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朝鲜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红利，远比外界想象的多。开城工业园、对外劳务输出、军火贸易、旅游业，以及在日韩的亲属汇款等，都是朝鲜创汇的渠道。
3月16日，美国公布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将朝鲜交通、金融、矿业以及能源部门列入制裁名单。两周以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制裁决议，是该机构针对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的第五份决议。朝鲜官方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肆意侵犯朝鲜主权和生存权，对此朝鲜将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声明还称，安理会对朝制裁是对朝鲜的挑衅，朝鲜将动用包括强有力的“物理方式”在内的所有应对手段和方法，坚决予以回击。
这种“朝鲜式”回应，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但外界应该疑惑的是，朝鲜强势回应的底气来自哪里？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平壤以每3～4年一次的频率，像按部就班似的进行核试验、发射卫星。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一波比一波严厉，为何朝鲜的核、导技术一次比一次“精进”？没人会怀疑朝鲜在政治上强大的“自主意志”，但靠意念是没法引爆核弹的。一切都离不开“钱”这个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外贸优先国策
韩国方面给朝鲜算了一笔账，2月7日的卫星发射花掉了约8.5亿美元，每年用在核项目开发上的资金约11亿美元。朝鲜2015年的GDP约为290亿美元，也就是说，朝鲜“一爆一射”就消耗掉经济总量的6.7%。账如果这样算，那对朝经济制裁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依此逻辑，再多搞几次核爆，再多放几颗卫星，朝鲜经济自我维持就成问题了。
曾在1999年预言平壤政权将因经济困境而垮台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博史塔特，在去年11月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中，用详实的数据和历史事实论证道，以国际标准衡量，朝鲜的经济是“史诗般的失败”。不过事实证明，至少在朝鲜经济这个问题上，国际标准没有“朝鲜逻辑”解释力强。
这个“朝鲜逻辑”其实并不神秘。韩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朝鲜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10年-o.5%；2011年0.8%；2012年1.3%；2013年1.1%；2014年1.0%。对外贸易增长率方面（排除韩朝贸易），2011年51.6%；2012年7.8%；2013年7.8%；2014年3.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首先，朝鲜经济形势从2011年开始好转；其次，经济实现小幅增长的同时，外贸却维持高增长。也就是说，朝鲜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
朝鲜的真实经济数据，如其政权运作那样神秘，但韩国央行的统计也绝不是“全靠蒙”；数据的精确度或许有瑕疵，但反映的大趋势应该没错。长期追踪朝鲜对外经济关系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马库斯·诺兰德的研究显示，尽管朝鲜外贸多年来一直是赤字，但这种局面在2011年出现逆转，朝鲜经常账户开始有了盈余，而且2012年依然保持顺差。在他看来，朝鲜甚至已经开始了对外资本输出，这也使其有了顶住国际经济制裁压力的底气。
朝鲜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搞“先军政治”（Military First），但鲜为人知的是，朝鲜的“贸易优先”（Trade First）政策，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为了与1988年的韩国汉城奥运会“抗衡”，朝鲜大张旗鼓地举办了1989年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当时朝鲜外汇奇缺，为了募集资金，平壤于1986年成立国际贸易公司赚取外汇。虽然那次“狂欢”让朝鲜背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但通过贸易赚外汇的方式却从此进入了朝鲜领导人的视野。
1995年开始“苦难行军”后，面对严重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朝鲜更加突出了对外贸的重视。自那以后，朝鲜党、政、军系统乃至主要地方政府，都纷纷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之间甚至一度还形成了竞争。经历这些年发展，朝鲜特色的国家贸易公司管理和运作体系已经成型。比如建立直接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负责的“书记顾问团队”来监管这些公司，外汇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国库。
