即边质问边批斗)，提问王谦：你为什么要砍合作社?为什么反对破“四旧”?为什么反对袁振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反对毛主席?等等。王谦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一一作了驳斥。弄得造反派哑口无言。王谦后来回忆说：无论造反派怎样批斗摧残，我始终坚持一条：“不管他怎么斗我，不管在任何场合，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没有昧过良心，即使你再斗我，我也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就因为这个，人家打我，我还是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决不胡说，我不管他是谁，哪一派的，我都是这样，在群众面前是这样，在干部面前是这样，在军队面前还是这样。”
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和战友们度过难关，王谦既不把问题向已调走的原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身上推，也不把责任向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卸，而是由他这个省委第二书记全部包起来，揽在自己头上。他回忆说：“凡是自己知道的，凡是自己参与在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的，不管我赞成不赞成，不管我当时的意见是什么，我回山西以来我知道的所有山西省委的‘问题’，我一律负责，我把‘责任’全都担起来。为什么我下这个决心呢?说一句常用的话，我不背‘十字架’谁来背?这是‘责任’问题。另外，我想，我把这个‘责任’担起来以后，就能解放下面的同志。起这么个作用。好，都由我负责，哪怕开除我党籍呢!”“我就是这样，是什么就是什么，共产党员嘛!我不管人家怎么把我说成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反正是什么就是什么，在事实面前决不说谎，决不为了给自己开脱，就昧着良心说话。”
在艰难时刻同王谦接触过的人，普遍认为王谦是条硬汉子。1976年冬，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与山西代表团一起照相时，李先念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王谦是条钢铁汉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周恩来总理曾几次向在山西主持工作的同志询问王谦的情况。示意及早解放王谦出来工作。有人曾劝王谦给总理写封信，谈谈自己的意见。王谦笑着说，个人的事，怎么麻烦总理呢! “文革”后期，王谦同志恢复工作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都尽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抵制派性争斗，保护了许多干部。王谦同志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书记后的1975年，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决贯彻毛主席“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和邓小平“批判派性”、“增强党性”、“全面整顿”的工作方针，全省社会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正因为如此，1976年8月23日，王谦遭到山西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毒打，被称为“8·23”事件。粉碎“四人帮”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运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拥护和贯彻全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各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努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迅速恢复。
务实求真勤奋读书
我和王谦同志先后离休以后，两人有了聊天的机会和时间。同王谦坐在一起，基本是听他滔滔不绝的谈吐，既增加学问，又享受知识，得益匪浅。
我曾经问他：你古今中外、历史地理、工农商学兵、三教九流啥都知道得不少，是怎么学来的?他说：让我分管什么工作，我就得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人家汇报我听不懂，无法领导，人家哄你，你也不知道。因此，我分管工业时，第一位的活动，就是深入到工厂矿山进行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地深入到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中间去学。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跑了太钢、山机、矿机等80多个厂子，不要厂长作陪，只要分管的专业厂长或工程技术人员带着我到车间，沿着生产工艺流程，边看边问。在太钢，我曾跟一个八级木匠师傅学了11个月，每个星期去两次，一边帮工人做些部件，一边请教。在生产实践的最前沿，王谦同志不仅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发言权”和“领导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农劳动者中树立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威信，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王谦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不断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他对我说过，他曾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家”，想出版一本《农业经济学》专著，因此他曾把全国六个大区的土改材料都收集全了，他还写了100多篇有关农村方面的文章，书的提纲都有了，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毁了。他分管农业工作时，认为领导农业工作，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比行政能力更重要，因为农业与气候节令息息相关，错过时机就造成损失。为了干一行懂一行，王谦同志通过勤奋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成为一个合格的农业工作者。他在华北局工作时，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回家便钻研纯粹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书。农业出版社出的书、苏联专家的讲义、农业机械学、农作物病虫害，以及米丘林、摩尔根等的遗传学，他都详细研读。回到山西后，他专门到山西农学院向王绶院长和其他教授们请教，并把有关土壤、种子、植保、栽培、杂交、繁殖等讲义都拿回来学习。他分管工业工作后，又读了许多工业方面的书，比如《机械学原理》《地质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冶金学》《化学》等等。长期以来，他总是白天工作、晚上处理文件后便读书学习，从没有在一点钟前睡过觉，节假日也是如此。
王谦既有看书学习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点，又继承了毛主席开调查会的传统。注意用开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为了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好。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王谦曾连续多次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约请三五位县委书记参加，请他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说真话，讲实情，谈想法，帮助省委出主意想办法。扩大会议之后，又连续召开了工程师座谈会、会计师座谈会、教授座谈会等。在会上，王谦不仅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我以为他的这种领导方法，同样反映了他眼睛向下、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汲取营养的群众观点和优良作风。
