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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有效激发企业活力，自2015 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多轮降低或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我国启动社保降费的背景因素，既有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而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也有社会保险制度亟待改革完善的微环境。
关键词：社保;社保降费;背景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2-0119-03
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有效激发企业活力，自2015 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多轮降低或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2019年，面临不断增多的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企业对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的呼声再起，大幅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成为企业的迫切要求。整体而言，我国启动社保降费的背景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定中国经济大局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持续多30年的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以长期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减速期。中国虽然短期内稳住了增长，但是从2011年起，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同时下降，特别是2015年经济增速破七，经济面临较大持续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战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中央继而实施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举措，减税降费更是成为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企业“降成本”的重要举措之一，降低社保費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可见，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是在当下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运行困难的情况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为减轻企业负担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
2018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特别是今年，虽然一季度开局良好，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还不稳固，面临不断增多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降低社保费率以切实减轻企业成本的呼声再起，大幅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成为企业的迫切要求。
二、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不合理，缴费率偏高，亟须改革和完善
社会保险缴费率是社会保险制度构成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缴费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多寡。在其他要素既定的条件下，缴费率越高，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越多，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支付能力就越强。但是，在实际制度建构中，缴费率并非越高越好。其原因是，一方面，缴费率过高会增加企业成本和职工负担，影响企业的积累投资和职工工资福利，进而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消费;另一方面，过高的缴费率会直接导致拒缴率和缴费中断率的上升，反而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良性社会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应该是适度的，其水平不仅能满足社会保险待遇支付需求，而且要充分考虑企业和个人缴费的承受能力。
在社保降费之前，我国各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含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费部分）为41%，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8%（单位负担6%、个人负担2%），失业保险费率3%（单位负担2%、个人负担1%），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各1%，由单位负担，个人不缴。不难看出，由用人单位负担的比例高达30%。有研究显示，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位居第一，缴费率超过40%的国家有12个，欧洲占据了11个，欧洲之外的1个国家就是中国，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费率也都在40%以下。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5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也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针对社会保险费率高的问题，2015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两次要求下调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此次降费后，我国5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由41%降至39.25%，总共降低了1.75%，但39.25% 的社保费率中仍有近30% 由用人单位负担，比例依然偏高。
由于社会保险费费率过高，其对企业积累投资和职工工资福利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深。对企业积累投资的挤出，导致企业投入能力降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减弱;对职工工资福利的挤出，则导致个人消费能力日趋衰竭，造成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日趋下降的后果。毋庸置疑，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社会保险费分担机制，切实为企业和个人减轻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已迫在眉睫。
三、全国各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参差不齐，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以省甚至以市为统筹的，这样，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特点直接决定了当地的养老保险费率水平的高低。在东北等老工业区，人口外流严重，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外流。2000年和2010年的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的人口流失已达400万人，其中高层、管理层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居多。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流出严重，造成人口结构老化，导致该地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即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多年来持续走低。以黑龙江省为例，该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09年的1.66∶1降低到2017年的1.26∶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3∶1，与最高的广东省相差近8倍。人口结构老化，抚养比持续走低，缴费者寡、退休者众，再加上企业历史负担沉重，为维持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足额发放，不得不实行较高的缴费，致使实际费率偏高。在东部沿海等地区，由于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流入众多，人员结构年轻，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就比较高。以广东省为例，近年来其抚养比一直保持在9∶1以上的水平，这样就形成缴费者众、退休者寡，再加上该地企业历史负担轻，实际费率较低。 由此形成了全国各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不一的状况。上海、山西、青海、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是20%，天津、贵州、安徽、宁夏、西藏等大多数省市区为19%，福建、山东等省份为18%，广东、浙江两省为13%—14%，厦门市是全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最低的地区，其缴费比例仅为12%（2019年1月7日厦门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由14%调整为12%）。
