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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缺憾和失败?顾名思义,是指不完美、残缺,是想达到某种状态而未能达到。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一向以来,媒体工作人员都习惯于聆听、接受对各类成功报道作品的经验介绍,习惯于从这些成功、特别是获奖作品中汲取营养,向榜样学习、向先进靠近,当事人也更多乐于将“成功背后的故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种故事也多半是采访过程的艰难不易,自己把握题材的构思智慧等等,而对于新闻采访报道中的一些缺憾甚至是失败的部分则较少涉及,若有通常也只一笔带过,对这类案例的研究也未能作为课题正式进入业内专家的视野,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憾事。
近日,笔者有幸参加了一个研修会,聆听了《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谢国明以及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地方部主任杨华做的专题报告。两位媒体资深人士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实践体会向与会者谈了有关新闻报道的种种见解,让人受益匪浅,而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们对自己经手的某些存在缺憾、失败报道案例的坦白与反思。
杨华说到让她遗憾的一件事,2009年7月25日凌晨,四川省汶川县境内国道213线都汶路彻底关大桥因山体垮塌而断裂,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并发回《飞石砸断彻底关大桥 汶川重建“生命线”再次中断》等报道。作为此次新闻采访的主要负责人,杨华当时也曾试图寻找好的采访切入点,以避免跟其它媒体的报道类似或重复。她曾在网上看到一张事故现场照片,那是在大桥断裂处停着的一辆货车,货车的前半截悬空在桥身之外……这张照片给她带来一定震撼,但并未当即想到应该在这上面做文章。直到事发后第四天,某一刹那杨华灵机一动:何不就以这辆车作为一个由头挖掘下去呢?比如,这辆车是哪里的?当时经过这里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司机是什么人?他现在到底是生是死?……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杨华随后联系记者,并根据图片上显示这辆货车的车牌号码找到了该车的司机。原来,事发时司机和他的儿子都在车上,当大桥断裂,车子在断裂处悬空之后,父子俩便试图沿着货车上部攀爬到后面安全地带,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儿子不幸失足栽入悬崖摔死,唯父亲幸存……虽然中央电视台最终从这个角度对该事进行了报道,但是,毕竟这是在事发几天后才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失去了一定的新闻时效性,当事人在采访时的情绪、心境也已非第一时间可比。如果能早一点想到这点该有多好,这件事成了杨华心中的一份遗憾。
谢国明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人民日报》工作至今,近20年下来可谓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从2000年担任总编室副主任以来,他几乎参与组织策划了《人民日报》所有重大报道工作,他所设计的相关版面,也经常成为全国同类版面安排的范本。就是这样一个经验丰富、极具权威的老报人,也自称时常有“败笔”、处理有失妥当的时候。比如在2009年两会期间,由于经验主义作怪和以往做同类报道的惯例,他对其中一条原本有着重要信息量的领导发言文章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在标题上将文中所传达的重要精神予以拎出点到,而是想当然按照一般的会议新闻标题进行了刊发,文章见报后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对比同一日《经济日报》《新华日报》等重量级媒体的做法,其不足之处更是明显,以至于在随后几天里,《人民日报》不得不刊发一系列述评文章来进行弥补。“做报道不能依照惯性,不能想当然”,这是谢国明对自己这次疏漏事件的经验总结。
可见,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两家在中国可谓最具权威性的媒体都难免有偏差、疏漏甚至是报道失败的时候,那么更又何况一般的媒体、一般的新闻报道呢?
