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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经济过程中，要想保证经济稳定、协调、健康发展，需明确认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比例科学控制。基于此，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法，从投资、经济增长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例控制意见，以供参考。
关键词：投资率;经济增长率;投资结构
引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发展中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以“稳中求进”为工作基调，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目前，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投资仍是拉动内需、抢占市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结构改革、带动产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对此，有必要掌握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的关系，加强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湿度比例研究，进行投资稳调控，从而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投资基础。
1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概念分析
1.1投资
“投资”从储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为促进实现未来消费增长而进行当前消费牺牲的经济行为。例如，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在未来可预见性时间实现增值，针对某一领域进行价物的投放。投资的类型众多，包括基金、保险、股票、房产、贵金属等。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提及到的“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建造、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工作量以及相关变化情况以货币形式表现）[1]。投资率主要是指年度内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用公式“投资率=总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生产额×100%”表示。
1.2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或一个国家在一个相对较长时间跨度上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率能够反映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总量增长情况。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提到的“经济增长”致“国民总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率”用“GDP增长率”表示。
2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2.1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首先，投资具有一定的需求效应，即一个部门在进行投资时，会对其他部门产生生产需求，促进其他部门增加产出，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产出的增加，达到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其次，投资具有一定的供给效应，即投资建设过程中不仅有投入，也有新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的产出。从而满足社会生活需求，促进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生产能力的提升，达到提升供给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此外，投资行为的产生需要保证投资资金的充足，保证投资资金与投资结构、投资区域等的协调。投资资金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由前期国民生产水平决定，即在发展经济时，国家或地区会将国民收入划分为用于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基金与用于投资增值的基金。当用于投资增值基金一定时，投资规模则是前期国民生产水平决定。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投资存在一定决策作用。保证二者协调发展是我国政府发展经济所追求的目标。
2.2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由投资率内涵分析可知，投资率是衡量全社会固定投资效益的重要工具。对此，我们可通过探寻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关系，决定投资率比例，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区域等科学规划与管控，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基于此，本文选取1979年至2003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波动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图1所示结果。由图1分析可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波动存在周期性，1982年至1986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出现第一次波峰，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21%;1989年至1990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负增长;1991年至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再一次扩大，于1992年出现第二次波峰，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31%。探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化原因：投资增长率波动与国家经济政策、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密切关联性。
我国经济增长率波动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存在高度相似性。在多数情况下随着投资增长率的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率也在上升。而少数情况下，投资增长率波动与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差异在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标没有达标。
贡献指标主要包括“投资率”与“投資增长量与经济增长量比例”。多数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当投资率过低时，投资将无法满足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当投资率过高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增长。因此，投资率适度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例如，黄新耀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当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3%～35%之间时，经济呈稳步增长状态;当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40%时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过热问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益降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当固定资产投资率低于33%时，区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实于固定资产投资率在34%～35%的区域[2]。
图 1 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关系
投资增长量与经济增长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能够有效反映投资作为需求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作用。是宏观调控过程中进行投资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与投资率相同，投资增长量与经济增长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投资贡献率）也需要注重适度性。通常情况下，投资贡献率过高时，虽然能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使经济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性加强，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被制约，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低质量经济增长;当投资贡献率过低时，投资供给效应减弱，不能很好促进经济增长。
3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适度比例控制建议
基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针对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适度比例及其控制，建议注重以下几点。
3.1立足经济发展控制投资率
目前我国仍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投资时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我们需要通过投资所具有需求效应、供给效应提升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质量。对此，为避免投资波动过大或过小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在进行投资率控制时，需保证投资率与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以增强投资率适度性，实现投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
3.2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国民收入的利用主要表现为“消费”与“积累”。而积累的本质在于为消费的扩大储存足够的资本，但当积累在国民收入利用中所占比重过大时，也会抑制消费，降低劳动人民生产主动性、积极性[3]。对此，在发展经济时，为保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需协调好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仍具有上升空间。而在投资率向上调整的过程中，应树立综合发展、协调发展育创新发展意识，注重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促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
结论：总而言之，适度投资是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的前提基础。对此，我们在明确认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作用后，应立足实际情况，加大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研究力度，从而根据投资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适度比例确定，能够从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区域等多层面入手，提升投资利用率，促进投资率正关联作用的有效发挥，助力我国国民经济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长庚，张晓鹏.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03）：60-65.
[2]张屹山，胡茜.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与潜在经济增长率[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02）：94-102+148.
