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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文献资料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李惠堂的体育思想进行了归纳和整理。研究认为：李惠堂的体育思想不仅有较丰富的内容，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强调“重德”，坚持“道德为本，技术为末”是其体育思想的核心；倡导“爱国”，弘扬民族自尊，是其体育思想的时代特征；在充分肯定足球运动对体魄锻炼有积极影响的同时，强调“胜固足喜，败亦欣然”的娱乐精神，是其体育思想的基本态度。
【关键词】李惠堂；体育思想；足球
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梅州八贤之一，是旧中国足球文化的传播者和兴舞者。李惠堂没有政治背景和财力支持，也无显赫的学历，全凭他的球艺道德风度，苦学精神，足球理论创见以及他的才学而赢得“既有读书人的傲骨，又有运动家的风骨”的美誉。①在长达25年的绿茵生涯中，李惠堂以英勇顽强，神传妙射，雍容风度，为众人所敬仰，“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便是真实写照。李惠堂四次参加远东运动会，三次参加奥运会。退役后的李惠堂潜心笔耕，研习理论，普及足球，传播文化，著有《足球技术》、《足球裁判》、《球圃菜根集》等著作，是我国第一位足球国际裁判，曾任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足联副主席等职，1976年被西德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评为二十世纪“世界五大球王”之一。②李惠堂既是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又是杰出的体育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都在为了推广和传播足球文化和捍卫民族气节与民族自尊中度过的，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和培养后备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李惠堂体育思想是他从事足球文化传播、学术与教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演变的缩影，时至今日仍闪耀其现实意义。
1.“重德”体育思想
李惠堂始终主张，凡学足球，首先要明了足球的目的，也就是说学习足球是为了什么？他认为“足球有修养人格、精神、体魄的功能和价值，因此，人们要练习足球，是要抱定下列宗旨才行：一是人格修养，二是娱乐精神，三是体魄锻炼。”[1]李惠堂将人格修养放在娱乐和锻炼的前面作为足球的首要宗旨，体现了李惠堂在当时利欲熏心的社会里出污泥而不染，重视足球道德的可贵可敬之处。他认为：“道德为万事之本，有了良好的道德基础，才谈技术问题，这是先齐其本，后齐其末的哲理”[2]。他曾痛心：“中国球员，多被诬为蛮牛及不守纪律之徒”[3]，所以“余年來每有对球员谈话之机会，辄以注重体育道德互相劝勉”[4]。因为他深信：“苟能大家合作，无论球员与观众方面，必能有较高之道德”[5]。李惠堂认为自己在球场上最大的收获是人格修养方面，是“不少人生观的启示”[6]。为此，他总结出：“从合理的足球训习和比赛中，可以养成忠勇、仁侠、机智、廉浩、知耻、明礼、有恒、互助、公正、服从、团结、真诚、涵养、守时、信义种种美德和临难不苟、逆来顺受、动作敏捷、肩艰任巨、随机应变、见义勇为、百折不挠种种地本领”[7]。其实，这段话可看作是李惠堂体育思想的客观描述。
李惠堂认为，“足球是社交的游戏运动，社交两字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和平等的、是公正的、是不偏的。”[8]他批判那种“见着对方球员，像见了仇敌一样，恨不得一口气把人家吞下去，故意用粗蛮手段来对付”[9]的做法，他要求大家明了：“敌方是我敲研艺术、联络感情的对象，是我们日求进境的良师益友，我们试反省一下，如果没有人与你角技，任凭自家拼命苦练也不过是闭户造车罢了，所以我们绝不能把对手当做杀父仇人般看待”[10]。虽然“足球比赛举动剧烈，触撞难免，最易动火生事，球员们多属血气方刚，好胜心重，一朝之岔，遂忘其身以及其亲”[11]，但是如果“球员们都能敬以持恭，恕以待人，不自私、不苟且，能博爱、能互助，心如光风霁月，是非荣辱不相关。观众们除欣赏艺术外，都有嘉善矝不能的存心，中立不偏不倚的风度，无畛域、无爱憎，常给予人以正当的奖励、善意的批评，试想人人都有这样的襟怀，足球场还不是洞天福地？”[12]为了弘扬这种真诚、明礼、谦逊的体育道德，李惠堂推崇先礼后兵的足球比赛礼仪。他曾赞叹：“古者竞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竞技中的礼素，是何等堂皇豁达，显示出角技者令人油然而敬的风度和海阔凭鱼跃的襟怀。”[13]