在他进入晚年之后，我曾多次陪他在长治、临汾、运城等地区参观考察，每天早晨五点来钟他就起来看书。他说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谦同志在近40年间，先后5次到13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与访问。为了能学到更多更有用的经验，他在国外，总是多走多看、多问多听，并与我国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思考。他在日本就不按外国人规定的参观“路线”走，而是有目的地自己选择学习项目。每天参观后回到宾馆，无论多晚多累都要记下大量的日记，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笔录下来。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我们中国如果不搞“文革”，按照“八大”的路线平 平稳稳地走下来，我们和日本的差距也不会是这么大。他的那部《一个省委书记的国外见闻》，就是他出访生活的真实记录和丰硕成果，也是他向社会贡献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文革”中，一贯勤于学习的王谦，竟把牢房当“书房”。在昏暗的斗室中，王谦在狱中把《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通读了三遍，而后又选出70篇文章反复精读，有关哲学的部分读得特别细致。对《反杜林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论著他也下苦功钻研。特别是用5个月的时间把《资本论》又通读了一遍。王谦后来说，这次刻苦攻读《资本论》，对于第三卷中那些难懂的地方，有新的领悟，获益匪浅。
三晋文化研究的首倡者
王谦同志前前后后在山西工作了41年，对自己的家乡有很深的感情。
1985年，王谦同志退居二线，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上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这时，他已年届古稀。他说：“我就担心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前途怎么样，这是我现在脑子里放不下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又想，追求一生，干了一辈子，真要是有个什么样的结果的话，自己实在不甘心，不放心啊!”他曾在一首题为《思虑》的诗中写道：“仰望蓝天星依旧，低头索思添新愁；年迈力衰去无几，挣扎报国有几秋?”
他的担心和焦虑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因为当时社会上正涌动着一种所谓“告别革命”、“告别神圣”的思潮，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歪风逆流，什么“重写文明史”、“否定黄河文明”等等，为民族文化唱挽歌的民族虚无主义猖獗一时，突出暴露了我们在教育上的失误。正是基于这样的感知，王谦同志首倡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会。
王谦同志了解山西文化、热爱山西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曾分管过两年文化工作，直到1980年10月离开山西前夕，在全省事业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给当时的山西省文化局拨款30万元，指示要将山西四大梆子剧种的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等著名演员的音像资料都保存下来以传后世。这一次他提出抓三晋文化研究不是狭义的，而是在一个新的更深刻的背景下，提出了大文化概念。这就是强调成立一个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群众性组织，不失时机地对山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研究，服务于当代，利惠于千秋。王谦等老同志的倡议使我们增强了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和赵雨亭、刘舒侠、刘贯文、刘江、陈墨章、张颔、张捷夫等同志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王谦同志多次谈话、写信对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1988年8月16日，三晋文化研究会终于在太原成立了。我们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它的宗旨：“团结和组织有志于研究三晋文化的人士，积极开展三晋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探索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的途径，继往开来，为山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王谦同志作为研究会的顾问，亲临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完成会章规定的这些工作，要更多地网罗和团结对这个事业有兴趣的人和有知识的人。山西人也好，非山西人也好；在山西工作的也好，在外地工作的山西籍的同志都好。我说三教九流都要网罗，一技之长都要网罗，哪怕他的作用是只提了一条意见，一条十分宝贵的意见，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事业中间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把我也弄上一个顾问，那我就当作一个热心于这个事业的可以跑腿的人来接受这个聘书。”
他真是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一个热心“跑腿的人”，我们哪里遇到困难、哪里需要找人、哪里需要找经费，他都积极地为我们“跑”。他曾给省委书记胡富国写信请他支持，胡富国同志一下支持了我们200万元。
19年来，三晋文化研究会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是与他这位老顾问、名誉会长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都倾注了他老人家的心血和智慧。
如今，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方面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影响和成就。我们将永远牢记王谦同志的题词：“历史地辩证地整理、研究、发扬三晋文化传统之精华，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建设。”决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努力将三晋文化研究事业做得更加扎实、更加辉煌!
最后，我引用王谦同志的话来结束这篇怀念文章。“1981年之前，我在山西省委工作了25年，山西是我的家乡，是我参加革命和战斗、成长的地方。我的童年、青年、成年，一共有60多年是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滚打和战斗过来的。我此生的一切，都赤裸裸地留在了这块黄土地的各个角落——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喜欢和烦恼、爱和恨、困惑和醒悟、狂热和反省等等，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足迹，但总的来说，我留下的脚印‘正’的比‘歪’的多。这种说法究竟如何?还是让后人评说吧!”
(作者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责编 雷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