有学者把朝鲜国家贸易公司形成的网络，比作“朝鲜有限公司”，朝鲜最高领导人就是CEO。在他们看来，这个“公司”，对平壤政权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一方面维持了体制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使朝鲜能够抗拒对外关系中的大风大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约翰·朴就认为，由于不具备正常的国家预算体系，国家贸易公司成了朝鲜维持国家机构运转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为何朝鲜曾引以为傲的“国家分配制度”瓦解后，国家经济不仅没有跟着崩溃，还能支撑得起核、导开发这样“高消费”的重要原因。
海外“钱路”
朝鲜被贴上“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标签，至少在经济上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朝鲜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红利，远比外界想象的多。当然，朝鲜从贸易优先政策中赚了多少美金，恐怕只有平壤核心决策圈清楚。朝鲜的对外经济行为，有正常的合法贸易，也有为了规避国际制裁的非法交易，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所以，外界很难看清朝鲜外汇创收的全貌，即使根据公开的信息拼出的“全图”，肯定也是打满马赛克的。正因为如此，简单地以核、导项目经费在GDP中占比“不正常”来做推断，很可能“不科学”——不符合“朝鲜逻辑”。
不过，平壤政权能把朝鲜内部社会打造成“黑匣子”，但对外经济活动总会不同程度留下蛛丝马迹，由此也可以大致窥见朝鲜的海外“钱路”。
从公开的资料看，平壤当局有着多渠道的赚取外汇的方式。韩国统一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城工业园区开建以来，韩国向朝鲜注入了约5.6亿美元资金。此外，园区124家韩国企业雇佣的5.5万名朝鲜员工，每年支付工资超过1亿美元。而且，韩方的工资不是发放给朝方员工本人，而是平壤当局。这些工资，被扣除相当比例（韩方估计约70%至90%）的“忠诚基金”后，剩下的才换算成朝币发给朝鲜员工。 对外劳务输出，是朝鲜创汇的另一渠道。金正恩上台以来，明显加大了对外劳务输出的力度，派出对象国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国、中东以及非洲。目前到底有多少朝鲜海外劳工，并没有精确的数据，联合国朝鲜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估计是5万～6万人。与开城工业园区案例类似，朝鲜海外劳工的工资，也要上缴相当比例的“忠诚基金”。联合国估计，平壤每年可能从中得到12亿～23亿美元的外汇。韩国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断了朝鲜一条财路，但对外劳务输出，并未被列入任何对朝制裁名单，也没有可被列入制裁的国际法依据。
军火以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曾在朝鲜创汇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条财路在国际制裁下，可能正在日益萎缩，但也可能变得更为隐秘。2009年的1718号制裁决议，禁止朝鲜核、导及其相关技术交易，但并未禁止常规小型武器的进出口。这个“缺口”在刚刚通过的2270号决议中被填补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断绝了朝鲜这条财路。一方面，朝鲜并未完全停止违反制裁决议的军火交易。比如2013年，巴拿马扣押了一艘从古巴运往朝鲜的载有防空导弹和米格战机的船只。另一方面，朝鲜这方面的贸易，存在大片让国际制裁难以“下锤”打压的灰色地带。
2009年以前的对朝制裁决议，主要限于武器本身及相关的服务交易，朝鲜就此打起了“擦边球”。比如，朝鲜帮助埃塞俄比亚建设、改造了两座兵工厂。此外，朝鲜长期向乌干达、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提供军、警训练服务。2013年的制裁决议堵上这个“漏洞”后，这样的服务贸易并未禁绝。目前，朝鲜海外的跆拳道教练，主要分布在非洲这些与朝鲜长期保持军事合作的国家。个中缘由不言而喻，国际制裁决议对此也没辙。有学者估计，朝鲜每年从这类贸易中获利5亿～10亿美元，虽然难有事实做支撑，但谁也无法证伪。
朝鲜的“封闭”也被当作了卖点，除了中俄等邻国，每年都有不少欧美国家的游客赴朝鲜“猎奇”。朝鲜官方称2014年海外游客数量达10万人，韩方估计这可为朝鲜创汇约1亿美元。在日本的朝鲜人对朝汇款，1990年代初总额多达20亿美元。日朝关系恶化后，这笔款项数额逐年降低，日本《朝日新闻》2013年的报道称已降至约2000万美元，但海外汇款新的来源正在形成。据韩方调查，目前居住在韩国的约2.7万名脱北者，近一半的人，通过中间人（据称佣金高达30%）向在朝鲜的亲属汇款。这笔款项2011年据说就突破了1100万美元，这些资金虽为民间汇款，但无疑会在朝鲜国内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购买力。
莫神话经济制裁
