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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供内部参考”，因为封面为黄色，也称“黄皮书”。2011年春天，我从网上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于是通过“馆际互借”，三天内不出校门就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借到了此书。
从图书馆取了书，拿在手里一看，果然黄色封面上只有三行字：“审判及其他、弗朗兹·卡夫卡、供内部参考”，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或图案。封底右下角也印有“供内部参考”字样，定价：1.95。版权页上印着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6年1月上海第1版。出版社地址为上海绍兴路74号，这个地址应当是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集扉页上印有译者的名字：李文俊、曹庸。书后夹着一张借书卡，上有借书人姓名和还书日期：1972年10月26日：余某某(字迹不清)；1975年2月3曰：孙凤城；1976年3：月8日：孙坤荣；1977年7月27日：孙凤城；1978年4月29日：孙凤城；1981年10月25日：孙坤荣。1991年5月23目的还书者填写了一个代号：100017。从197.2年至1991年，将近20年该书被借阅10次，其中五次的借阅人是孙凤城和孙坤荣。孙凤城与孙坤荣现是我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
这部小说集包括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和五个短篇；《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书后附有马克斯-布罗德的《原文本编者附记》，以及由戈哈、凌柯撰写的《关于卡夫卡》。《关于卡夫卡》一文写于1965年11月，应当就是中国大陆自1949至1979年这30年间有关卡夫卡的唯一文章了。
翻阅此文，看看50多年前中国学者是如何阐述和评价卡夫卡的，将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该文开宗明义：“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是现代颓废主义作家……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在四五十年代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界狂热的推崇。”文章一开始就给卡夫卡定性，语气确定，无可置疑。
至于卡夫卡小说的内容，文章写道：
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着神秘而离奇的内容……卡夫卡所描写的，都是个人的主观幻想，也就是一个人在精神分裂以后所产生的精神状态，在梦魇中所看到的种种幻象……然而不论卡夫卡作品的情节多么离奇、怪诞，综观卡夫卡的全部创作，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反对理性，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卡夫卡是反对反抗，反对革命的……他极端仇视革命，他认为群众是愚昧的……他还恶毒地说：“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拿破仑……洪水愈是泛滥，水流就愈缓、愈混。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来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了。”
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神秘、离奇的内容，主观幻想色彩浓郁，这是卡夫卡作品的一个方面，其实卡夫卡的作品还有另一面，即同样强烈的客观实在性，这一点是当时的论者是看不到的，也不敢看到的。而卡夫卡对革命的看法，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上“恶毒攻击”，反倒是“提前警示和预言”。
至于卡夫卡的创作目的，论者指出：“被无数动荡混乱的社会现象所吓昏的卡夫卡，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在作品里竭力渲染这种恐怖。”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当做“文化鸦片来麻痹人们的意志”。“有的人还利用卡夫卡来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作出判断’云云。”如果卡夫卡果真地怀抱这样的创作目的，不知论者如何解释他那份要求布罗德焚稿的遗嘱。
总之，“不论西方资产阶级文人怎样把卡夫卡捧上天，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引卡夫卡为知己，这些都无法掩盖卡夫卡的反动本质。卡夫卡的作品所以充满恐怖、悲观、绝望的情绪，根本不是用来所谓‘控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渲染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可动摇’的，要人们放弃斗争，俯首贴耳地承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卡夫卡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有利的。”“在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彻底批判卡夫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只有彻底批判卡夫卡，读者才有机会阅读卡夫卡；只要阅读了卡夫卡，任何人恐怕也就再也无法彻底地批判卡夫卡。卡夫卡的小说因为批判而得以出版；卡夫卡的小说因为阅读而深人人心。卡夫卡的悖论终于在这里有所体现。
文章作者还不以为然地说：“涅克拉索夫、潘诺娃、格拉宁1957年与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谈话时，因为没有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而‘面面相觑’。”苏联的第一本卡夫卡作品选集出版于1965年，仅比我国早一年。在文章作者看来，不知道卡夫卡的名字，根本就无需“面面相觑”，因为更多地知道卡夫卡，反而有害无益。由于当时中国与前苏联的那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大体可以推测，1963年以前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鲜有人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而这在当时本来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卡夫卡这部小说集是由“企鹅丛书”1955年英文版转译的，译者是英美文学专家李文俊和曹庸。关于此书的翻译，李文俊后来回忆道：
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
原来，李文俊就是通过阅读奥登而了解到卡夫卡的重要性的。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是英国著名现代诗人和剧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访问过中国。他在1941年就提出了有关卡夫卡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观点，该观点后来被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评论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引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欧茨在《卡夫卡的天堂》一文中指出，卡夫卡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正如奥登在1941年说过的那样，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正是这句简短的评点日后使中国的少数几位学者率先敏锐地发现、并注意到了卡夫卡的杰出和伟大。果然，1982年钱满素和袁华清通过英文转译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在《译序》(写于1981年)中，译者也引用了奥登的这段话：“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德语文学专家杨武能后来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国带头译介卡夫卡的，并非我们搞德语文化的专家，而是李文俊、汤永宽、钱满素等搞英、美文学学者，卡夫卡的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之所以如此，卡夫卡在英美比在德语国家先引起注意和更受重视……”。这也就是说，卡夫卡最初被介绍过来时，连我国的德语文化专家也未予以关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剩不多的几本《审判及其他》默默地躺在图书馆里，很少有人再去翻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以及几十种卡夫卡作品的选集。但是，这部小说集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是所有其他的作品集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它是1979年以前中国大陆最早的卡夫卡小说译本，也是1985年以前中国唯一的一部卡夫卡作品选集，书中的附录《关于卡夫卡》也是197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第一篇有关卡夫卡的论文，尽管其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是恍若隔世。