这样的缺憾、失败不是没有,不过,对于这类问题的指出,在笔者看来目前还多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监督,更多来自于受众和网民的质问,而来自媒体自身公开自觉的反省以及理论界研究剖析的力度则远远不够,即使有,多半也只限于泛泛而谈、隔靴搔痒。比如中国新闻界对于2008年有关汶川地震灾区的新闻报道,在得到社会各界极高评价的同时,也让媒体的自信心、成就感大幅增长,认为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新闻报道的管理者、实践者和主要互动者等几方面,都克服了自身所处角度的局限性,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充分尊重了新闻报道的规律,从而使新闻报道的质与量有了飞跃式的提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新闻的价值。”①而在总结报道经验、成就的同时,对其中的败笔、缺憾之处的反思则明显不足,即拿新近出版的《5·12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研究》一书来看,多的也只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标杆理论的宣扬,对在地震报道中存在的缺失分析,从研究构架上看明显不足。而在网上,一位网民直率表达了他对灾区某些报道不到位的遗憾。在灾区一线,共和国66岁的总理温家宝曾对某些人发火,对他们救治不及时主动表示出了愤怒——“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对这样令全中国百姓感动的报道,这位网民犀利地指出其不足——“遗憾的是,我在所有的国内新闻报道中都没有看到惹总理生气的人是何许人也,只知道是军政要员。”记者为什么不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调查,究竟是什么事让总理如此心急焦虑,又是什么人引发了一个老人的如此愤慨?这未必是媒体记者们想不到,对此,网友也给予了一定猜测和理解:“或许这也不能怪国内的媒体,因为中国记者搞新闻报道是有尺度的,尤其是涉及到政治。”②
其实,对于在新闻报道中存在的缺憾、失败的情况,笔者以为从媒体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同志并非全无认识了解,他们也未必不会扼腕叹息,深感遗憾,但这种反思往往短暂即逝,最多只现于个人的采访手记或媒体内部的通气会上,反思的深入和普遍程度远远不及总结成功经验时来得多、快和及时。这种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上作祟。中国人向来有报喜不报忧之陋习,觉得缺憾和失败都是孔雀的屁股,自己知道即可,不必示人,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2.认识上有偏差,没有认识到缺憾、失败的存在其实也是新闻自身特点的体现,对这些问题缺少一种平和、客观的科学态度。
尽管新闻报道要求客观、公平、公正,要求最真实地接近新闻事件本身。然而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具有多样性,人们认识事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一,加上记者年纪、性别、学识、阅历、所代表媒体立场、观点的差异,都会造成报道的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既然“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当选择了某种方式去接近并揭示新闻真实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你对其它方式的放弃,这种选择本身有时候就意味着缺憾,甚至是失败。
3.缺乏担责的勇气和气度。媒体和记者往往会过多强调采访报道过程中客观因素造成的缺憾和失败,强调执行难度,而对主观原因加以忽略,对自我过多宽容谅解。
新闻业内人士把新闻规律分为两类,即“新闻内在规律”和“新闻受外部条件制约的规律”,表明新闻报道活动受到外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其他部门对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影响。”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影响常常制约新闻报道的选题、深度、传播效果等等,从而带来不可避免的缺憾。
在采访报道中,由于部分行业及地方保护主义作怪,相关地区部门对记者采访不予配合,推三阻四,甚至大打出手、横加阻挠,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成为导致采访不全面、甚至报道胎死腹中的直接原因。但在撇开客观因素的同时,媒体及记者如果能在主观上多找原因,像杨华那样多想一点,像谢国明那样多做自我检讨,或许下一次这样那样的缺憾就能少一点儿,离成功、完美就能更近一点儿。
之所以强调媒体人自身应多关注研究采访报道中的缺憾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新闻报道的直接参与者、发布者,他们对报道及缺憾产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更加了解,由他们总结分析或许也更加容易对症下药、举一反三;另一方面,经常做这样的工作也是一种提醒:研究并记录缺憾,正是为了减少缺憾,避免再一次的缺憾失败。如果媒体和记者个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反思、总结工作的意义,能够经常反思自省,这样的工作一定功莫大焉。
