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包含了对礼教、启蒙的多重反思，本文从《狂人日记》出发，梳理相关作品，探寻鲁迅从宗法伦理批判到对启蒙理性批判的转变。笔者把《呐喊》《彷徨》的多个文本统一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对其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以此作为切入点来把握鲁迅的内部世界，分析从宗法伦理批判到对启蒙理性批判的转变之路。
　　一、“黑暗世界”的形成、独立和进入
　　在阐释鲁迅思想如何从宗法伦理批判转入对启蒙理性批判时，人们不能忽略《呐喊》和《彷徨》这两部小说集中作品的内在逻辑。
　　鲁迅在作品中把自己归为黑暗和过去的一边，如他自己所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笔下的“黑暗世界”，一直贯穿在《呐喊》里面，这也是作家反复描写表现的旧世界的映像。
　　“黑暗世界”的成形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唯一一个清醒者，狂人一开始有着反抗以及唤醒众人的积极性，但是他逐渐意识到“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自己的体内也很可能吃了他人的血肉的事实真相。到这里，“吃人”的旧世界映像已经开始逐渐向读者托出。因为狂人的觉醒，他才能意识到黑暗，才使得“吃人”的旧世界映像开始成形。在《狂人日记》之后的小说中，如《孔乙己》《药》《明天》《阿Q正传》，主人公换成了麻木而无知的民众，“黑暗世界”也一直出现，在不同作品里以不同的方面展开，而它不断增强的存在感也显示出作者意识到其对清醒的启蒙者的迫害程度不断加深。鲁迅对于“黑暗世界”这一构图的描画，达到巅峰的应该就是《阿Q正传》。
　　再往后的几篇小说里，因为真实的黑暗在作家意识中的感觉越来越强，对未来启蒙的意志反而出现了动摇。《头发的故事》中有失败了的“新党”对启蒙论调的模糊质疑，《故乡》则是“我”在面对“黑暗世界”时内心的感伤和悲痛等。在《呐喊》的结尾，人们可以看出，对于“启蒙”这件事，其中有开始抗议的声音，也开始有了怀疑、颓唐无力的感觉。
　　进入《彷徨》，第一篇便是《祝福》。主人公祥林嫂是一个生平受尽悲惨的穷苦寡妇，而作为叙述者的“我”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但是，祥林嫂的不幸世界是“我”永远也无法踏入的，“我”与她隔着一道鸿沟。当祥林嫂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等问题时，“我”是一个字也答不出来的，“我”只能作为她的那个封闭、循环的“黑暗世界”的旁观者，而无法参与进去。在这里，《呐喊》里的“黑暗世界”在《彷徨》的开头得以延续，并且真正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出现，与启蒙者之間展开对峙。然而，黑暗世界之门即使敞开了，这里射入的并非思想的光亮，而是失了影的彷徨。《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这几篇小说中，仍是以描写旧世界映像为主，但是此时的“旧”的意义已经与《呐喊》中的不同。鲁迅此时已经意识到启蒙之后的疑惑和困境，再来观望这些满含封建伦理的旧世界时，已不再仅仅控诉它的顽固性以及对启蒙者的迫害，而是开始批判启蒙理性的消极一面。
　　启蒙之光射入“黑暗世界”后，不但没有祛除黑暗，反而使人在启蒙者身上发现了“暗”。《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以“我”的视角来叙述那些启蒙者意志丧失或患了无力症之后的精神生活状态。而《伤逝》则是具体到恋爱婚姻角度上，来谈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悲剧。在《彷徨》里，鲁迅意识到了更深层次的黑暗，这黑暗不仅来源于外界，也来自于他的内部世界。他选择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以文学者的身份书写自我，与启蒙者眼中的对象世界分化开来。
　　二、从启蒙者到文学者的身份转变
　　从《呐喊》到《彷徨》，人们不仅要看到作品内容中表现出来的批判方向的转变——从对宗法伦理的批判到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更应该由此窥见背后鲁迅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是竹内好《鲁迅》中的著名观点，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只是一个外部的解释，而这两者身份的转换是存在着一个“回心时刻”的，即《狂人日记》发表之前的那段时间。从这之后，鲁迅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但是，人们不能忽视《呐喊》中那些因为外部原因向启蒙主义想妥协的论调。虽然这些带有启蒙色彩的“呐喊”是以“寂寞”为底色的，不是完全出于作者内心的声音，但是这也决定了《呐喊》时期的鲁迅并不能成为彻底的文学者，多少还是有着启蒙者身份的残余或者说是外壳的。《〈呐喊〉自序》中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根据其中的表述，“寂寞”是主动的，而“呐喊”则带有被动成分，鲁迅想要表达的自我并没有完全出现在《呐喊》的小说作品里。而外化为启蒙者身份的鲁迅，此时也是在向黑暗世界发出呐喊，但这呐喊也是本不想出声，受到了外发性刺激，便开始喊了。
　　到了《呐喊》的末尾部分，追随时代变化的痕迹似乎逐渐消失。竹内好的两个观点就能够很好解释这种转变的缘由。随着文学者鲁迅的比重不断增加，进入《彷徨》时期的鲁迅已把文学从当时的政治和启蒙中独立出来，其实这也正是鲁迅思想超前的一个有力论证。抱定文学的鲁迅，同时也意识到文学是绝对的，对政治无力，对自身也是无力的。竹内好还认为，“他把问题看透了，那就是把新道德带进没有基础的前近代社会，只会导致新道德发生前近代的变形，不仅不会成为解放人的动力，相反只会转化为有利于压制者的手段”，鲁迅看到了旧社会规则和启蒙理性两者的相似点，如强制性等。
　　鲁迅的“寂寞”是与辛亥革命之后带来的幻灭感联系在一起的。在失掉影之后的彷徨者鲁迅，进入《彷徨》后成为真正的文学者，无法在自我黑暗中沉默，从而发出自我内心的声音。这些声音其实也是鲁迅自我创造的一种外现。那些“寂寞”越来越内在化，把原先因为外部原因而不得不有所隐藏的自我提到作品的表面上来。而这个自我带有原生的黑暗，它开始思索启蒙理性是否绝对正确，开始把内心里光和影的纠缠表现出来。而先前割裂过去与未来，否定现在的启蒙论调，如“救救孩子”等，在碰壁后，在鲁迅那里进行了自我回归。东方性的自我存在比重增加，对“现在”的情形也予以重视，因此他才能看到五四运动落潮后，那些新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如《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婚姻困境，《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无法以“新”前进时，选择了向“旧”回归等。
　　三、结语
　　《呐喊》和《彷徨》对礼教、启蒙展开多重反思，透过作品内容的内在逻辑，人们就能够发现鲁迅批判的矛头发生了转变。对于这种转变，人们在注重明显的外部原因和时代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作家主体的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