地区间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两极分化，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缴费率较高的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较重，营商环境差，经济增长也缺乏动力;缴费率较低的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较轻，则更容易吸引资本、创造就业，长期保持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低的费率水平。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不仅违背了养老保险制度统一性的基本规律，也成为制约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不利因素。而通过社保降费，降低较高的缴费率，可以实现全国费率差异缩小，不仅有利于均衡企业缴费负担，促进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也有利于全国费率逐步统一，加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
四、社会保险累计结余充足，为社保降费提供了可能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39 828亿元，比2013年增加4 575亿元，增长13%;比2009年增加23 713亿元，年平均增长19.8%;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2 463亿元，比2013年增长6 875亿元，增长15.1%。除了养老和医疗之外，其他3项社保基金结存的可支付月数都偏高。基金结余量大，适当降低该项社会保险的费率，对基金的收支平衡无大碍。基于此，2015年我国进行了两次调整，第一次是从2015年3 月1 日起将失业保险的费率从3%下调至2%;第二次是从2015年10 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的费率从1%下调至0.75%，将生育保险的费率从不超过1%下调至不超过0.5%。经过这两次调整，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的平均费率总共大约降低了1.75%。
隨着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规模的逐年持续增加，全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达到5.9万亿元、6.6万亿元和7.6万亿元;我国又先后多次实施了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失业保险总费率、工伤保险平均费率和生育保险费率。
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 649.22亿元，增长24.3%;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64 586.45亿元，增长32.7%。当年收支结余8 062.7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86 337.13亿元。另外，我国还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储备的16 000 亿元，同时还能够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来充实养老基金。可见，我们的“家底”还比较厚实，适当下调社保费率，理论上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险待遇的总体水平。在此背景下，2019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不仅降低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同时还提出了调整社保缴费基数、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以及稳步推进社保费税务征收体制改革等多项政策，打出了社保政策改革的“组合拳”。
总之，我国社保降费的提出，既有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而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也有社会保险制度亟待改革完善的微环境。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号）[EB/OL].中国政府网，2019-08-06.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75-77.
[3] 郑秉文.社保降费倒逼加快全面深化改革[J].中国社会保障，2016，（2）：34-36.
[4] 杨燕绥.社保降费率有赖于平衡机制[N].第一财经日报，2015-12-30（A15）.
[5] 唐钧.社保降费亟需新思维助力[N].中国县域经济报，2016-05-12（003）.
[6] 陈泽秀.社保降费3000 亿背后[J].宁波经济，2016，（6）：44-45.
Abstract：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the economy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since 2015，China has reduced or phased down the social security rate，involving basic old-age insurance，unemployment insurance，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The background factors of starting social security fee reduction i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order to adapt to and lead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the micro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needs to be reform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 fee reduction;background factors
关键词：社保;社保降费;背景因素
中图分类号：F84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2-0119-03
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有效激发企业活力，自2015 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多轮降低或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2019年，面临不断增多的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企业对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的呼声再起，大幅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成为企业的迫切要求。整体而言，我国启动社保降费的背景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定中国经济大局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持续多30年的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以长期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减速期。中国虽然短期内稳住了增长，但是从2011年起，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同时下降，特别是2015年经济增速破七，经济面临较大持续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战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中央继而实施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举措，减税降费更是成为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企业“降成本”的重要举措之一，降低社保費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可见，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是在当下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运行困难的情况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为减轻企业负担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
2018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特别是今年，虽然一季度开局良好，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还不稳固，面临不断增多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降低社保费率以切实减轻企业成本的呼声再起，大幅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成为企业的迫切要求。
二、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不合理，缴费率偏高，亟须改革和完善
社会保险缴费率是社会保险制度构成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缴费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多寡。在其他要素既定的条件下，缴费率越高，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越多，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支付能力就越强。但是，在实际制度建构中，缴费率并非越高越好。其原因是，一方面，缴费率过高会增加企业成本和职工负担，影响企业的积累投资和职工工资福利，进而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消费;另一方面，过高的缴费率会直接导致拒缴率和缴费中断率的上升，反而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良性社会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应该是适度的，其水平不仅能满足社会保险待遇支付需求，而且要充分考虑企业和个人缴费的承受能力。
