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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舆情通常遵循发生期、发展期、高潮期、消散期的阶段理论，笔者通过对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旨在探析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的网络舆情生成机制，完善舆情风险管理方法，防止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
【关键词】校园安全 热点事件 网络舆情 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3.2%，网民规模达7.31亿，随着web2.0类应用的兴起，自媒体平台迅速崛起，为互联网新闻输送了大量素材，也使舆情危机随时濒临爆发的边缘。笔者结合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分析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以期为构建自媒体背景下教育部门与政府机关应对此类网络舆情的舆情风险管理机制与应对策略提供有益建议。
“舆情”即“舆论情况”的简称，是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及其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两微一端”背景下，网络舆情虽是传统舆情借助互联网衍生出来的特殊存在形态，但实质仍然是社情民意的集合，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对于热点事件迄今还没有权威界定，一般指现实中发生的、民众热切关注并对其产生观点、态度的重大事件。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可以定义为，互联网传播过程中，针对校园安全类相关事件形成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或者言论的情况。
网络舆情反应了民意情况，有着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的划分方法，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以网络舆论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三段论，有的针对网络舆情提出四阶段论，大致为开始、发展、高峰和衰没，具体表述根据研究不同在命名上存在差异，有的则根据微博舆情，提出网络舆情无固定划分阶段可循，视具体情况而定。笔者将四川某中学校园安全事件划分为发生期、发展期、高潮期、衰减期四个阶段。
2017年4月1日6时左右，四川某中学某学生被发现在宿舍楼外死亡，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3日，该中学对安全事件予以回应，否定此事件是因校园“欺凌”而引起的死亡，但未公开案件细节，引起媒体和网民对事件的猜测与遐想。6日，舆论达到顶峰。其中，有人将某中学暴力事件恶意嫁接到此事件上，导致各类不实信息传播开来，引起热议。从4月1日至4月8日，针对该中学校园安全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信息发布量约61.02万条，新闻报道约1480篇，多达3300多万人次参与转发、评论该事件。“两微一端”提供的用户言论中，通过随机抽取网民评论进行内容分析，得出结论如下：事件发酵过程中，传播此安全事件中学生坠亡的言论占37%，呼吁切勿传播谣言的观点占21%，期盼事实真相的言论占15%，相关谣言传播占13%等。网民言论主要来自微博的草根阶层普通人群，占94%，其中专家、社会名人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
舆情发生期：个体情绪放大与媒体宣传标签化
在一定情况下，个体情绪会产生传染与放大的交互作用。利己主义偏向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即人们之所以会把好结果归因于自身因素而把坏结果归因于外界因素，是因为好结果有利于个体认知与结果的一致，使得自身认知平衡，反之亦然。学生家长对于校方的处理态度和结果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是这次校园安全事件触发的导火索。而此事件中是否存在“校园欺凌”行为是解释事件发生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对于校园“霸凌”和“欺凌”等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校园欺凌研究先驱、挪威伯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奥维斯博士明确指出欺凌的三大显著特征：重复发生性、伤害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中并未产生任何欺凌行为，也无他人参与，因此事件的曝光本身包含家长失控的情绪，带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倾向。即当事件结果与个体的认知处于不一致时，个体为了寻求认知平衡，将结果归因于外部因素的不合理，来寻求个体内部认知的一致性。涉事学生的意外本身也与家人有一定联系，加之官方在对事件公开信息过程含糊不清、封堵传播源的方式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反感，为事件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也为恶意嫁接其他暴力视频提供了机会，助长了谣言的发展，导致舆情事件迅猛快速地发酵。
媒体宣传的标签化致使舆论升级。在自媒体时代，新媒体信息海量传播，不受地域、时间、群体性质的限制。庞大的信息来源，使得受众在选择的时候带有倾向性。而媒体提示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存在，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对客观环境的反应。在这种背景下，谁能吸引受众的注意谁就赢得了市场，即受众在对外界信息的吸收过程中选择性注意，并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固有观念、行为偏好等因素进行选择性接受。而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受众趣味，在新闻选择、整合过程中，加入更多“有料”的内容，导致“贴标签”新闻的盛行，背离了大众传媒客观中立传递消息的本质属性，产生了不良的导向作用，而“贴标签”新闻中强烈的情感色彩，更加影响了网民对事实的判断，引发了舆论审判现象。
