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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黄立波（2008）语际显化角度，按照Klaudy（2004）显化分类，以《天净沙·秋思》为例，发现元曲英译中强制性显化、选择性显化、语用性显化所占比例各不相同。文章分析，由于汉英语言类型差异巨大，所以元曲英译时，通常强制性显化所占显化类别比例最高；元曲属于诗歌文本，语言凝练、精简，英译时通常需要适当增添连接词、关联词及强调词，选择性显化在元曲英译时也占相当一部分比例；最后，由于英汉文化差异，需对文化词汇进行解释说明，元曲英译时，会产生语用性显化，但由于人类实践具有普遍性，文化中又有共性，所以语用性显化相对其它两类显化类别，所占比例较少。
【关键词】显化；语际显化；显化分类；《天净沙·秋思》英译；显化原因
20世纪80年代，由于语料库的兴起，翻译研究者对“翻译普遍性”产生浓厚兴趣，翻译普遍性开始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全新视角。翻译普遍性是指“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Baker，1993：243）。Baker（1996：176-177；180-185）曾明确提出四类可能构成翻译普遍性假说的特征：显化、简单化、规范化、整齐化。显化自此进入学者研究视野。“虽然显化研究开展时间不长，却是目前翻译领域中得到最为全面研究的现象之一”（Perego， 2003）。
一、显化
显化概念最早由法国人Vinay&Darbelnet（1995：342）提出，指“对源语中暗含的但可以从上下文中推导出的信息在译语中加以明示”。Vinay等人认为的“翻译具体过程中这种“显隐”与翻译技巧“增减”似无本质区别”（胡显耀&曾佳， 2009：72）。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学者Blum-Kulka第一次对显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著名的“显化假设”。Blum-Kulka（1986：61-71）指出翻译的过程会使得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明晰化程度提高。她更进一步认为显化是翻译本身固有的特征，是在理解源语文本时产生的，而不是两种语言的特殊性造成的。
从近年论文来看，国内学者（刘玉梅，2002；王克非，2003；陈瑞清，2005；柯飞，2005；周红民，2007）利用已有语料库或自制语料库已经开始对显化现象进行研究。“从论文所举的实例来看……都是根据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增添或删减语义内容或语法标记，且显隐的程度随各种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显然与Baker（2008）等人所说的与特定语言对无关的“翻译共性”的概念不一致。”（胡显耀&曾佳， 2009：72）而与Vinay&Darbelnet的显化观念相似。
基于上述陈述，国内外学者显然尚未就显化概念达成一致认识。黄立波注意到这点，提出“语际显化”和“语内显化”观点。语际显化指“翻译过程中，在译语中添加或明示原文中隐含语言成分的过程，目的在于更清楚地传达原文中的语法和非语法信息”；语内显化是指“翻译文本相对于译语中非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显性程度提高”（黄立波， 2008：455）。元曲英译必然涉及两种语言，因此本研究要从语际显化理论出发进行探讨《天净沙·秋思》的七个英译版本。目前翻译显化研究多是基于语料库，对中长篇文学文本进行显化分析，几乎没有涉及篇幅相对较小，字数相对较少，语言及其凝练的元曲。
二、《天净沙·秋思》研究现状
《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代表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名作，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艺术眼光很高的王国维将它列为元人小令的“最佳者”，并评论说：“《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深得唐人绝句妙境”（王国维， 2007：36）。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不拘语法，全曲五句二十八字，采用列锦的修辞手法，仅用名词建构意象，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给读者留下很大想象空间。不同的译者对该小令有不同理解，也产生了不同的英译本。为了解学界目前对《天净沙·秋思》英译本的研究，我们以“《天净沙·秋思》、英译”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搜索，共发现相关文献36篇，其中硕士论文2篇，期刊文章34篇。总结而言，仅有的36篇文献，有16篇是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评判优劣，占总数44.44%，10篇文献对英译本进行理论解读，占总数的27.78%，从美学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研究该小令的文章相对较少，共占总文献数的27.78%。
目前尚未有文章从显化角度分析《天净沙·秋思》译本，但“显化理论有益于探究中英语言形式化程度、译者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并发掘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对原文语义和句法形式的显或隐”。（柯飞，2005：304）为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本文拟从黄立波的语际显化角度出发，按照Klaudy的显化分类，对《天净沙·秋思》的七个英译本进行显化分析，探索元曲英译的显化类型，寻求显化原因。七个英译文分别为翁显良、赵甄陶、许渊冲、Wayne Schlepp、Wai-lim Yip、Sherwin S.S.Fu及丁祖馨与 Burton Raffel合译译本。
