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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动中南海西花厅
老挝王妃苦劝无效，向中国外交部求援，外交部直接上报陈毅和周恩来。一场恋情，让中国领导人为此操碎了心
1949至1966年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纷纷来华求学。
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档案中，有记录了老挝苏发努冯亲王子女——阿努冯王子和若乔马妮公主当年在华学习、生活情况的珍贵文献。这些曾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档案，为我们解密了两位老挝王室子女在华留学的真实故事。
大使馆发来急电
1961年8月14日，外交部接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加急”电报，称老挝爱国战线向我方正式提出，将派苏发努冯的两个孩子前往中国留学。8月30日，驻越使馆再次发电报，报告苏发努冯一子一女的情况和学习要求：
1、阿努冯·苏发努冯
男，1940年生，高中毕业，精通越文、泰文，略懂中文，希望入我工科大学电力系水电专业学习。
2、若乔马妮·苏发努冯
女，1944年生，在越南二级普通学校8年级学习（相当于我国高中一年级），懂老文和越文，略懂俄文，不懂中文，希望继续入中学学习，并另学些音乐。
苏发努冯是中国人民敬重的国际友人，出身老挝皇族，素有“红色亲王”之誉。老挝地处要冲，与中越泰缅柬五国接壤，被渐入越战泥淖的美国视作必须拔掉的“东南亚瓶塞”，而苏发努冯亲王放弃优渥的生活，领导民众投入抗美救国斗争，也因此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爱国者”。
对于老挝方面的留学请求，外交部非常重视，姬鹏飞、廖承志等外交部、对外文委领导先后作批示，并具体要求：
一、安排他们到外国留学生预备班学习中文，待中文学好后，再根据其专业要求安排到有关学校学习;
二、生活待遇方面全部费用由我方负责;
三、了解他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解决他们生活和学习上的要求，以及假日和节日时的某些特殊照顾。
几天后，外交部给中国驻越使馆电：“同意苏发努冯的两个孩子来京学习，请向老方表示欢迎。”为表诚意，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在途经越南时，还专程与老挝有关人士碰面，就两兄妹赴中国留学日期进行最终确定。
9月25日，搭载着苏发努冯两位子女的国际列车抵达北京，在新华社记者兼老挝语翻译孙士宗的一路陪同下，阿努冯王子和妹妹若乔马妮公主，正式开始了在华的留学生活。
王子公主隐姓埋名
阿努冯、若乔马妮兄妹抵京后，被安排入住北京和平饭店。中国方面为了保护其人身安全，在征得兄妹同意后，只公开他们的国籍，不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对外一律以阮文明、阮娇娥相称。
起初，北京干燥、寒冷的天气令从小在东南亚湿润气候区长大的兄妹有些不适应，若乔马妮还患上了感冒，但在中方工作组的悉心照顾下，他们很快就度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
见兄妹俩行李单薄，外交部、对外文委拨出款项，由专人陪同前往北京王府井百货添置冬衣，人均花费500多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大学生技术员一年的收入。
开学后，兄妹俩正式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日常食宿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再补贴生活费100元。经国务院同意，確定成立由外交部、教育部、对外文委、外国语学院组成的工作组，对兄妹俩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各尽其责。
阿努冯和若乔马妮也不负所望，学校向外交部汇报他们的学习情况时，特别提到，他们学习非常努力，态度认真，成绩较好：阮文明都是5分，阮娇娥多是5分很少是4分。
一个学期结束，兄妹俩留在北京度寒假。当时正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邀他们去做客，和陈家老少一起吃团圆饭，并在餐后观看了最新拍摄的中国电影《花儿朵朵》。若乔马妮和陈毅的小女儿一见如故，对其钢琴表演赞不绝口。告别时，陈家几个孩子还合作了一张祝贺春节的贺年卡送给兄妹俩，让他们虽然远离亲人，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更令阿努冯和若乔马妮欣喜的是，周恩来也接见了他们。若乔马妮事后兴奋地向中国朋友回忆起这次碰面：“周总理一见面就问长问短，关心我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很亲切。”
恋情牵动西花厅
就在阿努冯、若乔马妮兄妹俩逐渐融入中国的学习和社会生活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18岁的若乔马妮，容貌秀丽，身材高挑，热爱舞蹈和音乐，性格十分活泼，在留学生中非常出众。过生日时，蒙古、保加利亚的一些留学生为她举办了一场宿舍舞会。此后，她和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巴尔敦尔相恋。当时，为了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正常学习，教育部门对学生恋爱普遍抱着“严格禁止”的态度，对于学生的恋爱问题，一律发现一起，制止一起。即便是留学生，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但对若乔马妮的恋爱，众人感到有些棘手。