从图书馆取了书，拿在手里一看，果然黄色封面上只有三行字：“审判及其他、弗朗兹·卡夫卡、供内部参考”，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或图案。封底右下角也印有“供内部参考”字样，定价：1.95。版权页上印着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6年1月上海第1版。出版社地址为上海绍兴路74号，这个地址应当是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集扉页上印有译者的名字：李文俊、曹庸。书后夹着一张借书卡，上有借书人姓名和还书日期：1972年10月26日：余某某(字迹不清)；1975年2月3曰：孙凤城；1976年3：月8日：孙坤荣；1977年7月27日：孙凤城；1978年4月29日：孙凤城；1981年10月25日：孙坤荣。1991年5月23目的还书者填写了一个代号：100017。从197.2年至1991年，将近20年该书被借阅10次，其中五次的借阅人是孙凤城和孙坤荣。孙凤城与孙坤荣现是我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
这部小说集包括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和五个短篇；《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书后附有马克斯-布罗德的《原文本编者附记》，以及由戈哈、凌柯撰写的《关于卡夫卡》。《关于卡夫卡》一文写于1965年11月，应当就是中国大陆自1949至1979年这30年间有关卡夫卡的唯一文章了。
翻阅此文，看看50多年前中国学者是如何阐述和评价卡夫卡的，将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该文开宗明义：“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是现代颓废主义作家……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在四五十年代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界狂热的推崇。”文章一开始就给卡夫卡定性，语气确定，无可置疑。
至于卡夫卡小说的内容，文章写道：
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着神秘而离奇的内容……卡夫卡所描写的，都是个人的主观幻想，也就是一个人在精神分裂以后所产生的精神状态，在梦魇中所看到的种种幻象……然而不论卡夫卡作品的情节多么离奇、怪诞，综观卡夫卡的全部创作，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反对理性，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卡夫卡是反对反抗，反对革命的……他极端仇视革命，他认为群众是愚昧的……他还恶毒地说：“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拿破仑……洪水愈是泛滥，水流就愈缓、愈混。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来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了。”
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神秘、离奇的内容，主观幻想色彩浓郁，这是卡夫卡作品的一个方面，其实卡夫卡的作品还有另一面，即同样强烈的客观实在性，这一点是当时的论者是看不到的，也不敢看到的。而卡夫卡对革命的看法，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上“恶毒攻击”，反倒是“提前警示和预言”。
至于卡夫卡的创作目的，论者指出：“被无数动荡混乱的社会现象所吓昏的卡夫卡，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在作品里竭力渲染这种恐怖。”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当做“文化鸦片来麻痹人们的意志”。“有的人还利用卡夫卡来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作出判断’云云。”如果卡夫卡果真地怀抱这样的创作目的，不知论者如何解释他那份要求布罗德焚稿的遗嘱。
总之，“不论西方资产阶级文人怎样把卡夫卡捧上天，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引卡夫卡为知己，这些都无法掩盖卡夫卡的反动本质。卡夫卡的作品所以充满恐怖、悲观、绝望的情绪，根本不是用来所谓‘控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渲染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可动摇’的，要人们放弃斗争，俯首贴耳地承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卡夫卡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有利的。”“在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彻底批判卡夫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只有彻底批判卡夫卡，读者才有机会阅读卡夫卡；只要阅读了卡夫卡，任何人恐怕也就再也无法彻底地批判卡夫卡。卡夫卡的小说因为批判而得以出版；卡夫卡的小说因为阅读而深人人心。卡夫卡的悖论终于在这里有所体现。
文章作者还不以为然地说：“涅克拉索夫、潘诺娃、格拉宁1957年与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谈话时，因为没有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而‘面面相觑’。”苏联的第一本卡夫卡作品选集出版于1965年，仅比我国早一年。在文章作者看来，不知道卡夫卡的名字，根本就无需“面面相觑”，因为更多地知道卡夫卡，反而有害无益。由于当时中国与前苏联的那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大体可以推测，1963年以前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也鲜有人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而这在当时本来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卡夫卡这部小说集是由“企鹅丛书”1955年英文版转译的，译者是英美文学专家李文俊和曹庸。关于此书的翻译，李文俊后来回忆道：
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
原来，李文俊就是通过阅读奥登而了解到卡夫卡的重要性的。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是英国著名现代诗人和剧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访问过中国。他在1941年就提出了有关卡夫卡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观点，该观点后来被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评论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引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欧茨在《卡夫卡的天堂》一文中指出，卡夫卡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正如奥登在1941年说过的那样，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正是这句简短的评点日后使中国的少数几位学者率先敏锐地发现、并注意到了卡夫卡的杰出和伟大。果然，1982年钱满素和袁华清通过英文转译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在《译序》(写于1981年)中，译者也引用了奥登的这段话：“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德语文学专家杨武能后来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国带头译介卡夫卡的，并非我们搞德语文化的专家，而是李文俊、汤永宽、钱满素等搞英、美文学学者，卡夫卡的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之所以如此，卡夫卡在英美比在德语国家先引起注意和更受重视……”。这也就是说，卡夫卡最初被介绍过来时，连我国的德语文化专家也未予以关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剩不多的几本《审判及其他》默默地躺在图书馆里，很少有人再去翻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以及几十种卡夫卡作品的选集。但是，这部小说集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是所有其他的作品集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它是1979年以前中国大陆最早的卡夫卡小说译本，也是1985年以前中国唯一的一部卡夫卡作品选集，书中的附录《关于卡夫卡》也是197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第一篇有关卡夫卡的论文，尽管其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是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