三、《天净沙·秋思》英译本显化分析
匈牙利学者Klaudy（2004：82-83）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四类：强制性显化、选择性显化、语用性显化及翻译本身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由不同语言在形态、句法、语义方面差异所致。没有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就不合目的语语法规范。“选择性显化”是由不同语言篇章建构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选择性显化是“为了创造出语法正确、自然、近似本族语的句子”（Perego， 2003：69）。“语用性显化”产生于不同文化差异——为了跨越源语与目标语间的文化鸿沟，译者往往要在译文中增加解释说明。“翻译本身固有显化”是目标语翻译文本相较于非翻译文本所体现出的显性特征，本研究并不涉及此类显化。
强制性显化主要与形态、句法相关。例如，汉语中没有数的形态标记，而英语中却存在。因此，以原文中“老树”为例，Wai-lim Yip将其英译成“an old tree”，翁显良、许渊冲及Sherwin S.S.Fu则将其译为“old trees”。不管译文中是单数还是复数，均凸显了元曲英译时的强制性显化要求。句法方面，《天净沙·秋思》原文为求语言凝练，前三小句全由名词叠加成句，这在汉语中是可以接受的。英语则不同，必须以主谓为中心组句。因此，将原曲英译时，必须找到主要动词串联各名词成分。如：“枯藤老树昏鸦”一句，翁显良将其译为“Crows hovering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译文中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动词“hovering ”及“wreathed”。典型的选择性显化形式包括：添加连接词、关联词、强调词。尽管汉语中确实存在上述三类词语，但《天净沙·秋思》原曲中并未出现一处。然而，在其七个译本中，连接词“and”、“but”并不少见，也不乏“and”、“still”、“far”等关联词或强调词。根据Klaudy的显化分类，“语用性显化”是由文化差异所致。《天净沙·秋思》原曲中“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的英译最能说明此类显化。原曲中，作者并未明示思念对象究竟是双亲还是爱妻。而丁祖馨和Burton Raffe将“断肠人”译为“the lovesick traveller”，显然将作者思念对象直指其爱妻。且不管二人认识正确与否，他们至少为英语读者理解原曲指明一条方向。根据上述分析，元曲《天净沙·秋思》七个英译本中各显化类别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四、显化动因分析
“翻译是将源语文本转为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交际活动。在源语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常常隐去与读者共享的或读者已知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或采用替代、省略等手段避免重复具体上下文中不言自明的信息。”（胡开宝、朱一凡， 2008：78）然而，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往往存在差异，源语中已知的或不言自明的语言及文化信息，对目的语读者而言却是陌生的。这时，为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文本，译者常常负有将这些信息明朗化的责任。有鉴于此，本文对元曲《天净沙·秋思》中显化类别及其动因主要进行以下分析。
（一）语言类型差异
显化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语言差异。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吕叔湘（1999：7）指出：“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英语是综合型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形式（如性、数、格、时、体、语态、词类标记等），依赖各种形式手段表达意义。任何文本汉译英时，往往均需在英译文中增添各种形态标记。汉语与英语的类型差异还体现在汉语是意合型语言，英语是形合型语言。意合型语言往往以意统形，而形合型语言则需以形统意。虽然汉英两种语言都是典型的SVO句法结构，但汉语常常可以忽略此句法结构，如《天净沙·秋思》原曲中，前三小句都是由名词叠加成句，即便如此，读者也能根据语境或自身经验，想象出作者想要描述的场景。英语则不同，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才能正确表达意义，单纯将一列名词词组列出，英语读者将不明所以，不知所谓。汉语同英语相比，词汇、语法衔接程度都比较低，汉译英时会更多地呈现形式上的“显化”，即强制性显化。这也就是《天净沙·秋思》七个译文中，强制性显化比例高达95.46%，在三种显化类型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
（二）文化差异