对此，阿努冯的态度和校方是一致的。他私下多次劝说妹妹，告诫她“恋爱会影响学习”。学校方面也派出品学兼优的中国女学生主动和她接近，希望拓宽她的交际圈子，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的夫人孙以谨还专程去看望。但众人的开导，却让若乔马妮产生了逆反心理。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两人在教室走廊接吻，被老师看见”，“上课时经常走神”……
为了不影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阿努冯只能悄悄地向母亲求助。苏发努冯王妃写信劝阻女儿，要她“不只是以母女关系看这封信，而要看成党、国家和人民对她提出的要求”。但是，母亲的苦口婆心，似乎让若乔马妮的态度更为坚定。她回信道：“我的爱如要受到阻碍，我将牺牲一切。”
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发努冯王妃心焦如焚，只能向中国外交部求助，表示“必须坚决断绝”女儿的恋爱关系，希望“中方能与阿尔巴尼亚方面谈话”“派人住在女儿的房间并经常和她接触”“设法将他们二人调离开”。 由于若乔马妮身份特殊，且牵涉两国友好关系，外交部将若乔马妮恋爱情况和苏发努冯王妃的意见，直接上报陈毅和周恩来。至此，一场恋情，牵动了中南海西花厅，中国领导人为此操碎了心。
“棒打鸳鸯”大作战
针对这场恋爱引发的风波，周恩来、陈毅作了“步骤上不能太急，方式不能太生硬”的指示。
1962年4月，外交部召集教育部、外语学院共同研究，确定具体做法：
第一步，由教育部李涛同志约见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向他们说明阮娇娥的身份，阮娇娥父母的态度，讲清道理，协助使巴尔敦尔逐渐与阮娇娥疏远。
第二步，学校与阮文明要达成默契，不要给阮娇娥太大压力，注意了解她最新的情绪。
第三步，请与兄妹俩熟悉的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的夫人孙以谨，出面邀请阮娇娥外出春游散心。
通过多方努力，事件有了转机。由于经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巴尔敦尔率先退缩了。他向使馆人员表示“此事不能怨他，开始是阮娇娥追求他，日子久了，他也动摇了，对阮娇娥产生了感情。但从未想到要她做自己的妻子”，还承诺自己将“逐步地有礼貌地与阮娇娥疏远和断绝来往”。
1962年6月，外交部再次召集教育部、外国语学院共同研究，考虑到“暑期已近，正在考期，不宜采取断然调离方法，决定由学校再对双方进行工作，让他们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考试，使关系冷淡一些。待学期结束后（7月7日），再设法立即将他们分开”。一个月后，随着暑假的到来，这场风波终于如众人所愿地渐渐平息。
1962年末，走出失恋阴影的若乔马妮，告别哥哥和友人，转入苏联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未免令人惋惜，但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却又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必然。
周恩来在一次与苏发努冯亲王的会面中，曾专门为此事致歉，表示“是我们没有管教好”。苏发努冯亲王告诉周恩来，中国给孩子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自己感激不尽。
阿努冯向父亲提出：要像毛泽东的儿子一样去经历风雨
和现在的公派留学生不同，当时阿努冯兄妹的学习，更多的是背负着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和重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负担。来华之前，关于阿努冯所学专业，苏发努冯亲王早已代为定夺。他为儿子选择水利工程作为大学专业，因为深知今后国家建设急需基建人才。
1962年9月，阿努冯进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工结构水电站建筑专业学习，第一学期的必修课程中包括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及工程画等科目。由于中老两国的教育差异，在清华为阿努冯安排的一次摸底考试中，“几何、代数、三角共8个题，只做了一个，还错了半个”。
客观来说，阿努冯只有一年的中文底子，对他而言，一下子转变了整个课堂语言环境，无异于雪上加霜。清华同学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尖子生，和他们一起听大课，阿努冯连老师在说什么都弄不懂，勉强只能记下些笔记。这令他一度产生厌学的情绪：11周应上课181学时，他缺课89学时，占全部上课时数的49%。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应有30次作业，他只交过2次。
