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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综述（下）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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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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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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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在临近新世纪时落下了帷幕，小布什如愿以偿将在2001年1月正式入主白宫。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中美关系是否将陷入新的波折，无疑是新世纪国际社会与中国都相当关注的话题。本文将分析小布什政府外交和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力图从中总结出一些规范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因素。
尽管中美两国在实力上相差悬殊，但中美之间是一种战略竞争对手的模糊关系。中美既在很多领域中合作，又在很多方面相互竞争。作者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了中美合作的问题和潜力：两国在东南亚共同的安全利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军事均衡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的后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军事态势；中国军事现代化；中美双边军事往来；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应该适应双边关系的模糊性，并且能够在东亚和全球和平共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京都会议)在为发达国家明确规定了温室气体的具体减排目标与完成期限的同时．也引入了3个灵活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涉及到已经承诺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和尚未承诺此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结合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发展形势，应用效率和公平两条原则对CDM的实施前景作了简要分析。
、稳定的政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1992年俄罗斯转轨以来，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主要表现为：中央的权力斗争不断、金融寡头干预政治、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对中央政权的挑战。政局不稳使政府的经济政策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和牺牲品，对经济转轨起到破坏作用。
联盟内部出现的成员国防务分担不均衡和联盟公共产品次优的趋势引起了西方研究联盟政治学者的广泛兴趣，通过引进经济中公共产品的概念，他们对联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性质与结构，联盟成员之间军力的可替代性以及联盟以威慑或防御总体战略等问题及其对联盟内部各成员防务努力的影响做了有益的研究，本文介绍了这些研究成果，并联系当前西方联盟内部防务努力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开放市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引进技术都对政府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提出了要通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等来衡量政府宏观政策在市场开放中的作用。政府宏观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有着特殊作用，各国政府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要求采取不同的外资战略方针，我国政府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引进技术要与正确的科学发展战略相结合。
对外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冷战结束后中国国际角色发生的重大变化，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选择。深刻认识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是明确中国对外安全战略基本定位的前提，也是全面筹划中国21世纪初的对外安全战略的前提，本文从中国国际角色变化的角度出发，在同历史上大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对外安全战略应定位于“自主合作”的看法，并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论证。
18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英、美、日先后获“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等称号之后，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在大踏走向“世界工厂”迈进，尽管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离合格的“世界工厂”尚有较大距离，但其发展势不可挡，文章分析了中国“世界工厂”化同当年日本“世界工厂”化的不同特点，并指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当前日本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
祖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之间阻独促统对谋独拒绝的斗争处于战略相持状态，而战略相持意味着双方各有优势，当前，祖国大陆的优势主要是在总体力量规模方面的长期优势，连同就中国和世界发展基本趋势而言的长期优势。台湾方面拥有的优势几乎全都属于相对而言轻易改变或较为有限的短期优势。目前，祖国大陆过分缺乏短期优势，这可能使人在一个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反复感受无奈或遭受挫折，因而渐次失去战略耐心和信心，以至可能有朝一日置长期优势于不顾，鲁莽地投入并非绝对必要和适时的“大拼搏”，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丢弃“台独意味着战争”这一现已关
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西方七国峰会，经过年复一年的发展，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近乎精心设计的会议体系。然而，由于G7/G8不是一个如同联合国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样的结构化组织，也无需设秘书处从事对所有文档的收集和传播，因此，外界在认识和研究G7/G8时，对其文件的类型、性质以及材料来源的确认自然成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G7/G8峰会的文档来说，如公告、政治宣言、声明等文档的性质，背景和重要性都是不同的，并随着国际形势及自身的变化，在类型和内容上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