英汉文化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制度、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截然不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自然各具特色。含蓄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美学风格，表现了人们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趣味。含蓄美可以使人们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活动中充分激发想象力，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读者对诗歌领悟通常“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钱钟书（2002：16）论及“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天净沙·秋思》原曲中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弥漫着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作者却忍而不发，将含蓄美发挥的淋漓尽致。要将这样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入语读者，译者往往不得不作出明示。例如丁祖馨和Burton Raffe将原文中“断肠人”处理为“the lovesick traveller”正是对这一点最好的阐释。但尽管中英文化存在差异，但由于人类实践具有普遍性，文化中又有许多共通成分。相比汉英语言的巨大类型差异，汉英文化差异相对较为缓和，因此语用性显化所占显化比例最少，仅为4.54%。
（三）文本差异动因
影响显化的因素除了语言和社会文化外，还包括文本因素。不同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也不相同。小说文本、科学文本、政论文本、新闻文本、应用文文本等在翻译中的显化程度并不一样。元曲属于诗歌文本，一般来说，汉语诗歌（词、曲）比较注重语义协调而相对忽视语法协调，因此常常省略连接词、关联词、强调词等不必要的语法手段，且诗歌中常用洗练、精简的语言，以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空间。这样一来就使得英译时常需借助选择性显化手段。所以，在《天净沙·秋思》七个英译本中，选择性显化占显化总数11.82%，处于强制性显化与语用性显化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往往对译文显化产生不同影响（如Wayne Schlepp遵循“形式对等”原则，几乎将原文复制而出，只做少许形态变化，显化程度非常低）。本文主要考察《天净沙·秋思》英译本的普遍“显化”现象，选取七位不同译者的译作，可基本抵消译者因素在显化现象中的影响作用。
五、结论
显化在汉英翻译中普遍存在，是不同的语言、文化以及文体共同作用于翻译的结果。本文从语际显化角度出发，利用定量研究方法，得出《天净沙·秋思》这首元曲的七个译本中，强制性显化、选择性显化、语用性显化三类显化类别各占比例，并分析其原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类型差异巨大，因此元曲英译时，通常强制性显化所占显化类别比例最高。另外，因为元曲属于诗歌文本，语言凝练、精简，通常省去不必要的连接词、关联词及强调词，英译时通常需要加以增添，所以选择性显化在元曲英译时也占一定比例。最后，由于英汉文化差异，元曲英译时，需对文化词汇进行解释说明，产生语用性显化。但人类实践具有普遍性，因此，语用性显化所占比例最少。元曲《天净沙·秋思》几乎全部由名词叠加而成，元曲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笔者以此曲为例，探索元曲英译的显化问题，可能并不具备典型性，希望学者能对元曲英译中的显化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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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显化；语际显化；显化分类；《天净沙·秋思》英译；显化原因
20世纪80年代，由于语料库的兴起，翻译研究者对“翻译普遍性”产生浓厚兴趣，翻译普遍性开始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全新视角。翻译普遍性是指“翻译文本而不是原话语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Baker，1993：243）。Baker（1996：176-177；180-185）曾明确提出四类可能构成翻译普遍性假说的特征：显化、简单化、规范化、整齐化。显化自此进入学者研究视野。“虽然显化研究开展时间不长，却是目前翻译领域中得到最为全面研究的现象之一”（Perego， 2003）。
一、显化
显化概念最早由法国人Vinay&Darbelnet（1995：342）提出，指“对源语中暗含的但可以从上下文中推导出的信息在译语中加以明示”。Vinay等人认为的“翻译具体过程中这种“显隐”与翻译技巧“增减”似无本质区别”（胡显耀&曾佳， 2009：72）。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学者Blum-Kulka第一次对显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著名的“显化假设”。Blum-Kulka（1986：61-71）指出翻译的过程会使得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明晰化程度提高。她更进一步认为显化是翻译本身固有的特征，是在理解源语文本时产生的，而不是两种语言的特殊性造成的。
从近年论文来看，国内学者（刘玉梅，2002；王克非，2003；陈瑞清，2005；柯飞，2005；周红民，2007）利用已有语料库或自制语料库已经开始对显化现象进行研究。“从论文所举的实例来看……都是根据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增添或删减语义内容或语法标记，且显隐的程度随各种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显然与Baker（2008）等人所说的与特定语言对无关的“翻译共性”的概念不一致。”（胡显耀&曾佳， 2009：72）而与Vinay&Darbelnet的显化观念相似。