外交部联合教育部、清华大学共同研究，为了对阿努冯的培养负责，必须加强帮助，在学习上要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马虎，决定：“停止他现在所学一年级的课程，专门配备老师，为他补习数理化基础课程，先打好基础。到明年（1963年）暑假后，让他再从一年级学起。这样，学习期限将延长一年。”
得知阿努冯在中国遇到学习困难，苏发努冯亲王还专门致信中方：
这孩子和我长子一样最喜欢参加政治和社交活动。而学习精神很差，不能集中精力主要搞学习……如他有不好之处，请学校直率地写信告诉我，并请促他写信详细向我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以后中国同志认为怎样好就怎样教育他。
受苏发努冯夫妇全权委托，外交部出色的女外交家龚普生作为阿努冯在华的监护人，代为履行家长职责，经常和他促膝长谈，鼓励他克服眼前的学习困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就阿努冯的学习问题“对症下药”，并拜会了苏发努冯王妃，他分析认为：“阮文明有不少长处：他关心政治，对中国友好，而且禀赋好，汉语掌握得较快，平时爱好体育活动。阮文明是具备学好专业的条件的。”
在众人的努力下，阿努冯的学业终于有了可喜的进步。在清华大学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
阮文明这一段时期学习比较正常。学习上没有缺课，基本完成了作业。数学课与工程画课分别进行过临时测验，成绩都为良好（4分）。根据阮文明本人的要求，在3月18日我们为其安排了一次水利系各实验室（水工结构实验室、水力学实验室、土力学实验室）的参观。有一个实验室是由一位副教授给他介绍的，参观后阮文明反映，还有许多专业的东西不懂，对有副教授给他介绍很高兴。
时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也非常关心阿努冯的学习情况，他特别批示，要求我方认真做好阿努冯的思想工作。1964年，阿努冯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关心地询问了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并鼓励他克服目前学习上的困难，争取早日学成归国。
回国后，阿努冯主动向父亲提出：要像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去陕北农村锻炼一样，也到最艰难、最穷苦的地方去经历風雨。但充满悲剧色彩且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在老挝山区村寨工作期间，遭敌对武装势力暗杀，牺牲时不到30岁……
从某种角度来说，阿努冯王子和若乔马妮公主的故事，亦成为那个年代外国领导人子女留学中国的一个真实缩影。无论其结局是否圆满，想必会在主人公后来的人生岁月中，铭刻下无法抹去的中国痕迹，也留下了一段段见证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生动回忆。
老挝王妃苦劝无效，向中国外交部求援，外交部直接上报陈毅和周恩来。一场恋情，让中国领导人为此操碎了心
1949至1966年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纷纷来华求学。
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一批档案中，有记录了老挝苏发努冯亲王子女——阿努冯王子和若乔马妮公主当年在华学习、生活情况的珍贵文献。这些曾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档案，为我们解密了两位老挝王室子女在华留学的真实故事。
大使馆发来急电
1961年8月14日，外交部接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加急”电报，称老挝爱国战线向我方正式提出，将派苏发努冯的两个孩子前往中国留学。8月30日，驻越使馆再次发电报，报告苏发努冯一子一女的情况和学习要求：
1、阿努冯·苏发努冯
男，1940年生，高中毕业，精通越文、泰文，略懂中文，希望入我工科大学电力系水电专业学习。
2、若乔马妮·苏发努冯
女，1944年生，在越南二级普通学校8年级学习（相当于我国高中一年级），懂老文和越文，略懂俄文，不懂中文，希望继续入中学学习，并另学些音乐。
苏发努冯是中国人民敬重的国际友人，出身老挝皇族，素有“红色亲王”之誉。老挝地处要冲，与中越泰缅柬五国接壤，被渐入越战泥淖的美国视作必须拔掉的“东南亚瓶塞”，而苏发努冯亲王放弃优渥的生活，领导民众投入抗美救国斗争，也因此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爱国者”。
对于老挝方面的留学请求，外交部非常重视，姬鹏飞、廖承志等外交部、对外文委领导先后作批示，并具体要求：
一、安排他们到外国留学生预备班学习中文，待中文学好后，再根据其专业要求安排到有关学校学习;
二、生活待遇方面全部费用由我方负责;
三、了解他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解决他们生活和学习上的要求，以及假日和节日时的某些特殊照顾。
几天后，外交部给中国驻越使馆电：“同意苏发努冯的两个孩子来京学习，请向老方表示欢迎。”为表诚意，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在途经越南时，还专程与老挝有关人士碰面，就两兄妹赴中国留学日期进行最终确定。
9月25日，搭载着苏发努冯两位子女的国际列车抵达北京，在新华社记者兼老挝语翻译孙士宗的一路陪同下，阿努冯王子和妹妹若乔马妮公主，正式开始了在华的留学生活。
王子公主隐姓埋名