舆情发展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焦虑，是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产生的根本原因。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也包括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变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使得人们需要适应转型期的各种紧张性刺激、压力和各种心理问题，焦虑就是其中一种。由于这种广泛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以及不同压力的共同作用，社会焦虑成为不受限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事实。校园安全在马斯洛的五个人生需要层次中属于第二层次的安全需要要求。当媒体、报纸频繁报道各类校园安全事件时，加重了人们原本就存在的、对社会转型期的焦虑感。在移情与共情的作用下，网民通过发表评论与观点，把负面情绪转移到网络上来，形成舆论力量，表达自己的需要，来平息心中的不安全感。
群体心理是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的社会心理基础。网民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体，但校园生活是每个人都绕不过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而刻板印象是人们对事物或者物体形成的一种固定的看法，并从个体直接扩大到整个群体。涉事中的中学位于偏远县城，教学设施、住宿条件相对较差，是家长、学生心中普通的学校。公众对于条件较差的县城中学，往往抱有学习成绩差、纪律涣散、管理松弛等一系列不良印象，当出现了类似的安全事件，与公众的刻板印象相吻合，就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传播。 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是影响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发酵的重要社会因素。中国网民年龄结构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到全国总数三分之一，30-39岁占23.2%，40岁以上网民占23.1%，可见网民中年轻人是主体；网民的文化程度整体上较低，学历结构相对低端化，以初中学历水平为主的占37.3%，高中学历占26.2%，还有小学及以下占15.9%。超过88.5%的网民的知识水平、学历达不到大学水平。部分拥有较强信息获取能力和公众平台表达能力的人在话语权上掌握了较大的优势，从而成为网络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产生弥补了不同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鸿沟，普通网民往往通过网络意见领袖来获得信息，并形成群体，将情感和思想转移到同一方向，产生依赖、模仿、跟随意见领袖的现象。由此可见，网络意见领袖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舆情的发酵。
舆情高潮期：官方回应引起反复
沉默的螺旋是舆情高潮期大众传播学中的常见现象，它是指人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表明自己观点，跟随多数声音，或者沉默不语，直到形成螺旋，导致某一观点占据优势地位。在实际情况中，强势方的舆论并非完全正确，少数人的声音也不一定错误，不能完全根据数量的多寡来判断正误。2015年—2016年，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盘点各类校园安全事件，涉及食品安全、校园暴力事件，频现的校园安全事件，只给公众留下了报道事件严重性的印象，公众往往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媒体一般也只通过当事人和目击证人单方面叙述报道，却鲜有对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导致客观、理性的声音和事实的真相往往淹没在沉默的螺旋中。
官方的权威发声一般是热点事件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节点。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以及相关部门先后六次回应，从县委、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政府、到市级部门、再到教育部、公安部，然而回应效果均不够理想。官方的前两次通报不仅没有对网民质疑提出解答，反而多次强调“非他杀”，致使多个版本的谣言肆意增生。最后一次回应中，虽然存在部分中性言论，号召网民理性看待事件，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网民，还是很难被说服，接受官方答复。从舆情处置上讲，官方的回应加重了公众的疑虑，当不信任感剧增时，舆情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政务微博成为网民表达不满的发泄地。当热点事件舆情爆发时，如果政务微博不能第一时间传播权威信息，就会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作用下，成为网民攻击的众矢之的。针对事件的负面评论，关闭评论功能或者删帖成为某些基层政府机关常用的应对办法。然而从舆情引导的角度讲，关闭评论、删帖等阻断信息正常传播途径的方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热点舆情的背后是民众的内心诉求，越是封堵，舆情的爆发力就越强，从而进一步激化公众情绪，致使舆情发酵，演变成网民普遍关注的热点事件。面对网络舆论中偏执、狭隘的观点和违背客观事实、常理的言论，官方需要引导网民回归理性思考的轨道上。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中当地相关部门关闭评论功能和删帖的行为，无疑是加重了网民的反抗意识，激化了矛盾。