基于上述陈述，国内外学者显然尚未就显化概念达成一致认识。黄立波注意到这点，提出“语际显化”和“语内显化”观点。语际显化指“翻译过程中，在译语中添加或明示原文中隐含语言成分的过程，目的在于更清楚地传达原文中的语法和非语法信息”；语内显化是指“翻译文本相对于译语中非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显性程度提高”（黄立波， 2008：455）。元曲英译必然涉及两种语言，因此本研究要从语际显化理论出发进行探讨《天净沙·秋思》的七个英译版本。目前翻译显化研究多是基于语料库，对中长篇文学文本进行显化分析，几乎没有涉及篇幅相对较小，字数相对较少，语言及其凝练的元曲。
二、《天净沙·秋思》研究现状
《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代表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名作，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艺术眼光很高的王国维将它列为元人小令的“最佳者”，并评论说：“《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深得唐人绝句妙境”（王国维， 2007：36）。马致远在《天净沙·秋思》中不拘语法，全曲五句二十八字，采用列锦的修辞手法，仅用名词建构意象，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给读者留下很大想象空间。不同的译者对该小令有不同理解，也产生了不同的英译本。为了解学界目前对《天净沙·秋思》英译本的研究，我们以“《天净沙·秋思》、英译”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搜索，共发现相关文献36篇，其中硕士论文2篇，期刊文章34篇。总结而言，仅有的36篇文献，有16篇是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评判优劣，占总数44.44%，10篇文献对英译本进行理论解读，占总数的27.78%，从美学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研究该小令的文章相对较少，共占总文献数的27.78%。
目前尚未有文章从显化角度分析《天净沙·秋思》译本，但“显化理论有益于探究中英语言形式化程度、译者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并发掘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对原文语义和句法形式的显或隐”。（柯飞，2005：304）为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本文拟从黄立波的语际显化角度出发，按照Klaudy的显化分类，对《天净沙·秋思》的七个英译本进行显化分析，探索元曲英译的显化类型，寻求显化原因。七个英译文分别为翁显良、赵甄陶、许渊冲、Wayne Schlepp、Wai-lim Yip、Sherwin S.S.Fu及丁祖馨与 Burton Raffel合译译本。
三、《天净沙·秋思》英译本显化分析
匈牙利学者Klaudy（2004：82-83）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四类：强制性显化、选择性显化、语用性显化及翻译本身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由不同语言在形态、句法、语义方面差异所致。没有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就不合目的语语法规范。“选择性显化”是由不同语言篇章建构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选择性显化是“为了创造出语法正确、自然、近似本族语的句子”（Perego， 2003：69）。“语用性显化”产生于不同文化差异——为了跨越源语与目标语间的文化鸿沟，译者往往要在译文中增加解释说明。“翻译本身固有显化”是目标语翻译文本相较于非翻译文本所体现出的显性特征，本研究并不涉及此类显化。
强制性显化主要与形态、句法相关。例如，汉语中没有数的形态标记，而英语中却存在。因此，以原文中“老树”为例，Wai-lim Yip将其英译成“an old tree”，翁显良、许渊冲及Sherwin S.S.Fu则将其译为“old trees”。不管译文中是单数还是复数，均凸显了元曲英译时的强制性显化要求。句法方面，《天净沙·秋思》原文为求语言凝练，前三小句全由名词叠加成句，这在汉语中是可以接受的。英语则不同，必须以主谓为中心组句。因此，将原曲英译时，必须找到主要动词串联各名词成分。如：“枯藤老树昏鸦”一句，翁显良将其译为“Crows hovering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译文中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动词“hovering ”及“wreathed”。典型的选择性显化形式包括：添加连接词、关联词、强调词。尽管汉语中确实存在上述三类词语，但《天净沙·秋思》原曲中并未出现一处。然而，在其七个译本中，连接词“and”、“but”并不少见，也不乏“and”、“still”、“far”等关联词或强调词。根据Klaudy的显化分类，“语用性显化”是由文化差异所致。《天净沙·秋思》原曲中“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的英译最能说明此类显化。原曲中，作者并未明示思念对象究竟是双亲还是爱妻。而丁祖馨和Burton Raffe将“断肠人”译为“the lovesick traveller”，显然将作者思念对象直指其爱妻。且不管二人认识正确与否，他们至少为英语读者理解原曲指明一条方向。根据上述分析，元曲《天净沙·秋思》七个英译本中各显化类别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四、显化动因分析
“翻译是将源语文本转为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交际活动。在源语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常常隐去与读者共享的或读者已知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或采用替代、省略等手段避免重复具体上下文中不言自明的信息。”（胡开宝、朱一凡， 2008：78）然而，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往往存在差异，源语中已知的或不言自明的语言及文化信息，对目的语读者而言却是陌生的。这时，为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文本，译者常常负有将这些信息明朗化的责任。有鉴于此，本文对元曲《天净沙·秋思》中显化类别及其动因主要进行以下分析。
