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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辗转无眠，半小时后到院子里，迷迷瞪瞪中捡了16颗子弹，有的打在坚硬的墙壁上已经变形，有的还很完整，连上面的刻字都看的一清二楚。
（文中资料）
作者简介：
筱云，80年后生人，法学研究生毕业即加入外交队伍，2009年赴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常驻，爱生活、爱文字、爱旅行。
在也门的最后一年是2011年。这个一贯充满不稳定因素的高原国家处在内战边缘，老百姓人均三把枪，流弹和炮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光顾，常常就着炮声吃饭，枕着枪声入睡。时间久了，一直紧绷的神经也不免有些麻木。日记有载：“流弹飞过的时候，是一个个有些美感的闪着红光的小亮点，而炮弹轰鸣的时候，可以看到礼花绽放般金黄的绚烂。”
红色布兜里的十六枚子弹
2011年6月8日夜里十点多钟，安宁被毫无预警地打破，炮弹声近在咫尺，震耳欲聋。我们几个住在一楼的同志打开门，向宿舍楼天井望去，天空已不似往日，强光交替闪过，溅出一片片火花。这么集中的炮火还是第一次见，随后发现所有的通讯方式也已失灵。
几分钟后，更多人不约而同地到了一楼，厨师煮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其他同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得空的时候来吃碗面。忙忙碌碌中，因为大家都在，开始忘了夜有多漫长、多恐怖。慢慢地，炮声消去，已是早上4点钟。大使安排同仁们回去休息，第二天还要紧张地工作。我辗转无眠，半小时后到院子里，迷迷瞪瞪中捡了16颗子弹，有的打在坚硬的墙壁上已经变形，有的还很完整，连上面的刻字都看的一清二楚。据不完全统计，6月9日凌晨，使馆同志共捡子弹近200枚。
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一千多个日夜，但每每看到这些铜黄色的子弹，最先跳入脑海的竟是那方便面的热气和大家相互照应的温暖，你说怪吗？
严峻的安全形势下，团组少了，企业撤了，家属走了，馆员外出次数直线下降，就连两周去超市采购一趟生活必需品也成了一种奢侈。宿舍里的床被我移到离窗户最远的地方，看起来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安全感。也门地处高原缺氧，在馆里的锻炼几乎就是小院里路灯下溜溜弯。
然而子弹如此这般地飞，大家的活动范围由院子挪到了天井楼道。在天井里也接二连三出现流弹之后，楼道里的声控灯在晚饭后便很少亮起。每日中午的工作餐是人比较齐的时候。就餐的房间有一整面“墙”只是贴了防弹膜的玻璃，只好把帘子放下来故作坚实。这样餐厅里光线便略显暗淡，白天也需要开灯，每个人的脸上便多了抹颜色。十几个人就在这里，围着一台电视机，就着新闻联播把午餐送入肚肠。
作为大使翻译，陪同的外出公务活动还比较多，开车的也门司机经常选择和以往不同的小路，我们在后座被颠得云里雾里，他则笑嘻嘻地解释这样比较安全。参加活动时，经常是竖起一只耳朵听着外面的枪炮声，另一只耳朵听也门外长沉着澄清各种“不实”传闻，宽慰大家形势将有好转。使节们则一面脸上挂着难以琢磨的笑容，一面心照不宣地相互交换着眼神。有时赶上停电，诺大的发布厅一下子暗下来，过许久再亮起，总能看到外长尴尬的笑容。
2011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办公室的同事取回国内寄来的防弹衣和一些设备。防弹衣并非人手一套，谁外出谁使用。但第一次看到它们，大家感觉又新鲜又踏实，纷纷排队试穿，也顾不得自己是睡衣范儿还是卡哇伊发型，于是便有了一张“女汉子”全副武装的留影。
终于到来的别离