李惠堂认为，作为足球运动员首先要有正确的胜负观，“决不能把胜负看得太重，以致迷蒙了原有的理智，我们要了解角技之场，是检讨我们成绩的好所在，敌方就是测验我们进步抑退化的仪器，我们应抱胜固足喜，败亦欣然的心理和态度”[14]。他辨证的说，“我们要明白胜利是单方面的，如果你每天都硬要求取胜对方才爽心快意，那末谁乐意做你每次的败卒呢”？[15]他援引英国足球格言说，“登场踢球要旨并不在于征服对方，而在能表演公平，始终努力”[16]。始终努力，就是胜不骄，败不馁。李惠堂认为，“……凡属球员，断不可把胜致放在心上，因为得胜不算是成绩，失败不算是堕落”，只要“我们能抱奋斗精神高尚人格，上进存心，纯洁道德种种，便配称一个真正的运动员”[17]。
李惠堂曾告诫初学者：“初习者要耐得劳吃得苦，要勤习要有恒，勿畏难而思退，勿失意于挫折。……苟有一得，便有拳拳服膺，时时训习，举一反三，须知有恒为成功之本”[18]。出身于香港建筑富商之家的李惠堂在少年期间虽多次遭到认为“勤有功嬉无益”的父母的责打，但未曾让他改变初衷，自堕其志，而是凭借他对足球的迷恋，以及对足球认识的不断深刻，终使其父母“均为一等球迷”。他认为：“足球场，非单纯为嬉伐以表演技术，这小小方圆，是勇敢果决的养护所，是心力智慧的实践室，是寻师访友之好去处，是立品进德之陶冶炉”[19]。
2.“爱国”体育思想
李惠堂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生活的幼年时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的领土被分割，文化被破坏，人民受欺凌，而他的出生地香港也是英国殖民地。这样的环境使得李惠堂在有效的心灵中开始孕育了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的思想。民族的自尊，首先表现在对本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做出最大的努力，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就反映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并在维护民族自尊中得到快乐。从1923年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开始，李惠堂偕众队友“四连冠”，并保持与日本的比赛十七年未负。③在随香港南华队出访澳大利亚时，面对当地报纸刊登题为“明日中国队登场之前瞻”的挑衅性漫画（十一个手提烟枪且相牵彼此长辫的中国人），李惠堂首战五分钟内两度破门，上半场即完成帽子戏法，以净胜五球痛击了挑衅者的污蔑。④凭借他多次与外国球队的精彩表现，用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抗战期间，李惠堂拒绝出任日伪政权的体育部长，甚至冒着被汪精卫派遣的特务枪杀的危险，在友人的帮助下脱离香港而不去“应邀”参加粉饰太平的“旧、满、华联欢运动会”。当时名为曾靖侯的记者曾撰文赞叹说：“嗟乎，疾风知劲草，岁寒柏后凋，出处大节，以一介球人，尚能自惜毛羽如此，天下士夫又将何如？”[20]李惠堂以高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精神保持了民族气节深被后人景仰。此后身处南粤的李惠堂组织了上百场足球比赛以筹资支援抗战，他家中对联写道：“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横批是“还我河山”，充分体现了他抗日救亡图存的爱国心。
3.李惠堂体育思想的启示及历史意义
李惠堂通过足球竞技的亲身实践而形成的体育思想，在我国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影响深远。李惠堂体育思想产生的根源，一是源于传统道德观念，二是源于西方的体育观点，三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⑤李惠堂虽年少时便跻身足坛，但他并未忽视学习，“研究宜穷理，受教宜若思，训习宜有恒，举一宜反三”[21]，使他成为中西文贯通，文武双全的体育家。他精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及兵家理论，并与足球融会贯通，形成独树一帜的、东方特色的足球理论及体育道德观。尽管用今日的视角回味这些观点时，难免有其偏颇和局限性，但李惠堂作为一名在旧道德、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他的体育思想中“重德”、“爱国”等品质在当今中国足球改革进程中仍值得借鉴与提倡。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光大他的事业。如果有一天，李惠堂不再是中国唯一的球王，足球真正成为他梦想中的“国艺”，那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注释：
[1][17]李惠堂.初学指引[J].足球,1928.
[2][7][8][18]李惠堂.启蒙课本[J].足球,1928.
[3][4][5][19][20][21]李惠堂.回首二十年[C].球圃菜根集,1948.
[6]李惠堂.内围消息[C].球圃菜根集》,1948.
[9][10][11][12][13][14][15][16]李惠堂.足球圈里的礼貌[C].球圃菜根集,1948.
[20]曾靖侯.曾子序》[C].球圃菜根集,1948.
参考文献
[1]李广铸.李惠堂与足球之乡[J].岭南文史,2004(S1):62-64.
[2]张博.李惠堂:两次出征奥运会[J].百年潮,2008(8):38.