（一）语言类型差异
显化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语言差异。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吕叔湘（1999：7）指出：“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英语是综合型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形式（如性、数、格、时、体、语态、词类标记等），依赖各种形式手段表达意义。任何文本汉译英时，往往均需在英译文中增添各种形态标记。汉语与英语的类型差异还体现在汉语是意合型语言，英语是形合型语言。意合型语言往往以意统形，而形合型语言则需以形统意。虽然汉英两种语言都是典型的SVO句法结构，但汉语常常可以忽略此句法结构，如《天净沙·秋思》原曲中，前三小句都是由名词叠加成句，即便如此，读者也能根据语境或自身经验，想象出作者想要描述的场景。英语则不同，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才能正确表达意义，单纯将一列名词词组列出，英语读者将不明所以，不知所谓。汉语同英语相比，词汇、语法衔接程度都比较低，汉译英时会更多地呈现形式上的“显化”，即强制性显化。这也就是《天净沙·秋思》七个译文中，强制性显化比例高达95.46%，在三种显化类型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
（二）文化差异
英汉文化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制度、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截然不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自然各具特色。含蓄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美学风格，表现了人们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趣味。含蓄美可以使人们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活动中充分激发想象力，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读者对诗歌领悟通常“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钱钟书（2002：16）论及“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天净沙·秋思》原曲中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弥漫着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作者却忍而不发，将含蓄美发挥的淋漓尽致。要将这样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入语读者，译者往往不得不作出明示。例如丁祖馨和Burton Raffe将原文中“断肠人”处理为“the lovesick traveller”正是对这一点最好的阐释。但尽管中英文化存在差异，但由于人类实践具有普遍性，文化中又有许多共通成分。相比汉英语言的巨大类型差异，汉英文化差异相对较为缓和，因此语用性显化所占显化比例最少，仅为4.54%。
（三）文本差异动因
影响显化的因素除了语言和社会文化外，还包括文本因素。不同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也不相同。小说文本、科学文本、政论文本、新闻文本、应用文文本等在翻译中的显化程度并不一样。元曲属于诗歌文本，一般来说，汉语诗歌（词、曲）比较注重语义协调而相对忽视语法协调，因此常常省略连接词、关联词、强调词等不必要的语法手段，且诗歌中常用洗练、精简的语言，以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空间。这样一来就使得英译时常需借助选择性显化手段。所以，在《天净沙·秋思》七个英译本中，选择性显化占显化总数11.82%，处于强制性显化与语用性显化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往往对译文显化产生不同影响（如Wayne Schlepp遵循“形式对等”原则，几乎将原文复制而出，只做少许形态变化，显化程度非常低）。本文主要考察《天净沙·秋思》英译本的普遍“显化”现象，选取七位不同译者的译作，可基本抵消译者因素在显化现象中的影响作用。
五、结论
显化在汉英翻译中普遍存在，是不同的语言、文化以及文体共同作用于翻译的结果。本文从语际显化角度出发，利用定量研究方法，得出《天净沙·秋思》这首元曲的七个译本中，强制性显化、选择性显化、语用性显化三类显化类别各占比例，并分析其原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类型差异巨大，因此元曲英译时，通常强制性显化所占显化类别比例最高。另外，因为元曲属于诗歌文本，语言凝练、精简，通常省去不必要的连接词、关联词及强调词，英译时通常需要加以增添，所以选择性显化在元曲英译时也占一定比例。最后，由于英汉文化差异，元曲英译时，需对文化词汇进行解释说明，产生语用性显化。但人类实践具有普遍性，因此，语用性显化所占比例最少。元曲《天净沙·秋思》几乎全部由名词叠加而成，元曲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笔者以此曲为例，探索元曲英译的显化问题，可能并不具备典型性，希望学者能对元曲英译中的显化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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