阿努冯、若乔马妮兄妹抵京后，被安排入住北京和平饭店。中国方面为了保护其人身安全，在征得兄妹同意后，只公开他们的国籍，不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对外一律以阮文明、阮娇娥相称。
起初，北京干燥、寒冷的天气令从小在东南亚湿润气候区长大的兄妹有些不适应，若乔马妮还患上了感冒，但在中方工作组的悉心照顾下，他们很快就度过了水土不服这一关。
见兄妹俩行李单薄，外交部、对外文委拨出款项，由专人陪同前往北京王府井百货添置冬衣，人均花费500多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大学生技术员一年的收入。
开学后，兄妹俩正式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日常食宿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再补贴生活费100元。经国务院同意，確定成立由外交部、教育部、对外文委、外国语学院组成的工作组，对兄妹俩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各尽其责。
阿努冯和若乔马妮也不负所望，学校向外交部汇报他们的学习情况时，特别提到，他们学习非常努力，态度认真，成绩较好：阮文明都是5分，阮娇娥多是5分很少是4分。
一个学期结束，兄妹俩留在北京度寒假。当时正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邀他们去做客，和陈家老少一起吃团圆饭，并在餐后观看了最新拍摄的中国电影《花儿朵朵》。若乔马妮和陈毅的小女儿一见如故，对其钢琴表演赞不绝口。告别时，陈家几个孩子还合作了一张祝贺春节的贺年卡送给兄妹俩，让他们虽然远离亲人，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更令阿努冯和若乔马妮欣喜的是，周恩来也接见了他们。若乔马妮事后兴奋地向中国朋友回忆起这次碰面：“周总理一见面就问长问短，关心我们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很亲切。”
恋情牵动西花厅
就在阿努冯、若乔马妮兄妹俩逐渐融入中国的学习和社会生活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18岁的若乔马妮，容貌秀丽，身材高挑，热爱舞蹈和音乐，性格十分活泼，在留学生中非常出众。过生日时，蒙古、保加利亚的一些留学生为她举办了一场宿舍舞会。此后，她和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巴尔敦尔相恋。当时，为了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正常学习，教育部门对学生恋爱普遍抱着“严格禁止”的态度，对于学生的恋爱问题，一律发现一起，制止一起。即便是留学生，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但对若乔马妮的恋爱，众人感到有些棘手。
对此，阿努冯的态度和校方是一致的。他私下多次劝说妹妹，告诫她“恋爱会影响学习”。学校方面也派出品学兼优的中国女学生主动和她接近，希望拓宽她的交际圈子，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的夫人孙以谨还专程去看望。但众人的开导，却让若乔马妮产生了逆反心理。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两人在教室走廊接吻，被老师看见”，“上课时经常走神”……
为了不影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阿努冯只能悄悄地向母亲求助。苏发努冯王妃写信劝阻女儿，要她“不只是以母女关系看这封信，而要看成党、国家和人民对她提出的要求”。但是，母亲的苦口婆心，似乎让若乔马妮的态度更为坚定。她回信道：“我的爱如要受到阻碍，我将牺牲一切。”
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发努冯王妃心焦如焚，只能向中国外交部求助，表示“必须坚决断绝”女儿的恋爱关系，希望“中方能与阿尔巴尼亚方面谈话”“派人住在女儿的房间并经常和她接触”“设法将他们二人调离开”。 由于若乔马妮身份特殊，且牵涉两国友好关系，外交部将若乔马妮恋爱情况和苏发努冯王妃的意见，直接上报陈毅和周恩来。至此，一场恋情，牵动了中南海西花厅，中国领导人为此操碎了心。
“棒打鸳鸯”大作战
针对这场恋爱引发的风波，周恩来、陈毅作了“步骤上不能太急，方式不能太生硬”的指示。
1962年4月，外交部召集教育部、外语学院共同研究，确定具体做法：
第一步，由教育部李涛同志约见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向他们说明阮娇娥的身份，阮娇娥父母的态度，讲清道理，协助使巴尔敦尔逐渐与阮娇娥疏远。
第二步，学校与阮文明要达成默契，不要给阮娇娥太大压力，注意了解她最新的情绪。
第三步，请与兄妹俩熟悉的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的夫人孙以谨，出面邀请阮娇娥外出春游散心。
通过多方努力，事件有了转机。由于经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巴尔敦尔率先退缩了。他向使馆人员表示“此事不能怨他，开始是阮娇娥追求他，日子久了，他也动摇了，对阮娇娥产生了感情。但从未想到要她做自己的妻子”，还承诺自己将“逐步地有礼貌地与阮娇娥疏远和断绝来往”。