[3][4]http://www.mzsport.net/wh/read news.asp?News ID=1140[EB/OL].
[5]崔乐全,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中)[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349.
作者简介：孙金贤（1968—），男，江苏阜宁人，硕士，苏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体育史和高校体育研究。
【关键词】李惠堂；体育思想；足球
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梅州八贤之一，是旧中国足球文化的传播者和兴舞者。李惠堂没有政治背景和财力支持，也无显赫的学历，全凭他的球艺道德风度，苦学精神，足球理论创见以及他的才学而赢得“既有读书人的傲骨，又有运动家的风骨”的美誉。①在长达25年的绿茵生涯中，李惠堂以英勇顽强，神传妙射，雍容风度，为众人所敬仰，“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便是真实写照。李惠堂四次参加远东运动会，三次参加奥运会。退役后的李惠堂潜心笔耕，研习理论，普及足球，传播文化，著有《足球技术》、《足球裁判》、《球圃菜根集》等著作，是我国第一位足球国际裁判，曾任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足联副主席等职，1976年被西德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评为二十世纪“世界五大球王”之一。②李惠堂既是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又是杰出的体育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都在为了推广和传播足球文化和捍卫民族气节与民族自尊中度过的，同时也为近代中国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和培养后备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李惠堂体育思想是他从事足球文化传播、学术与教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演变的缩影，时至今日仍闪耀其现实意义。
1.“重德”体育思想
李惠堂始终主张，凡学足球，首先要明了足球的目的，也就是说学习足球是为了什么？他认为“足球有修养人格、精神、体魄的功能和价值，因此，人们要练习足球，是要抱定下列宗旨才行：一是人格修养，二是娱乐精神，三是体魄锻炼。”[1]李惠堂将人格修养放在娱乐和锻炼的前面作为足球的首要宗旨，体现了李惠堂在当时利欲熏心的社会里出污泥而不染，重视足球道德的可贵可敬之处。他认为：“道德为万事之本，有了良好的道德基础，才谈技术问题，这是先齐其本，后齐其末的哲理”[2]。他曾痛心：“中国球员，多被诬为蛮牛及不守纪律之徒”[3]，所以“余年來每有对球员谈话之机会，辄以注重体育道德互相劝勉”[4]。因为他深信：“苟能大家合作，无论球员与观众方面，必能有较高之道德”[5]。李惠堂认为自己在球场上最大的收获是人格修养方面，是“不少人生观的启示”[6]。为此，他总结出：“从合理的足球训习和比赛中，可以养成忠勇、仁侠、机智、廉浩、知耻、明礼、有恒、互助、公正、服从、团结、真诚、涵养、守时、信义种种美德和临难不苟、逆来顺受、动作敏捷、肩艰任巨、随机应变、见义勇为、百折不挠种种地本领”[7]。其实，这段话可看作是李惠堂体育思想的客观描述。
李惠堂认为，“足球是社交的游戏运动，社交两字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和平等的、是公正的、是不偏的。”[8]他批判那种“见着对方球员，像见了仇敌一样，恨不得一口气把人家吞下去，故意用粗蛮手段来对付”[9]的做法，他要求大家明了：“敌方是我敲研艺术、联络感情的对象，是我们日求进境的良师益友，我们试反省一下，如果没有人与你角技，任凭自家拼命苦练也不过是闭户造车罢了，所以我们绝不能把对手当做杀父仇人般看待”[10]。虽然“足球比赛举动剧烈，触撞难免，最易动火生事，球员们多属血气方刚，好胜心重，一朝之岔，遂忘其身以及其亲”[11]，但是如果“球员们都能敬以持恭，恕以待人，不自私、不苟且，能博爱、能互助，心如光风霁月，是非荣辱不相关。观众们除欣赏艺术外，都有嘉善矝不能的存心，中立不偏不倚的风度，无畛域、无爱憎，常给予人以正当的奖励、善意的批评，试想人人都有这样的襟怀，足球场还不是洞天福地？”[12]为了弘扬这种真诚、明礼、谦逊的体育道德，李惠堂推崇先礼后兵的足球比赛礼仪。他曾赞叹：“古者竞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竞技中的礼素，是何等堂皇豁达，显示出角技者令人油然而敬的风度和海阔凭鱼跃的襟怀。”[13]
李惠堂认为，作为足球运动员首先要有正确的胜负观，“决不能把胜负看得太重，以致迷蒙了原有的理智，我们要了解角技之场，是检讨我们成绩的好所在，敌方就是测验我们进步抑退化的仪器，我们应抱胜固足喜，败亦欣然的心理和态度”[14]。他辨证的说，“我们要明白胜利是单方面的，如果你每天都硬要求取胜对方才爽心快意，那末谁乐意做你每次的败卒呢”？[15]他援引英国足球格言说，“登场踢球要旨并不在于征服对方，而在能表演公平，始终努力”[16]。始终努力，就是胜不骄，败不馁。李惠堂认为，“……凡属球员，断不可把胜致放在心上，因为得胜不算是成绩，失败不算是堕落”，只要“我们能抱奋斗精神高尚人格，上进存心，纯洁道德种种，便配称一个真正的运动员”[17]。
