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2年底， 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共计有1.6万家中国投资主体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2.2万家海外企业。不过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调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方兴未艾的“走出去”并不顺畅，尽管涌现了一些成功者，但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缺乏经验的企业，容易陷入艰难的困境之中，有的甚至遭遇了彻底的商业失败（详见《中国经济周刊》 2014年第16期《中国企业全球化两大悖论——高投入没高回报，好战略无好成绩》报道）。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用“知难而退”消极应对，因为迫于国际、国内多重压力，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早已是不可逆转大势所趋，这些压力包括：
　　首先，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断加剧，我国货币当局为了对冲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实际已经让出部分政策自主权。然而即便如此，市场依然积存有过量流动性，中国世所罕见的货币之宽，不仅导致国内投资效率低下，而且还持续积累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因此这种情况下，继续将剩余资本圈禁在国内的做法已不能适应于形势所需。
　　其次，中国快速累积的外汇储备不断加深中美金融“恐怖平衡”，而这种迫于无奈的短期平衡因为“特里芬悖论”等本质缺陷，不可能具备长期稳固性，因此中国哪怕仅仅为了外汇储备安全配置，也必须通过推动本国企业“走出去”等外汇多元使用方式，尽快改变将大量鸡蛋集中投放在美国国债等少数几个篮子里的权宜状况。
　　第三，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全球化所沿袭的基本脉络是，发达国家的广义高级生产要素以资本形式向低级生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导致后者大量出口从而产生巨额顺差，但问题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无法继续驱动低级要素大量投入，中国旨在实现的转型发展，除了要靠深化内部改革、加强内部挖潜，还必须充分立足全球化背景，利用现有资源跨越式地直接参与到国外先进企业、优势产业中去。
　　但是这种逆转性的全球分工再平衡过程，注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经历的阵痛既有外源性的，也有内源性，其中专就前者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难避免发达国家力图固守既得利益，进而设置种种壁垒，因此，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很难完全自由、自主地进行海外资产配置，他们从起跑线上起，就必须直面戴着脚镣的赛跑。
　　当然，相比上述外源性的不公平待遇，中国企业的内功不足更是其“走出去”过程中值得详加检视的制约因子，而至于其由来，从远端来看主要在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双顺差格局一路依附于对外资的依赖，因此中国经济在大量实现外汇入超的同时，实则是以本土企业能力缺口为代价的；另从近端来看，骤然而至的“走出去”的压力，使得本土企业（尤其是国企）本就过宽的资金约束更为松弛。
　　“祸兮福所倚”。我们希望，暂时性遭遇“高投入没高回报、好战略无好成绩”尴尬的中国企业花钱买来教训，花钱买来机制，知耻后勇、迎难而上地用自己越走越好的“走出去”，推动建立起国际金融、经济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