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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拉美和中东的部分国家就是典型例子。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是指人均收入在1000-12000美元之间，我国2015年超过8000美元，已处于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可以简单解释一国发展速度的前高后低直至停滞的现象。绝对收敛认为，收敛是无条件的，穷国比富国发展更快。条件收敛则认为各国都有一个均衡发展水平，离本国均衡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发展越快。但也有学者发现，从中等收入收敛到高收入的难度并没有超过从低收入收敛到中等收入的难度，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全球有近百个经济体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真正跨越此阶段而步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却寥寥可数。中国若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而实现“中国梦”，就一定要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以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何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助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有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入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共生共存的两翼，也是宏观调控的两个轮子。当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时，就不能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要从供给侧寻找新的动力源。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动力源衰竭，使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增速又首次“破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其他一些指标也显示了巨大的下行压力。需求下降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相结合，挤压了工业企业利润，使它们在亏损的边缘游走。
首先，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竭。投资方面，长期以来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投资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同时，受到地方债务风险加大的约束，国内投资增长乏力。消费方面，受部分行业经营困难、部分人群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总体上有所放缓。出口方面，由于受欧美日经济疲软的影响，再加上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竞争压力，2015年进出口均出现下滑。可以说，现在三驾马车的动力渐显疲弱。
其次、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也正在消失。人口红利消失、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减弱，加速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的衰竭。特别是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到2014年已累计减少960万人。
2、传统发展模式下环境压力凸显，水、空气、土地等资源投入难以为继。资源与环境压力、生态失衡，是长期以来忽略供给侧管理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中国的人口密度、能源与资源消耗密度，不断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进而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如今，中国受到雾霾问题的严重困扰；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人均排放量居高不下；土壤和水污染问题也不容乐观。可以说，传统的基于需求管理思维的以高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造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根本症结所在，这种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3、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更注重总量，忽视了结构，造成大量的过剩产能。在工业快速发展时期，高增长、高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涌入工业领域。2004～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4.3%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2009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1.5%。投资形成了大量工业产能，但随着近几年进入政策消化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难题。产能过剩严重浪费了社会生产资源，也使企业陷入泥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5年全国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滑67.8%，黑色金属（铁矿石）利润下降43.9%。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开始减产或限产，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038亿吨，同比减少2.3%，为多年来首次减产。
综上所述，过往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表现出来的征兆与教训，在中国均出现了某些“可疑”的迹象：比如，自主创新能力急切需要提升，需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的结构性缺陷严重地影响到民众的收入增长等，这些现象的解决急切要求中国从供给侧入手，寻求新一轮改革的成功突破口。
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重要支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1、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2、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3、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4、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5、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应乘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基层试验可以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拉美和中东的部分国家就是典型例子。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是指人均收入在1000-12000美元之间，我国2015年超过8000美元，已处于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可以简单解释一国发展速度的前高后低直至停滞的现象。绝对收敛认为，收敛是无条件的，穷国比富国发展更快。条件收敛则认为各国都有一个均衡发展水平，离本国均衡水平差距越大的国家发展越快。但也有学者发现，从中等收入收敛到高收入的难度并没有超过从低收入收敛到中等收入的难度，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全球有近百个经济体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真正跨越此阶段而步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却寥寥可数。中国若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而实现“中国梦”，就一定要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以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何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助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有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入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共生共存的两翼，也是宏观调控的两个轮子。当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时，就不能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要从供给侧寻找新的动力源。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动力源衰竭，使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增速又首次“破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其他一些指标也显示了巨大的下行压力。需求下降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相结合，挤压了工业企业利润，使它们在亏损的边缘游走。
首先，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竭。投资方面，长期以来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投资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同时，受到地方债务风险加大的约束，国内投资增长乏力。消费方面，受部分行业经营困难、部分人群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总体上有所放缓。出口方面，由于受欧美日经济疲软的影响，再加上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竞争压力，2015年进出口均出现下滑。可以说，现在三驾马车的动力渐显疲弱。
其次、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也正在消失。人口红利消失、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减弱，加速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的衰竭。特别是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到2014年已累计减少960万人。
2、传统发展模式下环境压力凸显，水、空气、土地等资源投入难以为继。资源与环境压力、生态失衡，是长期以来忽略供给侧管理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中国的人口密度、能源与资源消耗密度，不断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进而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如今，中国受到雾霾问题的严重困扰；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人均排放量居高不下；土壤和水污染问题也不容乐观。可以说，传统的基于需求管理思维的以高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造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根本症结所在，这种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3、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更注重总量，忽视了结构，造成大量的过剩产能。在工业快速发展时期，高增长、高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涌入工业领域。2004～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4.3%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2009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1.5%。投资形成了大量工业产能，但随着近几年进入政策消化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难题。产能过剩严重浪费了社会生产资源，也使企业陷入泥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5年全国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滑67.8%，黑色金属（铁矿石）利润下降43.9%。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开始减产或限产，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038亿吨，同比减少2.3%，为多年来首次减产。
综上所述，过往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表现出来的征兆与教训，在中国均出现了某些“可疑”的迹象：比如，自主创新能力急切需要提升，需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的结构性缺陷严重地影响到民众的收入增长等，这些现象的解决急切要求中国从供给侧入手，寻求新一轮改革的成功突破口。
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重要支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1、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2、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3、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4、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5、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应乘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基层试验可以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