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贫困陷阱”，意指在贫困成为一种均衡状态的情况下，不容易打破传统农业中贫困的恶性循环。一旦通过某种特别的努力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之后，又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也很难打破，这就是“温饱陷阱”。最典型就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业已经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了，并且在逐步进步。但按照现代农业的标准来衡量，它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综合生产能力，使其具备现代农业的特征；农村开始富裕，吃穿不愁了，但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还在保持甚至扩大，特别是在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差距仍然巨大；农民收入在提高，但还不能解决其发展问题，即生产发展和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且难以被打破，就称其为“温饱陷阱”。我们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摆脱温饱陷阱。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特别强调，没有一个新的生产要素的引进，农业就不会有突破，就会陷入到原来的资源配置的均衡点上，尽管那种源配配置也是均衡的，但没有突破。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也是必要的调整。历史的原因导致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的剥夺，我们要补偿这一历史欠帐。但仅仅用反哺还不足以把农业构造成一个独立的产业，即使反哺也不能采取扭曲市场、扭曲激励的方式，特别是不能放弃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又需要进一步讨论农业是否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问题。但我不这样看。
　　第一，要证明农业是一个可以有足够盈利性，足以自生的产业。很多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比工业部门、建筑业和服务业都要优越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有合适的政策环境，农业是完全可以有充分盈利能力的。正如舒尔茨所说，只要激励正确，有足够的价格刺激，农民可以点石成金。
　　第二，说农业是公共品生产部门，是针对农业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功能来说的。从粮食安全出发看待农业是正确的，国家最近也颁布了粮食安全战略规划。但粮食安全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是国家政策、国家战略问题，而农业生产则更主要的是微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因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就把农业看做是个公共品提供部门。
　　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有活力的经济通常都伴随自身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农业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一个经营性的产业，是融合在市场经济中的，因此也必须运用所有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的手段。
　　第二个问题是农产品价格激励是农业作为一个自生产业得以发展的终极激励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赖以发展的激励。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强调，农产品价格激励是农业的终极激励。
　　第三个问题是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作为保护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安排固然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功能，那就是产权制度同时也是农业中的资源和农村中的资源实现资本化的一个基础，这点可以从成都的探索中看到。我们用粮食直接补贴的办法已经大幅度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补贴的办法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一定点以后它就不足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了，归根结底价格激励才是终极的激励。没有这个激励制度，农业中的资源就没有获利的保障，产权制度也就没有作为资源资本化功能的需要。此外，在农产品市场发育之外，还需要关注生产要素的市场。相对来说，中国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然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要素市场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第一，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讲。我国有1.3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虽然流动是自由的，但不是彻底的，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因素还在束缚这种流动，这与城市化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如农村人口结构的扭曲，可能造成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凋敝。实行新农村建设方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为了让庞大的农民群体都留在农村，相反，是需要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因此，包括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松，都应成为城乡统筹改革中的重要领域。
　　其次，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市场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法则，即资金最稀缺的领域是资金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现实中并非如此。我国农业农村是资金最稀缺的地方，但这个领域资金的回报率并不是很高，至少表面上看资本不是向农业流动，而是相反。学者们曾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过估算，大约在6000—8000亿元。最近一些研究表明，1980—2000年，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通过各种渠道从农业吸取了1.29万亿元资金用于工业发展。从城乡关系看，同期大约有2.3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
　　农业与非农产业或者城乡之间显示出的这种不正常关系，主要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扭曲，以及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受到压抑，在发展经济学里叫做金融压抑。同时，也与农村的土地制度和资金的流动密切相关。土地没有实现资本化，也就遗漏了农民所拥有的一笔最大的潜在资本。土地应该是资本，但是作为集体所有者的农民没有得到这个资本，而地方政府取得了这个资本，开发商得到了这个资本，农民从中分享的份额微乎其微。
　　第三，从土地的角度看生产要素市场是不可或缺的。土地是生产要素，但在现实中往往忽略了土地是生产要素，甚至把它看做是福利，看做是社会保障等类似的东西。这种认识是影响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的观念障碍。土地作为资本品的安全性，应该首先来自于农业的盈利性。而农民的安全性应该来自社会保障，即社会覆盖面向农村的扩大，以及社会保障的充分性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土地产权的缺失和产权市场的缺失也导致了小农业、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我们一度倡导的“公司+农户”模式往往出现许多失败的案例，其根源仍然在于没有给农民赋权，没有让农民得到最有保障、最有价值的资本化的土地。
　　按照秘鲁经济学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的说法，农民之所以是穷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房屋却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却没有法人地位”。以此为参照系，观察我国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会看得非常清楚。
　　有些人议论说，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解渴，涉及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问题没有充分提出来。但我不这样认为。归纳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产权的关键词，例如“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在探索中和将要探索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领域和重要原则，十七届三中全会都讲到了，而且有非常丰富的新的内涵。因此，我们应该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框架内继续统筹城乡改革，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