注释
① 赵宗符:《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五大突破》,《青年记者》,2008年7月号
② 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缺憾,http://congcong2000.blog.163.com/blog
/static/43272381200842281053469/
③ 谢毅:《电视直播和录播节目的形态》,见《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6期
(作者系江苏广电总台新闻中心主任编辑)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一向以来,媒体工作人员都习惯于聆听、接受对各类成功报道作品的经验介绍,习惯于从这些成功、特别是获奖作品中汲取营养,向榜样学习、向先进靠近,当事人也更多乐于将“成功背后的故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种故事也多半是采访过程的艰难不易,自己把握题材的构思智慧等等,而对于新闻采访报道中的一些缺憾甚至是失败的部分则较少涉及,若有通常也只一笔带过,对这类案例的研究也未能作为课题正式进入业内专家的视野,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憾事。
近日,笔者有幸参加了一个研修会,聆听了《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谢国明以及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地方部主任杨华做的专题报告。两位媒体资深人士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实践体会向与会者谈了有关新闻报道的种种见解,让人受益匪浅,而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们对自己经手的某些存在缺憾、失败报道案例的坦白与反思。
杨华说到让她遗憾的一件事,2009年7月25日凌晨,四川省汶川县境内国道213线都汶路彻底关大桥因山体垮塌而断裂,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并发回《飞石砸断彻底关大桥 汶川重建“生命线”再次中断》等报道。作为此次新闻采访的主要负责人,杨华当时也曾试图寻找好的采访切入点,以避免跟其它媒体的报道类似或重复。她曾在网上看到一张事故现场照片,那是在大桥断裂处停着的一辆货车,货车的前半截悬空在桥身之外……这张照片给她带来一定震撼,但并未当即想到应该在这上面做文章。直到事发后第四天,某一刹那杨华灵机一动:何不就以这辆车作为一个由头挖掘下去呢?比如,这辆车是哪里的?当时经过这里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司机是什么人?他现在到底是生是死?……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杨华随后联系记者,并根据图片上显示这辆货车的车牌号码找到了该车的司机。原来,事发时司机和他的儿子都在车上,当大桥断裂,车子在断裂处悬空之后,父子俩便试图沿着货车上部攀爬到后面安全地带,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儿子不幸失足栽入悬崖摔死,唯父亲幸存……虽然中央电视台最终从这个角度对该事进行了报道,但是,毕竟这是在事发几天后才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失去了一定的新闻时效性,当事人在采访时的情绪、心境也已非第一时间可比。如果能早一点想到这点该有多好,这件事成了杨华心中的一份遗憾。
谢国明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人民日报》工作至今,近20年下来可谓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从2000年担任总编室副主任以来,他几乎参与组织策划了《人民日报》所有重大报道工作,他所设计的相关版面,也经常成为全国同类版面安排的范本。就是这样一个经验丰富、极具权威的老报人,也自称时常有“败笔”、处理有失妥当的时候。比如在2009年两会期间,由于经验主义作怪和以往做同类报道的惯例,他对其中一条原本有着重要信息量的领导发言文章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在标题上将文中所传达的重要精神予以拎出点到,而是想当然按照一般的会议新闻标题进行了刊发,文章见报后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对比同一日《经济日报》《新华日报》等重量级媒体的做法,其不足之处更是明显,以至于在随后几天里,《人民日报》不得不刊发一系列述评文章来进行弥补。“做报道不能依照惯性,不能想当然”,这是谢国明对自己这次疏漏事件的经验总结。
可见,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两家在中国可谓最具权威性的媒体都难免有偏差、疏漏甚至是报道失败的时候,那么更又何况一般的媒体、一般的新闻报道呢?