2011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和我的另一半决定去久违的大超市“数梅来”采购，其实也是希望藉此呼吸一下使馆高高围墙护板外的新鲜空气。彼时也门的安全形势已进一步恶化，街上不时可见游行示威的青年。也门人工作时间一般到下午三点结束，华灯初上之前是他们用餐和嚼卡特的休闲时间，街上会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段。
我们请好外出假，驱车来到了使馆小院外的天地。所谓“大超市”，只是货品略丰富些，主要是有蔬菜水果出售，免得要去一趟不久前刚被轰炸过的菜市场。等把同事们要捎带的东西都买好，夜色已浮动起来，于是匆匆结账，将几枚“里亚尔”揣入兜里（谁成想它们跟随这件外套和我一起飞回了北京）。
回馆的路上，两人有心事似的话不多。坐上车许久了，加速的心跳还未平复，感觉像是完成了什么神秘任务。快到使馆时，天迅速地黑了，街上的灯一下子亮起来，显得格外空旷。我坐在副驾上，忽然冒出一句话：“哎，你微微眯上眼睛，感觉我们像不像在北京的二环路上？这灯光……”旁边的人微笑不应，我知道自己只是想家了。
离馆前的那段日子过的特别的快，形势一天一个样。各种外事活动马不停蹄，我们在研究室，电脑和人也就不停运转。日子飞奔而过，到了大使宣布大半馆员撤离的消息那天，没有人感到意外，只是多了些行色匆匆。走的前一天晚上，馆里的一位大姐请我们小两口吃饭。其实大姐已届退休，年龄完全可以叫“阿姨”，但叫了几年的姐，还是这样亲切。
大姐不太会开车，外出采购都要搭别人的车，因此家里的存货也并不丰富。但她还是把冰箱里珍藏的虾和螃蟹拿出来招待我们，还有香喷喷的紫米粥、葱花烙饼、土豆丝等等，在她的厨房兼餐厅里摆了满满一桌。吃着吃着，我就说不出话来，伤感得直想掉泪，还好厨房里只有一盏小灯，想必我的脸在灯光下难以看清吧。大姐打趣说，小张这一走，馆里妇女小组可就剩我一人啦。我抬起朦胧的泪眼看她，她还笑得像个孩子般纯真，仿佛那些炮火只是天边的云霞。那顿饭的香气，现在还萦绕在回忆里。
回国后不久，我们去了以妖冶别致的灯景而出名的“蓝色港湾”。果然名不虚传，错落的霓虹在褚蓝色夜空下碰撞，印衬得各色名车熠熠生辉。有人在给孩子拍照，也有幸福的情侣依偎着摆出各种非主流姿势自拍，孩童快乐的喊叫声回荡在天际。抬头望去，天幕漫漫无边，延伸到不知名的远方。恍惚间想起也门的那些灯光，昏黄却也温暖。
（文中资料）
作者简介：
筱云，80年后生人，法学研究生毕业即加入外交队伍，2009年赴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常驻，爱生活、爱文字、爱旅行。
在也门的最后一年是2011年。这个一贯充满不稳定因素的高原国家处在内战边缘，老百姓人均三把枪，流弹和炮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光顾，常常就着炮声吃饭，枕着枪声入睡。时间久了，一直紧绷的神经也不免有些麻木。日记有载：“流弹飞过的时候，是一个个有些美感的闪着红光的小亮点，而炮弹轰鸣的时候，可以看到礼花绽放般金黄的绚烂。”
红色布兜里的十六枚子弹
2011年6月8日夜里十点多钟，安宁被毫无预警地打破，炮弹声近在咫尺，震耳欲聋。我们几个住在一楼的同志打开门，向宿舍楼天井望去，天空已不似往日，强光交替闪过，溅出一片片火花。这么集中的炮火还是第一次见，随后发现所有的通讯方式也已失灵。
几分钟后，更多人不约而同地到了一楼，厨师煮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其他同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得空的时候来吃碗面。忙忙碌碌中，因为大家都在，开始忘了夜有多漫长、多恐怖。慢慢地，炮声消去，已是早上4点钟。大使安排同仁们回去休息，第二天还要紧张地工作。我辗转无眠，半小时后到院子里，迷迷瞪瞪中捡了16颗子弹，有的打在坚硬的墙壁上已经变形，有的还很完整，连上面的刻字都看的一清二楚。据不完全统计，6月9日凌晨，使馆同志共捡子弹近200枚。
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一千多个日夜，但每每看到这些铜黄色的子弹，最先跳入脑海的竟是那方便面的热气和大家相互照应的温暖，你说怪吗？