在社保降费之前，我国各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含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费部分）为41%，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8%（单位负担6%、个人负担2%），失业保险费率3%（单位负担2%、个人负担1%），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各1%，由单位负担，个人不缴。不难看出，由用人单位负担的比例高达30%。有研究显示，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位居第一，缴费率超过40%的国家有12个，欧洲占据了11个，欧洲之外的1个国家就是中国，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费率也都在40%以下。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5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也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针对社会保险费率高的问题，2015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两次要求下调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此次降费后，我国5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由41%降至39.25%，总共降低了1.75%，但39.25% 的社保费率中仍有近30% 由用人单位负担，比例依然偏高。
由于社会保险费费率过高，其对企业积累投资和职工工资福利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深。对企业积累投资的挤出，导致企业投入能力降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减弱;对职工工资福利的挤出，则导致个人消费能力日趋衰竭，造成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日趋下降的后果。毋庸置疑，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合理的社会保险费分担机制，切实为企业和个人减轻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已迫在眉睫。
三、全国各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参差不齐，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以省甚至以市为统筹的，这样，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特点直接决定了当地的养老保险费率水平的高低。在东北等老工业区，人口外流严重，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外流。2000年和2010年的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的人口流失已达400万人，其中高层、管理层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居多。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流出严重，造成人口结构老化，导致该地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即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多年来持续走低。以黑龙江省为例，该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09年的1.66∶1降低到2017年的1.26∶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3∶1，与最高的广东省相差近8倍。人口结构老化，抚养比持续走低，缴费者寡、退休者众，再加上企业历史负担沉重，为维持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足额发放，不得不实行较高的缴费，致使实际费率偏高。在东部沿海等地区，由于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流入众多，人员结构年轻，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就比较高。以广东省为例，近年来其抚养比一直保持在9∶1以上的水平，这样就形成缴费者众、退休者寡，再加上该地企业历史负担轻，实际费率较低。 由此形成了全国各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不一的状况。上海、山西、青海、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是20%，天津、贵州、安徽、宁夏、西藏等大多数省市区为19%，福建、山东等省份为18%，广东、浙江两省为13%—14%，厦门市是全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最低的地区，其缴费比例仅为12%（2019年1月7日厦门市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由14%调整为12%）。
地区间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两极分化，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缴费率较高的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较重，营商环境差，经济增长也缺乏动力;缴费率较低的地区，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较轻，则更容易吸引资本、创造就业，长期保持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低的费率水平。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不仅违背了养老保险制度统一性的基本规律，也成为制约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不利因素。而通过社保降费，降低较高的缴费率，可以实现全国费率差异缩小，不仅有利于均衡企业缴费负担，促进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也有利于全国费率逐步统一，加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
四、社会保险累计结余充足，为社保降费提供了可能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39 828亿元，比2013年增加4 575亿元，增长13%;比2009年增加23 713亿元，年平均增长19.8%;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2 463亿元，比2013年增长6 875亿元，增长15.1%。除了养老和医疗之外，其他3项社保基金结存的可支付月数都偏高。基金结余量大，适当降低该项社会保险的费率，对基金的收支平衡无大碍。基于此，2015年我国进行了两次调整，第一次是从2015年3 月1 日起将失业保险的费率从3%下调至2%;第二次是从2015年10 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的费率从1%下调至0.75%，将生育保险的费率从不超过1%下调至不超过0.5%。经过这两次调整，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的平均费率总共大约降低了1.75%。
隨着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规模的逐年持续增加，全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达到5.9万亿元、6.6万亿元和7.6万亿元;我国又先后多次实施了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失业保险总费率、工伤保险平均费率和生育保险费率。
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 649.22亿元，增长24.3%;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64 586.45亿元，增长32.7%。当年收支结余8 062.7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86 337.13亿元。另外，我国还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储备的16 000 亿元，同时还能够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来充实养老基金。可见，我们的“家底”还比较厚实，适当下调社保费率，理论上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险待遇的总体水平。在此背景下，2019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不仅降低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同时还提出了调整社保缴费基数、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以及稳步推进社保费税务征收体制改革等多项政策，打出了社保政策改革的“组合拳”。
总之，我国社保降费的提出，既有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而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也有社会保险制度亟待改革完善的微环境。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号）[EB/OL].中国政府网，2019-08-06.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7：75-77.
[3] 郑秉文.社保降费倒逼加快全面深化改革[J].中国社会保障，2016，（2）：34-36.
[4] 杨燕绥.社保降费率有赖于平衡机制[N].第一财经日报，2015-12-30（A15）.
[5] 唐钧.社保降费亟需新思维助力[N].中国县域经济报，2016-05-12（003）.
[6] 陈泽秀.社保降费3000 亿背后[J].宁波经济，2016，（6）：44-45.
Abstract：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the economy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since 2015，China has reduced or phased down the social security rate，involving basic old-age insurance，unemployment insurance，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The background factors of starting social security fee reduction in China are not only the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order to adapt to and lead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the micro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needs to be reform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 fee reduction;background factors