舆情消散期：议程设置缺位
议程设置功能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网络媒体或者民众会关注某些方面并有选择地根据自己的兴趣深挖某些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网络舆论。在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消散期，该校采取了全校停课整顿、寻求专业团队进行心理咨询、开展教育活动等相关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干预，但是在對外界公布消息的环节中，并没有设置相关议程。如若以校园欺凌为关键词检索，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还居于置顶位置，相关报道占据大部分网站信息，公众的记忆还停留在事件本身的负面舆情中，而不是事件的妥善处理上。因此，舆情消散期，以议程设置来影响网民的关注点，是切实可行的公关技能。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体制机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凸显，其中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的涌现便是重要体现。而此类热点事件因为其相对敏感性，容易形成网络舆情，因此探讨其生成机制，完善舆情风险管理方法，对于防止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很有必要。教育是立国之本，人才是强国之基，对于教育类事件的关注，不仅仅要停留在事件本身的处理，还要注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思想引导。且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领域问题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反映出了社会矛盾在各个领域的不同表现。根据不同阶段的形成原因，提出应对策略可以有效防止生成网络舆情危机，但对于问题的关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要追溯根源去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同时，注重从家庭、社会、学校等各个层面共同努力，解决好校园安全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校园安全类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发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德】鸟尔里奇·贝克著、何博文译，《风险社会：向新现代性迈进》，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②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③周如俊、王天琪：《网络舆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11期。
责编/周素丽 姜成（见习）
【关键词】校园安全 热点事件 网络舆情 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16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3.2%，网民规模达7.31亿，随着web2.0类应用的兴起，自媒体平台迅速崛起，为互联网新闻输送了大量素材，也使舆情危机随时濒临爆发的边缘。笔者结合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分析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机制，以期为构建自媒体背景下教育部门与政府机关应对此类网络舆情的舆情风险管理机制与应对策略提供有益建议。
“舆情”即“舆论情况”的简称，是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及其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两微一端”背景下，网络舆情虽是传统舆情借助互联网衍生出来的特殊存在形态，但实质仍然是社情民意的集合，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对于热点事件迄今还没有权威界定，一般指现实中发生的、民众热切关注并对其产生观点、态度的重大事件。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可以定义为，互联网传播过程中，针对校园安全类相关事件形成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或者言论的情况。
网络舆情反应了民意情况，有着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的划分方法，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以网络舆论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三段论，有的针对网络舆情提出四阶段论，大致为开始、发展、高峰和衰没，具体表述根据研究不同在命名上存在差异，有的则根据微博舆情，提出网络舆情无固定划分阶段可循，视具体情况而定。笔者将四川某中学校园安全事件划分为发生期、发展期、高潮期、衰减期四个阶段。
2017年4月1日6时左右，四川某中学某学生被发现在宿舍楼外死亡，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3日，该中学对安全事件予以回应，否定此事件是因校园“欺凌”而引起的死亡，但未公开案件细节，引起媒体和网民对事件的猜测与遐想。6日，舆论达到顶峰。其中，有人将某中学暴力事件恶意嫁接到此事件上，导致各类不实信息传播开来，引起热议。从4月1日至4月8日，针对该中学校园安全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信息发布量约61.02万条，新闻报道约1480篇，多达3300多万人次参与转发、评论该事件。“两微一端”提供的用户言论中，通过随机抽取网民评论进行内容分析，得出结论如下：事件发酵过程中，传播此安全事件中学生坠亡的言论占37%，呼吁切勿传播谣言的观点占21%，期盼事实真相的言论占15%，相关谣言传播占13%等。网民言论主要来自微博的草根阶层普通人群，占94%，其中专家、社会名人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