多年来，朝鲜顽强地扮演着证明经济制裁无效的角色。经过多年受制裁的“历练”，朝鲜隐蔽海外资产、隐匿贸易踪迹的手法可谓炉火纯青。负责监控对朝制裁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委员会近年来发布的报告均显示，制裁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制裁收紧的同时，朝鲜规避制裁的措施也在进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凯瑟琳·穆恩持类似观点：着眼于事实上想把朝鲜逐出全球经济的制裁，迫使朝鲜寻找新的规避正常交易的方法，它已经发展出通过“非法现金流通网络”与“中间人”开展业务的其他方式。
金融制裁向来被美国视为制裁利器，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约瑟夫·德托马斯近日撰文称，在资金如水般流动的世界，试图堵漏洞注定将失败。他认为，规避国际银行系统，可能会增加朝鲜的交易成本，但金融制裁并没有迟滞朝鲜的合法贸易，亦或阻断其与武器相关技术的交易。对于美国祭出的“次级制裁”——制裁与朝鲜进行违规贸易的企业或个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并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这种制裁的效果，取决于美财政部甄别那些持有朝鲜重大资产的海外公司的能力。显然这并非易事。
在凯瑟琳·穆恩看来，眼下的事实是，仅靠制裁已被证明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核武材料与技术的转移，或者迫使平壤高层重新思考其核武野心。穆恩认为，如果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是美国、韩国、中国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些国家就理应引导包括朝鲜在内其他相关方，向这个目标努力。“走向这条道路，在中短期内是最费时耗力也最为复杂的，但却可能产生最具建设性和决定性的结果——一个更加和平的东北亚。”凯瑟琳·穆恩的观点，与中国提出的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不谋而合。华盛顿与首尔若愿听北京一言，“朝鲜难题”或许并非无解。
3月8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回应怎样执行对朝鲜“最严厉”制裁时表示，“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执行好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2270号涉朝的决议”，但“2270号决议不光有制裁，还重申要支持六方会谈，要求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所以中方认为，2270号决议需要全面完整地加以执行。制裁是必要手段，维稳是当务之急，谈判是根本之道”。
王毅称：“无核化是国际社会的坚定目标，停和机制转换是朝方的合理关切，两者可以并行谈判、分步推进、统筹解决”，“对其他各方提出的设想，包括以灵活的方式开展三方、四方甚至是五方的接触等，只要有利于把半岛核问题拉回谈判桌，我们都持开放态度”。
3月16日，美国公布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将朝鲜交通、金融、矿业以及能源部门列入制裁名单。两周以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制裁决议，是该机构针对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的第五份决议。朝鲜官方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肆意侵犯朝鲜主权和生存权，对此朝鲜将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声明还称，安理会对朝制裁是对朝鲜的挑衅，朝鲜将动用包括强有力的“物理方式”在内的所有应对手段和方法，坚决予以回击。
这种“朝鲜式”回应，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但外界应该疑惑的是，朝鲜强势回应的底气来自哪里？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平壤以每3～4年一次的频率，像按部就班似的进行核试验、发射卫星。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一波比一波严厉，为何朝鲜的核、导技术一次比一次“精进”？没人会怀疑朝鲜在政治上强大的“自主意志”，但靠意念是没法引爆核弹的。一切都离不开“钱”这个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外贸优先国策
韩国方面给朝鲜算了一笔账，2月7日的卫星发射花掉了约8.5亿美元，每年用在核项目开发上的资金约11亿美元。朝鲜2015年的GDP约为290亿美元，也就是说，朝鲜“一爆一射”就消耗掉经济总量的6.7%。账如果这样算，那对朝经济制裁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依此逻辑，再多搞几次核爆，再多放几颗卫星，朝鲜经济自我维持就成问题了。
曾在1999年预言平壤政权将因经济困境而垮台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博史塔特，在去年11月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中，用详实的数据和历史事实论证道，以国际标准衡量，朝鲜的经济是“史诗般的失败”。不过事实证明，至少在朝鲜经济这个问题上，国际标准没有“朝鲜逻辑”解释力强。