1962年6月，外交部再次召集教育部、外国语学院共同研究，考虑到“暑期已近，正在考期，不宜采取断然调离方法，决定由学校再对双方进行工作，让他们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考试，使关系冷淡一些。待学期结束后（7月7日），再设法立即将他们分开”。一个月后，随着暑假的到来，这场风波终于如众人所愿地渐渐平息。
1962年末，走出失恋阴影的若乔马妮，告别哥哥和友人，转入苏联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未免令人惋惜，但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却又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必然。
周恩来在一次与苏发努冯亲王的会面中，曾专门为此事致歉，表示“是我们没有管教好”。苏发努冯亲王告诉周恩来，中国给孩子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自己感激不尽。
阿努冯向父亲提出：要像毛泽东的儿子一样去经历风雨
和现在的公派留学生不同，当时阿努冯兄妹的学习，更多的是背负着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和重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负担。来华之前，关于阿努冯所学专业，苏发努冯亲王早已代为定夺。他为儿子选择水利工程作为大学专业，因为深知今后国家建设急需基建人才。
1962年9月，阿努冯进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工结构水电站建筑专业学习，第一学期的必修课程中包括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及工程画等科目。由于中老两国的教育差异，在清华为阿努冯安排的一次摸底考试中，“几何、代数、三角共8个题，只做了一个，还错了半个”。
客观来说，阿努冯只有一年的中文底子，对他而言，一下子转变了整个课堂语言环境，无异于雪上加霜。清华同学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尖子生，和他们一起听大课，阿努冯连老师在说什么都弄不懂，勉强只能记下些笔记。这令他一度产生厌学的情绪：11周应上课181学时，他缺课89学时，占全部上课时数的49%。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应有30次作业，他只交过2次。
外交部联合教育部、清华大学共同研究，为了对阿努冯的培养负责，必须加强帮助，在学习上要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马虎，决定：“停止他现在所学一年级的课程，专门配备老师，为他补习数理化基础课程，先打好基础。到明年（1963年）暑假后，让他再从一年级学起。这样，学习期限将延长一年。”
得知阿努冯在中国遇到学习困难，苏发努冯亲王还专门致信中方：
这孩子和我长子一样最喜欢参加政治和社交活动。而学习精神很差，不能集中精力主要搞学习……如他有不好之处，请学校直率地写信告诉我，并请促他写信详细向我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以后中国同志认为怎样好就怎样教育他。
受苏发努冯夫妇全权委托，外交部出色的女外交家龚普生作为阿努冯在华的监护人，代为履行家长职责，经常和他促膝长谈，鼓励他克服眼前的学习困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就阿努冯的学习问题“对症下药”，并拜会了苏发努冯王妃，他分析认为：“阮文明有不少长处：他关心政治，对中国友好，而且禀赋好，汉语掌握得较快，平时爱好体育活动。阮文明是具备学好专业的条件的。”
在众人的努力下，阿努冯的学业终于有了可喜的进步。在清华大学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
阮文明这一段时期学习比较正常。学习上没有缺课，基本完成了作业。数学课与工程画课分别进行过临时测验，成绩都为良好（4分）。根据阮文明本人的要求，在3月18日我们为其安排了一次水利系各实验室（水工结构实验室、水力学实验室、土力学实验室）的参观。有一个实验室是由一位副教授给他介绍的，参观后阮文明反映，还有许多专业的东西不懂，对有副教授给他介绍很高兴。
时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也非常关心阿努冯的学习情况，他特别批示，要求我方认真做好阿努冯的思想工作。1964年，阿努冯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关心地询问了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并鼓励他克服目前学习上的困难，争取早日学成归国。
回国后，阿努冯主动向父亲提出：要像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去陕北农村锻炼一样，也到最艰难、最穷苦的地方去经历風雨。但充满悲剧色彩且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在老挝山区村寨工作期间，遭敌对武装势力暗杀，牺牲时不到30岁……
从某种角度来说，阿努冯王子和若乔马妮公主的故事，亦成为那个年代外国领导人子女留学中国的一个真实缩影。无论其结局是否圆满，想必会在主人公后来的人生岁月中，铭刻下无法抹去的中国痕迹，也留下了一段段见证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生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