[3]陆明涛，袁富华，张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J].世界经济，2016，39（01）：24-51.
关键词：投资率;经济增长率;投资结构
引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发展中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以“稳中求进”为工作基调，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目前，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投资仍是拉动内需、抢占市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结构改革、带动产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对此，有必要掌握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的关系，加强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湿度比例研究，进行投资稳调控，从而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投资基础。
1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概念分析
1.1投资
“投资”从储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为促进实现未来消费增长而进行当前消费牺牲的经济行为。例如，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在未来可预见性时间实现增值，针对某一领域进行价物的投放。投资的类型众多，包括基金、保险、股票、房产、贵金属等。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提及到的“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建造、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工作量以及相关变化情况以货币形式表现）[1]。投资率主要是指年度内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用公式“投资率=总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生产额×100%”表示。
1.2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或一个国家在一个相对较长时间跨度上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率能够反映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总量增长情况。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提到的“经济增长”致“国民总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率”用“GDP增长率”表示。
2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
2.1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首先，投资具有一定的需求效应，即一个部门在进行投资时，会对其他部门产生生产需求，促进其他部门增加产出，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产出的增加，达到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其次，投资具有一定的供给效应，即投资建设过程中不仅有投入，也有新生产资料、劳动资料的产出。从而满足社会生活需求，促进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生产能力的提升，达到提升供给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此外，投资行为的产生需要保证投资资金的充足，保证投资资金与投资结构、投资区域等的协调。投资资金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由前期国民生产水平决定，即在发展经济时，国家或地区会将国民收入划分为用于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基金与用于投资增值的基金。当用于投资增值基金一定时，投资规模则是前期国民生产水平决定。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对投资存在一定决策作用。保证二者协调发展是我国政府发展经济所追求的目标。
2.2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由投资率内涵分析可知，投资率是衡量全社会固定投资效益的重要工具。对此，我们可通过探寻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关系，决定投资率比例，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区域等科学规划与管控，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基于此，本文选取1979年至2003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波动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如图1所示结果。由图1分析可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波动存在周期性，1982年至1986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出现第一次波峰，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21%;1989年至1990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负增长;1991年至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再一次扩大，于1992年出现第二次波峰，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31%。探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化原因：投资增长率波动与国家经济政策、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密切关联性。
我国经济增长率波动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存在高度相似性。在多数情况下随着投资增长率的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率也在上升。而少数情况下，投资增长率波动与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差异在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标没有达标。
贡献指标主要包括“投资率”与“投資增长量与经济增长量比例”。多数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当投资率过低时，投资将无法满足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当投资率过高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增长。因此，投资率适度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例如，黄新耀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当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3%～35%之间时，经济呈稳步增长状态;当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40%时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过热问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益降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当固定资产投资率低于33%时，区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实于固定资产投资率在34%～35%的区域[2]。
图 1 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关系
投资增长量与经济增长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能够有效反映投资作为需求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作用。是宏观调控过程中进行投资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与投资率相同，投资增长量与经济增长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投资贡献率）也需要注重适度性。通常情况下，投资贡献率过高时，虽然能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使经济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性加强，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被制约，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低质量经济增长;当投资贡献率过低时，投资供给效应减弱，不能很好促进经济增长。
3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适度比例控制建议
基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针对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适度比例及其控制，建议注重以下几点。
3.1立足经济发展控制投资率
目前我国仍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投资时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我们需要通过投资所具有需求效应、供给效应提升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质量。对此，为避免投资波动过大或过小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在进行投资率控制时，需保证投资率与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以增强投资率适度性，实现投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
3.2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国民收入的利用主要表现为“消费”与“积累”。而积累的本质在于为消费的扩大储存足够的资本，但当积累在国民收入利用中所占比重过大时，也会抑制消费，降低劳动人民生产主动性、积极性[3]。对此，在发展经济时，为保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需协调好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仍具有上升空间。而在投资率向上调整的过程中，应树立综合发展、协调发展育创新发展意识，注重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提升，以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促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
结论：总而言之，适度投资是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的前提基础。对此，我们在明确认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作用后，应立足实际情况，加大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研究力度，从而根据投资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适度比例确定，能够从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区域等多层面入手，提升投资利用率，促进投资率正关联作用的有效发挥，助力我国国民经济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长庚，张晓鹏.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03）：60-65.
[2]张屹山，胡茜.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与潜在经济增长率[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02）：94-102+148.
[3]陆明涛，袁富华，张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J].世界经济，2016，39（01）：2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