这个“朝鲜逻辑”其实并不神秘。韩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朝鲜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10年-o.5%；2011年0.8%；2012年1.3%；2013年1.1%；2014年1.0%。对外贸易增长率方面（排除韩朝贸易），2011年51.6%；2012年7.8%；2013年7.8%；2014年3.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首先，朝鲜经济形势从2011年开始好转；其次，经济实现小幅增长的同时，外贸却维持高增长。也就是说，朝鲜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
朝鲜的真实经济数据，如其政权运作那样神秘，但韩国央行的统计也绝不是“全靠蒙”；数据的精确度或许有瑕疵，但反映的大趋势应该没错。长期追踪朝鲜对外经济关系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马库斯·诺兰德的研究显示，尽管朝鲜外贸多年来一直是赤字，但这种局面在2011年出现逆转，朝鲜经常账户开始有了盈余，而且2012年依然保持顺差。在他看来，朝鲜甚至已经开始了对外资本输出，这也使其有了顶住国际经济制裁压力的底气。
朝鲜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搞“先军政治”（Military First），但鲜为人知的是，朝鲜的“贸易优先”（Trade First）政策，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为了与1988年的韩国汉城奥运会“抗衡”，朝鲜大张旗鼓地举办了1989年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当时朝鲜外汇奇缺，为了募集资金，平壤于1986年成立国际贸易公司赚取外汇。虽然那次“狂欢”让朝鲜背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但通过贸易赚外汇的方式却从此进入了朝鲜领导人的视野。
1995年开始“苦难行军”后，面对严重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朝鲜更加突出了对外贸的重视。自那以后，朝鲜党、政、军系统乃至主要地方政府，都纷纷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之间甚至一度还形成了竞争。经历这些年发展，朝鲜特色的国家贸易公司管理和运作体系已经成型。比如建立直接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负责的“书记顾问团队”来监管这些公司，外汇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缴国库。
有学者把朝鲜国家贸易公司形成的网络，比作“朝鲜有限公司”，朝鲜最高领导人就是CEO。在他们看来，这个“公司”，对平壤政权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一方面维持了体制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使朝鲜能够抗拒对外关系中的大风大浪。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约翰·朴就认为，由于不具备正常的国家预算体系，国家贸易公司成了朝鲜维持国家机构运转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为何朝鲜曾引以为傲的“国家分配制度”瓦解后，国家经济不仅没有跟着崩溃，还能支撑得起核、导开发这样“高消费”的重要原因。
海外“钱路”
朝鲜被贴上“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标签，至少在经济上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朝鲜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红利，远比外界想象的多。当然，朝鲜从贸易优先政策中赚了多少美金，恐怕只有平壤核心决策圈清楚。朝鲜的对外经济行为，有正常的合法贸易，也有为了规避国际制裁的非法交易，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所以，外界很难看清朝鲜外汇创收的全貌，即使根据公开的信息拼出的“全图”，肯定也是打满马赛克的。正因为如此，简单地以核、导项目经费在GDP中占比“不正常”来做推断，很可能“不科学”——不符合“朝鲜逻辑”。
不过，平壤政权能把朝鲜内部社会打造成“黑匣子”，但对外经济活动总会不同程度留下蛛丝马迹，由此也可以大致窥见朝鲜的海外“钱路”。
从公开的资料看，平壤当局有着多渠道的赚取外汇的方式。韩国统一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城工业园区开建以来，韩国向朝鲜注入了约5.6亿美元资金。此外，园区124家韩国企业雇佣的5.5万名朝鲜员工，每年支付工资超过1亿美元。而且，韩方的工资不是发放给朝方员工本人，而是平壤当局。这些工资，被扣除相当比例（韩方估计约70%至90%）的“忠诚基金”后，剩下的才换算成朝币发给朝鲜员工。 对外劳务输出，是朝鲜创汇的另一渠道。金正恩上台以来，明显加大了对外劳务输出的力度，派出对象国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国、中东以及非洲。目前到底有多少朝鲜海外劳工，并没有精确的数据，联合国朝鲜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估计是5万～6万人。与开城工业园区案例类似，朝鲜海外劳工的工资，也要上缴相当比例的“忠诚基金”。联合国估计，平壤每年可能从中得到12亿～23亿美元的外汇。韩国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断了朝鲜一条财路，但对外劳务输出，并未被列入任何对朝制裁名单，也没有可被列入制裁的国际法依据。