严峻的安全形势下，团组少了，企业撤了，家属走了，馆员外出次数直线下降，就连两周去超市采购一趟生活必需品也成了一种奢侈。宿舍里的床被我移到离窗户最远的地方，看起来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安全感。也门地处高原缺氧，在馆里的锻炼几乎就是小院里路灯下溜溜弯。
然而子弹如此这般地飞，大家的活动范围由院子挪到了天井楼道。在天井里也接二连三出现流弹之后，楼道里的声控灯在晚饭后便很少亮起。每日中午的工作餐是人比较齐的时候。就餐的房间有一整面“墙”只是贴了防弹膜的玻璃，只好把帘子放下来故作坚实。这样餐厅里光线便略显暗淡，白天也需要开灯，每个人的脸上便多了抹颜色。十几个人就在这里，围着一台电视机，就着新闻联播把午餐送入肚肠。
作为大使翻译，陪同的外出公务活动还比较多，开车的也门司机经常选择和以往不同的小路，我们在后座被颠得云里雾里，他则笑嘻嘻地解释这样比较安全。参加活动时，经常是竖起一只耳朵听着外面的枪炮声，另一只耳朵听也门外长沉着澄清各种“不实”传闻，宽慰大家形势将有好转。使节们则一面脸上挂着难以琢磨的笑容，一面心照不宣地相互交换着眼神。有时赶上停电，诺大的发布厅一下子暗下来，过许久再亮起，总能看到外长尴尬的笑容。
2011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办公室的同事取回国内寄来的防弹衣和一些设备。防弹衣并非人手一套，谁外出谁使用。但第一次看到它们，大家感觉又新鲜又踏实，纷纷排队试穿，也顾不得自己是睡衣范儿还是卡哇伊发型，于是便有了一张“女汉子”全副武装的留影。
终于到来的别离
2011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和我的另一半决定去久违的大超市“数梅来”采购，其实也是希望藉此呼吸一下使馆高高围墙护板外的新鲜空气。彼时也门的安全形势已进一步恶化，街上不时可见游行示威的青年。也门人工作时间一般到下午三点结束，华灯初上之前是他们用餐和嚼卡特的休闲时间，街上会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段。
我们请好外出假，驱车来到了使馆小院外的天地。所谓“大超市”，只是货品略丰富些，主要是有蔬菜水果出售，免得要去一趟不久前刚被轰炸过的菜市场。等把同事们要捎带的东西都买好，夜色已浮动起来，于是匆匆结账，将几枚“里亚尔”揣入兜里（谁成想它们跟随这件外套和我一起飞回了北京）。
回馆的路上，两人有心事似的话不多。坐上车许久了，加速的心跳还未平复，感觉像是完成了什么神秘任务。快到使馆时，天迅速地黑了，街上的灯一下子亮起来，显得格外空旷。我坐在副驾上，忽然冒出一句话：“哎，你微微眯上眼睛，感觉我们像不像在北京的二环路上？这灯光……”旁边的人微笑不应，我知道自己只是想家了。
离馆前的那段日子过的特别的快，形势一天一个样。各种外事活动马不停蹄，我们在研究室，电脑和人也就不停运转。日子飞奔而过，到了大使宣布大半馆员撤离的消息那天，没有人感到意外，只是多了些行色匆匆。走的前一天晚上，馆里的一位大姐请我们小两口吃饭。其实大姐已届退休，年龄完全可以叫“阿姨”，但叫了几年的姐，还是这样亲切。
大姐不太会开车，外出采购都要搭别人的车，因此家里的存货也并不丰富。但她还是把冰箱里珍藏的虾和螃蟹拿出来招待我们，还有香喷喷的紫米粥、葱花烙饼、土豆丝等等，在她的厨房兼餐厅里摆了满满一桌。吃着吃着，我就说不出话来，伤感得直想掉泪，还好厨房里只有一盏小灯，想必我的脸在灯光下难以看清吧。大姐打趣说，小张这一走，馆里妇女小组可就剩我一人啦。我抬起朦胧的泪眼看她，她还笑得像个孩子般纯真，仿佛那些炮火只是天边的云霞。那顿饭的香气，现在还萦绕在回忆里。
回国后不久，我们去了以妖冶别致的灯景而出名的“蓝色港湾”。果然名不虚传，错落的霓虹在褚蓝色夜空下碰撞，印衬得各色名车熠熠生辉。有人在给孩子拍照，也有幸福的情侣依偎着摆出各种非主流姿势自拍，孩童快乐的喊叫声回荡在天际。抬头望去，天幕漫漫无边，延伸到不知名的远方。恍惚间想起也门的那些灯光，昏黄却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