李惠堂曾告诫初学者：“初习者要耐得劳吃得苦，要勤习要有恒，勿畏难而思退，勿失意于挫折。……苟有一得，便有拳拳服膺，时时训习，举一反三，须知有恒为成功之本”[18]。出身于香港建筑富商之家的李惠堂在少年期间虽多次遭到认为“勤有功嬉无益”的父母的责打，但未曾让他改变初衷，自堕其志，而是凭借他对足球的迷恋，以及对足球认识的不断深刻，终使其父母“均为一等球迷”。他认为：“足球场，非单纯为嬉伐以表演技术，这小小方圆，是勇敢果决的养护所，是心力智慧的实践室，是寻师访友之好去处，是立品进德之陶冶炉”[19]。
2.“爱国”体育思想
李惠堂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生活的幼年时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的领土被分割，文化被破坏，人民受欺凌，而他的出生地香港也是英国殖民地。这样的环境使得李惠堂在有效的心灵中开始孕育了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的思想。民族的自尊，首先表现在对本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做出最大的努力，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就反映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并在维护民族自尊中得到快乐。从1923年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开始，李惠堂偕众队友“四连冠”，并保持与日本的比赛十七年未负。③在随香港南华队出访澳大利亚时，面对当地报纸刊登题为“明日中国队登场之前瞻”的挑衅性漫画（十一个手提烟枪且相牵彼此长辫的中国人），李惠堂首战五分钟内两度破门，上半场即完成帽子戏法，以净胜五球痛击了挑衅者的污蔑。④凭借他多次与外国球队的精彩表现，用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抗战期间，李惠堂拒绝出任日伪政权的体育部长，甚至冒着被汪精卫派遣的特务枪杀的危险，在友人的帮助下脱离香港而不去“应邀”参加粉饰太平的“旧、满、华联欢运动会”。当时名为曾靖侯的记者曾撰文赞叹说：“嗟乎，疾风知劲草，岁寒柏后凋，出处大节，以一介球人，尚能自惜毛羽如此，天下士夫又将何如？”[20]李惠堂以高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精神保持了民族气节深被后人景仰。此后身处南粤的李惠堂组织了上百场足球比赛以筹资支援抗战，他家中对联写道：“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横批是“还我河山”，充分体现了他抗日救亡图存的爱国心。
3.李惠堂体育思想的启示及历史意义
李惠堂通过足球竞技的亲身实践而形成的体育思想，在我国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影响深远。李惠堂体育思想产生的根源，一是源于传统道德观念，二是源于西方的体育观点，三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⑤李惠堂虽年少时便跻身足坛，但他并未忽视学习，“研究宜穷理，受教宜若思，训习宜有恒，举一宜反三”[21]，使他成为中西文贯通，文武双全的体育家。他精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及兵家理论，并与足球融会贯通，形成独树一帜的、东方特色的足球理论及体育道德观。尽管用今日的视角回味这些观点时，难免有其偏颇和局限性，但李惠堂作为一名在旧道德、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他的体育思想中“重德”、“爱国”等品质在当今中国足球改革进程中仍值得借鉴与提倡。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光大他的事业。如果有一天，李惠堂不再是中国唯一的球王，足球真正成为他梦想中的“国艺”，那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注释：
[1][17]李惠堂.初学指引[J].足球,1928.
[2][7][8][18]李惠堂.启蒙课本[J].足球,1928.
[3][4][5][19][20][21]李惠堂.回首二十年[C].球圃菜根集,1948.
[6]李惠堂.内围消息[C].球圃菜根集》,1948.
[9][10][11][12][13][14][15][16]李惠堂.足球圈里的礼貌[C].球圃菜根集,1948.
[20]曾靖侯.曾子序》[C].球圃菜根集,1948.
参考文献
[1]李广铸.李惠堂与足球之乡[J].岭南文史,2004(S1):62-64.
[2]张博.李惠堂:两次出征奥运会[J].百年潮,2008(8):38.
[3][4]http://www.mzsport.net/wh/read news.asp?News ID=1140[EB/OL].
[5]崔乐全,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中)[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349.
作者简介：孙金贤（1968—），男，江苏阜宁人，硕士，苏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体育史和高校体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