舆情发生期：个体情绪放大与媒体宣传标签化
在一定情况下，个体情绪会产生传染与放大的交互作用。利己主义偏向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即人们之所以会把好结果归因于自身因素而把坏结果归因于外界因素，是因为好结果有利于个体认知与结果的一致，使得自身认知平衡，反之亦然。学生家长对于校方的处理态度和结果一直存在不同认识，是这次校园安全事件触发的导火索。而此事件中是否存在“校园欺凌”行为是解释事件发生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对于校园“霸凌”和“欺凌”等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校园欺凌研究先驱、挪威伯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奥维斯博士明确指出欺凌的三大显著特征：重复发生性、伤害性和力量的不均衡性。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中并未产生任何欺凌行为，也无他人参与，因此事件的曝光本身包含家长失控的情绪，带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倾向。即当事件结果与个体的认知处于不一致时，个体为了寻求认知平衡，将结果归因于外部因素的不合理，来寻求个体内部认知的一致性。涉事学生的意外本身也与家人有一定联系，加之官方在对事件公开信息过程含糊不清、封堵传播源的方式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反感，为事件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也为恶意嫁接其他暴力视频提供了机会，助长了谣言的发展，导致舆情事件迅猛快速地发酵。
媒体宣传的标签化致使舆论升级。在自媒体时代，新媒体信息海量传播，不受地域、时间、群体性质的限制。庞大的信息来源，使得受众在选择的时候带有倾向性。而媒体提示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存在，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对客观环境的反应。在这种背景下，谁能吸引受众的注意谁就赢得了市场，即受众在对外界信息的吸收过程中选择性注意，并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固有观念、行为偏好等因素进行选择性接受。而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受众趣味，在新闻选择、整合过程中，加入更多“有料”的内容，导致“贴标签”新闻的盛行，背离了大众传媒客观中立传递消息的本质属性，产生了不良的导向作用，而“贴标签”新闻中强烈的情感色彩，更加影响了网民对事实的判断，引发了舆论审判现象。
舆情发展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焦虑，是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产生的根本原因。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也包括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变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使得人们需要适应转型期的各种紧张性刺激、压力和各种心理问题，焦虑就是其中一种。由于这种广泛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以及不同压力的共同作用，社会焦虑成为不受限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事实。校园安全在马斯洛的五个人生需要层次中属于第二层次的安全需要要求。当媒体、报纸频繁报道各类校园安全事件时，加重了人们原本就存在的、对社会转型期的焦虑感。在移情与共情的作用下，网民通过发表评论与观点，把负面情绪转移到网络上来，形成舆论力量，表达自己的需要，来平息心中的不安全感。
群体心理是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的社会心理基础。网民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体，但校园生活是每个人都绕不过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而刻板印象是人们对事物或者物体形成的一种固定的看法，并从个体直接扩大到整个群体。涉事中的中学位于偏远县城，教学设施、住宿条件相对较差，是家长、学生心中普通的学校。公众对于条件较差的县城中学，往往抱有学习成绩差、纪律涣散、管理松弛等一系列不良印象，当出现了类似的安全事件，与公众的刻板印象相吻合，就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传播。 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是影响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网络舆情发酵的重要社会因素。中国网民年龄结构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到全国总数三分之一，30-39岁占23.2%，40岁以上网民占23.1%，可见网民中年轻人是主体；网民的文化程度整体上较低，学历结构相对低端化，以初中学历水平为主的占37.3%，高中学历占26.2%，还有小学及以下占15.9%。超过88.5%的网民的知识水平、学历达不到大学水平。部分拥有较强信息获取能力和公众平台表达能力的人在话语权上掌握了较大的优势，从而成为网络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产生弥补了不同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鸿沟，普通网民往往通过网络意见领袖来获得信息，并形成群体，将情感和思想转移到同一方向，产生依赖、模仿、跟随意见领袖的现象。由此可见，网络意见领袖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舆情的发酵。