这样的缺憾、失败不是没有,不过,对于这类问题的指出,在笔者看来目前还多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监督,更多来自于受众和网民的质问,而来自媒体自身公开自觉的反省以及理论界研究剖析的力度则远远不够,即使有,多半也只限于泛泛而谈、隔靴搔痒。比如中国新闻界对于2008年有关汶川地震灾区的新闻报道,在得到社会各界极高评价的同时,也让媒体的自信心、成就感大幅增长,认为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新闻报道的管理者、实践者和主要互动者等几方面,都克服了自身所处角度的局限性,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充分尊重了新闻报道的规律,从而使新闻报道的质与量有了飞跃式的提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新闻的价值。”①而在总结报道经验、成就的同时,对其中的败笔、缺憾之处的反思则明显不足,即拿新近出版的《5·12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研究》一书来看,多的也只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标杆理论的宣扬,对在地震报道中存在的缺失分析,从研究构架上看明显不足。而在网上,一位网民直率表达了他对灾区某些报道不到位的遗憾。在灾区一线,共和国66岁的总理温家宝曾对某些人发火,对他们救治不及时主动表示出了愤怒——“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对这样令全中国百姓感动的报道,这位网民犀利地指出其不足——“遗憾的是,我在所有的国内新闻报道中都没有看到惹总理生气的人是何许人也,只知道是军政要员。”记者为什么不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调查,究竟是什么事让总理如此心急焦虑,又是什么人引发了一个老人的如此愤慨?这未必是媒体记者们想不到,对此,网友也给予了一定猜测和理解:“或许这也不能怪国内的媒体,因为中国记者搞新闻报道是有尺度的,尤其是涉及到政治。”②
其实,对于在新闻报道中存在的缺憾、失败的情况,笔者以为从媒体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同志并非全无认识了解,他们也未必不会扼腕叹息,深感遗憾,但这种反思往往短暂即逝,最多只现于个人的采访手记或媒体内部的通气会上,反思的深入和普遍程度远远不及总结成功经验时来得多、快和及时。这种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上作祟。中国人向来有报喜不报忧之陋习,觉得缺憾和失败都是孔雀的屁股,自己知道即可,不必示人,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2.认识上有偏差,没有认识到缺憾、失败的存在其实也是新闻自身特点的体现,对这些问题缺少一种平和、客观的科学态度。
尽管新闻报道要求客观、公平、公正,要求最真实地接近新闻事件本身。然而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具有多样性,人们认识事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一,加上记者年纪、性别、学识、阅历、所代表媒体立场、观点的差异,都会造成报道的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既然“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当选择了某种方式去接近并揭示新闻真实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你对其它方式的放弃,这种选择本身有时候就意味着缺憾,甚至是失败。
3.缺乏担责的勇气和气度。媒体和记者往往会过多强调采访报道过程中客观因素造成的缺憾和失败,强调执行难度,而对主观原因加以忽略,对自我过多宽容谅解。
新闻业内人士把新闻规律分为两类,即“新闻内在规律”和“新闻受外部条件制约的规律”,表明新闻报道活动受到外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其他部门对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影响。”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影响常常制约新闻报道的选题、深度、传播效果等等,从而带来不可避免的缺憾。
在采访报道中,由于部分行业及地方保护主义作怪,相关地区部门对记者采访不予配合,推三阻四,甚至大打出手、横加阻挠,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成为导致采访不全面、甚至报道胎死腹中的直接原因。但在撇开客观因素的同时,媒体及记者如果能在主观上多找原因,像杨华那样多想一点,像谢国明那样多做自我检讨,或许下一次这样那样的缺憾就能少一点儿,离成功、完美就能更近一点儿。
之所以强调媒体人自身应多关注研究采访报道中的缺憾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新闻报道的直接参与者、发布者,他们对报道及缺憾产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更加了解,由他们总结分析或许也更加容易对症下药、举一反三;另一方面,经常做这样的工作也是一种提醒:研究并记录缺憾,正是为了减少缺憾,避免再一次的缺憾失败。如果媒体和记者个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反思、总结工作的意义,能够经常反思自省,这样的工作一定功莫大焉。
注释
① 赵宗符:《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五大突破》,《青年记者》,2008年7月号
② 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缺憾,http://congcong2000.blog.163.com/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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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谢毅:《电视直播和录播节目的形态》,见《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6期
(作者系江苏广电总台新闻中心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