军火以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曾在朝鲜创汇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条财路在国际制裁下，可能正在日益萎缩，但也可能变得更为隐秘。2009年的1718号制裁决议，禁止朝鲜核、导及其相关技术交易，但并未禁止常规小型武器的进出口。这个“缺口”在刚刚通过的2270号决议中被填补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断绝了朝鲜这条财路。一方面，朝鲜并未完全停止违反制裁决议的军火交易。比如2013年，巴拿马扣押了一艘从古巴运往朝鲜的载有防空导弹和米格战机的船只。另一方面，朝鲜这方面的贸易，存在大片让国际制裁难以“下锤”打压的灰色地带。
2009年以前的对朝制裁决议，主要限于武器本身及相关的服务交易，朝鲜就此打起了“擦边球”。比如，朝鲜帮助埃塞俄比亚建设、改造了两座兵工厂。此外，朝鲜长期向乌干达、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提供军、警训练服务。2013年的制裁决议堵上这个“漏洞”后，这样的服务贸易并未禁绝。目前，朝鲜海外的跆拳道教练，主要分布在非洲这些与朝鲜长期保持军事合作的国家。个中缘由不言而喻，国际制裁决议对此也没辙。有学者估计，朝鲜每年从这类贸易中获利5亿～10亿美元，虽然难有事实做支撑，但谁也无法证伪。
朝鲜的“封闭”也被当作了卖点，除了中俄等邻国，每年都有不少欧美国家的游客赴朝鲜“猎奇”。朝鲜官方称2014年海外游客数量达10万人，韩方估计这可为朝鲜创汇约1亿美元。在日本的朝鲜人对朝汇款，1990年代初总额多达20亿美元。日朝关系恶化后，这笔款项数额逐年降低，日本《朝日新闻》2013年的报道称已降至约2000万美元，但海外汇款新的来源正在形成。据韩方调查，目前居住在韩国的约2.7万名脱北者，近一半的人，通过中间人（据称佣金高达30%）向在朝鲜的亲属汇款。这笔款项2011年据说就突破了1100万美元，这些资金虽为民间汇款，但无疑会在朝鲜国内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购买力。
莫神话经济制裁
多年来，朝鲜顽强地扮演着证明经济制裁无效的角色。经过多年受制裁的“历练”，朝鲜隐蔽海外资产、隐匿贸易踪迹的手法可谓炉火纯青。负责监控对朝制裁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委员会近年来发布的报告均显示，制裁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制裁收紧的同时，朝鲜规避制裁的措施也在进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凯瑟琳·穆恩持类似观点：着眼于事实上想把朝鲜逐出全球经济的制裁，迫使朝鲜寻找新的规避正常交易的方法，它已经发展出通过“非法现金流通网络”与“中间人”开展业务的其他方式。
金融制裁向来被美国视为制裁利器，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者约瑟夫·德托马斯近日撰文称，在资金如水般流动的世界，试图堵漏洞注定将失败。他认为，规避国际银行系统，可能会增加朝鲜的交易成本，但金融制裁并没有迟滞朝鲜的合法贸易，亦或阻断其与武器相关技术的交易。对于美国祭出的“次级制裁”——制裁与朝鲜进行违规贸易的企业或个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并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这种制裁的效果，取决于美财政部甄别那些持有朝鲜重大资产的海外公司的能力。显然这并非易事。
在凯瑟琳·穆恩看来，眼下的事实是，仅靠制裁已被证明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核武材料与技术的转移，或者迫使平壤高层重新思考其核武野心。穆恩认为，如果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是美国、韩国、中国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些国家就理应引导包括朝鲜在内其他相关方，向这个目标努力。“走向这条道路，在中短期内是最费时耗力也最为复杂的，但却可能产生最具建设性和决定性的结果——一个更加和平的东北亚。”凯瑟琳·穆恩的观点，与中国提出的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不谋而合。华盛顿与首尔若愿听北京一言，“朝鲜难题”或许并非无解。
3月8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回应怎样执行对朝鲜“最严厉”制裁时表示，“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执行好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2270号涉朝的决议”，但“2270号决议不光有制裁，还重申要支持六方会谈，要求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所以中方认为，2270号决议需要全面完整地加以执行。制裁是必要手段，维稳是当务之急，谈判是根本之道”。
王毅称：“无核化是国际社会的坚定目标，停和机制转换是朝方的合理关切，两者可以并行谈判、分步推进、统筹解决”，“对其他各方提出的设想，包括以灵活的方式开展三方、四方甚至是五方的接触等，只要有利于把半岛核问题拉回谈判桌，我们都持开放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