舆情高潮期：官方回应引起反复
沉默的螺旋是舆情高潮期大众传播学中的常见现象，它是指人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表明自己观点，跟随多数声音，或者沉默不语，直到形成螺旋，导致某一观点占据优势地位。在实际情况中，强势方的舆论并非完全正确，少数人的声音也不一定错误，不能完全根据数量的多寡来判断正误。2015年—2016年，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盘点各类校园安全事件，涉及食品安全、校园暴力事件，频现的校园安全事件，只给公众留下了报道事件严重性的印象，公众往往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媒体一般也只通过当事人和目击证人单方面叙述报道，却鲜有对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导致客观、理性的声音和事实的真相往往淹没在沉默的螺旋中。
官方的权威发声一般是热点事件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节点。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以及相关部门先后六次回应，从县委、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政府、到市级部门、再到教育部、公安部，然而回应效果均不够理想。官方的前两次通报不仅没有对网民质疑提出解答，反而多次强调“非他杀”，致使多个版本的谣言肆意增生。最后一次回应中，虽然存在部分中性言论，号召网民理性看待事件，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网民，还是很难被说服，接受官方答复。从舆情处置上讲，官方的回应加重了公众的疑虑，当不信任感剧增时，舆情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政务微博成为网民表达不满的发泄地。当热点事件舆情爆发时，如果政务微博不能第一时间传播权威信息，就会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作用下，成为网民攻击的众矢之的。针对事件的负面评论，关闭评论功能或者删帖成为某些基层政府机关常用的应对办法。然而从舆情引导的角度讲，关闭评论、删帖等阻断信息正常传播途径的方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热点舆情的背后是民众的内心诉求，越是封堵，舆情的爆发力就越强，从而进一步激化公众情绪，致使舆情发酵，演变成网民普遍关注的热点事件。面对网络舆论中偏执、狭隘的观点和违背客观事实、常理的言论，官方需要引导网民回归理性思考的轨道上。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中当地相关部门关闭评论功能和删帖的行为，无疑是加重了网民的反抗意识，激化了矛盾。
舆情消散期：议程设置缺位
议程设置功能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网络媒体或者民众会关注某些方面并有选择地根据自己的兴趣深挖某些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网络舆论。在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消散期，该校采取了全校停课整顿、寻求专业团队进行心理咨询、开展教育活动等相关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干预，但是在對外界公布消息的环节中，并没有设置相关议程。如若以校园欺凌为关键词检索，四川某中学安全事件还居于置顶位置，相关报道占据大部分网站信息，公众的记忆还停留在事件本身的负面舆情中，而不是事件的妥善处理上。因此，舆情消散期，以议程设置来影响网民的关注点，是切实可行的公关技能。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体制机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凸显，其中校园安全类热点事件的涌现便是重要体现。而此类热点事件因为其相对敏感性，容易形成网络舆情，因此探讨其生成机制，完善舆情风险管理方法，对于防止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很有必要。教育是立国之本，人才是强国之基，对于教育类事件的关注，不仅仅要停留在事件本身的处理，还要注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思想引导。且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领域问题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反映出了社会矛盾在各个领域的不同表现。根据不同阶段的形成原因，提出应对策略可以有效防止生成网络舆情危机，但对于问题的关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要追溯根源去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同时，注重从家庭、社会、学校等各个层面共同努力，解决好校园安全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校园安全类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发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德】鸟尔里奇·贝克著、何博文译，《风险社会：向新现代性迈进》，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②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③周如俊、王天琪：《网络舆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11期。
责编/周素丽 姜成（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